為什么要圍剿汪暉：牛二教授沖鋒   “自由”幫閑殿后

作者: 云淡水暖

中國的自由主義文人們躁動起來了，因為《南方周末》操作了一次“圍剿”，眾“自由主義”熱烈參與，而“圍剿”之說，不是草民的原創(chuàng)，是“剽竊”來的，根據香港《太陽報》的描述：

“今年三月，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公開著文，稱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寫于二十多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多處存在抄襲。汪暉是內地新左派的領軍人物，他認為中國不應全盤西化，反對過度私有化。汪暉被指抄襲震動內地學術界，與新左派相對立的自由派學者連篇累牘攻擊汪暉，尤其是作為自由主義大本營的《南方周末》及《中國青年報》這兩大媒體，更成為剿汪陣地。《中國青年報》甚至刊登六十三名自由派學者的簽名信，要求清華大學和中國社科院對汪暉展開調查。”（龍吟大地 馮海聞）

草民不大贊同這種有些極端的描述，因為把汪暉先生樹為所謂“內地新左派的領軍人物”太過牽強，“新左派”本來就模糊不清，“領軍人物”則更牽強附會了。客觀地說，汪暉先生極有可能令崇尚“市場拜物教”和新自由主義的文人賢達們不舒服，甚至是很不舒服，因為汪暉先生有兩篇文獻《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江蘇通裕集團公司改制的調查報告》和《“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

在《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中，汪暉先生說“在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革命后的社會改造，工人階級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高；通過把這個階層重新打入‘弱勢群體’來營造所謂‘市民社會’或‘中產階級’的方式，等同于在對這個階級實行專政的前提下進行社會改造，其殘酷性是令人深思的。…在調查江蘇通裕集團公司改制的過程中，最為感人至深的是通裕集團工人的強烈的責任感和主人公態(tài)度。他們的那一份滲透著血淚的呼吁書，以及由職工代表起草的一 大批上訴文稿，并不僅僅是在要求改變他們個人的命運，而是從一個歷史的高度出發(fā)，重新伸張著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揭示著這個由上至下的、問題叢生的改 制過程所導致的嚴重危機和社會不平等。這些工人代表寧愿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而不斷地追問：中國正在往何處去？”

在《“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中，汪暉先生寫道“對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成長的一代人，主導的知識就是關于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知識(而且正如過去一樣，是另一種片面的知識)。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南歐，這些曾經為我們所熟知的社會及其文化現在幾乎完全在流行知識的視野之外。…為什么人們只是從美國、西歐、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即發(fā)達資本主義地區(qū))的歷史經驗出發(fā)來理解全球化和市場經驗，而從未觸及這一經驗的另一面——印度、中東、非洲、拉丁美洲的困境，為什么XXXX年的社會運動在為戈爾巴喬夫新思維、菲律賓的民主運動和韓國的學生運動而歡呼的時候卻沒有能力理解這些運動發(fā)生的各自不同的社會條件和具體目標。”

僅憑以上兩點，汪暉先生恐怕就已經跟新自由主義、市場拜物教精英、賢達們結下了梁子，本來“工人階級”一詞就早已經為精英賢達們所深惡痛絕，還把精英賢達們所心愛備至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背后的瘡疤——這個階層（工人階級）重新打入“弱勢群體”無情地揭示出來，無疑是掏了人家的心窩。本來新自由主義們就把內心唯一的標準定位在美國、西歐、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即發(fā)達資本主義地區(qū))身上，而且自身的物質利益，也有不少人達到了那個“中產階級”、“公民社會”水準，汪暉先生把“全球化和市場經驗”的另外一面——至少是拉丁美洲、非洲直白地擺出來，無疑是踩了一下新自由主義們的痛腳。所以，對汪暉先生的報復圍剿，是遲早的事兒，當然，這需要下一些功夫，更需要一個打沖鋒的。

以草民之所見，這個策劃可謂處心積慮，以牛二型的教授打頭，以“新自由主義”大小幫閑殿后，以南方們及其盟友提供媒體平臺，形成合圍之勢，叫你汪暉渾身是嘴也百口莫辯。

為什么要以牛二打頭陣呢？因為牛二在團伙中尚未成大拿，即便是失手丟臉，也不失大拿們的“風度”，牛二本來就為大拿們沖鋒陷陣的。牛二的風格是不講道理，或者說是專門攪合，只講歪理，甚至栽贓構陷。如果不是向汪暉先生潑污，在高教大躍進運動中冒出來的無數“教授”群里，王彬彬實在也算不上名噪一時，也許是這些年來芙蓉姐姐、鳳姐的“出名”和出彩提醒了王彬彬先生，不來點兒“毒辣”的，還真無法更上層樓，當牛二是最便捷的一途。

有人說，幫閑說，王彬彬是“學術爭論”，但手法卻極其不地道。

王彬彬列舉了汪暉先生的“《反抗絕望》一共19條文字，指責前7條是所謂‘文理不通’，后面12條是所謂‘剽襲’。”（北京青年報），“文理不通”顯然與“剽竊”或者說“剽襲”無關，按下不表。根據《反抗絕望》一書的出版者三聯書店的策劃編輯舒煒指出，“這些指責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攪拌出來的。王彬彬文章的縷列方式不給出汪暉原文的注釋號位置和具體注釋，是有意給讀者造成錯覺。”（北京青年報），草民吃了一驚，既然人家汪暉先生已經在原文中已經給出了“注釋號位置和具體注釋”，王彬彬為何要在其指責別人“剽襲”的文章中予以“隱去”呢？這不是栽贓么？

比如：汪暉在《反抗絕望》第68頁對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頁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46頁”的注釋，王彬彬無理攪三分地嘲笑“王彬彬評論：讀者應該已經笑起來了！汪暉只把勒文森的‘梁啟超’換成‘魯迅’，其他‘幾乎’是原原本本地抄錄勒文森。”，如果汪暉是“剽襲”，何必在文中注釋“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46頁”，既然已經注釋了，何來“剽竊”？

在王彬彬的指責文章中，出現了其“獨創(chuàng)”的“偷意”一說，也即可以莫須有地從兩個不同的人的話語中任由王彬彬定義出誰“偷”了誰的“意”，完全不顧材料的實證性質，王彬彬定義了你“偷意”你就是“偷意”，比如，王彬彬咬定：

“勒文森說：‘如果說追求中國與西方平等的觀念深藏于梁啟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會深藏于每一個近代中國人的——從最保守的到最激進的——文化理論中。’
汪暉說：‘追求民族的獨立與平等的意識深藏于魯迅日本時期的文化理論中。’”

這就算是汪暉“偷意”的“證據”，那么，已經有人把王彬彬自己的文章拿出來比較了，“根據王彬彬的‘攪拌式‘、’組裝式‘剽襲概念，那么王彬彬本人的寫作充斥剽竊。”（北京青年報 舒煒 “王彬彬式攪拌”對學術的危害），這就是典型的牛二風格，按照自己的定義，別人是一身“骯臟”，竟不顧自己身上滿是這種骯臟的印記。

值得一提的是，王彬彬先被《南方周末》抬出來炒熱，南方系的圍剿立馬跟上，連篇累牘地邀請各路人馬大聲鼓噪，其中最為顯眼的要算以“學術娛樂化、商業(yè)化”名利雙收的易中天先生，6月7日在《南方都市報》發(fā)表檄文“請盡快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好家伙，一下子就把汪暉先生釘死在“涉嫌抄襲”的十字架上了。然后又在南方的表弟《新京報》上叫陣“汪暉教授，請勿坐失良機”。易中天也算是“名教授”了，這種對王彬彬的牛二戰(zhàn)法視而不見，在媒體上熱炒的惡習是從哪里學來的？

可笑的，被香港《太陽報》指為“自由派的領軍人物、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亦被揭發(fā)他在一九九二年的博士論文，涉嫌多處抄襲。朱學勤是普世價值的鼓吹者，主張中國應全盤西化，實行三權分立。”的事情出來之后，朱學勤先生忽然來了一句“媒體不應對學術問題充任審判官”，這不是打南方們和易中天的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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