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中國，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光環下，有一個幽靈猶如漫天的烏云，總是籠罩在億萬市民、尤其是人口集中的大中城市居民的頭頂，這就是高房價——民生“新三座大山”中公認的最沉重的“大山”。
    雖然住房是人們生活的基本需求，雖然居住福利是人類“衣食住行”中最大的民生和人權保障，雖然為市民建房的根基都是國有全民土地，但在今日之社會中，沒有任何人可以否認，住房問題已經成為數以億計的中國市民頭等的民生難題。隨著現今的住房模式和房地產導向的慣性發展，這種狀況正出現愈演愈烈的態勢：住房問題不僅成為壓在中國市民頭上最沉重的“新三座大山”，而且也成為新一代領導人實施以民為本的和諧社會“新三民”執政理念的“絆腳石”。甚至那些主導房地產市場的開發商，已被絕大多數公民視為“人民公敵”（不僅開發商自己也自嘲為“沒有爭議的壞蛋”，其代表人物甚至在民調中還被稱為“全國人民最想揍的人”）。“中國特色”的房地產業，已無可爭議的成為城市中社會中壓迫民生、窒息經濟、引發社會矛盾和階層沖突、制造社會動蕩的最大“不和諧因素”。
 
             居住問題，成了中國城市居民最關注的“不和諧因素”

    給高房價及住房問題戴上“中國城市最大的不和諧因素”的“高帽”，既不是某個個人的“研究發明”，也不是什么“激進階層”的“妄言斷語”，而是近年來沒有“利益色彩”和“某些背景”的一系列民意調查所得出的一致的結論。
    自從新一代領導人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以來，究竟什么才是當今社會突出而必須盡早消除的“不和諧因素”，一直是嚴謹的學者和負責任的官員所致力研究的問題。尤其是在經濟發展左右全局、社會形勢影響全國、人口又高度集中的大中城市，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使民生“苦不堪言”的“最大的不和諧因素”究竟在哪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
    最近全國的各大媒體都公布了一條《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No.1》的消息。報告顯示，在中國城市居民中，最頭疼的問題就是房價和就業。其中不同規模城市的具體排列為：“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滿意的是房價、治安、就業問題，而中小城市居民則不滿意房價、就業和文化休閑”。也就是說，不管是大中城市還是中小城市，房價都已成為居民“最頭疼”的第一大難題。
    據介紹，這項關于中國城市生活質量的公眾調查，是由新華網和中國政務信息網聯合通過網絡進行的，全國各地有287個城市773325人次積極參與。北京的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組織聯合了數十家研究機構和上百位專家，歷時兩年調查和研究才完成了這份《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報告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嚴謹性。
    其實，高房價及住房問題“高居”城市社會不和諧之首，已有時日。
    在今年全國和各地的“兩會”前，一些全國性的調查機構結合當時社會的熱點，曾進行一些有針對性的“民意熱點調查”。據新華社在今年2月下旬報道，“根據中國社會調查所從去年１２月開始對全國１６個城市２０００位公眾的調查顯示，老百姓最關注的是住房與物業問題，關注度高達７５．３％”。該報道還特別指出，“房價的不斷上漲使最基本的需求‘住’成為人們生活的巨大壓力。”另外，在全國各地的兩會前的民意調查中，大多數地方、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住房問題同樣高居百姓關注的熱點 “榜首”，是民眾“最關注的焦點問題”。盡管在當時一些“正統的”官方文件和調查中，住房問題的嚴峻性還被某些“官方背景”的人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刻意的回避。
    最有戲劇性的，還是作為中國官方權威的智囊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的“研究報告”。據媒體報道，在去年1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家信息中心聯合召開的公布2005年中國經濟社會形勢發展基本狀況的經濟、社會藍皮書的新聞發布會上，社會藍皮書的有關負責人在會上還把“買房貴、上學貴、看病貴稱做新的民生三大問題”，但到了2006年1月中旬人們在中國網上見到有關書面文章時，“人民生活的突出問題”的竟然成了“上學難、看病難、行路難”。用“行路難”來替代“買房貴”不僅令人噴笑和不解，而且也難以“示眾”。其實把住房、教育和醫療問題視為民生“新三座大山”（也就是“民生三大問題”）并不是社科院的“發明”，而是“身在其中”的億萬市民和輿論以及一般學術研究早已有的公論。社科院“藍皮書”是否把“買房貴”列入民生三大問題，基本的意義就在于作為“官方權威的智囊機構”，是否有勇氣承認“民間”公認的“說法”。
    但住房問題并不是因為某些人想“躲”就可以躲掉的。相反隨著“有關部門”及地方官員和房地產寡頭合力操控下的房價不斷的高速攀升，住房引發的社會動蕩和“不和諧”因素也隨之不斷加劇。在不久前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熱點關注指數調查”中，住房問題連續兩月位居“北京市民熱點領域關注榜的榜首”。而平時被某些官方“調查”排在民生問題前三的就業教育和醫療問題，則分別只排列其中第十位和第三位。住房問題的嚴峻性和突出性由此可見一斑。不僅公眾的“感覺”如此，就連以各級黨政官員為主要讀者對象的新華社“半月談”，在其所進行的“八省市百姓關注的和諧社會十大熱點” 問卷調查中，收到5000份有效答卷中就有4251份把買房貴（與看病貴上學貴一起）列為老百姓關注的社會十大熱點的前兩名（另一大熱點為收入差距擴大），是當前社會最突出的“不和諧之音”之一。實際上，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正是由于高房價直接作用的結果。在8月份公布的廣州市統計局萬戶居民調查網的一項調查也顯示，高房價給廣州市民造成較大壓力，使市民其他生活消費和投資受到嚴重擠壓。
    綜上所述，各種各樣的民調都毫不疑問的證明，高房價已經成為中國城市社會最大的不和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高房價問題成為社會最大的熱點及“最大的不和諧因素”，還是在這幾年才出現的。在2000年“房改效應”還沒顯現的時候，房價問題一直還沒成為社會聚焦的熱點，甚至連社會熱點問題的前10名也沒“擠進”。在當時零點調查所發布的2000年《公眾關注社會焦點報告》中，2000年最受公眾關注的社會問題依次為：環境保護、失業下崗、子女教育、社會治安、廉政建設、經濟增長、養老問題等。而來自同一機構的調查也顯示，從取消福利分房的1998年到2000年，各年最受公眾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分別是：失業下崗、廉政建設和環境保護。直到2002年底，當時的一項全國性的調查還表明，中國城市市民最關心的社會前十名熱點問題還分別是社會保障、下崗就業、醫改、治安、反腐、教改、WTO、藥價、環境和祖國統一，甚至在前十五項中也沒有房價的影子。這充分說明，取消福利分房，并不是公眾對房改的不滿的主要原因所在。
    但自從2003年下半年公布實施了由建設部起草、被稱為“引發地產商集體興奮” 的“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國發18號文)、尤其是取消了普通市民購買經濟適用房的權利后，中國城市的房價就一路高走，房地產市場從此走向了一條“惡性的非健康”之路。盡管此后中央出臺了一系列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但仍抑止不住房價的非理性的高速增長和房地產市場的失控，以至發展至今，住房問題已成為數億中國市民最為不滿的“社會最大的不和諧因素”。
    有開發商代言人和“地產總理”之稱的任志強，在18號文件公布時曾經贊美其“重大意義和對未來的發展的指導性作用也許今天尚無法評價”。三年后的今天，當在合法的幌子下一批又一批開發商靠暴利巧取豪奪成了億萬富翁，當億萬民眾在高房價的擠壓下成了“房奴”或無房戶，當住房問題已成為影響中國城市穩定的最大的不和諧因素之時，人們對開發商當時的群體性“亢奮”和所謂的“重大意義”及“指定性作用”就不難理解了。當在開發商的陰謀下經濟適用房從普通市民的權利中消失，當房地產市場完全操控在開發商的手掌，如此的住房模式就注定成為制造社會不和諧的工具。可以說，正是用于房地產寡頭和有關官員的壟斷操控和，特別是普通公民經濟適用房權利的被剝奪，才使得當今的房地產市場和開發商利益集團成了“千夫所指”。
 
                高房價，執政黨推行和諧社會最大的絆腳石
    其實，高房價問題不僅成為城市百姓民生所背負的最沉重的“新三座大山”，是中國億萬市民所最為關切的“最大的社會不和諧因素”，而且也成為力推親民政治的新一代中國領導人著力實施以民為本的“新三民”執政理念的最大的絆腳石。
    人們也許還清楚的記得，在今年3月份全國“兩會”的新聞發布會上，溫家寶總理在談及令他“最痛心”的事情時，面對全國億萬的電視觀眾發出的語重心長的肺腑之言：“我最覺得痛心的問題是在我這三年的工作中，還沒能夠把人民最關心的醫療、上學、住房、安全等各方面問題解決得更好。但是，中國的總理懂得一個道理，就是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永不退縮，不言失敗。”
    雖然在這里國家總理把住房問題和醫療、上學和安全等問題一并作為他“最覺得痛心”的幾件大事，但翻開溫總理上任3年多來的所發布和實施的一系列政令，人們就不難發現，沒有哪個行業像房地產這樣，給執行以民為本新的執政理念的國家和政府的最高領導層帶來如此之多的麻煩，以至于這幾年每年國務院和各有關部委、國家管理機構要發布和實施十幾種級別和功能不同的文件，對房地產市場存在的突出問題“加強引導和調調控”。打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人們就會發現，這幾年僅國務院和各部委有關抑制房價和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方面的文件至少就有幾十種之多。溫家寶總理不僅在這些年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每年都有幾次用于討論研究房價、房地產和土地調控等有關房地產專題，而且還多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被特別強調。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就專門強調了“重點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繼續整頓和規范”房地產市場，并把它作為當年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并由此拉開了“治理整頓”房價上漲過快、供房結構不合理和房地產市場秩序混亂的“政策組合拳”；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是以空前的篇幅，把“繼續解決部分城市房地產投資規模過大和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作為今年政府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溫家寶總理 “一字值千金”政府報告中，總理不僅不惜筆墨把“要著力調整住房供應結構，嚴格控制高檔房地產開發，重點發展普通商品房和經濟適用房。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和住房租賃制度”這些具體的內容寫進了報告，而且把“整頓規范房地產和建筑市場秩序”、“促進房地產業和建筑業健康發展”，提升到政府“今年要著力做好”工作第一大項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在人大會后的第二天緊接著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更是在會議討論通過的“國務院2006年工作要點”中，專門細化了落實控制房價上漲過快和加大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問題。在2006國務院的工作要點中，不僅要求發改委和建設部等部門“改善居民住、行條件”，認真做好房地產等重要商品價格監測工作，而且還要求“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建設部、人民銀行、稅務總局負責”“繼續解決部分城市房地產投資規模過大和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在以后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房價問題也多次列出專門討論研究。尤其是在5月17日的會上，國務院更是出臺了震撼全國的“國六條”，隨后各相關部委在抑制房價上漲、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上的文件更是一個接著一個，從而拉開了中國新一輪控制房價、調控市場的大幕。
    可以說，這兩年沒有任何行業像房地產這樣受到中國政府最高領導層如此“密集的關照”，也很少有像高房價這樣的問題讓黨和國家領導人因為“最感覺痛心”而倍加操心。雖然中國中央政府對房地產調控的系列舉措，在“陳良宇之類的地方諸侯”陽奉陰違下，政策的效應被大大打了折扣，但中央領導要搬倒高房價——這個被數億市民視為“最大的不和諧因素”的決心由此可見一斑。這樣再來理解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所說的“中國的總理懂得一個道理，就是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永不退縮，不言失敗”，就會有更加深切的體悟。而政府的最高領導層，為什么要在這個看上去效果并不顯著“治理整頓”上，像“愚公移山”那般如此的執著呢，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會上令人意味深長引用《新唐書》中“思所以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思所以亡則存”的醒世名言給人以啟迪。這說明，高房價問題也同樣成了新一代領導人打造以民為本的和諧社會的最大的絆腳石。現在已到了上下一心，萬眾齊力，一起推翻這座民生“新大山”的歷史時刻了。

沈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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