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線專家做科普談開來：兼回答錢學森之問

蔣高明

        光明日版記者馮永鋒先生約筆者談一談一線科研人員對待科普的態度，于是有了下面的對話。

        在當前的科研體制下，一線研究人員搞科普時是“不務正業”的，甚至是偷偷摸摸去干的。由此，他們的科普作品是不算績效的，其勞動是不予承認的，這個工作是在業余時間做的，是不被同行看好的。

        可是，筆者博士導師侯學煜先生，晚年在人民日報、科技日報等發表的文章是列在其學術成果名錄里的。候先生一生發表各類文章圖冊300余篇幅，其中晚年的作品是以報紙和科普雜志為主的，如人民日報，科技日報，科學報，新華文摘，文匯報，群言，紅旗，生命，南方日報，內蒙古科協，貴州科協，寧夏農業科技，江西科學，植物雜志，大自然，北京科技報，等等。要是放在今天的科研單位評估，候先生拿這些東西來曬，是被笑話的。可是，盡管今天能夠寫生態學高分SCI文章的科學家大有人在，但到目前為止，尚沒有一個中國的生態學家能夠在學術上，重大社會影響上(候先生的觀點曾被毛澤東、周恩來、胡耀邦、萬里等領導同志認真批示，或當面聽他的高見)，被國際同行認可上，超過候先生的高度。

        國家強調建設創新型國家，要科教興國，然一線人員不愿意做科普，只有到了退休后才走向社區，何談創新呢？當然，我們的觀點僅代表我們自己，可能其他一線研究人員有更好的做法。

        比如這次轉基因的爭議，公眾肯定是希望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來講一些通俗的知識的。可惜，他們不屑出來說。堅定支持的，是一些沒有從事實際科學研究、無正式職業的所謂科普作家，他們要么使勁忽悠，數據張嘴就來，要么關鍵的問題隱而不露，王顧左右而言他，這樣，公眾就很難相信他們的話。前天，中科院研究生院召開一次關于轉基因食品的研討會，那些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原來答應是參加的，但臨到開會，卻一個到沒有到場的，讓會議組織者好不尷尬。既然理直氣壯地支持，就應當理直氣壯地出來針對公眾科普，哪怕從那240億元人民幣的重大轉基因專項里，拿出一些錢來培養一些能夠讓公眾聽明白的轉基因科普科學家也算是一個社會進步吧。實際情況不然，有如此多的錢的花，管你懂不懂，管你質疑不質疑呢？出問題也是多少年后的事情，到那個時候，有些人也許不在了。DDT,三聚氰胺，四乙基鉛，瘦肉精，這個新生事物讓公眾接受的時候，科學家都是拍著胸脯說沒有問題的。

        錢學森臨終前曾發過這樣的疑問，大意是，中國大學為什么不能培養大師的人才？這個問題被媒體上升到“錢學森之問”。實際上，在筆者看來，錢氏之問，不該問大學，而該問這個制度。大師級的人才不是培養的，而是自己成長的，4年的學習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研究思路，但大學生在大學里，從那些追求學問的教授身上學到的做人做事的精神，是其成長為著名科學家的最初動力。大師人才需要有成長的土壤，種子固然重要，然土壤尤為重要，將種子放在水泥地上，任你是多么強大的轉基因種子，你也成長不起來。愛迪生，畢昇，華羅庚都沒有進過大學，但不影響他們成為對人類做出杰出貢獻的人才。現在的大學教授一切向錢看，沒評估搞的提心吊膽，哪有什么心思搞創新，錢學森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行不愁，待遇是一流的，那是真的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如果也像今天那樣，要他每年都有發表一定數量的SCI論文，看他還能夠提出“錢學森之問”嗎？

        我還是那個觀點：中國不乏人才，缺乏的人才成長的環境。中國400萬個村莊里，每個村都可能出一個治國的領袖；有人引路，也許會成為科學家，或按照自己的興趣發展下去，做出大的貢獻。農村里的能人就是人才。那些引進的海歸，本科前許多是國內的普通高校畢業生，為什么在國外幾年就有了成為引進海歸人才的本錢呢？是那里的土壤好，種子還是一般的種子。

        那些被高考趕出大學校門的，想必還是有不少偏才，怪才，乃至天才的，但是，我們的制度將其埋沒了。或者，他們為了生存，將自己的創新思路悄悄地隱藏起來，隨大溜去了。陳一文先生說，自然科學基金要求你不能超越已有的知識理解，要得到同行認可，顯然是一種隨大溜，更狂同行看到你的想法古怪，可能就將你的項目扼殺了。魯迅說，打年糕猴子變人時，那些先站起來的，會被咬死的。被咬死的可能就是人才。

        要是諾貝爾獎得主，都去隨大溜，我想他們肯定不可能得到諾貝爾獎，他們自己壓根就不是為了得獎而活著的。我們的科研人員，為了五斗米而折腰，還要他去創新，去對人類做貢獻，去摘得諾貝爾獎，去回答錢學森之問，這樣的要求是不是太過了呢？

        我們現在缺乏的，是對科學追求的態度，是為了真理不怕殺頭的勇氣；在物質上，科研人員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沒有安靜的時間思考問題，放心大膽地做學問。這些恐怕是中國近幾十年來沒有出大師級科技人才的真正原因吧。引來的海歸可能成為院士，但成為國際同行認可的人才，還是有一定的距離。再者，成為院士的道路，是否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呢？這一點，想必今不如昔。

        再如一線人員科普，到公眾去，對外行講自己的發現，本身就是很好的學習升華的過程，一些外行的問題，小孩子的問題，哪怕是蠢人的問題，往往是給你很好的創新靈感的。但是，一線人員為了生機問題，誰愿意浪費那個時間去搞什么科普呢？

        掌握科研資源的科學家混日子，只求安逸，不求出錯；不掌握資源的科研人員，為了生計奔波，沒有心思搞科研，這兩條都壓制了科研人員的創新熱情。動力只有來自自身的時候，才能夠有新發現。毛澤東說過，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當今的知識分子，就是缺少一點精神，乃甘于墮落，流于潛規則，或者干脆干起科研腐敗的勾當來。

        這里，轉發光明日報的文章，愿聽科學網網友的理性評論，開罵的本人不歡迎，知識分子超級，保留一點斯文也好。

社區：從“被科普”到“要科普”
 
 
發布時間： 2010-05-17 03:40　來源：光明日報
 
 

本期關注　全國科技活動周

　　又到一年科普周。5月15日，第十次全國科技活動周正式拉開帷幕。科普是個常說常新的話題。“提高公民科學素質”是每年科普周的重要內容，而近些年，如何使科普更具實效的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于是，城市社區更多地進入到科普視野。

　　社區 是城市的細胞。城市社區的萬家燈火連著千千萬萬個家庭，上至老人，下至嬰孩，還有流動人口，科普面對的人群十分復雜。天災人禍、衣食住行，科普涉及的內容無所不包。城市社區科普，在我國還是一個較新的領域，社區科普工作該從哪里下手？難點、焦點、突破點在哪里？這些都成為目前我國科普工作探討的重大課題。如何使社區科普能持久有效地開展下去？日前，本報記者約請幾位專家就社區科普問題展開了探討。

　　主持人：本報記者　胡其峰

　　嘉 賓：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學傳播中心主任、教授　李大光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蔣高明

　　　　　　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朱效民

“科普”已經成為公民的權利

　　要點:如今“被科普”的情況很普遍。今天的科普工作不僅是政府的責任、科學家的義務，更是公眾作為社會公民的權利：公眾有權利了解科學、參與科學、決策科學。科普工作應為此提供相應的社會公共服務，樹立服務意識，不能再把公眾僅僅當成“被科普”的對象。

　　記者：如今社區的居民對日常的科普需求呈現什么特點？眾所周知，社區科普工作難做，但這“難”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居民的不積極參與嗎？

　　李大光：不久前，在北京市科委的指導和支持下，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學傳播中心進行了一次《北京創新型科普社區評估》調查。這次調查結果顯示，社區居民對科學知識的態度有三個特點，一是希望科學知識能派送到自己家門口來；二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作為普通公眾只需要知道科學結論就行了。至于科學原理，沒有必要知道，也不可能了解。比如，知道三鹿奶粉是有問題的，而有問題的化學物質是三聚氰胺。知道這些足夠了。至于什么是三聚氰胺，我們沒有必要知道。三是大多數參與調查者只對那些與他們的生活和生產相關的知識感興趣，而且，生存的壓力與知識需求的廣度成正比。

　　朱效民：這兩年流行一個“被”字，其實在科普領域也廣泛存在著“被科普”的情況，表現在科普工作者更多地從自身主觀愿望出發，較少考慮科普對象的需求、愛好、習慣、實際條件等，結果造成費心費力（現如今還很費錢，如在社區建科普數字港、LED顯示屏等）開展的科普活動卻并不怎么受青睞，公眾往往只有被動接受的份兒，難有主動參與的機會，自然積極性也高不到哪去。

　　今天大家都生活在一個科學的世界里，我們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均跟科學有千絲萬縷的關聯，甚至受到科學的很大影響，因而關于科學的話題常常并不是一個純“專業”的事情，實際上已經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加之科學研究在現代社會早已成為一項無比龐大的公共事業和公共開支，我們每個人都是應該并且需要去關注的。今天的科普工作不僅是政府的責任、科學家的義務，更是公眾作為社會公民的權利：公眾有權利了解科學、參與科學、決策科學。科普工作應為此提供相應的社會公共服務，樹立服務意識，不能再把公眾僅僅當成“被科普”的對象。

當代科普的重點：如何找到知識

　　要點：公眾對科學知識千差萬別的需求，從來都是“書到用時方恨少”。當代科普的重點應該放在如何方便或有效地協助公眾找到需要的知識（到哪里找，找誰），而不是無休止地要求公眾掌握更多的科學知識。

　　記者：在知識爆炸的信息社會，社區科普的重點應該放在哪里？是像原來那樣不斷地要求公眾掌握更多的科學知識，還是應該放在別的方面？另外，科研院所內一線的研究人員都掌握最新的科學前沿動態，但他們通常都不愿意到社區、到基層從事科普工作，這是為什么呢？

　　朱效民：今日的科學知識早已是一片汪洋大海，科普應該給公眾提供哪幾桶水呢？要多少桶水才算夠呢？這簡直有點象是“老虎吃天，無處下嘴”了。公眾作為一個整體，與科學家群體之間永遠都會存在著知識水平上的差距，否則后者也就不是科學家了，企圖填平兩者之間知識鴻溝的做法，早已被證明是科普傳統的缺失模型的一廂情愿罷了。把公眾當成被動的知識接受者就容易視公眾為均一、同質的群體，進而忽視公眾對科技的多元化、個性化需求，使得科普要么華而不實，要么單調乏味，不受歡迎也自在情理之中。實際上，公眾遇到的有關科技問題常常是具體工作、生活情境中的問題，只能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公眾對科學知識千差萬別的需求，從來都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因此當代科普的重點應該放在如何方便或有效地協助公眾找到需要的知識（到哪里找，找誰），而不是無休止地要求公眾掌握更多的科學知識。

　　蔣高明：目前在科普講堂上比較活躍的主要是退休專家或者一些資深院士，而對于公眾非常想了解的一些最新科研進展，很少有一線專家愿意來科普。這是為什么呢？體制使然。目前，對于一線研究人員的評價指標只有兩個：一是能夠拿到的研究經費，研究經費越多得到的績效就越高；二是發表的SCI文章，且每年一評估，每年一排隊。排名靠后的研究組可能被取消。這兩個硬性指標，就決定了一線研究人員不敢拿自己的飯碗開玩笑。申請經費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當前科研環境下，不融于一定的圈子，不遵守“潛規則”就很難得到研究經費。一線研究人員所作的社會貢獻，如科普報告和科普文章，乃至給政府決策部門或國家領導人的建議，都是不算績效的。如果發表不了SCI，就意味著他們很難從講師升到副教授，也永遠得不到課題，更不會有什么獎勵，永遠招不到學生，工資永遠最低。最糟糕的是，沒有SCI文章，還可能卷包走人。這樣看來，一線研究人員不屑去做科普報告，寫科普文章就不難理解了。

科普：切忌追求“高、新、貴”

　　要點：只要是在本社區合適、有效的科普媒介手段，就是最好的，科普要多元化發展，而不應一味地追求高、新、貴，實際上卻是金玉其外、徒有其表。

　　記者：有人認為，一線科研人員做科普的劣勢是時間上會有沖突，把研究工作“翻譯”成大眾容易接受的語言太累人了。如何解決這種矛盾呢？隨著政府對科普投入力度的加大，一些基層社區的科普設施已經很先進了，但科普的效果卻未同步顯現，其中的癥結在那里？

　　蔣高明：其實，以我的切身體會，處理好了照樣可以科研科普兩不誤。如果養成了好習慣，做研究的時候就有意識地搜集一些圖片、事例和數據，將來做科普時就能夠用得著。當然，對于一線研究人員做科普，搞硬性規定恐怕不行，因為很多科學家是“能做不能說”的。

　　如果要科學解決一線研究人員時間沖突問題，實際上可以考慮請科普對象進入實驗室，如讓一些中學生參與科研，和碩士生、博士生一起做一些實驗。例如清華附中的侯荀同學從高一開始就參與內蒙古治沙實驗，她的實驗成果參加了全國中學生科技比賽，獲得了全國“明天小小科學家獎”。侯荀是由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推薦到我們研究組的，這個俱樂部是由國家天文臺的王綬?院士發起的。

　　面對不同類型的人，一線研究人員能把研究成果解釋清楚了，這是需要一定“內功”的。科研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你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跟別人講明白呢？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都能用淺顯的語言把復雜的工作傳播給公眾。像生態學這樣的學科，和社會實踐關系非常密切，更需要和公眾拉近距離。

　　國外同行比較關注科普工作。我在英國的導師布萊德先生，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親自參加中學生的野外活動，教他們辨認植物，還帶研究生參加社區的活動。英國的環境保護工作做得很好，科學家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把最前沿的理念灌輸到社區，告訴給決策者，避免走彎路。英國人搞大倫敦規劃時，很多大學的學者都是非常活躍的。

　　朱效民：隨著政府對科普投入力度的加大，一些基層科普設施建設正大踏步向著更高（級）、更新（潮）、更貴的目標邁進，電子液晶顯示屏、多媒體可視化建設熱火朝天，數字港、數字家園設計不亦樂乎。而對這些設備能否有效使用、在社區環境下能否發揮最大效益、甚至是否適合當地居民的實際情況和使用習慣等問題卻關注不夠。同時，由于科普內容、信息方面的資源建設遠遠跟不上，以至于一些花了數萬元至數十萬元的設備使用率相當低下，加上缺乏長期維護管理的配套資金，大多最終成了高級科普擺設。

　　先進的科普手段、方式，一要注意與基層社區的條件、習慣相結合，二要尊重傳統的科普媒介、手段和方式。在發展利用現代傳播手段（如網絡）的同時，不能忽視傳統的手段，如會議傳達、書面公告等，將二者結合可能會取得更好的效果。應樹立只要是在本社區合適、有效的科普媒介手段就是最好的務實精神，多元化發展，而不應一味兒地追求高、新、貴，實際上卻是金玉其外、徒有其表。

科普模式要以公眾為中心

　　要點：需要引入把公眾作為科學技術的使用者、消費者、利益相關者，以及政策參與者等新的維度，關鍵是要把公眾放在科普工作的中心位置，建立起以公眾為中心的科普模式，從而將以往科普從外部注入、要求接受的方式變為需求導引、服務為主的方式。

　　記者：對社區科普工作的提升和發展，你們有什么好的建議？如何讓公眾從被動的“被科普”地位轉變成主動的“要科普”狀態？

　　李大光：社區科普不等于僅僅在社區地域范圍內的科普活動。北京的社區是在中國高度信息化發展和北京高度發達的文化環境中的社區，因此，社區的科普工作不能僅僅限于社區，科學知識的傳播還需要依賴整個社會的信息發展，應該積極建立與北京科普設施的聯系渠道、利用現成的科普場館和設施，促進居民的科學素養。

　　朱效民：要讓公眾從被動的“被科普”地位轉變成主動的“要科普”狀態，需要引入把公眾作為科學技術的使用者、消費者、利益相關者，以及政策參與者等新的維度，關鍵是要把公眾放在科普工作的中心位置，建立起以公眾為中心的科普模式，從而將以往科普從外部注入、要求接受的方式變為需求導引、服務為主的方式。如在科普工作規劃前充分調研了解公眾的科普需求、習慣和特點，提高科普的針對性；在科普工作過程中，建立積極、快速、高效的響應互動機制，主動及時地回應和滿足公眾從日常生活、到精神文化、到民主參政等不同層次的多元化需求；在科普工作總結和評估時，公眾應有發言權，而不是只請專家和領導打分了事。總之，在整個科普工作的過程中，公眾應成為主動的參與者，真正使科普以公眾為中心。

　　蔣高明: 建議科研院所或高校，要么停止對研究人員無休止的評估，要么將一線科研人員的科普工作予以績效承認，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高一線研究人員到基層社區科普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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