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斷富士康---縱向層層加碼的壓力與橫向的碎片化生活
記者金微，實習生盧榮榮
(本文部分內容刊于國際先驅導報，現將采寫的原文發表)
5月14日晚，一名21歲安徽籍男工從宿舍樓頂墜地搶救無效身亡，這是富士康短短5個月來第九例跳樓的員工。
7死2傷的“九連跳”令這個全球最大代工企業深陷輿論漩渦。盡管有和尚行法事、心理干預隊進駐、還有員工跳舞自救等方式，但誰也不知“十連跳”什么時候發生。
富士康為何成了“赴死康”？
九連跳后，一種廣泛的說法是新生代的80、90后員工集體心理承受力脆弱，是導致跳樓的主要原因，富士康也積極迎合著這種個案自殺，屬于“社會問題”的說法。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通過采訪富士康前員工、社會學家、臥底記者了解到，富士康設立森嚴的等級管理制度，層層加碼與壓力傳導下，這已超出了年輕員工承受的底線。而員工在碎片一樣孤立與單調的生活、“嗜血的插針機”一樣的工作環境中，以及那些不知所措的青春，個人問題往往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逃離富士康？
“我不想成為老油子！”李文逃離富士半年多后，在接受采訪時到今還反復念叨過這句話。2007年大學畢業的他來到富士康后，成了新干班的一員。
“新干班”，是富士康對于當年招聘的應屆大學畢業生的統稱。在新干班培訓過一段時間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將成為富士康的“儲備干部”，如果生產線上的線長、組長和課長等管理人員出現空缺，“儲備干部”就會“轉正”，擁有正式的管理崗位。
盡管是管理普工的儲備干部，但李文工作得卻很不開心。“剛培訓那段時間我就感受到了，不是累，而是人和人間的冷漠，一種從未有過的冷漠侵蝕心靈。”
他說，那段時間留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公司的老油子，老油子是對富士康老員工的稱謂，這一稱謂在公司很普遍。“總之這些稱為老油子的人很油滑，對同事對下級對客戶都很冷漠，他們唯我獨尊，盡量推卸責任，他們也不想承擔任何過多的責任。”去年，富士康跳樓的人中就有剛進來的大學畢業生，“他們看不慣老油子，經常會受到一級一級的批評，壓力很大。”
管理者承受的壓力可從幾名跳樓者窺見一斑。第七名跳樓者盧新被調入富士康龍華園區后，成為制造部的工程師。工程師的一個職責是：控制產品的不良率。一旦產品不良率超過規定，整個部門都要受到牽連處罰。盧新經常為產品的不良率能否合格而提心吊膽。同樣的壓力也體現在盧新校友劉志軍身上，劉志軍同事講述，劉志軍生前有夢游的跡象。舍友看到，他曾在凌晨兩三點夢游并且在宿舍里拿著拖把拖地。
重壓之下，上下級間無和諧可言，而干部對員工則更為冷漠。李文曾在流水上實習四個月，見過許多在機器面前焦慮無奈的80、90后，“有人說我不像富士康的人，因為富士康的干部不會熱情。我在實習期間也感受到了員工們沒有任何對企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每個人就像是機器運轉上的螺絲釘。”
南方周末劉志毅潛入富士康調查后這樣描述這里：“工人們用雙手支配著世界上最尖端的電子產品的組裝生產，不斷刷新著令人激動的貿易紀錄。但是似乎在他們操縱機器的同時，機器也操縱了他們：單一而純粹的青春，也在機器的特有節奏中消磨。”
除了消磨的青春，富士康普工們的精神壓力也備有煎熬，有報道稱最讓普工們感受到精神壓力的是“陷阱測試”，“線長和管理人員經常會在你全神貫注工作的時候，從你的桌子上拿走一個半成品，如果你沒發現，那又要受處罰了。”
卓別林的經典影片《摩登時代》里面曾經用一組鏡頭，主角夏爾洛是這個時代的悲劇代表人物，他在不斷加快的傳送帶式的作業線上，被弄得精神失常，卷入巨大的機器齒輪中。劉志毅說：“富士康的工人比電影里多遭受的，還有心理的枷鎖。”讓他印象最深的是，工人腰上掛著計數器，工作時手舉一次，計數器上就多一個數字，人成了機器的一部分，但你無法逃脫。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員工精神高度緊張，整天戰戰兢兢，生怕出一點差錯。
李文說：“來到富士康，大家都是為了錢，這個群體會出現兩個極端：有人三個月呆不下去了，但有人能工作七八年。”富士康每天要招聘3000人，這意味著每天有3000人離開。在工作一年半后，李文突然意識到自己面臨兩種選擇：要么繼續同化為“老油子”，成為監督富士康機器運轉的一部分，要么逃離富士康。
權衡之下，他選擇了后者，成了逃離大軍中的一員。
心理問題還是社會問題？
富士康系列跳樓事件后，“血汗工廠”再度成為對富士康的討伐，不過，李文認為富士康比珠三角血汗工廠還是要規范得多，“至少這里有社保等。”而在富士康臥底的記者也否認的血汗工廠一說。
對于媒體質疑富士康的管理漏洞造成員工工作壓力過大，劉坤說富士康正在積極查找管理上的漏洞，而跳樓這種社會現象應由專業的心理專家來剖析。劉坤強調，9名員工墜樓僅屬于個案，其中包括婚戀、疾病、家庭背景等諸多因素，是復雜的社會問題。
“同樣的80、90后，為什么在其他企業沒有發生“九連跳”的員工自殺事件，而唯獨富士康？” 北京大學社會學家夏學鑾無法認同劉坤的說法，他認為一個人跳樓還可以說是個案，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富士康員工九個人接連跳樓就很難說與公司管理、公司文化無關了。
在富士康，不僅管理人員與員工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員工與員工間也很少進行溝通，媒體報道稱最近發生的第九例跳樓者，同宿舍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
在富士康廠內，通常是早上７點半進廠，晚上７點半出廠，除了中午有１個小時的午飯和休息時間外，事實上就只剩下１０分鐘上廁所的時間，其余的時間都是繃緊神經干活，一個人干兩個人工作在廠內是普遍現象。在富士康，工作也像每個零部件一樣，進入了這條流水線，順從于那節奏，無法逃逸。
而富士康這么大的廠區居然沒有一個老鄉會，富士康行政總經理李金明表示，“不管是正式組織，比如工會，還是非正式組織，比如老鄉會、同學會，普通員工都找不到，所以壓力大，卻無法舒緩。”
這是一個龐大而無法舒展的機器，一大群壓抑而不得自由的靈魂。
劉志毅說：“工人和工人看到的都是彼此相同的影子，這樣單一的社會關系之下他們成了一個個孤立的點。在幾十萬人在廠區里面，人海茫茫，彼此都是互相的影子，他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富士康遠遠超過80、90后認知的壓力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認為，自殺者各有原因，但尋求自殺的原因是沒有意義的。比如說有的人因為貧困而堅強，而另外一個人可能會因為貧困而自殺，其實貧困是跟自殺沒有關系的。
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則發現，在不同的群體中人們的自殺率是不同的，心理學無法解釋這一現象，需要從社會學來解釋這個問題。他認為自殺分成：利他自殺、利已自殺、迷茫自殺。利他自殺是個人與社會整合過分緊密，而利已自殺則沒有整合社會。
這與涂爾干的“自殺論”不謀而合，涂爾干認為“高自殺率伴隨著過度的個人自由和過度的控制”，而他提到自殺最主要的障礙，就是集體——這個“集體”在涂爾干的理解中是將個人處于一個網絡中，因為一個人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越多，他在社會承擔的就越多，這樣當他產生自殺的念頭時，他對世界留戀的就越多。另外當他的社會關系越復雜，他在面對壓力的時候，可以對他支撐的這張網就可以對他有更多的分散緩解的功能。
在富士康龍華工業區，盡管有30萬員工，但他們完全是一個個孤立的個體，他們像碎片一樣活著。夏學鑾認為，自殺更需要從富士康和其職工的關系上找原因，“當外界客觀的壓力大于主觀認同的壓力后，這個人的認知能力容易脆化，而富士康的員工壓力遠遠超過80、90后認知的壓力，這是富士康森嚴的等級管理制度導致的結果。”
逐級向下盡情傳遞壓力是中國的社會現象，但在富士康森嚴的等級管理制度下表現的更加明顯。
學者夏河年分析認為，知識產權意識的薄弱和大宗商品國際定價權的全線崩潰，是九連跳的經濟基礎。而低低利潤率前提下保持貿易順差原因只有一個：剝削工人。利潤率的代工企業，只會逐級盡情向下傳遞壓力，傳到最底層的工友時再也傳不下去，此時，抗壓能力差一些的，只要一陣風就能將他從７樓樓頂上吹下去。“富士康跳樓現象歸根結底卻是壓力逐級、盡情下傳引發的慘劇。”
對此夏學鑾同樣指出，“充滿沖突的社會體系、等級森嚴的管理體制和非人性化的文化制度，企業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缺乏，是富士康員工“九連跳”的深層原因。”
（李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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