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市委門前禁行出租車”報道反思輿論監督

忠言 文

2月26日《法制日報》發表該報記者馬競采寫的《石家莊市委門前禁行出租車百姓質疑》的新聞，一石激起千層浪。該新聞迅速被全國主流媒體和網站轉載，許多報刊、網友紛紛發表評論，對石家莊市領導機關的特權行為給予譴責抨擊。但是，令人深思的是市委門前禁行出租車的做法早在2005年就存在了，而在四年多時間里竟無一家河北媒體對此事給予關注和報道。

是群眾對石家莊交管部門這一做法沒有意見嗎？否！不僅居住在被禁出租車通行的青園街居民不滿，出租車司機不滿，而且外地來石辦事的人員也不滿。是媒體的記者們不知道此事嗎？否!在青園街附近不到一公里的范圍內有包括省、市級別的七、八家報社和電臺，許多新聞媒體的記者也常坐出租車到市委大院采訪，對那里的規矩一清二楚，而且也是十分不滿的。

為什么自己身邊的事情卻熟視無睹、習以為常，而被外地媒體曝光了呢？這就不能不提到輿論監督這個敏感的話題。馬克思說過：“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公眾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我們的黨和政府歷來重視輿論監督問題，幾代領導人對輿論監督做過精辟而重要的論述。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關于中共能否找出一條新路跳出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時，曾非常明確地提到了輿論監督：“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他主張“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胡錦濤同志對輿論宣傳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他強調：“要進一步加強各項監督制度建設，把黨內監督、專門機關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緊密結合起來，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他還親自上網與網友交流，給輿論監督工作極大關注和支持。

在新的時期，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構成了強大的信息輿論平臺，許多腐敗現象和丑惡行為通過媒體和輿論監督被揭露出來。但是，在輿論監督問題上，仍然存在著一些體制性的弊端或者“潛規則”，嚴重影響正常的輿論監督的開展。其表現大體有以下幾種：

一是片面強調和理解正面宣傳。一些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一說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就忽視甚至放棄了輿論監督和負面新聞的報道。一味地“吹喇叭”、“唱贊歌”,甚至以新聞報道作為為某些領導“抬轎子”、“顯政績”的手段。而一些領導也見不得批評報道和負面新聞，好像搞輿論監督報道或批評報道就是給領導“摸黑”、“影響政績”，于是千方百計給于捂和壓。即使不得已報道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輕描淡寫、低調處理。

二是各級媒體只能監督下級。這好像已經成了“潛規則”，地市媒體可以監督縣、鄉基層，省級媒體可以監督市、縣，中央媒體可以監督各省、市，而各級媒體都不能監督同級或上級。因為各級媒體接受的是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監督同級或上級就是犯了大忌。這樣的監督注定是蹩腳的。河北媒體4年時間里，對市委門前禁行出租車熟視無睹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省委、省政府所在的維明街南段也同樣禁止出租車通行。除非媒體領導不怕丟官，否則誰敢去捅這樣的“馬蜂窩”。可見，石家莊市委門前禁行出租車事件被中央級《法制日報》報道，而不是當地媒體報道，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是擺不正輿論監督與和諧穩定的關系。輿論監督無論是監督政府還是監督群眾，其目的都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穩定。但是一些領導同志和媒體的同志，卻錯誤地認為搞輿論監督和問題新聞報道，會使群眾感到社會不穩定、不和諧。于是，大搞愚民輿論。其實，這只能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事實已經發生，你不報道、不披露就以為群眾永遠不知道？而那些被掩蓋而沒有報道的問題新聞，會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傳播開來，有的甚至傳播得面目全非，與真實情況相差甚遠，這樣的小道傳播對社會危害更大。

四是把黨性與人民性對立起來。新聞工作是意識形態工作，必須堅持黨性原則，而我們黨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堅持黨性也就是堅持人民性，二者是統一的。但是，實際上許多媒體包括一些黨和政府的領導人，片面強調“黨性”，而他們所說的黨性并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而是某些領導個人的意志。這樣，他們實際上自己就把自己劃到了群眾的對立面，充其量是變了味道的“黨性”。近年來，一些傳統媒體如報刊的讀者在減少，這固然與互聯網等新型傳媒的發展有關，但也與這些媒體片面強調“黨性”而忽視“人民性”有關。人民想知道的事情你不登、不敢登，這就迫使讀者不得不向信息更加開放、博大、寬容和多元的網絡靠攏。忽視“人民性”的結果最終是丟失了“陣地”、失去了讀者，無異于“自殺”行為。

五是新聞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在中國新聞界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輿論監督大多都是異地監督，本地媒體揭露和監督本地問題的少之又少。即使是有的本地媒體想監督，也往往被當地領導和宣傳部門“和諧”掉。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是由甘肅媒體報道的,石家莊市委門前禁行出租車事件被中央媒體報道后，河北當地媒體依然諱莫如深地保持沉默，這是極其不正常的。一些媒體的崛起，就是靠的輿論監督，而這種監督也大多是“異地監督”，極少對本地問題給予監督。令人遺憾和不可思議的是，媒體無奈創造的“異地監督”，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也被有關部門禁止了。

綜上所述，中國的輿論監督存在著嚴重缺陷，有認識上的問題，有體制上的問題，有領導干部的作風問題，也有新聞工作者的良心問題，需要綜合治理。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社會文明的時代潮流，要求輿論監督工作必須改進，新聞宣傳必須開放。我國憲法規定：“人民依據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對社會丑惡現象和黨內腐敗現象實施輿論監督，是黨和人民賦予新聞媒體的權利和義務，是新聞工作者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也是加強黨的建設、促進政府工作，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權利的體現。

筆者建議，醞釀多年的國家“新聞法”應該盡早出臺，切實保障新聞媒體正常進行新聞報道的權利、輿論監督的權利和新聞工作者的合法權益；減少和規范權力機關、領導者個人對新聞媒體過多的限制、干涉、審查和支配；加強新聞媒體的自律，進一步提高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提高輿論監督的水平，使新聞媒體能夠按照新聞規律進行正常的新聞報道和監督，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在推動我國社會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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