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夏小林文章中這幾句話：

"中共十五大報告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是：競爭性領域國資“加強重點”和實力國企“加快發展”。

　　“奇怪的還有《第一財經日報》9月份的不實報道：“中共十五大已經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里面發展,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地退出。” 10月16日《經濟觀察報》在跟進報道中，對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斷章取義，說它使“業界將此普遍理解為國家所要控制的只是三種行業和兩類產業，此外都要放開，國有企業要從競爭性行業退出。”

　　“但十五大報告提出的明明是：“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在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的決定中，更為具體地提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

　　“中央的信息在報道中完全被扭曲了。這些主流財經媒體的記者、編輯和負責人還有公信力嗎，圖什么？"

 

2009年三季度非國有經濟發展報告： 

夏小林：非國有經濟回升面臨新一輪壓力 

 

 

2009年11月02日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非國有部門投資增幅收窄

　　□外商和港澳臺企業投資繼續下降

　　□非國有工業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非國有部門進出口負增長，但降幅收窄，略有回升

　　□非國有企業短期貸款同比增長64.5%

　　□出口產業需應對新一輪外部壓力

　　□非公經濟有進有退是理性選擇

　　□“民營”作為主流政策詞匯始于三民主義，政府慎選

　　□中共中央的決定是：競爭領域國資“加強重點”和實力國企“加快發展”

　　□吉林應就“通鋼事件”在指導思想、資本運作、職工權益方面有交代

　　一、增長與結構

　　（一）2009年1-9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國有部門投資同比增長27.7%，比去年同期下降1.6個百分點，比上半年加快0.5個百分點，但增幅收窄（見圖1）。外商、港澳臺商投資持續低迷。

　　 

　　同期，應對全球經濟波動不確定性和外需下降，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大幅增加，保持了對經濟的引領和帶動作用。1-9月非國有投資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落后5.7個百分點，比國企投資落后20.3個百分點。

　　按細類比較，1-9月非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居前5位的依次是：其他企業55%，上升23個百分點；集體企業41%，下降7.9個百分點；私營企業35%，下降2.6個百分點；有限責任公司31%，上升2.6個百分點；個體經濟27%，下降24.6個百分點。其中，私營企業投資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8個百分點，個體經濟則下降13.1%。

　　1-9月外商企業和港澳臺企業投資同比增速為：前者增長1%，下降16.4個百分點，后者增長0.1，下降19.2個百分點。兩者增速比上半年都在繼續下降。

　　2009年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中，非國有部門比重為69.2%，比二季度減少0.8個百分點。其中，個體經濟（含農村個人投資）為3.3%，私營經濟為16.7%，外商企業和港澳臺企業投資為6.4%，集體經濟為14%，其他經濟形式為28.8%。

　　（二）2009年1-9月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4%，比去年同期下降7.1個百分點，比上半年加快1.8個百分點（見圖2）。

　　 

　　其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增長3.4%，下降9.3個百分點；股份制企業增長11%，下降6.5個百分點；股份合作制企業增長9.8%，下降4個百分點；集體企業增長7.9%，下降1.7個百分點。另外，1-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8.7%，其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增長4.1%，分別比上半年加快1.7和2.4個百分點。

　　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構成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比重為32.3%，非國有企業的比重為67.7%。但是，計入國有控股企業的份額后，非國有企業的比重為82.9%。其中，股份制企業為52.8%，三資企業為26.1%，集體企業為2.9%，股份合作企業為1.1%。

　　（三）2009年1-9月非國有部門進出口負增長，出口總值同比增速下降19.2%，進口總值同比增速下降16.9%，比上半年降幅收窄，并略有回升（見圖3）。

　　 

　　其中，分類出口是：1-9月外商投資企業下降21.1%；其他企業（以私營企業為主體）下降12.2%；集體企業下降30.9%。分類進口情況是：1-9月外商投資企業下降20.7%；其他企業下降1.2%；集體企業下降16.2%。

　　在出口、進口總值構成中，非國有企業的比重分別是83.9%和71.3%。按細類分，在出口總值構成中，外商投資企業的比重為55.6%，其他企業為24.8%，集體企業為3.5%；在進口總值構成中，外商投資企業的比重為54%，其他企業為14.5%，集體企業為2.7%。

　　（四）2009年1-9月非國有部門（鄉鎮、三資、個體私營）短期貸款同比增長64.5%，比去年同期上升15.9個百分點。

　　其中，鄉鎮企業增長72.4%，上升10.5個百分點；個體私營企業增長60.9%，上升42.6個百分點；三資企業增長44.6%，下降10個百分點。

　　三季度短期貸款構成中，非國有部門的占比為14.7%，比上年同期增加0.3個百分點。其中，鄉鎮企業為8.3%，個體私營企業為4.3，三資企業為2.1%。 

　二、主要政策取向

　　（一）穩定宏觀政策

　　三季度，國務院領導強調，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向好，但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還很多，形勢仍然復雜嚴峻。我們正處在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貫徹落實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要全面、正確地理解中央確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一攬子計劃的內涵。

　　工信部負責人指出，經過一年的努力，工業企穩回升的勢頭已經非常明朗。調整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下半年貫徹中央決策部署的工作要點。

　　（二）抑制產能過剩，加快推進企業兼并重組

　　國務院同意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并下發通知要求各部委及地方政府認真貫徹執行。文件指出，從當前產業發展狀況看，結構調整雖取得一定進展，但總體進展不快，各地區、各行業也不平衡。不少領域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問題仍很突出，有的甚至還在加劇。特別需要關注的是，不僅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的傳統產業仍在盲目擴張，風電設備、多晶硅等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重復建設傾向，一些地區違法、違規審批，未批先建、邊批邊建現象又有所抬頭。《意見》指出，為鞏固和發展當前經濟企穩向好的勢頭，加快推動結構調整，引導新興產業有序發展，必須盡快抑制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以實現產業的良性發展。

　　工信部擬出臺十大重點行業企業兼并重組方案。李毅中指出，將大力推進企業聯合重組。加快推進企業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資源配置效率。正在研究制定加快推進企業兼并重組的指導意見，以及十個重點行業企業兼并重組方案，啟動了汽車、鋼鐵行業重組工作。最近一段時間，寶鋼集團重組寧波鋼鐵有限公司、首鋼總公司重組山西長治鋼鐵有限公司、廣州汽車集團兼并湖南長豐集團等均取得實質性進展。中糧收購蒙牛，華潤入主華源，中紡兼并保定依棉，寧波維科兼并淮北印染均取得重要進展。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3家電信企業成功實現重組整合，電信競爭格局進一步優化。

　　（三）國務院文件提“民營企業”、“民營資本”。政府研究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要求，進一步打破地區、行業、所有制界限，優化資源配置，加快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支持中央大型企業集團和地方企業相互聯合重組。鼓勵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各類投資主體參與老工業基地企業改革重組。《意見》還要求，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平等保護各類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落實融資、財稅及市場準入等方面的政策，積極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金融服務和社會事業等領域。推動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外資經濟的融合，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職工在企業改制中持有一定比例股份。

　　國務院原則通過《文化產業振興規劃》，要求降低準入門檻，積極吸收社會資本和外資進入政策允許的文化產業領域，參與國有文化企業股份制改造，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

　　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穩步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調整公立醫院布局和結構。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化肥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放開化肥經營限制。取消對化肥經營企業所有制性質的限制，允許具備條件的各種所有制及組織類型的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個體工商戶等市場主體進入化肥流通領域，參與經營，公平競爭。文件還要求規范企業經營行為、鼓勵連鎖集約經營、強化市場監督管理。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全文公布《個體工商戶條例（征求意見稿）》，其中規定，國家對個體工商戶實行平等準入、公平待遇的原則。個體工商戶可以從事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制造、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農林牧漁、文化、建筑、采礦以及居民服務等法律、行政法規未規定禁止其進入的行業。

　　央行負責人表示，下半年政府可能出臺政策，放寬民間投資準入政策。

　　（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和“走出去”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主要內容是：進一步營造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切實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財稅扶持力度；加快中小企業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支持中小企業開拓市場；努力改進對中小企業的服務；提高中小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加強對中小企業工作的領導。《意見》中有扶植中小企業發展的29條具體政策。工信部負責人表示，下半年工作要點之一，是進一步改善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

　　商務部官員表示，正在研究的扶持中小企業“走出去”對策有：完善體制平臺，將中小企業對外經濟合作與交流納入雙邊政府經貿合作機制。加強對中小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發揮中國駐外經商機構的作用，幫助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在資金、技術、信息、管理、人才、法律咨詢等方面給予充分支持。推動中小企業規模化、集團化，走向國際市場。

　　工信部官員表示，中國鼓勵有條件的中小企業在境外投資收購品牌。首先，中央政府加強了與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在中小企業領域的合作交流，建立了政府間中小企業定期政策磋商機制，并簽署了相關的合作協議。其次，已經出臺了一些具體政策，幫助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主要內容有：一是設立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資金；二是為中小企業搭建“合作、交流、展示和交易”的平臺；三是支持中小企業穩定國內外市場；四是通過實物交付的對外援助以及物資贈送等等帶動相關國產優質產品走出去。下一步工作，一是支持引導中小企業積極開拓國內市場，加大中小企業專項資金、技術改造資金等支持力度，支持銷售渠道穩定、市場占有率高的中小企業加快發展。鼓勵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參與家電、農機、汽車摩托車下鄉和家電汽車的以舊換新。為參加展覽展銷的中小企業提供財政補助，幫助企業宣傳展示產品。二是穩定中小企業市場份額，從政府層面繼續推動與各國中小企業的市場開拓、技術合作與經貿往來，鼓勵有條件的中小企業采取多種形式在境外投資、并購，收購品牌、設立貿易性實體和技術研發機構。三是引導中小企業提高自身市場開拓能力。

　　（五）穩定利用外資規模

　　商務部負責人表示，為穩定利用外資規模，正在研究制訂穩定外資的政策措施。我國將進一步為外商投資營造穩定透明的政策環境、統一開放的市場環境和規范高效的行政環境；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重點支持結構調整、擴大就業、區域發展和節能環保等方面的外商投資；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服務，促進外商投資企業健康、穩定、有序運營和發展，繼續研究完善外商投資企業境內上市的相關政策，引導優質外商投資企業適時在境內上市。從目前看，中國ＦＤＩ在全球的比重并沒有下降，中國仍然是外商最佳選擇。

　　（六）政府開展第三次全國農民工工作督查

　　人力和社會保障部發言人表示，下半年將開展第三次全國農民工工作督查，重點是各地促進農民工就業和返鄉創業、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加強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維護土地承包權益等方面的工作落實情況，研究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擴大農民工參保覆蓋面。

　　（七）“通鋼事件”：國企改制必須依法，維護職工權益

　　全國總工會辦公廳發布《關于在企業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中進一步加強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最近一段時期以來，有些企業在改革過程中忽視職工民主權利，改制方案不公開，職工安置方案也未經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職工利益受損，引起廣大職工群眾的質疑和不滿，引發職工群眾上訪事件，個別企業甚至出現極端暴力事件，給企業和地區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穩定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通知》要求全國工會組織：第一，充分認識在企業改制重組關閉破產過程中進一步加強民主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通過廠務公開、職工代表大會等民主制度，落實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第二，切實依法加強企業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中的民主管理工作。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企業工會要督促企業加強廠務公開工作，確保職工群眾在企業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中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企業工會要監督企業堅持和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中嚴格履行民主程序。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企業工會要協助監督企業落實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第三，各地工會領導機關要切實加強對企業工會參與改制重組關閉破產工作的領導。

三、簡評

　　（一）三季度非國有經濟主要宏觀指標降幅收窄，出現程度不等的回升，但外需空間改善有限，新一輪外部壓力接踵而至。投資增幅收窄需要繼續關注。

　　2009年三季度非國有部門投資、工業、進出口降幅收窄，有程度不等的回升表現。短期貸款持續增加。這也反映了中小企業總體走勢和經營環境的變化。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宏觀政策、一攬子計劃和國內經濟環境改善（包括政府和國企投資擴張創造的需求和產業關聯效應）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外部需求改善不隨人意。進出口負增長局面依舊，變化不大，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有限也是主流共識。美歐日復蘇緩慢曲折，失業不斷增加。特別是高度依賴美國消費者的出口，即使美國經濟出現了恢復增長的跡象，但“隨著美國低增長時代到來，會遭受來自低增長的打擊”。

　　另外，伴隨著幾株復蘇綠芽，全球新的政、經博弈也在展開。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升溫，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再次提高。新一輪壓力接踵而至。“騰籠換鳥”、高科技產品進口望梅止渴，已然淡出。 “臺上握手，臺下踢腳”仍是國際慣例。“自由貿易”的黑板經濟學指揮不動唯利是圖的政治家和商業集團。亞當?斯密心知肚明，資本主義經濟中私利“最大化”的血液比道德的血液濃厚的多，國際貿易就是強國主導，勞資博弈中工人聯合行動經常是首領被抓并一敗涂地，《國富論》中頗多尖銳的描述和評論。

　　所以，政策推動經濟向好了，但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還很多，擴大國內消費乏力，內外需求切換沒有出現，產能過剩加劇，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保持宏觀政策穩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研究能夠切實擴大國內廣大民眾消費的良策，積極靈活應對新問題是必要的政策選擇。

　　（二）非公經濟有進有退是商業上的理性選擇。數據顯示，非公有制經濟中，外商、港澳臺商投資在零增長左右徘徊，國內私人投資者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外需下降的壓力下，一時間躊躇不前，學習國有經濟，收縮戰線，調整布局，有進有退（參見作者《2009年上半年非國有經濟發展報告》），這都是商業上的理性選擇。此時只進不退可能嗎？華爾街的“民營”大亨們都有死、有退、有進班房、有破產、有拿紅包，有從政企不分的旋轉門進了白宮的，——這也是美國模式。

　　在金融危機引發國內“民營經濟”同步震蕩時，體制內一些人主張國有經濟再次大踏步退出，“切換增長主體”為私營經濟，包括實行大型國企發展“路徑就是民營化”的主張。他們認為，大力發展國內資本主義經濟和清除國企才能在危機中保增長，渾然不顧改革30年的高速增長和目前應對危機的都是“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微觀基礎，刻意回避需求下降和供給過剩等真問題，硬要在危機環伺中把中國的經濟和制度基礎打爛，摧房毀屋大折騰，可謂是離題萬里，用心良苦，政治掛帥了。問題是：為誰作嫁？

　　（三）中共十五大報告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是：競爭性領域國資“加強重點”和實力國企“加快發展”。

　　奇怪的還有《第一財經日報》9月份的不實報道：“中共十五大已經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里面發展,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地退出。” 10月16日《經濟觀察報》在跟進報道中，對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斷章取義，說它使“業界將此普遍理解為國家所要控制的只是三種行業和兩類產業，此外都要放開，國有企業要從競爭性行業退出。”

　　但十五大報告提出的明明是：“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在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的決定中，更為具體地提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

　　中央的信息在報道中完全被扭曲了。這些主流財經媒體的記者、編輯和負責人還有公信力嗎，圖什么？

　　（四）是否讓“民營企業”、“民營資本”成為政策性主流詞匯，政府要通觀歷史，慎重選擇。“通鋼事件”應有交代。

　　其實，追根溯源，自中國發展工業化以來，國資、國企回避競爭性領域和實行“民營化”的政策，最早來自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早年就提出了壟斷性企業收歸國營，以“節制資本”。其它方面的事物，可以委諸個人。抗戰后，為了治理國家資本主義膨脹，1947年國民黨政府發文在全國積極推行“民營化”改革。國民黨政府在《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中提出，一般行業的企業“公開出賣或售與民營”。隨后，還制定了《國營事業配售民營辦法》，并由蔣介石批準實施。但是，由于“民營化”成為了貪官污吏和少數資本家發財的利器，惹得民怨沸騰，在國內階級斗爭高度尖銳化的背景下，“民營化”改革隨著其政權在兩年后就崩潰了（參見作者《為誰作嫁？——經濟學、市場和改革》專欄3.6）。所以，今天政府是否要沿襲舊政府傳統，使“民營企業”、“民營資本”成為改革30年來一個貌似新鮮的主流政策詞匯，要慎重選擇，體現歷史責任感。另外，這個用語，本身也存在其他一些問題，有爭議，如邊界不清晰，公私不分，與中央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表述相矛盾、不銜接；；再如全民所有制企業是否“民企”，其管理者屬于人民范疇，企業是否也是“民營企業”，外商企業和港澳臺企業是否“民營企業”，等等。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黃光裕等事件，重慶“打黑”揭發出來的與私人資本共生的國資流失、公共事業混亂和觸目驚心的強力部門官員腐敗問題，以及全國各地的同類事例，也說明國企“民營化”的負外部性不容忽視。一些“民營企業家”與腐敗官員聯手作案的嚴重程度已遠遠超過了20世紀50年代初的“五毒”。“通鋼事件”沸沸揚揚，暴露出北京建龍集團資本運作的重重迷霧（參見左大培《建龍集團：以“先租后買”方式奪取國有資產》等8篇），及吉林省國資委官員長期蔑視“國資情結”和工人合法權益，被一個有顯著劣跡的私人業主玩弄于股掌之上，惟命是從，還自詡“陽光改革”的丑聞，嚴重敗壞了政府和改革名聲，但至今沒人出面就它在指導思想、資本運作、職工權益方面出現的問題和疑問給社會一個交代，令人嘆為觀止。

　　這也不奇怪。不久前，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全球反腐敗民間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報告就指出，全球私營部門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惡化。在包括香港、盧森堡、瑞士等金融中心的大約14個國家和地區內，私營部門被受訪者視為最腐敗的機構。這項調查還發現，立法機構、行政機構、政黨等公共部門在受訪者的心目中形象也差得多。這些也都屬于沒法向全球人民交代的事情。（作者單位：國家發改委宏觀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