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

        去年9月，《中外對話》的孟斯記者前來我們山東的生態農場進行現場采訪。她的報道文章現在寫出來了，發表在《中外對話》上。

        《中外對話》是世界上致力于環境問題的第一個完全雙語網站，該網站提供了高質量和豐富的新聞信息和分析文章，并對以中國為重點的全球環境問題展開討論。當今中國正在飛速發展，它隨之而面臨的環境挑戰也日益嚴峻。根據官方估計，中國在環境問題上所付出的代價相當于其GDP的10%；同時，污染、沙漠化和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所造成的影響，已被中國國內外的人們所廣泛認知。氣候變化、物種消亡、污染、水資源匱乏以及環境破壞等問題并不僅僅局限在某一國之內，而是全世界所有居民都要面臨的挑戰。現在中國的崛起正在給他們帶來一個新的緊迫任務。應對上述這些挑戰需要全世界達成共識，并且共同努力。《中外對話》目標正是促進這種共識的達成，而達成共識的手段就是直接對話和追尋解決我們所共同面對的環境危機的途徑。

        《中外對話》是環境類中英雙語電子雜志，由國際著名新聞記者伊莎貝爾·希爾頓于2006年創辦。在國內外有很大的影響，他們關注中國環境問題的理性分析，不回避現實，尋找合理的環境治理出路。他們關注的話題以全球氣候變化為主，在哥本哈根會議期間，該雜志發表了多篇搞水平的理論文章。

        孟記者的文章代表她的觀點，她的文章題目用的是《生態農業：大眾化還是貴族？》，這樣就將我們的實驗擺在似乎是矛盾的兩個方面，這可從網友的評論中可以讀出來（另文發表）。我們的實驗是要證明生態學的方法所得出的效益大于農藥、化肥、除草劑、添加劑、農膜、轉基因六個技術之和，定位當然是現在的有機農業，即賣上好價錢。實際上，我們不添加瘦肉精的牛比市場上添加瘦肉精的還低幾毛錢/斤，即不是有機價格。之所以添加瘦肉精的賣的貴，是因為屠宰企業感到牛肚子小，出肉率高；網肉里注水的空間大。而用生態的辦法養殖的牛肚子大，牛市食草動物啊！但瘦肉精可使人斃命，但養殖戶、牛販子、屠宰企業不管，那是賣被城里人吃的。我們帶動了約10戶農民搞生態農業，秸稈養牛從2頭擴大到141投。最大的變化在于，農民使用化肥的量大大減少了，減少的幅度從50%到75%，產量還提高了。

        如果國家將大量用于轉基因研究的經費用來搞生態農業，我們有信心證明生態農業是能夠讓中國人吃得飽，還吃得好的。我們的理論依據是，被農民燒掉的秸稈，被農藥毒死的害蟲和益蟲，被除草劑殺死的雜草，變成了肉，變成了可吃的熱量。這個過程需要農民的勞動，但他們的勞動得到了經濟效益的回報。當然，我們并不抬杠，農學家在種子，肥料領域的新成果還是要應用的，但肥料可以減少到一半，至于農藥還需要研究治本的措施。添加劑和轉基因是完全可以不予采用的。讓動物們長的快為得是什么？如果市場有大量的動物蛋白供應，慢慢形成的市場也是源源不斷供應的。添加劑起的作用是造成了養殖戶之間的惡性競爭，競爭的成本換成了城里人的健康。

        然而，遺憾的是，國家主管部門并沒有對我們的實驗進行應有的補貼，他們將費用補貼到了農藥、化肥、種子、添加劑、農膜、轉基因頭上了，補償了環境污染的制造者，而對于環境的保護者沒有費用支持。國家下達到農村的三農資金到了縣這一級基本就被截留住了。

        在起步階段，我們希望弘毅生態農場農場的產品能夠以有機的價格出售給城市里的所謂“貴族”，“貴族”的自覺消費就帶動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環境保護，中國能又5%的農田實現了生態化種植，就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現在，遺憾的是，這個比例很小，只有農民給自己吃的糧食蔬菜才是真正有機的，但是，農民們不賣。

        中國的優勢在于有億萬勤勞的農民，這一點發展有機農業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歐美人遠遠不具備這個條件。但是，中國的有機農業才起步，市場逐步在形成，以假亂真降低了“貴族”們的購買信心。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沒有有機肥，哪里來的有機農業？

        文章發表時還有記者現場拍攝的10張幻燈片，這里我不再轉發，有興趣的話，可去中外對話的網站看原文。

幻燈片：生態農業，大眾還是貴族？

孟斯  2010年2月26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502-Slideshow-organic-overtures

        孟斯拜訪了中國東部的一個實驗性農場，了解在那里實行的自然的耕種方式。她用拍回來的照片，向大家講述農業改革的夢想與現實的距離。

        農民蔣高鈺在蔣高明的幫助下，嘗試林下養雞。長長的網圍欄防止雞跑出林外。蔣高明希望并已經開始著手，借助各方力量，打造蔣家莊的生態農業。

        2008年末，中國山東費縣傳出一則“劇毒花生”的新聞，花生中的殘留農藥致人死亡。此消息后被官方查證為謠言。人們繼續放心大膽地食用花生，但花生種植中的嚴重問題并沒得到解決：使用劇毒農藥和農用薄膜。

        種植花生的農民知道，許多因素能讓花生減產，比如金龜甲幼蟲(當地群眾稱之為“大牙”)。對于大多數農民，應對減產的方法只有使用毒性夠強的農藥，比如國家早已禁用的“六六六”。此外，為了保水保肥和防雜草，農用薄膜（農膜）被廣泛用于花生及一些其它作物種植。但由于收集困難，絕大多數廢舊農膜使用完即被丟棄在土地上，造成土壤污染。

        “我們的農業生產，切斷了生態系統循環。我們現在要做的，則是讓它重新回歸并利用生態系統的自然循環。”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兼中外對話的專欄作家蔣高明這樣說道。

        自2007年起，蔣高明帶領自己的研究團隊，在山東平邑縣蔣家莊租用農民40畝耕地，建立“弘毅生態農場”，開展生態農業試驗示范研究，開始探索具有經濟競爭力的生態農業模式，試驗生產中國最“純正”的有機食品。

        生態農業的概念興起于歐洲，至2000年，已有141個國家開始或已經開始發展生態農業。目前從生態農地占農業用地面積的比例來看，歐洲國家普遍較高。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生態農地面積較小。

        近年來，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環境意識的加強，中國也開始追趕“生態農業”、“有機食品”的時尚。然而高昂的價格和認證的良莠不齊，讓許多消費者購買有機食品既不舍得，又不踏實。

        “我們全面停止了農藥、除草劑、化肥、農膜、添加劑，根本不用轉基因，驗證生態學在維持農業產量、提高經濟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個年頭，生態學的強大威力就顯示出來了。”蔣高明說。

        蔣高明做生態農業并非趕時髦。事實是，他覺得如果中國的農業再不走上生態之路，日益貧瘠的土地將失去最后的肥力。如同許多經濟活動未把環境效益計算在內，土地的效益也被農業生產長期忽略。農膜、化肥、農藥、殺蟲劑，使土壤由“黑”變“白”。

        然而完全不用農藥，真的行嗎？農藥自發明以來就在防治病蟲害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這“奇跡”里面，包含每年120萬噸以上的農藥使用量。

        “老百姓種花生施加劇毒農藥花費的費用，每畝約50元，但依舊控制不了蟲害。而我們控制蟲害的成本遠低于劇毒農藥。”蔣高明稱。在弘毅生態農場不大的試驗田里，兩盞發出特殊光譜的脈沖誘蟲燈，替代了農藥和殺蟲劑。“誘蟲燈不能消除全部昆蟲，但每年堅持誘捕，會達到生態平衡，即這個物種還在，但不再對作物造成危害。”

        農場最多時每只燈每晚可捕獲4.5公斤各種“害”蟲。但由于生活習性的原因，這里一年只有70天左右能捕到蟲子。今年，弘毅生態農場總共收獲了100多斤富含蛋白質的幼蟲做飼料補充。

        此外，農場用人工或割草機除草，來喂養蝗蟲和淡水魚，而不使用除草劑。這兩項收益可以提供兩個農民全年就業，等于螞蚱和魚給農民發了除草的工錢。農場飼養的 120頭肉牛利用秸稈做飼料，牛糞進入沼氣池，提取能量供應農場使用；腐熟的牛糞和沼渣沼液還田，用牛來生產優質有機肥料。

        蔣高明的研究認為，中國化肥使用總量的70%都未能進入農產品而白白浪費，他認為中國農業生產方式中存在嚴重的化肥施用過量，而生態農業概念能夠將中國農業長期以來的“高投入、高產出、高污染”改為“低投入、高產出、無污染”。

        靠提高土壤肥力和生物方法生產的有機食品，能比普通農產品成本更低么？農場的有機糧食和蔬菜在市場上的價格是普通糧食和蔬菜的3~5倍，而山東平度的韭菜和芹菜賣到每斤20元。

        然而有人認為，蔣高明提出的“低成本”是可能的，這個人是日照益康有機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戰培林。他的公司生產的微生物有機肥，是用海帶加工中的廢渣和從日本引進的微生物菌類發酵而成，試驗證明并不遜色于化肥。但他認為，國家在化肥上的補貼和優惠政策削弱了生物肥料的市場競爭力。

        不過對于蔣高明的生態農場，戰培林覺得生產與市場的對接仍是問題。“一旦產量擴大，就會發現市場還很小，除非用于深加工，提取動物蛋白。”參觀完蝗蟲飼養棚的戰培林說。他認為單一農戶走多元化農場的模式意味著較高的管理成本和營銷成本，而在食品安全的法制和審查水平仍有待提高的現狀下，改善中國農產品質量，唯有走企業化道路，靠管理和企業信譽解決農產品無可追溯性的問題。

        農場正幫助農民蔣高鈺嘗試林下養雞，利用被稱為“生態位”的植株間隙放養肉雞。“理論上講，生態農場的規模越大，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就突出，管理的成本就越小，帶動的就業人數就越多。”蔣高明說。他的近期目標是發動老百姓拿出100畝做有機農業；遠期目標是將整村的1000畝地連同村落做成生態農莊。

        除了花生，弘毅農場里還種植有近20種有機糧食和蔬菜，如小麥、玉米、大豆、綠豆、韭菜、芹菜、土豆、蔥、蒜等等。這些過去農民家里用普通種植方法收獲的作物，被貼上“有機”的標簽，定義為標準最嚴格、質量最高的農產品，明確要求生產中絕對禁用農藥、化肥、添加劑及人工合成物質。似乎在經歷了化學添加劑帶來的增產喜悅和過量使用帶來的擔憂，面對日益變質的土壤，中國農業的探路者們下了決心，與化學添加劑徹底絕緣。

        雖然第一茬玉米因為“芽澇”而產量不佳，但蔣高明和他的學生仍懷有很大信心。他們認為，發展有機農業需要耐心和不斷嘗試。正是“急功近利”，使得農業長期忽視了“養地”的重要作用，換來的是被化肥、農藥和農膜污染的土壤，板結、貧瘠、不可持續。

        蔣高明認為，弘毅生態農場的“標桿”意義遠高出其經濟意義。然而農民不能靠信心維生。只有可靠的示范和收入的刺激，才能說服他們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

        許多農業專家正在同蔣高明一道艱難嘗試，期待以生態方式拯救土地和農業。中國農業科學院主持的國家863計劃“新型多功能生物肥料關鍵技術研究與新產品開發”的課題已進行了七年。袁隆平，這位79歲的中國“雜交水稻之父”，盼望到他90歲時，實現超級雜交稻畝產1000公斤的目標。而現在，對于13億人而言，不但吃飽，而且吃的健康，還不那么容易。

孟斯，中外對話北京分部執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