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改革家們”是怎樣“反思改革”的？

沈水根

（2006年4月3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以2004年夏季發生的“朗顧之爭”為標志，中國的經濟學界掀起了第三次理論大爭論。“經濟學非主流派”提出了“反思改革”的口號，質疑中國經濟的改革路徑。當2005年8月科龍電器公司董事長顧雛軍被捕后，反思改革的呼聲更是一浪高過一浪，民眾的聲音集中指向“主流派”所信奉的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誤導。

“主流派”在民眾的質疑下，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幾乎集體失語，直到2006年3月才聚集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會議的參加者都是活躍于改革舞臺上的“精英”，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奪回“反思改革”的話語權，“把改革的反思拿到自己的手里”（遲福林），“因勢利導”（石小敏）把“反思改革”納入他們的軌道。

因此，看看“改革家們”對改革的“反思”，頗有意思。

（一）“改革家們”對民眾質疑改革的態度。

“改革家們”面對民眾越來越猛烈的質疑改革，意識到這是一股巨大的社會潮流。他們害怕內部亂了陣腳，會議一再強調“共識非常之重要”（石小敏）；“不要爭論，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個不要’”“要取得共識”“不希望有爭論”（高尚全），他們期望現任最高領導人能象鄧小平一樣，出來公開表態、講話。他們認為民眾質疑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反對改革”，是“缺乏理性，以罵人為昭示，……斷章取義，聳人聽聞”（高尚全）；“網上的情緒化罵人，發達國家的窮人也是這樣的”，“對富人的控訴、對社會不公的控訴，翻翻歷史，幾百年都是這樣的，這是窮人階層的一個本質特征，……不可能改變，不能勸他們說學著理性的說法，講道理、擺事實，這個事情也做不到”（張春霖）……

看見了吧？這幫靠窮人的血汗養肥的“改革家”，居然還是共產黨員，卻擺出一副“貴族”的嘴臉，如此鄙視窮人、如此對待民眾聲音，老百姓還能說什么呢？

（二）否認崇奉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包括了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以及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和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等。概括而言，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就是產權私有化、競爭自由化、資源配置市場化，即通常所說的“三化”理念。雖然中國的“改革家”沒有公開打出新自由主義的旗號，諒他們也沒這個膽量打出這個旗號，但實際干的卻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義！事實擺在那里，誰都看得見。當民眾質疑新自由主義誤導改革時，“改革家們”卻紛紛裝起傻來了。直接參與改革全過程的“改革開放研究會”會長高尚全，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卻說自己不明白“新自由主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說中國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義來設計，新自由主義怎么回事？我想知道的人不會太多，在改革當中看新自由主義也不多，主要是實踐。”看來，“改革家們”不用讀新自由主義的書，就能實踐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呵！他們按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搞改革，竟然摸到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石頭”，在實踐中一步一趨推行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功績顯赫，何必那么自謙而推辭呢？

（三）歪曲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的性質。

中國的經濟改革，不管自覺、還是不自覺，事實上是在走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的道路，從而出現兩極分化，形成新生資產階級，按鄧小平的標準，表明改革已經失敗，走了邪路！但“改革家們”最怕承認這一點，竭力回避矛盾的性質問題。其實他們心里很清楚，質疑的性質就是“姓社姓資”的問題，第三次爭論確實是“中國又到了一個歷史的拐點”。因此，他們必須緊緊抓住手里的話語霸權，一方面把質疑改革歪曲為是想退倒到“傳統計劃經濟”，似乎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走回頭路的問題，其實民眾質疑改革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另一方面他們用無理狡辯的方式為“三化”改革開脫罪責，打著“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張維迎）的旗號，“盡量考慮理性的因素”，“思維和語言”“要相應的理論色彩和程序”，“要使利益的問題鮮明”，不要“把它意識形態化”（孫立平）。他們認為現在不是“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決定一切的時代”，而是“利益博弈的時代”（張曉山），竭力回避“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之界限和倫理觀念問題，認為“進入利益時代”“不存在對和錯的問題。比如餓的人認為吃飯最重要，渴的人認為喝水最重要，想睡覺的人認為睡覺最重要”（孫立平）。……明明是資本私人占有與勞動者相對縮小的消費能力的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改革家們”非要說成是“公共品供給不足”的矛盾；明明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階級對抗，“改革家們”非要說成是“不存在對和錯”的利益博弈……。他們以玩弄文字游戲的伎倆，企圖用一些花里胡俏的詞語、概念，來忽悠民眾，從而歪曲改革中出現的矛盾的性質。

（四）掩蓋改革所產生“新問題、新矛盾”的真實原因。

如何分析改革過程所產生“新問題、新矛盾”的原因，是整個“反思改革”的核心！“改革家們”一致拒絕承認“新問題、新矛盾”的產生與改革的關系；也不承認是新自由主義理念把改革引向了邪路，更不承認“新問題、新矛盾”正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的惡果；他們猶如駝鳥把頭埋在沙堆里那樣自欺欺人，死不承認私有化和資本剝削是產生一切“新問題、新矛盾”的總根源！“改革家們”只承認產生各種問題的原因是“改革不到位”、“受阻礙”；而改革不到位、不徹底的根源，又在于“權力的介入”、 “政府的公共服務不到位，再加上消極腐敗”（遲福林）。至于為什么會“權力資本化、市場化”？為什么“政府職能嚴重不到位”？“改革家們”自稱“說不得”（賀衛方）！為此，他們不得不絞盡腦汁、費盡心機進行各式各樣的狡辯。

比如，對于社會分配不公的兩極分化問題，明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達世界領先水平，“改革家們”竟然想出一個怪招，按省區來計算基尼系數。說中國“分省的基尼系數都在0.4以下，甚至在0.3以下，0.35，都比較低，而一到全國就超過了0.4”。明明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他們卻說：“1980年到1998年，全世界范圍來看，收入分配的差異是降低了。”（張維迎）對于農民工的欠薪問題，明明是勞資對立的階級矛盾，但在“改革家們”看來，“欠薪、討薪，農民工跳樓的問題，這是法律供給不足，不能說市場扭曲。”（張曉山）農民工的低工資，明明是“血汗工廠制度”的殘酷剝削問題，而“改革家們”卻說成是“勞動力的素質問題”、“農民工無限供給的問題”（張曉山）……總而言之，他們處處為私有化、市場化造成的惡果開脫責任。甚至干脆憑想象說話：“分配差距的擴大，很多國家在發展中都有一個擴大的過程，然后再縮小。”“腐敗現象，很多國家都經過了一個非常長的時期，比如在國外18世紀末19世紀初也是相當長的時間，還有環境資源的污染，發達國家基本都經歷了這個階段。……在70年代日本東京的空氣凈化器，比如設了一些孵化站，英國在60年代初，在泰晤士河可能都比蘇州河臭，在泰晤士河邊上開會的時候，都要把窗戶關起來，臭味實在太難聞。夏天又很熱，就用窗簾檔著，窗簾還用漂白粉洗，但還能聞到這種臭味，所以，都有這樣的過程。”（楊啟先）……按照“改革家們”的意思，民眾質疑改革，全是瞎扯蛋！

又如，對于醫療改革的失敗，明明是因為醫療事業的泛市場化所致，無論公立、私立醫療機構，運作方式都按市場原則實行了企業化，追求利潤最大化，醫療價格由供求決定，89％的人靠自費醫療，醫療保障也基本是市場化。但“改革家們”偏偏否認醫療事業市場化的事實。說：“市場化是市場機制主導醫療衛生行業資源配置，付費責任在政府和老百姓個人之間的劃分，不是一個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實際上是財政體制的問題或者整個醫療衛生行業的成本如何分擔的問題。”“這不能叫市場化”。“政府把醫療付費的責任推給了老百姓個人”“是政府在醫療行業的職能沒有到位”“現在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根本不是市場。藥品確實有市場了，醫療器械有市場了，但是這個市場是黑市場，是沒有監管的市場，比如送紅包、宰客，是完全沒有監管的市場”（張春霖）。這種奇談怪論就是把市場化的問題，推給“黑市場”，又是等于說“貪官”不是官一樣，不僅躲避醫療市場化的責任，而且還把責任轉嫁給政府，這種拙劣的辯護竟然忘了一個基本事實：只要醫療公益事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即使有醫療保險也看不起病！不管是政府付費、還是個人付費，都無法承受！

再如，對于教育產業化問題，明明1997年教育部下達過文件，允許公立學校辦私立學校，可以收取擇校費；規定大學英語4級、6級考試為收費考試。從而造成教育亂收費、產業化，以追求利潤為中心。但“改革家們”竭力為教育市場化洗刷罪名。說是“政府把付費的責任推給了私人，跟醫療方面的問題一樣，政府推卸了責任”“所以老百姓上不起學”，而“學校的盈利動機太強烈，學校辦成了企業，就想賺錢。”“因為賺錢大家可以分到，老師、校長，甚至教育局的領導，甚至還有別人，這是把學校變成了一個盈利性的股份公司，凡是這些能夠分到錢的人實際上成了股東”。這明明是教育產業化的惡果，“改革家們”卻用掩耳盜鈴的辦法，死不承認這是“市場化或者是市場機制太多”，而是稱作“公共管理制度嚴重混亂的現象”，“這和引入市場機制毫無關系，不是市場機制。說的嚴重一點就是腐敗機制，和市場機制沾不上邊”，“整個問題的深層次的根源在于付費機制”。……這種狡辯簡直就是無賴！他們還倒打一耙，對教育市場化的質疑，認為是“有人是故意的，如果說成是市場化，下一步說鄧小平的整個改革是失敗了，教育失敗了，衛生失敗了，整個市場化失敗了，真實的含義在這個地方”（張春霖）。可見，“改革家們”胡攪蠻纏的狡辯，純系害怕承擔改革造成的惡果，完全是為了推辭責任！

十分可笑的是，“改革家們”接過“反思改革”的口號后，按他們的邏輯“反思”改革，突然發現根本沒有什么可“反思”的。他們說：“醫療改革、城市住房改革，……成績是主要的，用數字來說，住房制度改革最明顯。剛解放的時候，城市人均住房按居住面積計算是8平方米，經過30年的建設，居住面積只有3平方米，減少了5平米，改革開放以后，經過擴大居住面積，到98、97年房改以前，人均面積到了8平米，基本恢復到解放初。再經過八、九年的時間，城市居民居住面積人均已經達到了20平方米左右，是19點幾，這是前年的數字，現在已經是20多了，而且是兩位數的增長，難道說改革失敗了嗎？……2001年的時候，在校大學生有1001萬，現在大學生超過2000萬，世界第一，而且入學率達到20%左右，也就是基本上達到了國際水平，該入學的都入學。不能說完全失敗。對于醫療改革，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看病難，比改革前好多了。”（楊啟先）……“改革家們”怎么不想一想：如果改革那么“成功”，為什么有如此廣泛的民眾要質疑改革？是不是“改革家們”還嫌老百姓罵得不夠？其實，民眾對“改革家們”的厭惡與痛恨，已經與文革后期對“四人幫”沒什么二樣了，甚至有過之而無及！

（五）“深化改革”江郎才盡、黔驢技窮。

下一步怎么辦？——“堅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高尚全），“要向前看，整個改革不能向后看”（張維迎），這是“改革家們”達成的共識。為此，他們在堅持“改革的戰略、改革的路徑”不變的基礎上，試圖對“改革要重新定義”（李曙光）。并提出“國外有華盛頓共識”，中國也應該有個“北京共識”（石小敏），此話無意間泄露了“改革家們”確實在搞新自由主義的天機！因為“華盛頓共識”是新自由主義的最后完成形態，“改革家們”要達成“北京共識”，顯然是要把中國的改革形成類似“華盛頓共識”的理念！但他們又怕暴露真相，不得不偽裝起來，假惺惺地說要“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往前走”，社會主義大旗都沒有了，怎么團結？跟誰團結？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改革家們”一再聲稱要“深化改革”，改革中的問題要靠進一步的改革來解決，但是，怎么“深化改革”？卻開不出什么藥方，顯得江郎才盡、黔驢技窮！

連他們內部也有人承認：“很多的經濟改革走的很遠，可以說走到頭了。”“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了。”（李曙光）面對民眾的質疑，他們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提高財政支出方面，來增加公共產品支出力度，來緩解城鄉差距、收入差距，解決弱勢群體的基本問題。”（楊啟先）對民生問題如何改革，卻一籌莫展，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改革方案。

在“改革家們”看來，似乎只有一篇文章還可以繼續做下去，那就是改革行政管理體制、規范政府職能。“改革家們”認為，改革中的問題，都與政府的權力有關，要么行政干預太多，要么職能不到位，從而造成改革的扭曲，甚至是假改革。“如果把政府轉型和政府治理結構兩個問題解決好，很多突出的矛盾問題可以得到初步的緩解”（遲福林）雖然這個判斷沒錯。但如果以為改革了行政管理體制，就能消除那些矛盾，那就又是自欺欺了！

問題就在，行政管理體制怎么改？由于政府是國有資產的人格代表，當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者不再是生產資料的主人以后，國有企業已經脫變成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政府也就成了官僚資本的直接所有者，從而形成一個強大的利益主體。但這個利益集團擁有眾多的壟斷資源和行政權力(權力本身也是一種壟斷資源)，勢必在市場經濟中造成不公平競爭。因此，“改革家們”對“權力的介入”始終懷著一種矛盾的心態：從發展的角度，他們需要“權力的介入”，制度性的腐敗使權力成為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和原動力，只要行賄，沒有辦不成的事。按張維迎的說法：“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所以，無論是“非主流派”的朗咸平，還是“主流派”的張五常，都高度贊賞中國的專制政權對發展經濟所起的巨大作用，都排斥要求民主與監督的主張。但從改革的角度，“權力的介入”又是改革的絆腳石，是市場自由競爭的最大障礙。所以，“改革家們”希望通過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使“權力介入”既能促進發展，又不要成為自由競爭的障礙，這是“改革家們”夢寐以求的追求目標，但又是最費腦傷神的難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完全不同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由于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一切國家的資產就是共產黨的資產，不僅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真正所有者是共產黨，而且包括政府在內的全部國家權力的真正主人也是共產黨。因此，國家的壟斷就是共產黨的壟斷、國家的權力就是共產黨的權力！這是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權力的本質特征。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一方面使共產黨官僚資本與權力資本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內部又細分為壟斷的國企、地方政府及各級政府的各個部門），這種利益主體的背景，導致了政府對沒有好處應該管的事卻不管、對有好處而不該管的事又亂管的現象；另一方面它又使整個利益主體的結構（包括政府、國企、民企、外企、白領、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等），在利益博弈的平臺上發生嚴重的傾斜。對此，連“改革家們”也不得不質疑：“到底政府是在解決公平問題，還是在加劇不公平？”他們也看到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本質的變化，“改革開放前，共產黨完全站在工人、農民一邊，現在共產黨又站在業主一邊，對付工人、農民。”“政府的屁股坐在國內的業主和國外的業主之間，就偏向國外的業主，而在國內的勞工和業主之間，就偏向國內的業主。”（張曙光）他們充分意識到，經濟上的市場化改革與政治上的一黨專政存在著天然的對立，這種苦衷，他們既“不敢說”、又“沒有辦法說透，說清楚”（賀衛方），也就注定了他們在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艱辛與曲折。

為此，“改革家們”不得不拋開意識形態和倫理觀念，僅以“理性思考”的邏輯，只談“利益博弈”。一面支持發展民營企業，使其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再聯合國際資本，抗衡官僚資本的壟斷；一面以改革行政管理體制為突破口，試圖掃除權力資本介入的障礙。這樣的改革，就其性質而言，實際上是資本與權貴內部“大魚吃小魚”，或“螞蟻啃大象”的狗咬狗的爭斗。在這個過程中，各方都顧不上工農大眾、弱勢群體的利益，一直把這個群體的利益當作可以任意瓜分的犧牲品，一致認為這種犧牲正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壯大新生資產階級的代價。直到民眾強烈斥責改革時，“改革家們”才意識到“受益者有責任從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補償（贖買）受損者”。但是，“贖買”的對象，竟然還包括了“利益集團之一——政府官員的既得利益也進行‘贖買’”（張維迎）。

所以，改革開放至今天，工農大眾、弱勢群體的利益一直被邊緣化，改革、開放與發展始終圍繞著維持資本集團的利益在進行。“改革家們”不僅沒有為工農大眾、弱勢群體的利益設計過什么改革方案，反而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直接或間接在損害廣大民眾利益。這是民眾質疑改革的根本原因！如果說勞工大眾在改革中也得到過一點“好處”，那也只是“水漲船高”附帶沾了點富人的光。所謂“水漲船高”的“沾光”，無非是富人年收入有幾十萬，窮人一個月有6、7百，一千多，但它已經是毛澤東工資的2、3倍了！富人可以開私家車，窮人有急事也可“打的”了！富人可以開小車走高速公路去游山玩水，窮人擠公共汽車也可以走高速公路回家探親了！富人可以住別墅、漂亮大樓，窮人則可以滿足一下眼福！富人在酒樓吃山珍海味、夜總會泡妞，窮人可以欣賞一下酒樓、夜總會外面的霓虹燈……。“水漲船高”的本質內容，不過是資本權貴的“殘羹剩飯”而已，決不是“改革家們”專門為民眾特意推出的改革措施和發展項目。即使給點小恩小惠，也并不是真心實意為民眾謀利益，而是為了緩和矛盾，怕老百姓造反！

可見，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整個就是一場瓦解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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