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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輪會議
柳紅 (載《經濟觀察報》2009年9月7日)
1985年是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轉折: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年,物價和工資制度改革全面展開,在城市放開了肉、魚、禽、蛋、蔬菜、水果等副食品價格。1984年底爆發的“經濟過熱”,給經濟體制轉型提出了緊迫的課題:怎樣進行宏觀調控?繼續使用行政命令最為簡便順手;可是,改革怎么前進呢?
24年前的此時此刻,9月2-7日,長江上,行駛著一艘嶄新的游輪,叫巴山輪。這條尋常的客輪,扮演著不尋常的角色,正在召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有60余位中外重要經濟學家和官員參加,他們是:
與會外國代表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8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托賓(James Tobin)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 凱恩克勞斯爵士(Alexander Cairncross)
聯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理事長 埃明格爾(Otmar Emminger)
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科爾奈(Janos Kornai)
英國牛津大學安東尼學院高級研究員 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
南斯拉夫政府經濟改革執行委員會委員,斯洛文尼亞藝術與科學院通訊院士 巴伊特(Aleksander Bajt)
法國保險總公司董事長、里昂信貸銀行董事 阿爾伯特(Michel Albert)
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南朝鮮財政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 瓊斯(Leroy Jones)
日本興業銀行董事、調查部部長小林實等。
世界銀行駐北京代表處主任 林重庚、
世行官員 亞德里安·伍德
中國方面部分代表(以年齡為序)
薛暮橋 101 體改委顧問 1987年年初退休
安志文 87 體改委副主任 中顧委委員 體改研究會名譽會長兼黨組書記
童大林 86 體改委副主任 體改委黨組成員 體改研究會顧問
馬 洪 85 國務院副秘書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劉國光 82 社科院副院長 波蘭科學院外國院士 社科院特邀顧問
戴園晨 79 社科院經濟 社科院經濟 全國工商聯特邀顧問研究所研究員 研究所主任
楊啟先 78 體改委副主任 國務院經濟改革 體改研究會副會長 研究會副主任
周叔蓮 76 社科院工業經濟 社科院工業經濟 社科院學術委委員研究所副所長 研究所所長
高尚全 76 體改委副主任 國務院體改方案 體改研究會會長辦主任
吳敬璉 75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 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常務干事 辦公室副主任
趙人偉 72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比較經濟學研究會副會長副所長
張卓元 72 中科院財貿經濟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所所長
陳吉元 71 社科院農村發展 社科院學術委員 2003年7月病逝研究所副所長
項懷誠 66 財政部綜合計劃司副司長 財政部部長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
洪 虎 65 體改委秘書長 吉林省省長 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員
樓繼偉 55 國辦研究室主任 貴州省副省長 財政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
李克穆 53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中國保監會副主席總干事秘書 辦公室副主任
田 源 51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局長 物資部對經濟合作司司長 中國國際期貨經紀有限公司董事長
郭樹清 49 社科院博士研究生 貴州省副省長、央行副行長 建行黨委書記、董事長
幾天前的1985年8月31日,時任總理在中南海會見了將要上船的外國經濟學家和部分中國經濟學家。他強調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堅定不移;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務市場;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來調節和控制宏觀經濟。顯然,中國領導人的頭腦里,已經有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思想和框架。
9月2日,巴山輪從重慶啟航。巴山輪會議是國務院批準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薛暮橋致開幕詞后,便開始討論宏觀經濟管理的理論與實踐;接下來的議題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國際經驗(3-4日);計劃與市場問題(5-6日);可供中國參考和借鑒的國際經驗(6-7日)。 沿長江向東,巴山輪經忠縣石寶寨,過云陽縣城,在奉節小憩;又行至巫山,換乘兩頭尖、肚兒圓的柳葉舟游覽小三峽--龍門峽、鐵棺峽、滴翠峽;再經葛洲壩到宜昌、沙市、武漢。
經濟學家,一面思想沖浪,一面沿線參觀農貿市場、荊州博物館、黃鶴樓、江漢路一條街,走訪農戶。 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科爾奈的一個分析引起了大家興趣。他把一切經濟體制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行政協調(1),二類是市場協調(2)。在一類中,又分為直接行政控制(A)和和間接行政控制(B);在二類中又分為沒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A)和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B)。科爾奈傾向于選擇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2B)。中國人對此都很認同,似乎覺得找到了改革的方向。
然而,怎么實現宏觀控制下的市場協調呢?計劃經濟時代,宏觀調控手段就是計劃和財政,連“宏觀”這個詞,都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詞。時任體改委規劃局局長的楊啟先坦承,“當時盡管提出了商品經濟,其實大家的思想并不統一,很大程度是因為,對怎么實現這個目標心里沒底。具體目標究竟是什么,怎么走。
直到在巴山輪會議上,我們才得到了特別突出的概念,宏觀調控最要害的是金融手段。”而此前國內即使是主張商品經濟的人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論,只是認定市場比計劃好。與西方專家學者的第一次正面接觸,聽他們講怎樣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間接調控,中國學者和官員都極為興奮。 明確了改革目標是商品經濟,改革的道路問題就顯現出來了:是激進的“一攬子”還是漸進?
布魯斯認為只能循序漸進;科爾奈則認為不可一概而論。比如所有制改革宜分步漸進;而計劃、物價、工資體制則可能一攬子改革效果更好。劉國光和趙人偉提交的論文《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遇到的幾個問題》,討論體制改革的經濟環境,所有制變革中的股份制以及模式轉換中的雙重制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只能走激進式改革道路,同時也直面雙軌制產生的摩擦和紊亂,提出平穩過渡建議。 會上的另一個主題是怎么克服“經濟過熱”。托賓發言時,拿了一張中國統計數字表。張卓元說他能從主要經濟指標看出中國經濟運行處于過熱狀態,“讓我們在座的中國人都非常訝異。”
吳敬璉對兩位印象深刻。一位是曾經擔任德國聯邦銀行行長的埃明格爾,不屬于凱恩斯學派;另一位是托賓——凱恩斯主義貨幣問題大師。雖然派別不同,他們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給出了一致判斷。托賓建議要采取“三緊政策”,即緊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 有這樣一個比喻:改革相當于要造就一輛性能良好的汽車,經濟政策相當于汽車駕駛員。不能指望一個好的經濟體制自然而然地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因為糟糕的駕駛員會使最好的汽車翻車。大家達成了共識:中國面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利用市場,而是宏觀管理手段跟不上,限制了利用市場的能力。
7日上午會議在武漢閉幕。馬洪在閉幕詞中講如何通過微觀和宏觀經濟體制改革保證經濟穩定增長;談及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收入政策是我國經濟運行機制中的薄弱環節;要提高生產要素流動性和開放金融市場。外國人沒有想到中國經濟學家在這么短的時間里,運用現代經濟學原理把問題說得如此清楚。
在漢陽晴川飯店,楊啟先起草給時任總理的報告《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對我國改革有參考價值的幾點意見》(10日),接著寫《關于“巴山輪會議”主要情況報告》(12日)報送國務院。
十天后,9月23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七五”計劃建議中,就已經吸收了巴山輪會議的成果。 科爾奈提醒中國同行要警惕重新恢復中央集權的危險。“解決改革過程遇到的經濟困難最簡便的辦法是重新運用行政手段,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政府部門的本能反應。必須時刻記住改革的總目標。”郭樹清在會后發表的《國際知名學者和專家談中國經濟改革》一文,也強調了改革會遇到種種困難和阻力,有重新回到集權體制的可能性。關鍵是要改革,不要復辟。
顯然,林重庚是巴山輪會議的靈魂人物。由于中外雙方話語系統不同,起初三天彼此講不到一起,出現了三岔口。他從中協調,安排私下個別交談,才使后兩天會開得越來越有成效。他不僅請來外方專家,還提議讓45歲以下的青年學者參加。因此,會上才有了29歲的郭樹清、何家成等人。
張卓元特別佩服林重庚寬闊的外國經驗和背景。講到養老金,林重庚便介紹智利怎么做,新加坡怎么做,哪些對我們有參考價值。而中國學者則對外國知之甚少。討論工資問題時,外國專家把工資作為一個價格來談,講勞動力價格、勞動力市場,很多中國學者和官員頭一次聽說。
一散會,阿爾伯特就急著回國參加董事會,計劃從武漢飛北京,再飛法國。而武漢班機誤點,令他非常著急。他說自己是董事長,不能延誤。還說“我是中國政府請來的客人,你們應該想辦法用專機把我送到北京去”。一個西方人提出如此特殊要求,側面地反映了他作為參會者的榮譽感,認為自己是來為中國政府出謀劃策的。往后中國有無數國際會議,大概沒有人把自己看得如此重要。趙人偉說:“當時的學者有改革的參與感和使命感,定位比較好,官員也不擺譜,官員和學者同心協力搞改革,不比誰高誰低。”
這是一次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思想啟蒙,也把焦點集中在了政府-市場-企業上,為1987年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方針作了理論準備。按照龔育之的說法,“離確認有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只隔一層紙了。”
巴山輪會議的主角薛暮橋、馬洪、布魯斯、托賓都已作古,巴山輪也早已退役,連三峽沿線的很多道風景都不復存在了,而巴山輪會議的精神財富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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