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的成果是舉世矚目的，人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我國在國際地位隨著改革開放而逐漸強大。誠然在28年改革過程中也存在很多問題，在很多領域內存在矛盾尖銳化，比如“看病難”、“上學難”、“購房難等問題的矛盾化激化觸發改革的神經。群眾、學者們開始反思國企改革，甚至叫停國企改革。在反思改革浪潮中很多學者把國家企業改革出現的矛盾推給了企業，不少學者認為企業經營的效率問題與社會公平問題存在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學者們認為，緩和矛盾必須重申企業的經營觀，從效率與公平并行或效率優先轉化到公平優先。但是效率與公平到底孰重孰輕呢？這是學者一直再爭論的問題。
楊帆在《從效率優先到與犧牲公平》中指出：　在計劃經濟和市場化改革兩個不同階段，先是公平壓倒效率，后是效率壓倒公平，兩方面互相對立，此消彼長，不能統一。在“主流經濟學”那里，效率永遠是第一位的，只有效率提高蛋糕才能做大，大家都有利可得，分配是不可能平均的，只要沒有人絕對受損就是公平，而且公平只能是效率優先的結果，公平優先意味著向計劃經濟倒退，是“民粹主義”，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成為指導原則。
楊帆還指出：這套犧牲公平提高效率的理論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盛行30年，并不是因為效率提高真的就能夠自動實現公平，而是因為其他一系列原因。第一，計劃經濟時間太長，平均主義弊病太大，特別是文化革命的失敗引起了中國精英極大的逆反心理。第二，經濟高速增長，改革中的不公平可被增長效益彌補。第三，在80年代改革當中，政策方面比較注意對受損利益集團的補償，社會比較和諧，只有相對的改革受損階層，沒有絕對的受損階層。
從楊教授的觀點把改革出現的很多問題都推給企業的經營，這是不可取的，而且對企業是不公平的。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更需要像楊帆所說的那樣：“不是不需要繼續提高效率，而是說效率的內涵需要變化，即依靠科技，管理，教育，社會和諧，反腐敗，人文進步與發展。這樣取得的效率提高，比起體制改革和廉價勞動力造成的效率提高，會產生比較公平的社會結果。即使如此，在下一個階段也應該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公平優先于效率。只有通過多次相互排斥與博奕，效率與公平這一對矛盾，才能夠比較好地統一起來 ”。
但是誰能保證企業像楊帆說的那樣（依靠科技，管理，教育，社會和諧，反腐敗，人文進步與發展）呢？是企業自身嗎？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出現的病態是主流經濟學家給企業開的“效率與公平”藥方造成的嗎？出現的社會病態矛盾（如貧富差距矛盾）并非主流經濟學家開的“效率與公平”的靈丹妙藥，也不是效率與公平理論在企業運用造成，而是企業經營的環境造成。把造成矛盾推給企業的效率與公平理論經營很表面的。制度環境是企業經營的母體，真正矛盾是企業在這個制度營運中造成腐敗與尋租造成機會不平等。緩解矛盾并非平分財富。
誰這么不負責把效率與公平的不和諧理論推給企業？
假設企業是一個封閉系統。對于一個企業來說衡量效率莫非是投入產出的阿拉伯數字計算，即：能不能以最小的投入、最短的時間產出最大的效用。這對于一個企業來說是必要精心規劃自己生產函數的，追求效率是可取的。但是我們必須考慮這個封閉系統（企業）產出的外溢效應，即：對社會造成影響。比如：環境影響、社會風氣影響、企業外部經濟影響等，誠然影響有好有壞。企業在計算自身生產效率函數的時候，并非與公平相互矛盾。因為經濟策略的選擇過程中，經營方面有很多制約。制約有法律方面，有道德方面。對一個企業來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應該的。這里利益最大化設計的前提條件是給定的，是在沒有違法，沒有違背一定的社會道德前提下設定生產函數的，而并非是企業經營策略者們在規劃自己的方案時沒有前提制約。比如：一個企業剛剛進入或還沒進入一個經營領域時，它會首先設定自己的經營計劃，計劃是在合法、公開競爭下策劃的，不存在詐騙、尋租、腐?。ㄔ谶@里不考慮非法活動）等傾向。但是當企業進入這個領域一段時間后，并且對這個領域的經營有一定了解，企業尋租、腐敗的動機也隨之產生。機會主義盛行使在制度環境（政治經濟制度）在行為人中產生了一種讓企業大膽產生尋租、腐
敗動機。社會的矛盾根源也是這種官僚主義、無形機會主義泛濫造成腐敗、尋租最終的表象是社會不平等、社會矛盾尖銳。那么政治經濟制度里面的官僚主義、機會主義為什么這么泛濫呢？一方面是制度的法律法規不完善，實施法律法規成本過大，企業道德與社會道德博弈的混亂與淪喪。官僚主義，機會主義盛行，尋租、腐敗、裙帶關系等是改革矛盾的直接原因，深化體制改革是緩解矛盾的本質原因所在。
公平并非是財富上的平均，而是效用的公平，也是機會平等。這種公平是無數個社會行為人多重博弈過程。在有形物質經濟與無形權力共存下是不可能造成機會平等的。權力造成尋租與腐敗。根據尋租理論的創始人圖洛克定義：尋租是一種不能提高產出，甚至降低產出，但是能給主體帶來特殊地位或壟斷權力的投資行為（Tullock，1980）?？唆敻瘢↘ruger,1974）、布坎南。圖利森和塔洛克（Buchanan、Tullison And tullock,1980）從資源配置角度定義并分析腐敗，認為腐敗是一種非產出性尋祖行為，與產出活動性爭奪資源（Comparative Studies 8）。腐敗研究涉及領域廣，研究論文繁多。但是遺憾的是
很多政治經濟學家對腐敗研究都基于資本研究，交易成本研究。盧伊（Lui,1985）研究腐敗與成本建立了一個博弈模型，以納什均衡證明了受賄對資源配置有促進作用，這時一個典型的《腐敗有用論》。恩斯脫克則持相反的觀點，Beenstock認為腐敗造成效率損失。
毋庸置疑尋租腐敗造成不平等，最終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但是經濟學家們對腐敗研究的結論為什么會有如此天壤之別呢？原因是很多經濟學家研究腐敗權力問題相當片面，相當短視的。其實腐敗造成的不但是有形物質的生產分配轉移（交易）問題，而且還造成無形物質的重新模糊博弈均衡。無形物質（精神、意識）對以后的社會產出造成很大的影響。
從上面分析認識到企業的效率與不平等不會構成因果關系的。物質上分配影響不平等外在非物質博弈影響也同等重要。
下面是一個典型的無形物質模糊博弈模型：
假設：一個社會制度為一個系統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多種有形物質與無形物質模糊共存。
T0時刻系統處于完全封閉狀態，T0時刻整個經濟體系來說處于非市場經濟，行政體制處于一個廉潔（pure）體系。這種狀態下當然極少貪污腐敗，雖然在這個非市場經濟對分配制度來說也許會造成一部分人效用不公，因為在按勞分配體系下很難核算勞——資兌現關系。但是在個系統中人們處于絕對貧困絕對平均狀態，對效率追求來說并不是顯得很凸現。
改革開放后T1時刻，涌現出很多人私人經營領域，交易市場初步建立。但是由于行政體制改革滯后，法律體系不完善，腐敗造成執行鍥約成本浪費。
假設經營人A與權力人B做一筆交易，即：A與B在經濟領域與權力領域內形成了一種模糊博弈。這種交易一旦達成，A，B都得到了甜頭對下次來說那更大膽了。另一方面A，B交易過程中產生一種信息溢出效應，這種信息溢出是腐敗博弈的媒介。也就是說A，B錢權交易的消息傳給C，C也很快消化這種信息。C在這種腐敗交易信息基礎上又與D發生了腐敗博弈……這樣不斷地循環博弈最終形成了一種官僚主義，機會主義盛行的模糊博弈均衡。在腐敗交易機制下，讓一部分富裕起來。但是掌握權力與資本的人在社會中占的比例相當小。另外在這個社會上已經形成了官僚主義，機會主義的模糊博弈均衡情況下，“裙帶關系”、“走關系”已經是一種權力服務的必須品。比如：某高校某畢業生想到某個單位工作，他第一個動機是“走關系”。因為在他的主觀意識里存在這樣的均衡：假如我不走關系公司會要我嗎？我不走關系別人走關系那我會不會淘汰呢？這也是一個典型的官僚主義、機會主義的模糊博弈均衡問題。
官僚主義，機會主義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品牌；社會的權力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須品。人們心目中的品牌，必須品是怎樣使社會產生如此激化的矛盾呢？
我們的政府權力本來是公共品，但是現在卻變成了品牌、必須品。最大的矛盾根源是這種品牌、必須品并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到，享受到的畢竟是極少數。沒有享受到權力的好處當然自己覺得機會不平等，確實也不平等。當然也有人反問：既然權力是品牌、公共品窮人不能買嗎？我說能，但是成本高了窮人是支付不起的（權力門檻）。再者權力擁有者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做交易本身已經造成了機會不平等。
機會不平等本身已經造成了社會不平等，造成社會矛盾尖銳化。不平等已經不是企業的經營范疇，而是權力的范疇，企業與權力之間是客體與主體關系。權力扭曲企業效率，造成一種凸顯的官僚主義、機會主義環境模糊博弈均衡，最終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并不是簡單地歸結為企業的效率與公平相沖突。
緩解社會矛盾不但從物質財富分配方面考慮，而且應該更加重視精神財富的博弈。如何把品牌、必需品的權力觀念轉變為公共品是解決問題的最根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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