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名列財富500強之一的富士康科技集團干活，華振英圖的是錢。當然，大多數人之所以在此打工，目的與其并無二致。但相比之下，他更生財有道。　　

他的主業是幫助社會底層的青年勞動者買入集團上班，并從中獲取暴利。　　

華振英的全部客戶都是現今中國社會最赤貧而年輕的無產者。他們通常是17歲到24歲之間的農村男孩，有著三年左右在制造業一線的工作經驗，但文化程度極其有限。初中畢業的，已經是這些人中的佼佼者。　　

為了通過全球最大電子代工廠富士康在面試之初可能要求的學歷查驗，他們各自向遍布廣東的人才市場交付了達300元的現金。這錢換來的，是一張有效期三個月到一年不等，由人才市場承諾持有人在此期間包進集團，否則退還費用的就業安置卡，和華振英這樣的“代理人”的聯系方式。　　

在與人才市場分賬的同時，華振英們也通過為這些年輕人統一辦理偽造的高中或中專、技校畢業證件或學歷證明，進行對他們的二次盤剝。雖然富士康在招工時并不如何查驗學歷，多數孩子還是為保險起見，選擇向華振英們另行支付30元至100元（金額多少視其經濟情況而定）。華振英還與寶安區龍華鎮一家招待所達成協議，把所有他的客戶引到這里集中住宿，一張床位要15元，而一個單間要40元。有時，這名河南籍青年更會以客戶們將被“直接安排進部門”之名，向他們每人收取30元的所謂“部門建檔費”。　　

每天早晨九點左右，一兩輛金杯車（有時是大客車）都會停到招待所的后門，并在不久后超載著華振英的十幾位客戶和他們的全部行李，一路奔騰至位于觀瀾的富士康基礎人力招募中心。下車后，每人需付司機10元至20元，并由其領至招募中心對面的星源宿舍群內。在那里的各處空地上，終日聚集著上千名或境況相似、或自行排隊應聘、或經學校統一安排來此工作的孩子們。他們分批次地由穿著富士康工衣，橫眉冷目，不時對其肆意叱喝的男女“教官”帶領著填寫表格，并完成一整天的“面試流程”。　　

短短五個月內，富士康集團在深圳的兩處園區已有連續11名員工 – 均為18歲至24歲間的男女 – 墜樓自殺，其中九死兩傷。最新的悲劇發生在2010年5月25日清晨，19歲的富士康男員工李海從觀瀾園區的一座大樓墜落致死。　　

這一連串的跳樓事件引起了公眾、媒體和維權組織的強烈反響，但卻未能阻止青年男女們在富士康的各招工點繼續排起長長的大隊，等待雇主的召喚。據新華社報道，富士康集團共有80萬員工，其中42萬在“世界工廠”的制造中心深圳。　　

在一些媒體與維權人士指責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同時，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表示，每天高達8000人來此應聘的事實，給出了與這些指責相反的例證。　　

然而，對那些每日生活遠在貧困線下（每日生活支出不足1.25美元），卻都已為進廠交付了數百元的底層勞動者來說，等待不過是一種無奈。河南三門峽農民工李東海說，他排隊是因為“都已經花了這么多錢了，至少也得等到體檢完啊。”　　

還沒有進廠，25歲的李東海就已經做好了三個月后離開的打算。對漂浮于廣東各地的新一代制造業一線工人來說，打幾個月的短工，做累了再換下家，是他們普遍的生存狀態。十六歲或許是都市學生們的花季年華，但對這些勞動者來說，卻往往是他們在底層流浪歲月的開始。　　

富士康PCEBG人力資源部資深副理萬紅飛早先坦承，企業基層工人的流失率每月高達5%。在規模龐大的富士康，這相當于每個月都有數萬名普通工人離職。　　

進入富士康集團做普工的方法有三：一是經學校安排，二是由員工介紹（推薦其入廠的員工將得到公司獎勵的200元介紹費），三是在人才市場排隊或交錢。只有經技校或高職統一安排入廠的孩子們才無需繳納任何費用 – 雖然集團的基礎人力招募作業單下方清楚明白地寫著“富士康招工不收任何費用，謹防上當受騙”。然而，這些技校和高職學生在每天8000名應聘者中所占的比例不得而知。　　

富士康外聯部的　賀　小姐早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交錢進廠的普工人數是如此之多，他們的身體素質又是如此之差，以至于公司在對這些工人一個個檢查身體之后發現，“招進來1000人，500人身體本來都有病”。　　

在觀瀾，每名應聘者在完成第二代身份證檢驗和體檢后，即視為入職。體檢期間，每次均有上千人密密麻麻地被要求排成無數隊列。他們需要在一整天的時間里，默然服從富士康“教官”們遠嚴格過兵檢的調遣，和反復的叫喊、斥罵和羞辱。而在體檢前的漫長等待期間，“教官”們還會沒收新人的手機 – 一旦他們被發現在發短信、打電話或上網。　　

需應聘者們再交50元的體檢本身只是過場：在千把人呼嘯踴躍的體檢大廳里，護士檢查每人的兩眼視力只需五秒鐘左右；而受檢者在驗血結果出來之前，早就以新員工的身份被分到了不同的宿舍。甚至在入職后，招工人員也不會公布各人的驗血結果。　　

每天深夜，都會有一批新人在宿管辦取到鑰匙，回到各自的宿舍房間。他們說，從走廊看去，那長得好似全無邊際的灰色房間（每間十張床位）壓抑之極，仿佛是工廠車間的延伸。　　

“我知道他們為什么要跳樓了。”在來到自己房間所在的樓層后，23歲的廣東茂名人林鳳翔在沉默良久后，一字一頓地說：“在這里，你連個屌都不是。”　　

和許多其同齡人一樣，自嘲“一只腳已經上了賊船，想再下來就難了”的林鳳翔，來此打工是為了償還家債。他為進廠花了400多元。現在，他被分入了富士康的無線通訊事業群（WLBG）組裝摩托羅拉手機。　　

臺灣首富郭臺銘麾下的富士康，客戶包括蘋果、摩托羅拉、諾基亞、惠普、戴爾和索尼-愛立信等諸多國際資本巨鱷。近年來，富士康基層雇員惡劣的工作條件不斷見諸報端，而企業與媒體的關系也一向緊張。

2006年6月，《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王佑刊發了富士康工廠普遍存在超時加班問題的報道。隨后，富士康以報道不實、侵害其名譽權為由，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查封、凍結了王佑與該報編輯翁寶的全部資產，并向二人提出3000萬元的賠償要求。三個月后，這起震驚全國新聞界的事件以富士康向法院撤訴告終。　　

由保安全天候把守的富士康各道門關，幾乎從來都對外緊閉著。其門外兩側總是掛著威脅將所有未經許可進入廠區的人“送警法辦”的紅色拒客牌。　　

而在入職培訓期間，新人們會被告知，應“婉言謝絕所有媒體采訪，并及時報告上級主管”。　　

“（你們認為）該說的不要說，不該說的更不要說。我們擔當不了多大的責任。（接受采訪）對自己沒利的。”在“十連跳”后三日的　5月24日　，富士康講師杜曉玲如此告誡當日的兩批220余名WLBG新員工。　　

在對外界緊閉的大門背后，多數富士康員工們從入職首日開始，都要努力地逐漸習慣那些令外人驚詫莫名的嚴規苛則。　　

在5月22日WLBG入職培訓的初始階段，新員工們就見識了前武警部隊戰士，富士康“教官”李孟強展示的拳腳功夫。李教官說，這是為了讓他們了解到，不要試圖挑戰自己的權威，除非他們想跟“（富士康）龍華區的保安”都過不去。當日晚些時候，他對眾宣布自己由于縱容新人打瞌睡、講話，受到一位“在老板身邊晃悠”的管理人員的責罵。李教官引用這位管理人員的話說，下次再看見有這樣的，“可以直接踹他”。　　

這一天，五名在其勞動合同上填錯字的男生被李教官威脅除名（5月24日培訓期間，另有三人共此命運），而那些填錯表格的人則被要求各交50元領取新的勞動合同表。　　

李教官稱，他已培訓了三萬余名員工。　　

“這是人家的地盤。我們就是混口飯吃。打不贏他們的。”廣東梅州人李成低聲安慰著另一位新人。而在臺上，杜曉玲講師正在要求所有人大聲誦讀富士康的企業文化和價值觀。她提醒說，這將是隨后考試的內容。　　

“愛心”在富士康企業文化、價值觀里名列榜首，而“融合”則是其宣揚的工作精神的第一條。　　

然而分析人士和工人們說，企業發展的關鍵在于其嚴格的制度，而非愛心與融合。在這項制度下，員工的私人物品拿進宿舍就帶不出來，沒有宿管辦開的放行單，“拿條褲子你也拿不出去”；而他們如果吃不完飯，出現浪費的，會被強制吃掉剩余部分，如若不吃，一次記小過，兩次記大過，三次即被除名。　　

在富士康倉儲物流部門潛伏28天后，南方周末實習記者劉志毅在5月初發文，稱流水線上的工人們“就站在機器前，‘罰站’8個小時(一個班8個小時)，一直工作”。他說，這樣的工作方式，不僅使工人們“幾乎被機器劫持”，還奪去了他們相互交流的時間。　　

四月中，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曾督促富士康建立“人文關懷的管理體制”。　　

而上周，九位社會學家就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在一封公開信中呼吁“立即終結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在近期開展心理輔導講座時，工會發現，絕大部分工人說不全自己宿舍室友的名字。　　

每次跳樓事件發生后，企業方面都反復強調，富士康集團包攬了所有下屬員工的吃住，為他們提供免費的洗衣服務，設有游泳池、閱覽室等設施，還在近期開通了心理求助熱線，又成立了員工關愛中心。　　

富士康工人的境遇，是南方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制造工人生存狀況的縮影。分析人士認為，富士康出現的連續悲劇反映了新生代農民工中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考慮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所獲得的薪酬，要遠遠少于第一代打工者。”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近期表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自1983年以來連年持續下降。而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同時，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無疑是最大的受害者。　　

青年農民工們多教育程度有限。他們除了買假證，以便進入那些勞動強度最大、工資待遇也相對最豐厚的工廠，直至疲憊不堪地離職休整，等待在別處從頭再來以外，幾乎毫無出路。而制造業一線工人本身的晉升軌跡也極為有限，升至線長對他們而言已是極高的奢望。　　

“天天打工，這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求過的很有錢，只求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不是這樣）……這就是命啊。”打工仔林鳳翔說。　　

“打工打工一場空，沒前途的。‘工’字出頭了就是‘土’。咱們出頭了，就入土了。”26歲的富士康新人陳家輝說。　　

而許多打工妹則表示，她們的前途要么在線上，要么在街上。　　

“我根本受不了（在線上的工作）。”在廣東的另一個制造業中心東莞，性從業者李文秀談起她兩年前在一家當地燈廠的打工經歷時如此表示。這個現在才20歲的湖南常德籍女子當時還未成年，借了身份證進廠，但在一個月后就不堪重負，決意離職。她回憶說：“那從來就沒休息。我不知道別人都是怎么做到的。”　　

為保護所涉人員安全，文中全部工人姓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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