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蠅吳敬璉對雄鷹馬賓的挑釁
—讀《南風窗:“遺老”馬賓》有感
塞北之雪
如果說馬賓是雄鷹,那么吳敬璉則只能是一只蒼蠅。最近這只蒼蠅對著雄鷹憤怒地嗡嗡了幾聲。先搜索下兩個人物的經歷:
百度百科中介紹馬賓,安徽省滁州市人。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后任新四軍政治部編譯組組長,新四軍軍部軍法處科長,中共射陽縣委書記,松江省軍區民運部部長,中共哈東地委書記,遼寧省委秘書長、民運部部長。建國后,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總工程師。1956年畢業于蘇聯西伯利亞鋼鐵學院。后歷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干事、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顧問。96歲的馬賓經歷過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等歷史時期,立場堅定、視野開闊、理論扎實,更重要是有一般人難以獲得的歷史經驗與實踐經驗。1930年代,還是地下黨成員時,他就與周恩來成了“熟人”。在鞍鋼主持工作,毛澤東見到他,干脆將欽定的“鞍鋼憲法”謔稱為“馬賓憲法”。他的復出,則是鄧小平極力將他從“文革”泥沼中拔出。馬賓“文革”中被拉到沈陽的單人監房里囚禁5年半。周恩來和陳毅分別出來證明,保他清白。鄧小平后來親自點名起復委用。此后,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他又開始了一次世界性范圍的工業考察。1979年,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成立,馬賓任專職副主任,同事中還有汪道涵和周建南。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80年后也由一機部外事局局長調任該委副主任。1984年中國經濟界的體制改革激辯聚會“莫干山會議”,馬賓是級別最高的自發上山者。這次會議涌現了王岐山、馬凱、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再看看吳敬璉的簡歷:
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1942年至1945年,就讀于重慶南開中學。 1953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
1954-1984年中國科學院(后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1984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4-1988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1986-1987年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1984年至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1990年英國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評議會委員
1999年 匈牙利 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員。1996年 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訪問研究員
1994年 美國 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1990年英國 牛津大學 圣安東尼學院評議會成員。1983——1984年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 客座研究員。1986——1987年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其中1984~1989年任常務干事,1985~1990年任動態組組長。2007年吳敬璉等100名海內外英才分別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稱號。
吳敬璉女兒寫的《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披露了以下事實:
吳敬璉“大義滅親”,跟當了“右派”的父母堅決“劃清界限”,毫不留情“揭發批判”。
吳敬璉“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總理、大鬧打砸搶而聞名的一個組織)。
吳敬璉積極參與了批判孫冶方。(1964年組織批判孫冶方,吳敬璉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學術模式(包括個人人身攻擊)進行對孫冶方的批判。)吳敬鏈后又同樣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師顧淮。
吳敬璉當初“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么要坐沙發?而吳敬璉更不止一次對全家人宣布:“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他對女兒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很反感,“不要把這么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
號稱“吳市場”的吳敬璉在十二大開過之后的1983年還在起勁地批判“市場經濟”,大罵“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
當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當年“大義滅親”的“無良心”成了今天的“吳良心”;當年起勁批判“市場經濟”的“無市場”成了今天“言必稱市場”的“吳市場”;當年連沙發、第二件襯衫都斥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極“左”,如今則右得連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為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一方面擔任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這種“制度性腐敗”在西方國家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犯罪行為——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馬賓是一位革命家、實踐家,既有理論又有實踐。而吳敬璉充其量也就是一個趨炎附勢的空頭理論家,用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批評空頭理論家們的那副對子——“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來形容吳敬璉是再合適不過的。可見,吳敬璉是典型的風派投機分子。毛時代及改革初期,吳敬璉則大搞他后來批判地極“左”。等社會風潮改變,到美國留學鍍金后,又大搞極右,成為中國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代表人物。吳敬璉等人如何照搬照抄西方的私有化、市場化理論誤導中國改革?
從吳敬璉近年若干言論可見一斑:
吳敬璉:改革的目標是歐美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來源:2008-9-22 21世紀經濟報道】
http://www.21cbh.com/HTML/2008/9/22/HTML_JDS2D5XNROCG_5.html
在“文革”后的探索中,在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對經濟體制改革大致提出了四種可供借鑒的體制模式:
(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模式)。以孫冶方、馬洪、蔣一葦等學者為代表,形成了主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給予企業更大自主權的學派。
(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于光遠、蘇紹智等學者比較系統地汲取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經濟學的成果,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介紹。
(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二戰結束以后,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采用威權主義的政府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辦法,形成帶有重商主義色彩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
(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許多理論界人士,特別是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場上提供商品和服務;過多的政府干預會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并且滋生腐敗。因此,他們更傾向于歐美類型的市場經濟,即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隨著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學者愈來愈多,這種思想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
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
從1984年以后的中國黨政領導機關的文獻可以看到,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而在規定具體措施時,則有更多模式(3)的內容。
摘自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歷程的制度思考》
吳敬璉的改革方向就是資本主義
“東亞模式往往為官員們所鐘愛,而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顯然包括吳敬璉,也可以說吳敬璉是用“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指代他自己。說白了就是:吳敬璉向往歐美模式。
他主張“要建立的新的經濟體制就是在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他心中的“現代國家”顯然是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
“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國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承諾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許多個年頭。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
吳敬璉:腐敗兩極分化與市場經濟無關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腐敗,這個腐敗是怎么來的?有人說是因為市場經濟造成的腐敗;有人說不是。在我看來就不是因為市場經濟,而是改革沒有到位,或者是改革遭到了扭曲。
吳敬璉反對給富人征稅緩和兩極分化
吳敬璉認為“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誘因是“腐敗、壟斷等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反對市場經濟自發產生兩極分化的主張,反對“限制企業主、中高層經理人員、專業人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對其課征高額累進稅”的主張,認為是“完全是開錯了藥方”。---吳敬璉2006年5月《收入差距過大的癥結》
吳敬璉反對國企
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作出決定后,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改革似乎就停頓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等為借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 摘自《中國改革向何處去》 發于2008年11月《同舟共進》
吳敬璉拒絕反思市場換技術
吳敬璉說,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輿論,對‘市場換技術’政策提出質疑,說改革開放多年了,市場逐步被外資占領,但技術卻沒有換到,所以這個政策是錯誤的。我認為這種觀點過于片面。(6月19日《南方日報》)
吳敬璉這個腦殘對市場經濟的迷信達到令人可笑的程度,很早就獲得“吳市場”綽號。他甚至認為兩極分化、腐敗的出現與市場經濟無關,認為只有進一步私有化市場化美國化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對哪怕是用給富人征稅的方式調節兩極分化--這些抑制市場經濟弊端的國家調控措施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常見的。即便是最近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黨建決議,也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共產黨的重要考驗。可吳敬璉卻大言不慚地說,共產黨的腐敗、國家的兩極分化與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理念、私有化市場化等改革無關。吳敬璉就是如此極端地、赤裸裸地迷信市場,只有兩種可能性:1、吳敬璉是腦殘。2、吳敬璉是絕大網民分析出的間諜、經濟殺手。如果從善意出發,我們只能認定吳敬璉是腦殘分析。
讓吳敬璉那樣的腦殘或者間諜指導中國改革,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最大的悲劇。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為悲劇,正是由于吳敬璉這種投機分子在運動中大搞破壞。沒想到的是,改革開放后,吳敬璉仍然大耍他常用的“羅織罪名”、抓辮子、打棍子的卑鄙手段。
比如國慶前后,吳敬璉在《財經》雜志發表《中國經濟六十年》一文,向他的所謂領導人獻媚,對馬賓進行惡毒攻擊:
“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發表講演,印發書刊,組織“學習”,重彈他們在1989年-1991年大爭論中唱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舊調,指責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他們把中國改革說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責改革的領導人是“背叛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走資派”和“資改派”:“一是經濟上繼續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繼續推行自由化”,……他們還攻擊說,當前醫療、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兩極分化乃至礦難頻發等問題,都是由這種市場化的“資改路線”造成的。”
吳敬璉文中強調馬賓指責了吳敬璉心目中的“改革領導人”,似乎是呼吁他心目中的改革領導人出面對馬老采取措施。腦殘吳敬璉似乎不知道,以馬賓的資格資歷,即便是說了一些領導人所反對的過激的話,領導人對這位昔日自己的老上級、老領導、革命老前輩、改革元勛也只能畢恭畢敬地聽著,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更何況提意見是共產黨員的基本權利。吳敬璉的這種心態,無意中暴露他不僅僅是資本的走狗,還是權貴奴才的本來面目。
吳敬璉口口聲聲攻擊馬賓僵化、守舊,是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但是,當馬賓在文革中受苦受難時,吳敬璉正在搞極左投機革命,沒受到任何挫折,反而打擊迫害了不少其他人。八十年代初馬賓熱心改革開放,將改革視為繼續革命,成為改革開放的一線人物,被外界評價為“思想很解放”,成為“莫干山會議”級別最高的自發上山者,王岐山等人相比馬賓還只是初出茅廬者。而此時(83年左右),吳敬璉還在大搞后來他所批判的“極左”,所以更是默默無聞的小卒。等吳敬璉看到風向不對,在美國接受洗腦,搖身一變成為“吳市場”,大搞極右時,馬賓反而沒有像這個投機者滑得那么遠。很明顯,隨著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逐漸深入,兩極分化、腐敗等現象日益加重,中國出現了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存在的這些現象。中國越與美國接軌,權力資本化、兩極分化的現象愈加明顯。這些本來都是常識問題,一個號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竟然按照違背馬克思主義常識的理論搞私有化、市場化,可謂大笑話。吳敬璉宣稱,腐敗、兩極分化與私有化、市場化無關,而是私有化改革、市場化改革不夠的結果。這種說教恐怕他的美國主子都不會認同。吳敬璉之所以成為主流,主要是因為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內新生的權貴資產階級需要吳敬璉鼓吹自私有理、私有化市場化有理的理論,所以整天讓吳敬璉誤導改革,讓吳敬璉天天在主流媒體上表演皇帝的新衣。吳敬璉之類用自己的行動,論證了毛主席晚年理論的正確性:中國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馬賓正是看到了這種危險的現實才逐漸調成自己的思想。從一個文革受害者變成毛澤東的堅定擁護者。
可以說,沒有吳敬璉的“極右”,就沒有吳敬璉所污蔑的馬賓的“極左”。如果不是在吳敬璉的誤導下,國有企業被資產階級瓜分、國家骨干產業被外資控制、工農階級經濟上成為剝削階級的的奴隸,政治上喪失了管理國家事務、監督國家官員的權力、兩極分化世界前列、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等等一系列資本主義復辟場景的出現,促使了毛澤東熱的回歸。這是歷史的辯證法。
吳敬璉真的擁護共產黨,擁護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么?看吳敬璉迷信美國體制、反對社會主義的所言所行這是不可能的。歷史已經定性—吳敬璉,這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共產黨和共和國的顛覆者、瓦解者。也許馬賓有過于激烈的言論,但其主旨,無非是捍衛共產黨的核心價值觀,無非是捍衛《憲法》《黨章》的精髓——走社會主義道路、公有制經濟要占主體、工人農民是國家主人等等。馬賓--毫無疑問,和晚年反思改革、回歸毛澤東的陳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一大批元老一樣,既是共產黨與共和國的奠基者,也是共產黨與共和國的維護者。讓吳敬璉這樣的顛覆者、瓦解者在眾多主流媒體上公開地惡毒攻擊馬賓這樣的奠基者與維護者,難道是末代征兆?
附1:
馬賓:我對改革有意見
注:此文是《南風窗》記者采訪馬賓的原稿。不知為何,《南風窗》雜志刊登的終稿增加了一些別有用心的內容。
本刊記者 章劍鋒 發自北京
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強人已經步入暮年,除了倒數著自己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完蛋”的倏忽時光,還要泰然面對另一些強人發動的“炮火”。
“我一躺到床上就睡著。我不想自己是不是說了什么錯話。錯就錯了,自己本來就是個錯思想,怕什么呢?說了之后你再批判我。批就批,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這種偏執使馬賓從對立陣營收到了一頂“左的精神領袖”的“帽子”。曾經的老同事吳敬璉更將他打入“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之列。以推崇市場化改革著稱的吳,最近在一篇洋洋數萬言的文章中公開批評馬賓“開倒車”。
10多年來,馬賓無時不在緬懷毛澤東時代。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個公有制經濟昌盛,不脫離群眾且世風良好的年代,轉眼間,在物質刺激和市場效應下,社會風氣敗壞,“滿目都是假,唯有腐敗真”。當此之時,他力呼恢復毛澤東時代治國路線,再來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種腐敗、不公等社會經濟現象。
吳敬璉第一個不能答應。今年10月,為紀念新中國經濟建設60年,吳在以封面專文形式發表的文章中說,馬賓那種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煽情將不得人心。
二老相爭
馬賓曾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副總干事、副主任,退休后擔任顧問一職。吳敬璉則先后在這個機構擔任常務干事和研究員。
本刊記者向吳敬璉詢問了發表那篇文章的用意。他對馬賓及其觀點有著強烈的態度。他注意到,在馬賓的號召下,全國各地涌現出一批透過網絡做出響應的人,“影響力很大,”這讓他擔心。
雖然吳敬璉與馬賓一樣,對于腐敗等問題有著共同的心情,但他發現馬賓為此開出了一劑“毒藥”。
“我不主張革命,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太痛苦了。”他說,“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時代,認為是市場經濟造成了今天的腐敗等問題,實際恰恰相反,這是改革不夠深入。”
這不是第一次交惡了。最近數年來,兩個人在各自的字里行間不時批駁對方。對吳敬璉來說,在市場經濟進程中,馬賓就像面前一堵障礙,需要花費巨大精力去戰勝。盡管沒有人懷疑中國的市場經濟依舊在推進,他的憂慮卻一點沒有減少。
“你看看,現在的國進民退現象多嚴重啊!”他手里端著一杯咖啡,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對眼球布滿血絲。
在馬賓的追隨者那里,吳敬璉的反應被解讀成是“右派失勢的前兆”。退役軍官李森說,“他這次為什么這么大動干戈?現在中央上層看到美國的經濟危機狀況,右派的一些東西可能要流產,‘大盤’不景氣。很著急。”
馬賓與吳敬璉鬧翻,也就是這十多年的事情。當初,在反對通貨膨脹和腐敗方面,他們是有高度共識的,但馬賓后來認為腐敗是由市場經濟引起,吳對此不同意。
吳敬璉是對股份制改革極熱衷的兩個經濟學家之一,另一個是厲以寧。厲對低通脹和股份制都支持;吳雖反對腐敗和通脹,但支持股份制;馬是三者都不支持。在他眼里,股份制就是資本主義一種表現形式。吳敬璉對股份制的立場讓他感到不滿,并找吳談了這個問題,但沒有談攏。最后,吳和厲一同進了馬賓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名單。
“我又不想和馬賓弄出一個什么公共事件,”吳敬璉說。這么多年來,他不厭其煩地重復反對,就是想消解馬賓釋放出來的公共輿論輻射力,讓大家明辨是非。“我和馬賓沒有個人恩怨。”
兩個舊日相識,大相徑庭,一個向左,一個向右。這種爭執,也許要等到某一方咽氣那一刻為止。在此之前,既然壓不倒彼此,只有努力射住陣腳,爭取信眾。
“他以前是我們的研究生。以后到了美國,拜了美國,就胡說八道、朝三暮四,”馬賓說,“我已經不屑于跟他爭論了。”
96歲的馬賓住在萬壽路的部長大院里,現在處于近乎半癱瘓狀態。20多年間,一次騎車出門辦事,一次出門散步,先后把兩條腿摔斷。拖著半截不聽支使的身子,起立挪動之間異常吃力,但他只愿向家中的阿姨搭一把手借力,對來自旁人的幫助一概拒絕。
“我堅持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可能完全是錯的。因為有辯證法。”老人說,“只要我自己認為是需要堅持的,想什么就說什么。我沒有說假話的必要。”
反市場化
改革開放初期,馬賓由冶金部常務副部長調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第一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職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兼任,進出口委日常工作實際由他主持。這是負責制定對外開放政策的決策機構之一。
那時他被外界評價為“思想很解放”。用馬賓的話說,自己是支持改革開放的,將此看作是在繼續革命。1984年中國經濟界的體制改革激辯聚會“莫干山會議”,他是級別最高的自發上山者。這次會議涌現了王岐山、馬凱、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我那時候思想最好、最活,是什么人發表意見,都愿意學習和來往。現在有人認為我很左。必須有左右,沒有就不是辯證法,就像開車一樣,總要有個左右方向。”
后來他與莫干山會議上一些“鼓吹個人主義、生活亂七八糟又太過驕傲”的人分道揚鑣了。一些看不慣的社會現象,也使他一反常態,對市場化道路提出質疑。
馬賓的醫療關系在北京醫院,按制度每年要檢查一次身體。2002年上醫院,大夫見他已經8、9年沒有查體了,要求他全面查一次。他不干。這就爭執了起來。他當時說了氣話,“對我們無微不至,對窮老百姓漠不關心。”
火氣這么大,是因為有一次在醫院門口看到一個重病號沒有錢遭拒入院,以及報紙報道有醫院怕病人私自出院不付費,竟將病愈病人鎖在床上。這深深刺激了他,“社會主義國家竟然能出這種丑事,對這樣的行為應依法治罪”。
當年夏天,在北戴河療養間隙,他提筆寫了一篇文章,直呼“農村缺醫少藥,要求打倒城市老爺衛生部”,“直扣勞動人民的醫療費用,來保證老干部長命百歲,不可取”,“一心為私賺錢的市場經濟決不能運用到醫療衛生部門”。
此后他又對不公平的教育體制提出批評。他的女兒曾從小學念到大學,幾乎沒有向家中要一個錢,但之后的教育體制一夜之間“資本主義化”,只培養有錢的或比較有錢的,家庭貧困的就沒有機會,“9000萬農民的絕大部分子女和城市低收入工人子女排斥在大學之外,這是社會主義教育原則嗎?”
他繼而提出要打倒城市貴族學校制度。
深秋。坐在冷冷清清的家中,他對本刊記者說,“改革不能無邊,開放不能無底。北京有16個城門,你不能16個都開嘛。”
在他的禁忌中,國有企業是最不該打開的一扇“門”。國企改制讓他極為上火。他這一輩人的意識中,這代表了公有制地位的失去,而這本來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得以確立的根本。
2007年,馬賓在一份給全國人大要求糾正國企私有化的上書中簽了名,這次聯名包括部、軍、省級卸任干部等各界人士3000多人。對立陣營指責他組織黨內外人士干擾和阻礙改革政策。
“要別人照我說的辦,不大可能。但這是一個爭取群眾的過程,被雇傭的工人、窮人都同意我。”他是太向往工人當家作主的那個年代了。“工人說了算,財產完全應該都是工人的。現在工人只拿工資,財產就由幾個頭頭當家作主了,也不跟工人商量了。”
這個在公有制環境里摸爬滾打大半生的人,階級意識分明。那些私營企業主,是被他歸入資本家行列的,國有企業不僅賣給他們,而且這些人還要入黨。“資本家入黨”——這怎么可以?于是他又與十幾位老部長一道聯名向上面遞信,提出反對意見。
有關方面找馬賓談話,說他們不應該聯名,更不該將信件公開在網上,要顧全大局。他說,我們正是出于顧全大局才寫這個信的嘛,年輕人把信件公布在網上,“這是信息高速公路,要很好地利用這個來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什么不利用和占領網絡這個陣地啊?”
地下工作出身的馬賓,實際上并不熱衷聯名上書。他一般更愿意單獨給中央高層寫信。感覺不便公開的或上面打了招呼的,他就不公開。上面沒有招呼的,一段時間后他才會讓人公開。
在部長大院退休的高干中,他是唯一一個還能通過機要渠道與中央保持互動的老人,許多老同志對一些問題有話要說,要么就找到他向遞信件,要么就拉他聯名發表公開信。
“很需要反思我們的一些政策。現在的確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團,很多事情就不是講道理了,是講利益。”追隨馬賓的退役軍官李森說,“你把道理講清楚,他的利益就要受損失,所以就必須要把一些道理埋沒了。馬老那些觀點有什么錯?”
他在守節
在“回到過去”這個問題上,吶喊奔突許久,卻原來只是一場紙上風暴,怎么也沒能打退資本化步步逼近的鼓點。但要說失敗,他又并非沒有成功過——終此一生,他也沒有同意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產者。
現在住的逾190平方米房子,不做裝修,格局未變,墻體就那樣冰冷地裸露著,簡單粉刷的屋頂泛出黑紋。如果全部騰空,這只是一套用舊了的毛坯房而已。
屋內掛著他自己的像,還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臥房墻上,毫無章法地貼滿了各種字畫,白求恩像也在其中。
部長大院的房屋,大都經過兩次裝修。第一次,政府每戶補助3萬,他沒有要;第二次,政府補貼10多萬,他仍不要。之后,政府又將這些房子的產權以較為優惠的價格轉讓給住戶,他仍然置之不理。
客廳里兩墻書架,是從鞍山買回材料請人打的。舊時在鞍鋼的辦公桌,也被他用15元錢買回。這張擱在客廳里的粗重厚實的條桌,綻露著一圈圈凝結了的木頭紋理,在他眼里再漂亮不過。從前的秘書,已經提前向他要了這張桌子。當他死后,除了這張桌子可以隨便處置,房屋將被政府收回。
這樣活著,仿佛是為了守節。“無產階級的定義就是沒有私有的東西。”
這個當年的群眾路線模范,在兩條腿沒有全部摔壞的時候,還是繼續跑在各地基層,辦法是1946年在東北農村工作那一套,“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瓜菜代啊,什么都行。”
現在耳朵失聰了,行走不便。他就讓阿姨出門買菜的時候用輪椅推著自己。部長大院附近有好幾個菜市場,他都熟悉。在他眼里,那些賣菜的人賺錢不多、經營艱苦,想發財的思想很鮮明。此時他堅信,窮人想發財是正確的。那些有錢人都是不正確的。
“現在的人對有錢人不但有意見,還應該打倒啊,”馬賓揮舞著右手說,“他們的錢來得不正當。哪來的辛苦賺錢啊?你看我們這里當官的,都是辛苦賺的錢嗎?”
在部長大院里,他喜歡跟許多小阿姨接觸,連管道檢修工人也要想辦法接近。他管這些人叫“基本群眾”,強調基本群眾是最要緊的,“共產黨員就是要聯系基本群眾,而不是去聯系那些大款。”
部長大院建于1980年代,集中住著國務院各部委要員們。馬賓并不喜歡這個有警衛站崗的住宅區,認為這里面住著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大官、大款和大腕。當年分給他房子,他就很有意見,結論是這里面高官云集,做官的簡直沒有一個是好的。
“怎么會好呢?不能好了。進城后一些領導人都住得很好,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作風根本就沒有了。住到這里來還能干什么呢?”
63年前,正是由于緊密聯系和團結群眾建立基層政權,他在林彪、陳云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東北局系統內成為模范人物。在《環行東北》一書中,軍旅作家劉白羽以專門篇章寫了這個“唯群眾”的人。
解放后,在鞍鋼擔任總經理。不能接受蘇聯式企業的廠長(經理)獨裁管理制,轉而推行政治掛帥、大搞合理化群眾運動,發動工人參與企業治理,通過這種辦法解決了很多問題,他的辦公室里也出現“不知多少‘永動機’的發明、建議”。馬賓卻堅信,這是在正確處理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如果不依靠群眾,不搞群眾運動,貪污腐敗問題是不會解決的。”。
1960年春,毛澤東親筆批示要求全國各地認真學習鞍鋼做法。毛還將之贊譽為《鞍鋼憲法》。
“文革”開始后,他成了運動對象,被拉到沈陽的單人監房里囚禁5年半。要不是周恩來和陳毅分別出來證明,保他清白,不明真相的群眾說不定就會要了他的命;或者如果不是鄧小平后來親自點名起復委用,他也可能被這場運動徹底淹沒。
但他對這段歷史沒有什么抱怨。
“我當然冤枉,但群眾要求審查我的歷史,他們怎么對待我都是對的。”
現在的群眾,對這個擅走群眾路線老頭已經陌生。1999年元月,86歲的馬賓到紅四方面軍根據地四川老區搞調研,一身打過補丁的新四軍舊軍襖。老區群眾看見了,不相信這個穿著寒磣的老人是老干部,說,“老干部好幾千塊錢一個月呢,怎么會連衣服都穿不起,別是個假的吧?”
本刊記者兩次訪問,見他穿的都是帶有鞍山鋼鐵公司字樣的淺灰色舊工作服。說是鞍鋼工人懷念他,改裝時特意贈送的。
這種情形連馬賓原來的司機都被逗樂,偶爾打趣他說,“馬老,你完全是不響應黨的號召。黨要擴大內需,你一件衣服穿這么多年,還怎么擴大內需啊?”
信徒們
“右派有可敬的人,左派也有可敬的人。如果都像馬老這樣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都是值得尊敬的。”李森說,“現在最壞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團,就是腐敗分子集團。”
李森與馬賓往來已有13年之久,他原來是西北某軍區一位上校銜團政委,每年休假都會在馬賓家里住上一個月,跟著他一塊兒起居、學習。這種環境全然不同于每天在官場中吃吃喝喝迎來送往。折服之余,他不想在官場里繼續行尸走肉。不久前,轉業回到了北京,計劃干點有意義的事情。
“我能從他身上感受到一種歷史的本質和厚度,沒有任何雕飾。”李說,“不跟這個老人接觸,我就會沉迷在過去那種生活中。”
結識馬賓后,他們每年都要舉辦一場晚會,內容大致與紀念毛澤東有關。馬賓在腿未斷、耳未聾之前,必然參加。且每每即席高歌,喝的都是紅色歌曲。
那些因共識而在他身邊聚擾的人,除了退役軍官李森,還有游戰洪和張寶印。幾個志同道合者,定期不定期要到馬家探望,順便會在他家打打秋風。
游戰洪與馬賓往來的年頭,與李森相仿。一個30多歲的清華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1994年,熱衷反腐敗探索的一老一少偶然結識。第一面就讓游戰洪嚇一跳,馬賓拿出那種500字方格稿紙邊聽邊記,最后和他談了七個問題,要求繼續研究。
那次談話,被游戰洪一字不落記在發舊的記事本上。馬賓當時希望找出社會主義腐敗現象的表現形式和危害性與古今中外腐敗有何同異,以及治理經驗,并質疑公檢法等反腐敗機構為什么不能解決問題。當這些機構陷于空轉難以反腐,他又問可不可以動用軍隊,或把依靠法制和依靠群眾結合起來。
這些問題超出了游戰洪的專業范疇,差點把他嚇跑。馬賓建議他從金融大案搜集分類入手,找出發生在中國的1000個金融案件,總結問題,找出對策。那一次,游戰洪找到800個案例,編目歸類之后,裝訂成五大卷,用自行車馱到馬家去。
馬賓要求他多裝訂幾套,送給中央主要領導看。游戰洪就又裝訂了兩套,賠進1000多元。那時他每月工資只有600元,有些心疼。馬賓問他,“錢是怎么解決的?”他說,“向你學習啊,自己掏腰包。”馬賓樂了,“你看,我們這才是真正反腐敗。”
那天高興,他獎勵游戰洪吃了兩個燒餅。
對于反腐敗,歸根結底,馬賓認為就像對付市場化之下的不公不均和國企轉制一樣,只有發動群眾進行階級斗爭才能根治。他開出再來一次“文革”的藥方,但游戰洪對這個號召出現了搖擺。
“文革十年是一場浩劫,不堪回首,發動第二次,不會有人答應。”游說,“我建議借用內容,但不打二次‘文革’的旗號。”
馬賓不同意。兩個人結果在電話里吵了一場。老頭說,“行了,以后我們各走各的路。”“啪”一聲掛了電話。
這樣堅持,是因為“唯物主義者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這是馬賓慣常表態用的兩句話,另一句則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他不懂得像游戰洪那樣變通。
張寶印對于馬賓的支持更為出眾一些,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的。聽說吳敬璉發表了一篇對馬賓不利的文章,他被激怒了。
“我想找到‘吳市場’那篇文章,”他說,“我想組織批判他。”
75歲的張寶印,原來是海軍裝備研究院科技委的委員,16年前即與馬賓結識了。比游戰洪、李森等人年長許多,又是經過革命年代出來的,這使他與馬賓擁有“共同的信仰”。
“我不是他忠實的支持者,而是他的信徒”。
“人民”的觀念、“階級”的觀念、“公有制”的觀念,在他看來這些都是根本性的東西,現在卻痛心已經“淡化了”,“不提了”,“不要說馬老不贊成,以我的經歷我也不贊成。”
這個白發蒼蒼的老人,為了他們的事業,有時會掏錢支持左派的一些網站,比如“烏有之鄉”。這個被吳敬璉討厭的著名網站,只靠賣點書、收取會費或接受贊助支撐運營。馬賓對上面的一些文章很欣賞,經常讓阿姨打印下來供自己閱讀。他自己寫的東西,網站也會拿去用。
張寶印堅信,全世界最終必將實現共產主義。他也希望別人都相信這一點。然而在他欣賞的年輕人游戰洪那里,則沒有這樣的鼓舞。他自認和李森是馬賓身邊最后的年輕堅持者,要是老頭哪一天不在了,他要做退出江湖,回家種地、養豬的打算。
“我現在有點悲觀,馬老知道會罵死我的。現在的腐敗是越反越腐敗。”這個蓄著滿腮幫胡子的中年男人說,“馬老的思想如果被采納,自上而下發動群眾,可以主動解決一些問題;如果不被采納,歷史也是滾滾向前,最后又回到起點。歷史就是這樣,很可悲的。”
附二:南風窗雜志發表的終稿:
“遺老”馬賓
http://news.sina.com.cn/c/2009-11-25/0953191235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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