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包括著五十六個民族，哪里又冒出個第五十七族來？　　

前幾年，我在北京火車南站收到了一份傳單——《維憲抗暴抵黑反迫害倡議簽名書》，上面寫道：“我們是中國新生具有特色的第五十七個民族——維權上訪族”。當時，并不以為然。但對“上訪族”的關注，從此就逐漸增強了。經過這幾年和“上訪族”的靠近“面對面”。感覺到這個自稱的第五十七族——上訪族確實存在，在全國各地，也在我們的身邊?！　?/p>

每天，在國家信訪局門前，排著長隊的是他們；在公安部、中紀委、最高法、最高檢門前等候遞材料的是他們；在天安門、新華門、府右街、外國使領館區觀望徘徊的是他們；在奧運會、國慶盛典、兩代會等公共集會時重點防范的也是他們?！　?/p>

他們時而聚集在公園里，時而橫坐在馬路上，時而排在黨政機關大門前，穿著特制的“訪服”，拉起橫幅，和軍警對峙。　　

在拘留所、在勞教所、在法教班、在學習班、在瘋人院總有他們的身影?！　?/p>

這個族有多少人？沒有人作過統計，他們流動性大，要統計也難。但從信訪、公安等部門的電腦里，可以查到他們中一些人的檔案。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族的“人口”在逐年增長?！　?/p>

在我生活的武漢市，從我接觸的這一“族群”人數來推算，已經過萬。以此類推，全國至少有百萬之眾。今天，單獨行動的“訪民”已不多見，他們逐漸形成群體，不顧禁令地建立起自己的非法組織。如果把他們所代表的群體成員計算在內，全國恐怕會有千萬之眾?！　?/p>

比如，湖北省有個抗美援朝志愿軍老兵的組織——“老戰士”，當他們的代表到省委上訪時，接見他們的官員就調侃地說：“我不敢不見你們啊，你們有一個軍哩！”第一冶金建設公司有個維權組織，代表著二千多退休職工。在一冶的辦公大樓前集會、升旗、舉標語、長達八年之久。人們戲稱這一支隊伍是“八年抗戰”。

一冶維權工人于五一勞動節在公司大門前升起“中國工人階級萬歲”的旗幟。

近年來，這些群體之間，有著相互聯絡、相互協助、相互聲援之勢。政府管理部門認為他們是社會上的最不穩定因素，他們是各級地方政府“穩定辦”、“綜合治理辦”、“國保”、“國安”的重點對象，而社會公眾輿論，卻向他們傾斜；出了事，公眾是向著他們“一邊倒”?！昂诖u窯”事件、甕安事件、孟連事件、石首事件、楊佳事件、鄧玉嬌事件……無不如此。　　

第五十七族的社會背景　　

我敢說，在全世界，沒有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上訪族。他們從哪里來？他們是些什么人？他們要干什么？　　

他們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而發展起來的；　　

他們的基本成份是工、農、兵和其他勞動者；　　

他們的一致訴求是維權。　　

因此，大量的訴求是發生在國企改制、土地流轉、房屋拆遷，勞動保障等“市場化”運作中?！　?/p>

每一個國企改制，都是官僚和資本的盛宴伴隨著勞動者的苦難；每一個開發區的興建，都是億萬財富的集中和勞動者的顛沛流離。資本對勞動的壓迫和掠奪，勞動者的奮起抗爭。第五十七族就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　　

第五十七族是被壓迫“民族”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的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黨和國家應該最關心備受資本壓迫的勞動者，應傾聽他們的呼聲和訴求?！　?/p>

共產黨是靠訪貧向苦起家的。把農民從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靠的是“訴苦運動”；把工人從封建把頭的欺壓下解放出來，靠的是“訴苦運動”；甚至把國民黨的軍隊，改造成革命的人民解放軍，靠的也是“訴苦運動”。共產黨人應該時時刻刻關心著群眾利益，群眾的苦難。　　

我們曾經把“傾聽群眾的呼聲”、“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是自下而上的批評，作為取得革命勝利和鞏固勝利的法寶。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在報紙刊物上公開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議，并發表了一些壓制批評、打擊報復批評者的案例。在武漢市最著名的是“紀凱夫事件”。紀凱夫是基層的工作人員，由于寫信揭露有關部門的腐敗而被誣陷判刑。這一事件的揭露，導致整個武漢市委主要成員受到處分，直接責任者還受到刑事處理。報紙還就此事件發表了評論：《壓制批評是黨的死敵》，是多么地嚴厲而讓人警惕?！　?/p>

今天呢？對上訪者的監控、跟蹤、拘留、關押直至判刑坐牢，可說是家常便飯的了。為什么會起這樣大的變化呢？想來想去，只有一種解釋。勞動者已從統治階級變成了“弱勢群體”（“被統治者”的諱稱）?！　?/p>

一個社會的性質決定于經濟基礎。如果經濟上是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上層建筑無論你打著什么招牌，他仍然是為資本服務的。有一位共和國的省長，他反復講自己的執政理念：“產業第一，企業家是老大，政府當保姆”。聽了他的這番講話，有的干部就竊竊私議：“那人民呢？又算老幾！”　　

我曾經在網上發表了一篇通訊——《鋼城建設者的悲歌》，是目睹武鋼的建設者、一冶工人村被野蠻拆遷的遭遇。紅鋼城地區的40、41街坊是一冶老工人的住宅區，真可說是“此地是我開、此房是我蓋、此路是我修、此樹是我栽”。但青山區把這塊地賣給了開發商，他們雇用了黑社會分子對這里的主人，進行野蠻的恐嚇和驅趕。辱罵、行兇直至逼的人上吊。開發商在這里豎起巨大的廣告牌：“這里是流金淌銀之地”。工人們含著淚水說：“就因為我們開辟了流金淌銀之地，我們就該得流淚，流浪。”

“誰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政府在保護誰？”我們在工地附近一家小餐館吃飯時，大家圍繞著這里的現實，爭論不休。旁桌上的農民工聽我們這些老干部、老工人的議論，覺得很可笑。他們說：“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現在是共產黨里有資本家，資本家里也有共產黨”。我把這些話都寫到通訊里。過了幾天，我所在的（省級新聞單位）的黨組織找我談話，要我不要介入這類活動。我心想，果然資本家有力量??！省級機關的黨組織他們也能調動指揮。我不得不又寫了一篇通訊《野蠻拆遷，人民政府站在哪一邊》。要不是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同志的批示：“野蠻拆遷應立即停止，估價偏低的狀況應該改變”，恐怕我也會遭到黑社會分子的襲擊哩！

暴力拆遷  87歲的周老太在自己的“家門”前　　

誰在管第五十七族　　

管理少數民族，中央有個民族事務委員會。他們在各級人大、政協、政府都有自己的代表。第五十七族不在正式民族之列。它是“上訪族”，應該屬國家信訪局和地方各級信訪部門來管理，但在實際工作中，管理他們的是公安部門，同他們打交道最多的是地方各級政府的“穩定辦”、“綜治辦”、“國保”和“國安”。這就把信訪族作為社會上不穩的群體來對待?！　?/p>

近年來，頒發了有關信訪工作的許多條例和法規，也多由信訪和公、檢、法部門聯合制定，目的是“維護信訪工作秩序”。因此，內容多是對上訪者的約束。至于對上訪者的權益、保護，只有四個字——“事要解決”。專門針對“事要解決”的文件，還沒有見到。其實，上訪者之所以要上訪，就是“事要解決”，之所以形成“老上訪”就是“事老是不解決”?！笆乱鉀Q”，才是做好上訪工作的核心。　　

前國家信訪局長周占順曾對信訪工作作出了四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估計：　　

一）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　　

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的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　　

三）80%以上是可以通過各級黨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決的；　　

四）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問題。　　

信訪工作中的問題是這樣的明明白白，為什么不能制定一份“事要解決”的正式文件來呢？　　

既然80%以上的正當訴求長期得不到解決，就形成了“老上訪”，“老上訪”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就必然形成“集體上訪”、“非正常上訪”、“非法上訪”。這就形成了“社會動亂”，上訪者成為“動亂因素”。越鎮壓，動亂因素就越大。楊佳為什么去襲警，王斌余為什么會殺人，不都是這樣引發的么！　　

最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12月29日發生在中南海西門外府右街站的十四路公汽被劫持案，北京媒體是這樣報道的：　　

“為將“個人委曲”反映到國家領導人那里，江蘇籍農民劉美祥竟自制兩把手槍、6發子彈、一枚炸彈，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附近制造了一起震動京城的劫持公交車案。昨天，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12年”?！　?/p>

劉美祥劫持公交車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干出一件轟動的事情來驚動中央。早前劉美祥到福建開三輪摩托，因沒交養路費，被交警扣了車，還挨了打。他帶著刀子去要車，被警方拘留，他到北京去上訪，被送回老家再次拘留。他認為除了中央領導，別人再不會理我了。于是花了兩年多時間弄來圖紙，依樣畫葫蘆，自制手槍、子彈和炸彈。他選擇府右街作案，因為這地方會驚動中央，他劫持公汽時，還要司機快點叫警察來。警察來了，制服了他，把他送進了法院。當法官宣布處罰他十二年徒刑時，他木然無感，只到給他戴上手銬，送往監獄時，他才掙扎著驚呼起來：“那我的問題怎么辦？那我的問題怎么辦？”誰也不回答他，劉美祥上訪的問題該怎么辦？

　　　　　　　　　　　　　　　　　　　　　　　　　　　　　　　　　　　　　　　　　　　　這確實是一出悲劇，誰是悲劇的制造者？

劉美祥被宣判后，掙扎高呼：“我的（上訪）問題怎么辦？”法警將其制服。

共產黨人應該怎樣看待這個“上訪族”？毛澤東是這方面的典范。在1956年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對如何對待群體事件，有一段風趣而又精辟的講話：　　

“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人要得到教訓的。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之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該革掉”。　　

在他逝世之后，這樣的話，再也聽不到了，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幾乎把上訪族打入“另冊”?！　?/p>

最讓人驚訝的是，去年春季北大教授、司法鑒定室主任孫東東的狂言：　　

“對那些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百分之百吧，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我們把他們關起來進行治療，這就是保障他的人權”?！　?/p>

孫東東教授是精神病學上的權威，是司法鑒定上可以一錘定音的人物。他這一錘，就可以把99%以上的老上訪者送進精神病院關起來。孫東東的狂言，很顯然已不是學術上的謬誤，而是政治上的助紂為虐。當無數的上訪者涌進北大校園要找孫東東論理時，當局卻派出保安、警察、武警把他保護起來。沒有一個負責任的官員站出來替訪民說一句公道話，譴責這位“不良學者”?！　?/p>

孫東東以權威學者的身份，公開發表這樣的狂言邪說，實際上是為當時全國各地將上訪者關進精神病院的違法行為罩上合法的外衣。　　

我曾經采訪過多名被關在精神病院的上訪者，我和他們進行過長時間的談話。從他們身上，除了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形成的恐怖感外，其他和健康人一樣。我對警方認為精神病“最重”、幾次被關進瘋人院長達187天的鄒桂蘭女士進行了連續三天的長談，她說話有條有理，沒有發現有抑郁或偏執之處。我把采訪的結果，寫了一篇報道在網上發表，題目是《人有病，天知否?。俊晃唤淌谶z孀從上訪到精神病院之路》。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先生寫了一本書——《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批判》，書中大部篇幅是列舉了一百起上訪者被勞動教養的案例。我讀了這一百例之后，感到沒有一例上訪者被勞教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腳的。應該研究的不是中國的勞教制度，而是上訪者被勞教的這種荒謬現象。有的地方是把上訪者關進“學習班”、“法教班”、“瘋人院”，甚至連名目也沒有的賓館、旅游點、孤島，直至反鎖家中。　　

在今年召開的兩會上，廣西人大法制委主任劉慶寧代表提案：上訪時喊口號、靜坐應該判刑，希望修改刑法，增設“擾亂信訪秩序罪”。劉慶寧是省人大法制委主任，他應該先提議修改憲法，再來提議修改刑法?！昂翱谔枴?、“靜坐”是受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啊，劉慶寧代表昏頭了！　　

也在最近，江蘇睢寧縣給公民行為打分，把公民分為A、B、C、D四等。其中，有纏訪、鬧訪等紀錄者要降低公民等級。上訪的人最多只能夠三等公民的資格?！　?/p>

今天，由上訪而獲罪的例子，多不勝舉。去年十月四日，武漢警察抄了五位抗美援朝志愿軍老戰士的家，因為在四個月前，他們曾在省政府和省委門前“集體上訪”。那天，幾百名志愿軍戰士到省政府門前要求領導接見，解決他們的生活和醫療上的困難。沒有領導同志出來。他們就列隊走向省委（相距約二百多米），有關負責同志還接見了他們的代表?！　?/p>

這件事在武漢引起了街談巷議：“警察抄了志愿軍的家”這話講起來多難聽；又傳一位志愿軍的家屬在自己家門口阻撓抄家，被警察推倒在地，把老太太的牙齒也嗑掉了?！把?，最可愛的人成了最可憐的人了”，人們發出了一聲嘆息。（注一）　　

把第五十七族，當成“另類”的事例，實在太多，這里不一一例舉了。

2010年4月12日《楚天都市報》

誰能化解第五十七族，誰就能治理天下　　

第五十七族的形成和出現，是壞事，也是好事。第五十七族的訴求，實際上反映了勞動階層被壓迫、被掠奪的訴求。　　

各級信訪部門和公安部門對上訪族的主要工作是“穩定壓倒一切”，對他們的訴求反而放到一邊。因此，大量的工作是“控訪”、“截訪”、“堵訪”到“劫訪”。上訪者長期的呼號奔波就變成了“老上訪”、“鬧訪”、“纏訪”和“非正常上訪”?！　?/p>

我曾經和一位信訪局長長談過信訪工作。我舉了他所管轄的“老上訪”的事例說：“這幾件事，只要有關部門認真地研究一下，最多一個月的時間，就可解決，怎么成了七、八、十來年的“老上訪”呢？把他們的檔案打開來看一看。全是上傳下達、跟蹤、追逃、堵截、探訪、抓捕、關押、鬧訪、纏訪的記錄，很難找到一份如何解決他們訴求的文件。我們在監控這些“老上訪”的工作上，花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比如阿黃女（化名）為她40多平米的房產權在拆遷時變沒了，房地部門認真查一查就可以弄清楚?？蛇@事就沒人去管（不是敷衍而是認真地去管），阿黃女就長期流浪在北京街頭，為了控制住她，你們把她抓回來，又沒理由關押，為了“穩定”，派人陪她住旅館，“陪”她租房，“陪”她流放孤島……?；硕嗌偃肆?、物力、金錢？幾十萬吧，足夠買40多平米的房子了，就是“事不解決”。矛盾越來越尖銳，手段越來越升級，逼得阿黃女去“告洋狀”，罪名就更大了，可以治安裁決了。她說“還要告到聯合國”。這算不算信訪工作中的“怪圈”啊，他無可奈何地笑了笑說：“確實是這樣的啊，但又有什么辦法呢？事是無人解決的，社會是要穩定的。對待信訪者，公安部門的投入的確比我們大得多。我們上下兩頭受壓，這就是我們工作中的難點?！薄　?/p>

他的講話，應該說是出自真心。各級信訪部門、公安部門對訪民的管理目標是“穩定”，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穩定，可以違規”，這已經是一條“潛規則”?！　?/p>

孟連、甕安事件之后，中央有關部門制定了信訪紀律，制定了領導人接訪制度，有個新名詞叫“大接訪”，有個新方法叫“領導包案”。但實行不久，就流于形式。領導人也“接”了、“包”了。但下文也就沒有了。為什么？不少領導人都認為這些都是百姓“個案”、小事，領導者是要抓“全局”、大事。　　

其實，上訪中的“個案”，并不“個”，它往往反映了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反映了全局中的核心大事。近兩年來，湖北省發生了三起引起全國震動的事件：一是老河口市紅寶石賓館的服務員高鶯鶯墜樓案；二是巴東縣野三關鎮的休閑娛樂城服務員鄧玉嬌殺人案；三是石首市城區興隆大酒店的青年廚師墜樓案。這三起“個案”都發生在大酒店里，都是些高貴人們尋歡作樂之地，也是黑暗和罪惡的淵藪。她們的自殺和殺人都和她們所受的屈辱有關。這三起案件都沒有“了”，因為人們并沒有認識到案件的實質，它所反映的社會矛盾和斗爭。以致在今年全國人大會上，還有記者向省長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您對鄧玉嬌事件如何看待？”這種采訪提問激怒了省長，他竟然激動得粗魯失態?！　?/p>

鄧玉嬌事件，可以說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復活》的復活。大家可以再翻一翻小說《復活》或電影《復活》。鄧玉嬌就是主人翁瑪茲諾娃（卡秋莎）的復活。列寧對這本書的評價是：“它是俄國社會革命的一面鏡子”。在中國警察逮捕了鄧玉嬌，而千千萬萬的人民卻在聲援鄧玉嬌，贊頌著鄧玉嬌，詛咒著貪官淫吏。這不也是反映了中國民心的一面鏡子嗎？這不也是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僚和政權性質的蛻變嗎？　　

對上訪者的訴求，應該看成是對我們政績檢驗的一面鏡子。有一次我會見一位從北京上訪被抓回來，流放到木蘭湖上一座孤島上26天的退休女工。她如泣如訴地談了這26天的經歷，整整一天，我幾次淚灑紙上，讓我看到繁華盛世遮掩著的一個悲慘世界?！　?/p>

一切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們，和訪民們交心、談心吧，你們將會了解基層社會，了解被壓迫的人民，從而改造我們自己。　　

我深信，誰能化解中國第五十七族，誰就能治理中國；誰對他們進行鎮壓，就會被人民唾棄?！　?/p>

[注一]　　

一件不愉快的事　　

（摘自《給省、市領導的公開信》）　　

去年十月四日至六日，武漢市國家安全局對我們群體中五位同志進行了抄家，對七位同志進行了傳訊或詢問。抄家的理由是：“向部分省市發出邀請函，計劃在武漢召開抗美援朝理論研討會”。當時一部分邀請函尚在郵寄中，搜查時，已退回郵件，中止邀請。未造成會議開成事實。后因抄家理由站不住腳，又說去年六月十一日集體上訪擾亂公共秩序，要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罰。這也是站不住腳的。去年六月十一日集群上訪，符合“多人上訪，五人代表”的信訪條例，況且當時未立案，調查時間三十天也過期四個月，時過境遷，不能成立。因此，抄家是公權力不正確的運用，應當對被抄家的五位同志上門消除影響。　　

被抄家的五位同志，是我們群體的代表，欲以抄家來壓制我們不上訪是辦不到的。即使在武漢開成研討會，也沒有什么不對。當時在貴州省就開成了。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們希望得到和諧處置。不能忘記歷史，我們是建國時第一批參加革命戰爭的有功之臣，是國家政權的基礎，是與黨同心同德的骨干，是擁護改革開放的有高度政治覺悟的群體?！　?/p>

湖北省武漢市解放戰爭后期和抗美援朝　　

時期參軍后復員轉業在企業的退休人員　　

[后記]　　

此文尚未寫完，就從報紙上讀到吳官正同志的新著，《民貴泰山》的摘錄，其中有兩段關于信訪工作的談話，與本文論點基本相同。這使我聯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在武漢市當市長時的一段往事：　　

有一天，他到長江邊的客運碼頭視察，他是輕裝簡從，一些農村旅客向他打聽，這趟船開哪？他轉問航運的服務人員，這人把手一指，沒有回話，他請服務員告訴他，這服務員火氣大，就罵起人來：“你瞎了眼嗎？這牌子上明寫著哩！”陪市長的航運局負責人大驚失色，立即訓斥了這個服務員。晚上，我們報社收到市政府辦公室發來的一篇稿件，說航運部門已就此事整改，并處分了當事人。編輯部立即與市府辦公室商議：新聞稿這樣寫恐怕不妥，罵了市長要受處分，那多的旅客挨罵卻無人管。吳市長立即回答說：“應該下‘罪己詔’”，應該處罰的是市長。稿子這樣發了之后，“市長挨罵”成為市民們的美談。連罵市長的那位服務員也頓然悔改?！　?/p>

我相信吳官正同志“民貴泰山”的思想不僅以后在山東，直至到了中央當了領導人，也不會改變。但這種“民貴泰山”的思想，為什么就不能貫徹到整個黨和國家的事業中來呢？就在他所領導的中紀委的管轄下，貪官污吏也是越治越多，腐敗的丑聞，也越來越驚人。我想，其中的奧秘是，個人的修養，代替不了黨的路線。一當資本統治了這個社會，和諧幸福、公平正義就只能是美妙的幻想。不是嗎？當人民大會堂內，報告人說“我們的全部工作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公平和正義比太陽更光輝”而獲得熱烈掌聲之時，大會堂外的天安門廣場正在實施地毯式的監控，70萬人在保衛大會安全，全國各地有成千上萬的“鬧訪者”，為開好“兩會”被關進拘留所、學習班、精神病院……。他們的幸福和尊嚴在哪里？他們的陽光在哪里？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路線是決定一切的！　　

[附錄]　　

百姓情懷　　

    要關心群眾疾苦。我小時候家里很窮很苦，受到許多不公正的待遇。我能有今天，是黨和人民的關懷和培養，我永遠記得幫助過我的老師和領導。我現在處理信訪時，總是想到窮人，想到要公正地對待老百姓。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忘記了窮人同樣意味著背叛。
    ——《要公正地對待老百姓》（1998年2月10日，此文是根據吳官正同志在山東省信訪工作會議上的即席講話整理的。）　　

    如果有個別上訪群眾不講道理，有過激行為，你們要沉住氣；如果你們受到委屈，千萬不要責怪老百姓，就算是我對不起你們，我向你們道歉，好不好？信訪部門的工作就像“安全閥”，老百姓有氣，你們把工作做好了，把氣就放掉了，群眾就沒有意見了，社會也就安定了。這是給各級黨委政府分憂解愁的工作，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工作。我看大多數老百姓是好的，是講道理的，即使有個別不講道理的，也要善待他們。老百姓到信訪局反映問題，是對我們的信任。如果群眾有事都不找我們，那問題就嚴重了。到省里上訪、到北京上訪多的地方，說明什么問題？如果問題解決了，誰還到省里來，到北京去？如果山東大量的人涌到北京去，大家想一想，在北京會造成什么影響？這不是說明老百姓對我們山東各級黨委、政府不信任，我們沒有本事給他們解決問題了嗎？有的地方發生了群眾來省進京集體上訪，叫縣市的負責同志來做工作，有的還有意見，認為是給他們找麻煩。還有的說，現在工作這么忙，還用縣委書記直接抓信訪嗎？這種觀點是不對的。什么是大事情？群眾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解決不了當地群眾的事情，維護不了一方平安，就是失職。
    ——《群眾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2000年4月13日，此文是吳官正同志到山東省信訪局新接訪樓與部分干部交談時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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