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就業難”說起——一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近年來，中國就業問題壓力一直很大。大量大學畢業生尚無法找到工作，中專和初高中畢業生更加困難，處于未就業和半就業狀態的青年很多。很多專家說，就業問題是個主要問題，要實現和諧社會，中國就必須增加就業崗位。每當經濟不太景氣，各部門和各級政府都把注意力放在就業上。　　

就業問題不僅僅與經濟景氣有關，也與勞動參與率有關。勞動參與率是指在勞動年齡內人口中，參加或要求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就業人員和失業人員。勞動年齡人口中有意愿參加社會勞動的比重越大，需要提供的工作崗位就越多。反之則不需要那么多就業崗位。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06年中國勞動參與率高達81.7%，而世界平均值只有71.1%，其中低收入國家為73.0%，中下收入國家為70.9%；中上收入國家為67.2%；高收入國家為72.1%。中國比各等級國家都高出百分之十幾。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正在接近的中上收入國家，但勞動參與率卻高出這類國家22%。尤其是婦女勞動參與率更是高達75.4%，比世界平均水平57.9%高出30%，比婦女解放最充分的發達國家的63.9%還高出18%，是與中國人均收入水平接近的中上收入國家的136%。中國在資料所列國家中勞動參與率第一，婦女勞動參與率排第三（第一第二的是婦女干活男人喝茶的越南和柬埔寨）。　　

這表示什么意思呢？這表示中國在經濟發展到現在階段，由于勞動年齡人口中有意愿參加社會勞動的比例比相同國家高出22%，因此必須比他們需要多提供22%的工作崗位。尤其是由于婦女就業愿望比同類國家高出36%，成為很大就業壓力。　　

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勞動參與率要比世界多數國家高呢？是不是中國人天生愛勞動，或者發財欲望比別人強呢？　　

顯然不可能，哪里的人都愛勞動，都想發財。只要能生活，中國南方男人都會去泡茶館，北方婦女都會選擇在家。由于有大量東北人到三亞過冬，三亞本地人很多人靠出租房子生活，收入頗豐。于是滿大街都是支的牌桌，打麻將的，斗地主的，下圍棋的，從上午鬧到凌晨。還都是三四十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長江三角洲同樣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經濟學認為，勞動參與率反映了一個國家潛在勞動者個人對于工作收入與閑暇的選擇偏好。它一方面受到個人保留工資、家庭收入規模，以及性別、年齡等個人人口學特征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和水平、勞動力市場狀況等社會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如果個人勞動報酬養活家庭能力高，社會保障程度高，則勞動參與率趨向走低。反之則偏向走高。　　

中國勞動參與率低，只能是中國勞動者報酬偏低，社會保障程度偏低造成的。　　

有人會有疑問：勞動參與率與養活家庭有關，也許是現在養活家庭的負擔比以前重了，而不是勞動報酬低了，社會福利差了。　　

這不符合實際情況。其實，中國目前勞動人口養活家庭的壓力是最低時期。少兒撫養比（0-14歲/15-64歲）和老年撫養比（64歲以上/15-64歲）是衡量勞動人口養活家庭負擔程度的。中國少兒撫養比在60年代中期達到高分，為72-74%。90年代后期已經下降到35%左右，現在已經不足30%。少兒撫養費用要遠高于老人撫養費用，因為老人很多還有退休金。目前老人撫養比確實在上升，但少兒加老人撫養比目前是最低谷。六十年代中后期曾經達到80%，目前不足40%。預期2013年后開始走高，30多年后超過50%。也就是說，中國目前本該是勞動人口壓力最小時期。本應出現勞動參與率大幅下降情況。[1]　　

同時，中國正處于從中低收入國家走進中高收入國家行里，正常情況下勞動參與率在這個時期呈下降趨勢（71.8%↓66.7%），但中國依然高達80%以上。　　

本來，中國處于勞動人口負擔減輕時期，經濟發展到勞動意愿減少時期，也就是說，中國本應該處于勞動參與率大幅下降，趨于同類國家水平。但中國比同類國家勞動參與率高22%，說明中國經濟結構出毛病了。　　

那么，還有什么數字能驗證中國是因為勞動報酬低，社會福利水平低造成　　

如果參考下列數據就能悟出點道理。　　

中國在全世界各國中勞動參與率第一與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全世界最低也是相適應的。下面是世界銀行提供的典型國家居民消費占支出法GDP的比重：　　

中國：35.4%　　

香港：59.9%　　　　

印度：55.3%　　　　

印尼：63.5%　　　　

伊朗：47.8%　　　　

以色列：55.6%　　　　

日本：57.3%（2005年）　　　　

韓國：54.1%　　　　

泰國：56.0%　　　　

美國：70.5%（2005年，一個資料上2007年達到72%）　　　　

法國：56.7%　　　　

德國：58.4%　　　　

意大利：59.3%　　　　

俄羅斯：49.5%　　　　

英國：64.1%　　　　

西班牙：57.7%　　　

世界上發展中國家這個數字一般是50-60%，發達國家是56-65%，美國最高達到70%。中國只有35%！美國的一半，世界平均的60%。　　

當然，如果能用收入法GDP比較勞動者報酬比重最能說明問題。但沒有能找到中國的數字。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一般在50-55%左右。但消費取決于收入和社會福利。中國居民消費水平比一般國家低60-70%，說明勞動報酬和社會福利水平也有很大距離。　　

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支出法GDP比重自90年代中期一直在下降：　　

1985：51.6%　　　　

1990：48.8%　　　　

1995：44.9%　　　　

2000：46.4%　　　　

2005：37.7%　　　　

2007：35.4%　　　

居民消費水平下降成為因人均GDP增加和勞動人口撫養負擔下降導致的就業欲望下降的相反力量。　　

社會福利取決于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和財政支出中福利支出比重。并最終形成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中國中央財政收入占GDP比重10%左右，福利支出占其中10%左右，也就是中央政府調控的再分配占GDP的1%左右。世界各國中央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平均為26.9%（2006年），發達國家為27.3%。北美福利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40%多，歐洲國家在50-60%，德國和北歐甚至達到70%。也就是說，發達國家中央政府調控分配財富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2-13%，是中國的12-13倍。即使新興市場國家也比中國高很多，阿根廷中央財政支出中福利支出占34%。　　

勞動報酬水平比一般國家低很多，也就是一次分配中“資本”拿得多勞動者拿得少；政府調控力度比一般國家低很多，也就是說二次分配力度極弱。這種情況下，居民養家的能力就不是一個樣子了。　　

其實觀察一下就想得通，以前城里很多家庭四五個孩子，老爸一個人出去工作，老媽在家養孩子打理家務，雖然日子緊吧點，一樣能生活。現在年輕夫婦婚后只一個人出去勞動，門兒都沒有！城市里現在根本不用搞什么計劃生育，年輕夫婦養兩個孩子？不是怕罰的問題，是養起養不起的問題。　　

總結起來邏輯大概是這樣的：由于中國在90年代開始農民工勞動報酬一直維持極低水平，城鎮大量職工下崗，使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始終維持在低水平，最終形成勞動報酬占一次財富分配中比重越來越低。同時，雖然這個時期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在上升，但依然難以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加上財政中福利支出比重長期維持低水平，造成二次分配力量過小。最終導致普通勞動人口養家負擔過大，形成強烈的就業需求。老的不敢退休，小的急著上崗。這就導致中國勞動參與率比同等國家高出22%，需要安排的就業崗位也比正常多出22%。最后形成就業壓力持續大的結果。　　

中央說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通過調整經濟結構找到可持續的發展方式。為什么要調整經濟結構呢？是中國經濟結構中有很多層面的結構與普遍情況偏差太大，也叫做結構失衡。結構問題很多，比如一、二、三產業的產業結構、出口產品中技術含量結構、投資結構……等等多了去了，變個角度就能找到結構問題。但總有一個結構是最重要的，是其他結構失衡的主導因素。　　

那么，拿什么標準來衡量這個問題呢？只應該是一個：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哪個結構失衡會使經濟不可持續發展，而且其中哪個是主導因素，哪個結構就是最需要首先關注的結構問題。如果不是這樣，很多結構偏差并不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我們重點關注它們，不是漏了主要矛盾嗎？　　

很多人把目標盯在產業結構上。產業結構是生產法角度看經濟總量的。中國產業結構的問題是第三產業比重偏低。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為67.1%，其中中下收入國家為44.6%，中上收入國家為62.3%。中國只有39.3%。中國這時的人均收入水平略高于中下國家，應該在45%以上，顯然少了5-6個百分點。這是問題不是呢？會不會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呢？不會。因為三產業發育水平低，只能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可以通過擴張三產業形成更強更大經濟增長領域的空間和機會，而不是障礙。因此，可以談三產發展三產，但這與可持續發展無關。　　

很多人提到中國制造業的技術結構和出口結構問題，認為中國大量制造業產品是低端產品，技術含量低，自主技術和品牌少，這不僅影響了經濟效益，而且中國這些產品已經充斥世界市場，貿易摩擦越來越嚴重，依賴中低端產品出口的增長空間已經很小。只要擴大自主知識產權水平，提高出口產品技術含量，避開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在同一領域的過度競爭，中國出口市場就擴大了，這就為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擴寬了道路。　　

其實，自90年代以來，中國出口產品結構一直在升級。從1990年到2007年，機電產品從20.3%持續上升到47.4%。初級產品和紡織礦產等從42.6%下降到23.1%。到2006年，中國制成品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達到92.4%，在工業化國家中排第一（日本91.0%、美國79.2%、德國82.7%）[2] 。　　

中國制造業產品出口問題是兩個，一是產品的核心技術基本不是中國的；二是大部分出口是外資企業完成的。[3]那么，是否只要中國狠抓“自出創新”，就會擴大中國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空間，由此解決出口增長問題呢？　　

不那么簡單。首先，中國地界里生產的出口產品技術水平、產品檔次并不低，已經充斥世界市場，只是主要是外資企業完成的。世界市場并沒有什么看得見的空擋（中國在汽車、飛機這兩個占世界貿易總額10%的領域里尚看不出自己的位置）。因此問題不是“擴充未占領的世界市場”問題，而是從在中國國內的外資企業出口盤子里拿走多少的問題，朝三暮四，總量變動不會大，改善的無非是中國企業的效益。而可持續發展要考慮的主要不是效率，而是總量。　　

其次，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出口第一大國。出口總額已經占世界出口總額的9%，美國在六七十年代處在世界霸主地位時候，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額比重尚未達到過15%，日本出口貿易最瘋狂的1993年也只達到接近世界貿易總額的10%。一國出口占世界貿易比重越大，貿易摩擦系數越大，可以說，中國在世界貿易的份額已經接近極限。　　

今后很長時間內，已經被擠壓嚴重的發達國家貿易保護將越來越嚴重，與中國接近甚至勞動力價格更低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低成本勞動已經到了極限）也會拼命擠進世界貿易圈子里。世界不會為中國提供一個擴大到15%比重的國際貿易環境。而且即使有達到15%的空間，也不能作為“可持續發展”的依據。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調整出口結構是必要的，有利的，但與可持續發展關系不大。　　

也就是說，依賴每年以25%左右增長速度帶動整個經濟總量增長的發展方式已經走到頭了，就算通過努力還找到點空間，也杯水車薪，不解決問題。　　

而實際上，所謂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反映在經濟結構上，就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的結構，也就是居民消費、政府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各占多少比重。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凈出口比重持續上升：　　

1995：40.3%、1.6%　　　　

2000：35.3%、2.4%　　　　

2005：42.7%、5.5%　　　　

2007：42.3%、8.9%　　　

實際上，中國經濟增長基本是出口拉動的。凈出口，經濟增長率會很低。以下是今年凈出口占GDP凈增值的比重：　　

2000：32%　　

2005：34%　　

2007：57%　　

也就是沒有國外市場的凈需求，中國經濟增長率會降低一半還多。　　

那么為什么非要依賴出口才能增長呢？國內生產的東西，不存在不準國內人買，非要賣到國外不可的情況。實際上只要國內居民想買并買得起，東西隨便買。問題很簡單，是國內居民消費不起這么多東西，不得不依賴出口來解決。如果對應國內居民消費占GDP比重越來越低，就知道凈出口為什么占GDP比重越來越高的原因了。如果2007年凈出口是零，那么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會達到44.3%，接近90年代初水平，。也接近同類國家水平，在世界上肯定不會排倒數第一。　　

總結起來邏輯是這樣的：由于中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額比重已經接近極限，中國依賴出口增長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這是中國經濟結構的核心障礙。而從兩頭在外為主轉向兩頭在內為主，也就意味著調整支出法的結構：加大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而調整支出法的結構，必須調整收入法GDP的結構，調高勞動者報酬比重并加大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力度。　　

恐怕很多人都贊同貧道上面的分析，因為沒別的算法。但是，問題和邏輯并沒到底——調整收入法GDP結構還會牽涉什么問題？牽涉什么結構？貧道下個帖子與大家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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