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怎能“消費”?
欲知教育是否消費品,首先需明了何謂消費。顧名思義,消費即指通過接受和使用某種產品或服務而獲得滿足的過程,其實質是感官上的享受。教育作為傳播知識和文明的重要工具,對教師而言,它是謀生的需要;對學生來說,在很大程度上則是被迫承受的“苦差”,教育對二者所帶來的與其說是愉悅,毋寧說是難以規避的負擔。可見,教育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而是對人力(知識)的投資,是出于社會和個人的長遠和整體利益而犧牲眼前消費,將部分資源用于教育領域。
如果說一般商品的受益者僅僅在于其消費者的話,教育卻遠不僅是個人獲致知識和成功的手段,它更具有著極為顯著的外部正效應,是培育健全人格、提升國民素質和決定國家榮辱興衰的根本因素。因此,教育從本質上而言乃是一種公共產品,亦即政府通過公共財政提供的近乎免費的公益事業,它是社會的義務和政府的責任。誠如杰出的民主思想家托馬斯·杰弗遜所言:知識就是安全,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幸福。《世界人權宣言》亦莊嚴宣告:義務教育即為免費教育,它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
為保證教育不負其推動社會文明進步之使命,教育經費一般為GDP的8%(發達國家)或4%(發展中國家),在此前提下方有道義上的資格談及大學收費問題。而在中國長期淪落于近乎世界最低水平的2.5%的情形下,教育消費說、教育產業化顯然弊莫大焉。
教育消費說與產業化不過是企業化、市場化的頗為動聽的代名詞罷了,直白一點,就是教育必須自負盈虧,無錢你就只好望“(象牙)塔”卻步,永別“龍門”。如此這般,高等教育便幾近淪為“貴族”們的特權,使大多數社會精英僅因其出生于低微門第而被剝奪了按照分數而非金錢和身份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所應享受的受教育權利,這于公平與效率皆相悖,且不能吸納真正的精英進入政府而危及其統治能力,同時更加劇了社會各階層的分裂、對抗乃至逐步瓦解政權的根基。其實,教育投資愈稀缺,愈宜堅守“學而優則仕(讀)”的原則而避免“貴族教育”這一災難性覆轍,方合乎個人與社會的最大利益。
大大悖離教育之本質的產業化導向也對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產生了頗為有害的后果。與住房等實物消費相比,教育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甚微。事實上,正是由于教育消費說的誤導,加之醫療、失業等后顧之憂,使得許多人不敢消費而致有效需求不足。其實,凱恩斯理論的核心就是赤字財政,政府替私人花錢,而中國的凱恩斯信徒們不知怎么就“一葉障目,不見森林”,因區區幾百億元教育“消費”而舍棄了6萬多億存款,卻不知行一箭雙雕之計:政府不惜以更大的財政赤字為教育“買單”并建立全民福利制度,如是則雙位數的經濟增長唾手可得!
真正的問題在于,以今日中國之經濟實力,我們并非無錢辦教育,而是把教育置于什么樣的地位。就長遠而言,短期的經濟增長與教育落后所釀制的惡果--人口惡性膨脹、生態危機、貧窮、人權法治理念的缺如等等,究竟孰重孰輕,這是每一位中國人必須深思的問題。建立完善的教育體系,并不是苛求政府為此而創造財富,而僅是從現有的國民財富中轉移所需的份額至教育領域,此何難之有?關鍵只在于我們是為特殊利益所犧牲抑或為捍衛公共利益而存在,是選擇轎車之類奢侈品還是知識與文明,是寧愿平等與效率皆不顧而招致明日的“洪水滔天”,還是謀求安全、正義與繁榮之道?即使退一萬步來說,大學收費乃勢所難免,亦應不惜任何代價,通過政府完全擔保的貸款等方式,讓每一個窮人都能讀得起書。否則,教育貸款非但寸步難行且必將導致呆壞帳而破壞金融體制--蓋因貸款作為經濟行為,其前提乃在于借貸者具備償還能力且將之投資于有盈利預期之行業.而教育幾純屬消耗而非生產性行業,學生家庭亦鮮有還債能力且其就業與收入狀況皆令人擔憂,故教育貸款之反經濟學與不可行性不言而喻(初級教育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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