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舉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旗幟　　

奮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　　

                ——新中國建國60年的回顧、思考和建言 　　

石鏡  2009.9.4　　

 (目錄：一、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的成就應充分肯定。二、改革開放時代始終存在兩個方向兩條路線的斗爭。三、探索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11項建言。)　　

今年是共和國建國60周年。60年前，新中國如旭日東升，跨入了社會主義時代。60年后的今天，共和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依然屹立世界東方。撫今憶昔，共和國的輝煌成就和走過的曲折道路，無不與社會主義緊緊相連；展望未來，共和國的真正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然與社會主義息息相關。集60年共和國發展之經驗教訓，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旗幟，才能走出一條科學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我們親愛的祖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一、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的成就應充分肯定　　

  共和國60年歷經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也可稱鄧小平時代），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兩個不同重要發展階段，它們之間是開創與發展，繼往與開來的關系。要正確認識共和國60年歷史，就必須對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歷史有一個客觀清晰的認識。　　

 毛澤東時代即共和國初建29年（1949——1976年27年，加1977、1978兩年），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浴血奮斗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終于站起來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消滅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農業國基礎上，通過實行計劃經濟基本解決吃飯問題，甩掉“貧油國”帽子，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初步工業化；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研制“兩彈一星”，打破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長期戰爭和準戰爭封鎖圍堵，在世界贏得尊嚴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澤東時代大體可分為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兩個時期。這是一個開創和致力于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革的年代，在艱難的探索、改革、創新中難免走彎路和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付出沉重的甚至是帶有血污的代價，如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左”的急于求成、文革時期過“左”過“亂”、階級斗爭擴大化、所有制過高過純、國民經濟沒有及時從積累型向積累消費型轉移等。但縱觀毛澤東時代走過的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道路，又有別于蘇聯工業化道路，是革命加改革促發展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也可以稱為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路途上有鮮花，也有荊棘；有大道，也有彎路；有成績，也有錯誤。但從總的和根本的講，成績和成就始終是第一位的、主要的，必須加以肯定；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是一個發展中大國開辟嶄新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道路難以避免的學費和代價。毛澤東時代是中華民族在貧窮落后基礎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有為的創業時代，是中國人民為共和國建設壓消費、重積累、打基礎、搭骨架、鑄長劍的英雄時代，是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大國奮力打破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全面圍堵封鎖逐步在世界贏得友誼和尊敬的崛起時代。毛澤東時代為改革開放時代奠定了制度、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基礎條件。　　

  改革開放30年（1979年至今），是在毛澤東時代發展基礎上繼續深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尋求中華民族復興的又一重要發展階段。這一時代特征是在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前提下實現社會發展轉型，客觀進程顯現出從政治轉向經濟，精神轉向物質，計劃轉向市場，積累轉向消費，公有制轉向私有制，內向發展轉向外向發展的趨勢，并還在繼續變化過程中。　　

改革開放30年成就是巨大的，主要體現在經濟保持了30年持續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已經位列世界第三，進入工業化中期；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人民生活不同程度提高，實現總體小康；微觀經濟活躍，社會自由度增加，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和政治的重要一級。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改革開放30年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三大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兩極分化日趨明顯；教育、醫療、住房新三座大山壓在人民群眾頭上，低收入群體尤為不勝重負；人們理想信仰淡薄，社會道德水平整體滑坡，官員腐敗已成痼疾，官民矛盾日益凸顯；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嚴重，社會群體性事件增多，就業壓力日益成為新的社會矛盾集中點。　　

但縱觀改革開放30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探索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力求排除“左”和右的干擾，繼續艱辛地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時期，堅持和高舉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旗幟，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和勞動人民的希望之光。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是嚴重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成就是主要的，是需要充分肯定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也是難以避免的。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人民擺脫貧困，走向小康，融入世界的偉大發展年代。　　

總的來看，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在社會主義建設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面臨不同歷史任務。毛澤東時代主要是在國際戰爭風云變幻的環境下創業積累搭骨架，改革開放時代主要是在和平環境下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它們都較好地完成了歷史階段賦予的任務，兩者的主流均應予以肯定。我們在總結改革開放時代時，絕不能妖魔化毛澤東時代。如果妖魔化開國領袖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或遲或早必然導致妖魔化鄧小平和鄧小平時代（即改革開放時代），必然導致妖魔化共產黨、社會主義和新中國歷史，最終導致改旗易幟，歷史出現重大倒退，這是已被蘇東巨變證明了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定律。同樣，肯定毛澤東時代，也必須充分看到和肯定改革開放30年的主流和成績，否則也會犯重要歷史性錯誤。　　

正確評價歷史，就必須正確認識歷史。毛澤東時代一些歷史問題眾說紛紜，有必要深入調查給予客觀權威的科學評價。尤為重要的是三大問題：一是關于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是否餓死3000萬以至更多人問題；二是關于文革后期國民經濟是否瀕于崩潰邊緣問題。社會各派乃至國外長期對這兩個問題議論紛紛，有的大做文章，不乏醉翁之意。由于這兩個問題涉及到對毛澤東、毛澤東時代、黨史和共和國史的重要評價，我黨不能長期置之不理，讓某些勢力借此翻云覆雨。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建國60周年之際，黨和國家應責成中央黨史辦、中國社科院、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等有關部門，組織聯合調查組專題調查研究，用數據和事實說話，還真相于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　　

三是文革評價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自我評價一生所干兩件大事之一，也是黨中央發動又全盤否定，在中共黨史和世界社會主義史上有重大意義的大事，其歷史影響至今不可忽視，歷史意義逐步顯現。隨著文革的遠去、當事人物代謝和時空轉換，在時機和條件成熟時，我黨應該可以更加客觀科學地評價文革。從一定意義上看，沒有文革就沒有改革；沒有文革的經驗教訓，黨和國家就難過“xx”和蘇東巨變這一關；沒有文革10年大亂，就沒有改革開放30年大治。為正確評價毛澤東時代、黨史和共和國史，應逐步開放文革檔案，開放對文革的研究，首先開放黨內文革研究。　　

二、改革開放時代始終存在兩個方向兩條路線的斗爭　　

改革開放30年進程大致可分為探索、激變和調整三個時期。　　

改革探索時期（1979年至1996年）。這一時期長達18年。改革開放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和“四論”即“貓論”、“摸論”、“先富論”、“不爭論”指導下探索改革道路和方向。改革開放進程以農村實行家庭承包制、城市啟動企業改革、沿海發展經濟特區、價格實行雙軌制、反資產階級自由化、89年“六.四”事件、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等為標志性事件。改革探索基本遵循黨的基本路線，體現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改革轉軌激變時期（1997年至2002年）。這一時期約6年。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深化改革，重點在所有制改革、國企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上進行攻堅突破。以此為標志，改革開放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實踐中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外向化為主導，在國企改制、教改、醫改、房改等方面實行改革攻堅。幾千萬工人下崗和幾千萬農民失地，工人階級包括農民工的相當部分已經從主人公地位淪為雇傭工人地位，新資產階級重新產生，兩極分化加速，以所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發生重大變化。與此同時，黨向新階層打開大門，黨員資本家和資本家黨員同時涌現，新階層黨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日益活躍。改革開放進程在國內外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呈現右傾趨勢。　　

改革調整時期（2003年至今）。這一時期已有6年多。通過對改革開放前兩個階段反思，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的觀念思想，并逐步提出和形成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統籌兼顧、自主創新、建立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被民間稱為“胡溫新政”。2007年，黨的十七大把科學發展觀正式列為黨的重大戰略思想和指導方針。這期間盡管出臺“物權法”，從法律上確定了改革導致新的階級利益調整格局等，從整體上看改革開放呈現向左調整趨勢。　　

改革開放三個階段的發展脈絡和趨勢客觀表明，改革30年來自始至今存在著兩個方向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條路線以鄧小平、陳云為代表，公開申明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條改革路線實際上以兩任下臺總書記為代表，“指鹿為馬”，打左燈向右轉，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經濟改革搞私有化、市場化、附庸化，政治改革實行資產階級憲政民主，其實質是回頭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　　

經濟上，改革開放路線斗爭的焦點集中在所有制上。改革是堅持憲法和黨章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是或明或暗轉向私有制為主體，甚至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當前，由于國家統計局多年未發表有關所有制結構的數據，從現有零散于報刊網絡和民間研究資料看，私有制經濟在數量上已占優勢。但從總體上看，國有經濟在質量和控制力上依然還有優勢，加以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根基雖已動搖，但還沒有質的變化。如果繼續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量變到質變，經濟基礎的變化或遲或早必然導致上層建筑的相應改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中國共產黨作為把公有制寫在黨名、黨旗和黨章上，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政黨，是不能不嚴肅慎重對待的。　　

政治上，改革開放路線斗爭的焦點集中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并貫串于改革開放30年進程。斗爭尖銳之時，導致兩個總書記下臺和xx年北京“x.x”動亂。到今天，代表右的利益集團公開打出“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直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承認當今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出現是改革開放題中應有之意”、 “指鹿為鹿”、“不再指鹿為馬”的旗號。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前夕出臺的所謂“零八憲章”，公開攻擊黨和國家是“黨天下”“現代極權主義”，公開宣言要“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些言論和訴求，已經不僅僅是要“改旗易幟”，而是要分裂國家和民族，以建立歐美資本主義買辦附庸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最終目標。　　

總之，從政治到經濟，改革開放的方向路線問題已經嚴峻的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　　

三、探索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11項建言　　

新中國60年，我黨始終高舉社會主義旗幟，不斷地同來自“左”和右的思潮作斗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前，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資本主義制度萬世永存的幻夢破滅，社會主義迎來新的發展契機。共和國的下一個30年以至60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全面復興和爭取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以下是對探索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些看法和建議。　　

（一）改革開放的方向路線必須旗幟鮮明　　

改革開放本身是中性詞，改革開放的方向目標不同，改革開放的路線手段就不同，改革開放性質即不同。　　

方向目標就是旗幟，旗幟必須鮮明。毛澤東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我們黨堅持的改革開放方向目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改革開放的路線，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結合起來，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前提下，探索和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毫不動搖，就是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和路線不動搖。　　

當前，特別要警惕那些打著改革開放旗號，販賣資本主義私貨，實際上走西方附庸型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買辦利益集團。　　

（二）要從講政治的高度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落到實處　　

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須慎重對待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問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首要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其次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兩者主次分明，缺一不可。　　

黨和國家要從講政治的高度重視公有制主體地位問題，既要從質，也要從量上保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務院應責成國家統計局定期公布所有制結構及變動狀況。黨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要分別按照黨章和憲法的要求，切實履行職責進行監督。　　

要正確處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新資產階級包括外資的關系，在現有利益格局下逐步提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地位。對新興民族資產階級應實行團結的方針，發揮其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作用，限制消極作用。　　

（三）探索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發展逐步告別了計劃經濟，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即“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也就是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宏觀調控。　　

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實際運行的經濟模式是：多種所有制＋市場行政配置資源＋政府宏觀計劃調控。其特點是：所有制除重要領域保留公有制主導地位外以私有制為主體，資源配置以市場為主行政為輔，政府對經濟運行實行含有計劃因素的宏觀調控，經濟發展總體上呈現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外向化趨勢，其實質是政府主導下含有計劃因素的市場經濟。這一體制對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如前所述也產生了許多問題，特別是在當前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中受到嚴峻挑戰，社會主義中國第一次實實在在感受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對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爭，應該全面、辯證地認識和對待這一問題，全面、辯證地認識鄧小平所說“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是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特征和應有之義，我們沒有必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把計劃經濟當作洪水猛獸轉而迷信市場經濟教條。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歷史發展實踐看，兩者都有長處和缺陷。中國是唯一既搞過計劃經濟又搞過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應該有條件和可能吸取兩者的長處和優點，避免或制約它們的缺陷。可以設想，如果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將計劃和市場有機結合起來，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就一定能趕上和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框架，可以考慮為：基本經濟制度＋“一個腦袋”（科學計劃）＋“兩只手”（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宏觀調控）。　　

基本經濟制度：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一個腦袋：即是科學計劃。國家通過制定中長期計劃或規劃，主動從宏觀上對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進行科學的指導安排，綜合運用財稅、貨幣、價格包括壟斷型國企等經濟杠桿和行政手段,保證國民經濟供需總量、積累消費、經濟結構、內需外需、收入分配等重大比例關系協調平衡；同時運用必要的計劃資源配置手段，保證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基礎設施、重要產業穩定發展壯大。科學計劃屬于事前主動型規劃安排。由于我們仍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因而具有制定宏觀科學計劃的基礎，這也是我國區別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所特有的制度優勢。　　

兩只手：一只是看不見的手，即對于微觀經濟特別是競爭型經濟以市場配置資源為主，繼續堅持放活微觀經濟，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和促進就業的積極靈活作用；另一只是看得見的手，即政府宏觀調控，要繼續加強對市場經濟缺陷的調控，政府調控通常是被動、滯后和補漏的，容易被市場經濟缺陷所左右，屬于事后被動型調整。

立足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的“一個腦袋”、“兩只手”，有機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也可以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模式。　　

其特征是：經濟基礎上，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其它所有制經濟為輔，共同協調發展；資源配置上，關系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以計劃為主，其它以市場為主，不同時期根據不同情況有所調整；經濟調節上，宏觀以政府計劃調控為主，微觀盡力發揮市場調節作用。　　

這種經濟模式與我國以工農階級為主體、其他階級為輔的階級結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參政的多黨合作政治體制結構是相適應的，從而具有巨大的政治經濟優勢和發展潛力。　　

（四）農村改革要大力支持新型集體經濟和新型合作經濟的發展　　

我國農村經過30年改革，解決了溫飽問題，進入不同程度的小康。但以小生產為特點的小農經濟潛力已盡，其發展難以為繼成為社會共識，逐漸形成長期持續纏繞我國的“三農”問題。　　

當前，我國農村發展面臨重要歷史轉折關頭，那就是應及時啟動鄧小平關于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第二個飛躍戰略思路的實施，即“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　　

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農村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是農村土地制度的重大變革，標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的起步，是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一項戰略性措施，關系到8億農民的利益和命運。　　

當前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實踐中，客觀存在著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新型合作經濟的道路和城鄉農業私人資本經營道路。這兩條道路都有存在土壤和理由，其生產方式均高于小農經濟，都能夠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和農民增收。但從中國人多耕地少的國情、社會主義制度性質和最終有利于農民的根本利益出發，黨和政府應大力支持新型集體經濟、新型合作經濟發展，從政策上給予傾斜扶持，使它們成為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業現代規模經營的主體，切實落實和實施農村改革發展的第二個飛躍戰略。對城鄉農業私人資本經營道路，則應采取發展、觀察、節制的原則，發揮其有利于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作用，同時也要限制其雇傭剝削、兼并土地和加速兩極分化的消極作用。　　

當前全國全面加速推行的“林改”，實質上是30年前土地承包和當今土地流轉相結合在集體林地改革上突破的產物，其發展方向和后果已可預見，尤其是關系到全國性的生態問題，黨和政府要慎重。　　

（五）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全黨　　

我黨黨章規定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博大精深，涵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外交等領域，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結合的產物，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寶庫，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是東方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求解放、謀幸福的“圣經”和“寶典”。十七大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從根本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無論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科學發展觀，其主要理論基礎均來源于毛澤東思想，或與時俱進有所發展，或某些論斷（以至重要論斷）不同，有待實踐檢驗繼續揚棄完善，但其主體思想終歸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胡錦濤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但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我黨除黨代會外在提到工作指導思想時，一般只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而不提毛澤東思想。這實際上是將毛澤東思想束之高閣，邊緣和淡化毛澤東思想，削弱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指導思想的地位，削弱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指導，對黨和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不公平的，黨員之心、百姓之心也是不平的。　　

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包括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今后隨著實踐發展可能還有新的理論創新。因此，我黨在提到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時，中央和各地都應規范地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并列相提，這樣才比較全面客觀，才能真正堅持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全黨。　　

（六）高度重視社會思想道德水平的教育、恢復和提高　　

建國60周年之際，我黨需要正視和重視的是，改革開放30年物質生產力水平有了巨大的進步，但社會思想道德水平較之毛澤東時代發生較大退步。毛澤東時代，我們堅決、迅速、干凈、徹底地蕩滌了舊社會的污泥濁水，黨重視用為人民服務、愛國家愛集體、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著力建設“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基本形成了吏治清明、艱苦奮斗、互助友愛、尊老愛幼、崇尚崇高、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可以說，毛澤東時代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還不高，但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在中外歷史比較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改革開放后，在“發展是硬道理”這個綱的指導下，忽視了政治思想教育，特別是“一切向錢看”、“時間就是金錢”、“經濟人”、“貓論”等提倡宣揚金錢至上、唯利是圖、利己主義、實用主義哲學理論口號的提出，搞亂了黨內和人民群眾的思想，長期腐蝕著社會肌體。以至吏治腐敗漸成頑癥，礦難、黑窯奴、暴力拆遷、下崗、失地、血汗工廠成為民眾心靈創傷，假藥、有毒食品、黃賭毒黑、拐賣婦女兒童層出不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重新成為社會特別是相當部分青少年的人生哲學。如果說1989年鄧小平總結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即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那么改革開放30年的重大失誤可能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一代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下降是容易的，但要再提升起來卻是很難很難的。　　

社會思想道德建設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黨應十分重視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的撥亂反正和再建設，正確總結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思想道德建設的經驗教訓，理直氣壯地批判資本主義金錢至上、唯利是圖的人生觀、世界觀，堅持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育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正確處理物質和精神、利己和利他、先富和共同富裕、個人和國家集體的關系。中央帶頭，高級干部帶頭，黨員帶頭，下大決心下大力氣重新鑄造中華民族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精神長城。　　

（七）正確處理階級、階級矛盾與建設和諧社會的關系　　

改革開放30年來，我黨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理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又出現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即基本不談或不敢談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一般只提階層、社會和諧等。　　

黨章和憲法都指出，階級、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正視當今我國社會，客觀上不僅存在工、農階級，改革開放30年還培育發展起來一個有較強實力和較高地位的新資產階級，“外資”即在華外國資產階級也有了較大發展。各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不明顯，九十年代中期改革進入轉軌激變時期，就逐漸顯現出來。我國現階段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總體仍屬于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斗爭，但也有部分如罷工、黑窯奴、暴力拆遷、暴力征地和具有暴力傾向的個體和群體性事件，特別是2008年西藏拉薩“3.14”藏獨暴力鬧事事件、貴州甕安“6.28”火燒縣政府和公安局事件、今年新疆烏魯木齊“7.5”打殺砸燒搶暴力恐怖事件、吉林“7.24”通鋼改制事件等，已開始向對抗性矛盾轉化發展，應引起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和反思。　　

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思想，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擁護。真正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是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剝削，物質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思想道德高尚的共產主義社會，當然這是一個遙遠而理想的社會，是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最終目標。我們當前建設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是一個初級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是客觀存在著階級，即存在著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社會和世界。　　

因此，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正確處理現階段人民內部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外國資本的階級關系和階級矛盾。要堅持工農階級的主體地位，并根據各階級地位、經濟狀況的變化適時調整它們之間的關系，使各階級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提下既各有所得又和諧相處，防止階級矛盾由非對抗性向對抗性發展。　　

對已發生的對抗性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要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立場上敢于正視、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如我們與達賴集團的斗爭，其性質就不僅是分裂與反分裂斗爭，而且還是西藏農奴主階級復辟與站起來的農奴階級反復辟的階級斗爭。只有從這兩方面認識問題，才能認清這場斗爭的實質，才能認清達賴是一個披著宗教外衣的西藏分裂賣國的總頭子和農奴主階級的總代表，才能制定堅定正確的斗爭原則和機動靈活的斗爭策略，才能取得與達賴集團及背后西方敵對勢力斗爭的主動權。同此，我們與以熱比亞為代表的新疆民族分裂勢力的斗爭，其實質是新疆各族勞動人民與新資產階級及其背后的歐美帝國主義勢力的斗爭。通鋼國企改制事件，實質上是工人階級與新資產階級長期積累的階級矛盾集中爆發。　　

建設和諧世界，是我國和世界人民的良好愿望，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還存在，剝削、奴役、擴張、爭霸是它們的本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交往中發生的“銀河號”、“炸大使館”、“撞軍機”事件，涉及國家主權的“臺獨”、“藏獨”、“疆獨”、“釣魚島”、“東海”、“南海”之爭中，令民眾不僅是“不高興”，而且是悲憤難抑。中國在“盛世”之下外交患了“軟骨病”，不僅列強重新敲打欺負我們，周邊“列弱”也開始撕咬和欺負我們。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以斗爭求和諧則和諧存，以退讓求和諧則和諧亡。“韜光養晦”，應是特殊時期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策略。長遠的根本的看，還是要堅持遵循毛澤東提出的“不稱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對外戰略方針政策。我國在國內建設和諧社會的同時，要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抓緊筑造現代化國防長城，堅決有效的保衛國家民族利益，并成為世界上主持公道正義和推動和諧世界建設的重要力量。　　

（八）從黨的性質、理想和宗旨著手加強黨的建設　　

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黨的建設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但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建設政治上始終存在著妄圖改變黨的改革開放路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的嚴重干擾，作風上以“一把手”權力集中和“不爭論”為特征嚴重侵蝕了黨內民主制度，以至組織上發展到黨員資本家，資本家入黨。這些不僅導致兩任總書記下臺，以權資結合、權錢交易為重點的腐敗現象層出不窮，相當一批黨的高級干部受到黨紀國法追究,更重要的是腐蝕了黨的肌體，搞亂了黨內思想，影響了黨的形象。　　

黨內政治、組織、作風上出現的這些問題，與黨的建設長期以來抓黨的性質、理想、宗旨和路線建設不力，黨內民主生活不夠，黨內監督不到位是分不開的。從新中國建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黨的建設實踐看，如果不從黨的信仰宗旨路線、黨內民主制度和黨內監督制度三方面著手抓，再搞多少次這樣那樣的黨內學習活動都可能流于形式。　　

關于“新社會階層”中資本家入黨問題，至今理論和實踐上難以給出合理的解釋。新資產階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同路人和建設者，是黨和工人階級團結的對象。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家可以合法剝削，合法致富。新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可以參加民主黨派，可以參選人大、政協，也可以進入政府，但不需要也不應當把他們吸收進共產黨內。因為資本家的本質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剝削，與共產黨消滅剝削，建立公有制社會的理想信仰和工人階級政黨的性質是水火不相容的。資本家中的先進分子，真正認同共產黨的信仰宗旨，背叛自己的階級，決心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才有條件入黨。中國共產黨是階級的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決不是全民黨。我黨要把組織階級的先鋒隊伍與組織廣大的統一戰線區別開來，在這個涉及黨的性質和生命的政治問題上，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關于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在毛澤東時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挫折和錯誤，如大躍進、文革等曾多次承擔責任并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改革開放30年來，除1989年鄧小平總結改革時提到“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外，對改革開放的失誤幾乎沒有進行自我批評，聽到的是頌歌，看到的是頌詞。共產黨如果丟掉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是非常危險的。　　

當前加強黨的建設，首要的是加強黨的性質、宗旨和路線的學習教育，純潔黨的組織，整頓黨的作風，下決心逐步改革完善黨內民主制度和黨內監督制度，提高黨的戰斗力。加強黨的建設，要至上而下，從中央做起，從黨的高層領導干部做起。　　

（九）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科學發展觀　　

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后，得到了黨心、民心的擁護。科學發展觀應是相對于“發展是硬道理”提出來的新型發展戰略思路。“發展是硬道理”是在特殊時代背景下提出來的發展口號，在特殊時期具有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意義。但這個口號隱含著只要是為了發展，就可以不惜一切政治經濟代價，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其理論上有硬傷，社會實踐上已付出巨大發展成本，再也不能持續下去。因此，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一定意義上是對“發展是硬道理”的揚棄、完善和升華。　　

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實踐科學發展觀中逐步轉型，出現了重視以人為本，重視自主創新，重視節約資源和加強生態環境建設等新氣象。但這一轉變是十分艱難的，從中央到地方，不少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往往是口頭上科學發展觀，行動上“發展是硬道理”，仍然堅持GDP第一，加快發展第一。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干部政績導向上仍然是GDP至上，考核制度尚未轉過來；另一方面科學發展觀理論有待進一步完善提高。　　

黨的十七大將科學發展觀內涵概括為“第一要務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總的看比較全面，問題出在“第一要務是發展”，即把“發展”放在“第一要務”上。　　

首先，無論是科學發展觀還是庸俗發展觀或者別的什么發展觀，發展應是基礎、對象，而不是什么第一要務。各類發展觀都可以說發展是第一要務。科學發展觀與其它各類發展觀之間的區別不在于發展，而在于如何發展，是科學的還是庸俗的發展，或者是別的什么樣的發展。　　

其次，在“第一要務是發展”和“核心是以人為本”兩者之間，誰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如果“發展”是“第一要務”，那么“以人為本”必然退到第二位，“核心”也就不成其為核心。實踐中往往“第一要務是發展”壓了“核心是以人為本”，壓了“全面協調可持續”和“統籌兼顧”。“第一要務”與“核心”之爭的實質，是究竟以“發展”為核心、第一位，還是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第一位。如果將發展放到“第一要務”，實際上就堅持了“發展是硬道理”，沖擊了“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和“全面協調可持續”，也就沖淡甚至邊緣化了科學發展觀。　　

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不應包括“第一要務是發展”。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所謂“人”，是一個中性詞，包括所有人。在資本　　

主義國家，“以人為本”實質上是以資本為本，以資本家為本。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以人為本”實質上就是以人民為本。真正以人民為本，就必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能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為本當然應該擺到第一位,也就是核心地位。　　

科學發展觀的對象是發展，科學發展觀之所謂科學，是因為其發展是以人民為本的發展，“統籌兼顧”的發展，“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因此，堅持以人民為本、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就是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才是硬道理。　　

科學發展觀是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思想，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標志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科學發展的新階段。我黨應進一步總結完善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和實踐，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好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十）啟動“共同富裕”戰略應對全球金融經濟危機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逐步演變為全球金融、經濟危機，至今危機仍在深化展開。這次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根源，仍然是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和生產成果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爆發的結果，仍然是生產過剩危機。　　

我國由于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和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濟體系，首次受到危機較大的影響，特別是“三化”程度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影響更大。為應對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國家采取了投資4萬億為重點的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投資雖然包括了民生、環保工程，但主要還是投到基礎設施、重點產業等方面，多屬于治標，可以救急，難于治本。　　

應對國際金融經濟危機，還是要以馬克思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為指導，對癥下藥，標本兼治，著力在緩解貧富差距、提高民眾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擴大消費內需和優化升級經濟結構上下功夫。改革初期鄧小平提出“先富帶后富”和“兩個大局”的戰略設想，即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一個大局；先富幫助和帶動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另一個大局，并指出“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當前，黨和國家應加快啟動“共同富裕”戰略，這既是著力踐行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提出的戰略設想和對全國人民的承諾，又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治本之策。　　

實施“共同富裕”戰略，一是要在生產關系上真正落實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決心逐步調整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結構；二是加大財政收入的轉移支付力度，建立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三是調整發展戰略，將市場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調整為建立在獨立自主基礎上、兩頭在內以內需為主外向為輔的自主開放型發展戰略。　　

（十一）用“四個現代化”大目標團結和引導人民前進　　

新中國成立以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總結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受盡帝國主義列強欺負、侵略、掠奪而積貧積弱的歷史，提出了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設想和宏大目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雄心壯志，激勵著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改革開放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繼續高舉“四個現代化”的旗幟，提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奮斗綱領，極大地團結和鼓舞全國人民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然而，相當一個時期“四個現代化”喊得不響了，“小康”喊得多了。十六大、十七大用“全面小康”口號代替了“四個現代化”口號，各類媒體也淡化了“四個現代化”宣傳。 “全面小康”僅是黨在近期較之四個現代化低一級的目標，其主要指社會經濟生活實現溫飽的發展目標，較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失之片面，給人一種滿足而不思進取即“小富而滿”“小富而安”的感覺。我國改革開放30年，綜合國力有了較大地提高，但世人的評價是“肥大”而不是“強大”，國家經濟獨立性下降，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依附性增加，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國的綁架。這些與我們的目標由“四個現代化”實際降低到“小康”“全面小康”，國家“富”而不強是不無關系的。當然，“全面小康”是我黨制定的近期和較低層次目標，但我們在提及“全面小康”目標時，決不能忘記、淡化和傷及“四個現代化”大目標。　　

當前，我國正面臨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大挑戰、大機遇，我黨應繼續用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大目標團結和引導全國人民，變危為機，乘勢而上，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在新中國誕生60周年之際，共和國的上空仿佛回蕩起人民領袖毛澤東那激蕩心魄、壯志凌云的渾厚聲音：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高舉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旗幟　　

在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2009.5.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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