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對立的經濟改革觀及其對改革走向的影響

李炳炎

原載《探索》雜志

　　 摘 要：紀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30年的最好行動，就是回顧和總結30年來改革的成績與缺點、經驗與教訓。事實雄辯地證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客觀上存在著兩種對立的經濟改革觀，改革過程充滿著兩種改革觀的斗爭。兩種改革觀的較量，已經和正在影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走向和前途。

　　李炳炎（1945.2-），男，江蘇無錫人，經濟學博士，中共江蘇省委黨校特崗教授，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理論與實踐。
　　
一、從美國凱雷集團并購徐工集團案的最終破滅談起
 
《報刊文摘》2008年7月30日頭版報道：“據《新快報》7月24日報道，7月23日，隨著徐工集團和美國凱雷投資集團發布結束合作的聯合聲明，凱雷入股徐工的計劃徹底破滅”。
2005年，凱雷提出以3.75億美元現金購買徐工集團85%股權的消息被公布之后，引起了社會各界強烈的反響。引起大家強烈反對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徐工集團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裝備制造企業，其行業的關鍵性讓外資收購顯得格外敏感。有媒體為此發出了“警惕外資全面掌控我國裝備制造業”的警告。第二，3.75億美元的收購價顯得低廉，存在賤賣之嫌。
在各種壓力下，盡管凱雷已經將收購的股權比例從85%一降再降，直至去年提出只占45%的持股比例，仍然無法獲得商務部的批準。
凱雷并購徐工案，是2005年底以來外資并購中國龍頭企業的標桿性項目，因其審批過程中引發了民眾大討論而備受矚目。2005年雙方簽署的交易協議一經披露，即引起軒然大波，社會輿論的焦點在于“外資并購中國龍頭企業是否會威脅國家產業安全”，以及該交易中是否存在國有資產被“賤賣”。外資并購之所以在我國社會上引起如此廣泛而深切的關注，成為當前一大熱點問題，就是因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其中暴露出的問題太多、太嚴重了。這說明我國大中型國有企業改革、重組，引進外資工作缺乏理論論證和法律準備而誤人歧途。盡管在目前的修改協議中，美國凱雷方已作出很大讓步和妥協，由收購變為合資，由美方控股改為股權比例對等，董事長由中方擔任，外加其他看似有利于中方的條件。但是，我們認為，國家有關部門仍不應該批準這一并購案。
這是由于，問題的關鍵在于徐工是我國工程機械行業的標志性企業。我們要爭的，不在于凱雷收購資金的多少和提供技術的先進與否，而是要爭我國工程機械行業發展的主導權，是爭我國產業安全和發展我們自己的國際著名品牌。如果外資并購徐工實現了，就等于開了一個危險的口子，表示同行業和其他制造業的骨干企業都可以仿效徐工讓外資并購。我國數十年積累的全部民族工業基礎將對外資不再設防，都會被外資控制。這樣下去，我國的民族工業必將徹底淪為外國資本的附庸。況且，裝備制造業是我國的國家戰略產業，是突破國外技術封鎖、建立強大軍事工業的基礎。徐工的許多產品，如推土機、裝載機、塔機等，外國品牌是無法進人中國市場的。有些外國產品已被我國企業擠出中國市場。
徐工并購案發生的背景，是國外資本在強攻不能進人我國工程機械市場的情況下，采用“招降”的戰術，想趁中國國企改革之機通過收購來整合和控制中國的工程機械產業。為此，不惜作出讓步，并由美國政府高層人士來華說項，其中的政治意圖不言而喻。凱雷并購徐工，實際上是外資控制和摧毀中國工程機械產業的一個戰略步驟，可能造成骨牌效應，摧垮中國的全部民族工程機械工業乃至整個民族工業。近20年來我國企業與外資合資的事實表明，已經發生的外資對我國境內企業的并購案，并購者往往會解散被并購企業的研發團隊，消滅其研發力量，消滅中國企業的自主品牌。最近幾年來的外資并購案中，有如中國的“南孚電池”，“無錫威孚”等案例，充分說明了外資并購我國龍頭企業的真實目的。為此，我們應重視社會強烈關注的外資并購，清晰認識外資并購我國龍頭企業的意圖。
總之，企圖以外資整合民族企業發展國民經濟，沒有民族企業的發展和強大，就不可能盡快實現強國富民。我們呼吁政府應立即采取措施，重視國家產業安全，切實加強對民族產業的保護，盡快建立外資并購風險防范機制。為此，我們認為:
1．凱雷并購徐工案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有關規定，損害我國產業安全，因而支持凱雷并購徐工的理由不能成立。國務院有關部門應從國家利益出發，不同意批準此項并購案。
2．必須及時扭轉把“吸收國外戰略投資者”作為大型國企改制主要途徑的思路，取消政府考核指標中的引資內容。應強調大型國企改革主要應用好國內資源解決資金問題；通過對外并購、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等途徑實現技術進步問題。
3．在此案中，凱雷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招商引資的心態，投其所好，編造了一個龐大的無約束力的招商引資計劃，作為招標條件，構成出賣國企的理由。應從中吸取教訓，盡快制定國企改制中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程序和細則，完善交易監管體系。
4．盡快建立國家戰略利益管理機制。包括：制定國家必須控制的產業和企業名錄，并將這些企業改制的權力上收；建立外資并購我國內資企業的案例監測預警機制，如進行廣泛的專家聽證，完善政府機構的嚴格審查制度、推行制度化的民意測驗和輿論監督。
5．加緊完善和制訂《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法律，用法律保護中國產業安全。”
為此，筆者曾在2007年4月20日《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了《警惕并購浪潮中的“斬首”行動》一文，并于4-6月份分別在首都師范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作了五場以此案與國企改革為題的講演（講演內容事后在網上公布，北大講演內容以“外資并購與我國產業安全”為題發表于《探索》雜志2007年第6期），引起了聽眾的強烈關注與響應。
徐工并購案從2002年至2007年我國民眾與國資管理當局、美國人之間打了五年的拉鋸戰。凱雷集團有其政治背景，它是一個官商勾結的投資集團。在徐工并購案上碰壁、敗北，是其出乎意料的。這是我國民眾抵制“洋資入侵”的勝利。徐工并購案這個典型事例，它向人們昭示了以下幾點：
第一，用唯物辯證法來觀察，不是改革開放中的一切做法都是正確的，改革開放有一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問題。
第二，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客觀上存在著兩種對立的經濟改革觀，二者都在現實地發揮引導作用。兩者進行著較量，較量的結果，誰勝誰負，將決定改革的前途。
第三，要一分為二地、具體地、分階段地看待改革的成敗得失。大體來說，20世紀80 年代開始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到90年代中期一直是正確的，是沿著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所確定的方向和軌道前進的。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受當時的西方資產階級產權理論的誤導，有人將改革對象由傳統的計劃產品經濟，偷換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將“改革”變為“改制”，即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樣就偏離了中央所規定的改革的正確方向，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私有化浪潮。震撼全國的“郎旋風”和“劉旋風”，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刮起的。當時，張五常用任教作掩護，專職向國內灌輸產權理論，旨在推行產權改革，引導中國改革“建立私有產權制度”（張五常語）。可以說，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義開始向中國強力滲透，向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發起全面進攻，并得到了國內主流派“精英”們的策應和配合，演出了改變中國改革的性質從而改變中國顏色的反動大合唱。這一教訓是沉痛而深刻的。
第四，目前，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資改派”的“精英”們又在起勁地借題發揮，販賣私貨。他們不提“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確改革方向”，只提“堅持改革開放”，只講“現代市場經濟”，企圖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誤導改革。在經濟改革上，他們企圖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私有化），取代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用民主社會主義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們是在借總結改革經驗之名，繼續推進私有化改革，同時轉向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改革。對于這種新動向，我們不能不加以警惕。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我們十分有必要通過正確分析總結前一段改革的成績和問題，成功和失誤。總的來說，中國改革開放成績是巨大的，誰也否定不了，但是確實存在局部的階段性的失誤。這種失誤造成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擴大，財富分配嚴重不公，暴富群體崛起，廣大工農勞動者失業嚴重，上學難、看病難、就業難等民生問題突出，這些事實難道能視而不見嗎？正確的態度，是承認客觀事實，及時反思總結，糾正偏差。
鑒于我國改革是長期任務，改革過程中將長期存在兩種改革觀的較量，有必要對兩種改革觀作出理論上的分析判別，以期提高堅持改革正確方向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兩種對立的經濟改革觀，包括各自的不同理論支持和改革方略兩部分內容組成。下面我們將就此作出分析說明。
 
二、兩種改革理論的根本區別
 
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相對于老自由主義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講的, 它是當代右翼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是適應當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要求而形成的一種理論思潮, 一種思想體系和一套政策主張。
盡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一個龐雜的體系, 但就其主流學派的觀點而言, 可以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觀點歸納為三個“化”。即一是“市場化”，二是“自由化”或“非調控化”，三是“私有化”。也可以說,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內涵具有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這樣三層涵義。
所謂“市場化”,是認為市場是萬能的, 市場經濟是一部能自動運轉的配置社會資源的機器。“市場化”, 就是生產要素、產品、勞務、產權、聲譽、品牌都商品化, 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
所謂“自由化”, 就是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 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 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在認為市場機制作用能形成一種“自然秩序”的同時, 還認為個人自由是市場制度的保證和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 只有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 才能使經濟效率達到最高。新自由主義將市場規律的作用和個人自由主義奉為至高無上的信條。因此, 新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 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 推行無政府主義經濟模式。
所謂“私有化”, 就是極力主張全面的私有制, 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視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經濟制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全都極力主張和推銷徹底的私有化。他們認為, 只要實行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 就不能對私人的經濟行為加以限制, 從而可以使個人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 極大地提高經濟效率。而且實行私有制能夠自動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他們認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優越性, 因而總是竭力反對公有制, 視公有制為萬惡之源。他們的目標, 始終是要使全世界的國家都實行私有制, 使資本主義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一些人主張采用新自由主義的一套來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產權改革的觀點, 一時很“時尚”。他們無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存在, 不了解其核心觀點的科學內涵。我們的回答非常明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決不能用來指導我國的改革。只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才是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石。
那么, 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內涵？筆者認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嶄新的命題或范疇,包括以下三層涵義。一是現代市場經濟；二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或計劃市場經濟；三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這樣三層涵義的綜合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性。
從第一層涵義看,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選擇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類型, 而不能選擇古代市場經濟或近代市場經濟類型。這是時代的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中性范疇, 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屬于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類型。通常把我國的經濟改革稱為“ 市場化改革”, 就是指要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例如, 關于讓市場機制配置資源, 發揮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由市場來決定價格, 等等。
從第二層涵義看, 在處理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的作用, 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 我們的觀點是與新自由主義直接對立的。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是“自由化” 和“非調控化”, 不要任何政府的調控, 不要任何計劃。改革以來, 我們始終清醒地堅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觀調控, 等于走向無政府狀態的自由市場經濟, 使改革走人歧途。
從第三層涵義看, 十分清楚, 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決不能搞私有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將不斷再生產出更多的物質財富和不斷再生產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 保證社會主義的持續發展。
任何市場經濟的運行，都是在歷史上、經濟上特定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這種特殊的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這就是市場經濟的特殊性。馬克思指出：“社會生產過程既是人類生活的物質生存條件的生產過程，又是一個在歷史上經濟上獨特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過程，是生產和再生產著這些生產關系本身，因而生產和再生產是這個過程的承擔者、他們的物質生存條件和他們的相互關系即他們的一定的社會形式的過程。”眾所周知，任何社會生產過程都必須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即人們之間按經濟方面的社會關系中運行。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就是指市場經濟借以運行的特定生產關系的性質。在不同社會性質的生產關系下，市場經濟就必然具有不同的社會性質，例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者的社會性質正好是對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也就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其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在主體上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其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生產資料所有制規定著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還規定著其發展方向。
由以上對應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社會性質上是對立的, 在改革導向上是背道而馳的。
 
三、兩種改革方略的根本區別
 
中共中央多次強調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的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的改革開放能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一要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有科學的正確的理解；二要善于識別和抵制那種不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所謂“改革”。在這里,前者是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兩者存在著根本區別。我們認為，從改革方略來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根本區別和各自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十個方面。
1．改革性質的區別。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以下簡稱“前者”) 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過改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部分,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適應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以下簡稱“后者”) 的性質,是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代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目的是企圖消滅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
關于中國改革的性質。我們黨的重要文件對此作過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經濟體制改革“不是要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它也不是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葉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闡述,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進程中,出現了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割裂開來的新自由主義偏向,嚴重妨礙改革的健康發展。
新自由主義以利己的“理性經濟人”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假設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場機制自發調節,反對政府宏觀調控,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公然采取敵視態度,竭力主張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種極其鮮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識形態性質的經濟思想。新自由主義在原蘇聯、東歐、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付諸實施,造成了嚴重危害。
2.改革的理論基礎的區別。前者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后者的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包括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改革的理論基礎出現了偏差。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大行其道,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與作用被削弱和被邊緣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自由化”和“私有化”三個方面。這在第一部分有詳細闡述。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無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觀點和科學內涵。我們的回答非常明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決不能用來指導我國的改革。只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才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石和理論指導。
3.改革目標的區別。前者的目標,是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富民強國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標是通過“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全面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財產制度) ,造成兩極分化和殖民地化,導致民窮國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起來，就是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效率上優越性的同時,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制度上著力體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從而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正義。而新自由主義片面強調市場的作用,無視市場機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拋在一邊。
4.改革對象的區別。前者的改革對象是舊的經濟管理體制,即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后者的改革對象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要改掉、消滅公有制。所以,俗稱為“改制”，“制”者,即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在堅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產關系,是通過理順公有產權關系來理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變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不是將公有制變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去搞國有經濟改革,就會導致相反的結果,使公有財產私有化。在新自由主義者的“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等似是而非的理論誤導下,20 多年來有數以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 3000萬出生于1940-1950 年代的國企老工人下崗。很短時間內,近90 %的中小國企實現了私有化。
構建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產權關系,就是要使公有制產權關系有機地融入市場經濟體制之中。市場經濟以生產勞動的社會性只能通過交換間接地實現為前提,只承認市場交換和市場競爭中的平等權利,經濟主體利益相互獨立,自主經營,這是一種橫向的自發的社會分工制度。這種社會分工制度有利于社會主體的發展,調動分散、獨立的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因而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它在社會生產的組織上天然具有滯后性和自發性。公有制經濟由自主聯合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貫徹按勞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則。公有制經濟必須具有協作勞動的本質要求,就是要使生產勞動過程的聯系和統一服從一個中心的指揮和調節,因而其內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組織安排的特征。這是一種縱向的自覺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協調各方面利益。但是,這種縱向分工在社會歷史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也會產生脫離實際的主觀性,壓抑社會主體個性的積極性,因而導致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后果,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在現存的歷史條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場經濟兩種制度的優點而克服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和市場分工制度的弱點,促進形成既不同于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那種具有主觀性的公有制產權制度,又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權制度,并促使這種嶄新的產權關系人格化。
5.改革依靠力量的區別。前者的改革,遵循黨的群眾路線,充分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等廣大勞動者,充分調動他們在改革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將改革作為一場偉大的群眾性社會實踐。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數“精英”,同時依靠外國人的力量來推動。他們主張弱肉強食,宣揚早已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宣稱:“要鼓勵剝削,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以腐敗來消解舊體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議取消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因為這樣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他們甚至認為：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幾千萬國企老工人。這些說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義,失去了為人的起碼道德,就連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義者也覺得不堪入耳,感嘆道這些人“給別人做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
中國的改革,必須徹底擺脫由少數權貴及其新自由主義者代言人為主導的局面,徹底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更多地依靠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勞動者的力量。否則的話,只能越改越糟,越改兩極分化越嚴重。
6.改革決策方式上的區別。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則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一切經過試驗,加以總結提高,然后由點到面,逐步推廣。后者的改革,脫離廣大勞動群眾,由少數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顧實際情況強行推動,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性力量,因此我們的改革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實踐表明,在具體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較順利地達到目的。反之,就會受到挫折。例如,農村聯產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鳳陽作試點,再向全國推廣。同時,對于像華西村、南街村那樣集體經濟較發達的地方,也允許不搞聯產承包制,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卻走了彎路。一些地區沒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而是照搬照套在國外理論界也存有爭議的“管理層收購”的做法。在實際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數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的管理層,結果把全體人民共有的財產,變成了少數企業管理層的私人財產。結果導致勞資對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職工大批下崗失業，引起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

7.改革實施方式的區別。前者的改革，采用漸進式推進的方式來實施，先易后難，穩步推進。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保持社會穩定。后者的改革，采用“休克療法”，將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一下子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產生強烈的社會動蕩，使廣大群眾遭受巨大的災難。
8.改革原則的區別。前者的改革原則,是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使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讓群眾得到看得見的實惠。后者的改革原則,以資本為主宰,為富人的利益著想,搞劫貧濟富,大肆損害廣大群眾的利益,失去社會公正。
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積極性,而是全體國民的努力。要實現現代化歸根結底是要實現人的現代化,只有當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具有現代化的思想、行為和價值觀念的時候,才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發展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本,要使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試圖依靠少數富人和代表他們利益的精英分子來主導社會發展,無視幾千萬工人和幾億農民的利益、要求,把他們邊緣化、弱勢化,只會把中國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9.改革效果的區別。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會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會和諧發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斷產生新的少量暴富階層和新的大量弱勢群體,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動蕩。
10.改革前途的區別。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市場經濟的優點,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快速提高,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實現富民強國。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權貴市場經濟和淪為外國壟斷資本的殖民地經濟。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前蘇聯等其他國家通過“改革”達到了這種目的。為了避免這種前途,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今天,中國的改革已處在攻堅階段。我們必須從上述十個方面系統地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確前途,才能避免權貴市場經濟和外國壟斷資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義者打著“改革”的幌子,妄圖開歷史倒車,把中國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經明確,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會主義”,更“市場經濟”；就是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注重社會的公平正義。同時,人民也開始覺醒,新自由主義者欺世盜名的言論行為,也日益受到不屑與唾棄。孫中山曾說過:“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無論是改革理論的探索者,還是改革實踐的決策者,都必須順應歷史潮流,這樣才有可能不被歷史潮流淘汰。
 
四、體驗兩種改革觀：來自改革前線的理論思考成果回眸
 
我在2004年9月13日公開發表言論，明確指出：當前的所謂國企“改制”，已嚴重違背了中共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所規定了的正確方向，出現了私有化的錯誤傾向。（見《搜狐財經》2004.9.13）。當時我說：“在1998年研究國企改革問題時，就感覺到國企改革進入所謂產權改革后，改革方向上存在問題。當時不少地方國企產權改革都在搞私有化，將國企“一賣了之”。近年來，國企產權改革的私有化傾向愈來愈明顯，已形成了定勢，難以挽回。私有化的形式，除一開始的賣給私企外，后來又有人從國外引進一種叫MBO（管理層收購），即國企經營者（作為職業經理人）購買自己管理的企業，且以后種形式為多數。為爭奪最后的免費晚餐，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管員、國企經營者、私企資本家合謀出現了一場對國有資產的浩劫，見到揭露出的種種黑幕，令人痛心。為什么我會在1998年起就堅持倡導國企改革公有制取向，用實際行動抵制私有化？這是因為我相信公有制絕對比私有制有優越性，相信人間正道公有制。有人卻說：“人間正道私有制”，“公有制是萬惡之源”。我聽了，認為他們是在胡言亂語。
時下將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簡稱為“國有企業改制”。“國企改革”與“國企改制”只差一個字，涵義卻相反了。按照中央的方針，國企改革的本意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完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將國企搞活、搞好。而“國企改制”，卻是要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產權制度，將國企搞死，乃至消滅。新自由主義者設計的“國企零改制方案”，配合以銀行私有化，不準向國企貸款，使其斷血，促其死得更快。用心何其險惡！
所謂“民營化”，實質是私有化。只是為了掩人耳目而不直接講“私有化”一詞。其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以類比的現象是，最近有人拋出“新公有制論”。將一切股份制包括資本主義的股份制都稱為“新公有制”，混同公有制與私有制，抹煞兩者的界限，達到漁目混珠，取消公有制的目的。“民營化”與“新公有制論”相同，都是用含混的概念隱藏私有化的真實用心。民營即私營，再加“化”，則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私有化了。因為他們深信“人間正道私有化”。
所謂“國退民進”，這句口號一喊，使人感到有兩軍相交之勢。聯想到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即“國退”，共產黨軍隊不斷挺進。現在換成了國有企業不斷退走，私有企業不斷進攻。還不知進攻到何處，退卻到何處。一聽這句口號，立刻叫人對改革喪失信心。現在看來，這二句口號，是推行國企改革私有化的動員令。這不是中央提出來的，是非法的，應當明令禁止再使用。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就是破除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是通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鞏固和壯大公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改革，是要改掉舊的產品經濟體制，而不是改掉公有制、改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我在2004年8月13日就指出：現在的危險，是有人明目張膽地要改掉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就是要把我國的改革引入歧途。
當時我呼吁當前出現的國企改制推行全面私有化，削弱和消滅公有制（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嚴重背離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應當立即停止，加以糾正。將國企改革糾正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如若不然，不出幾年，等待我們的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嚴重的兩極分化。”
看清楚了這個問題，面對國企私有化改革浪潮的掀起，我心中十分著急，去實地觀察了南京市的國企改制情況。發現這一錯誤潮流，遭到了廣大工人群眾的強烈抵制。為了扭轉這一錯誤，我一方面在各種媒體大聲吶喊，一方面找了一家國企進行實地跟蹤連續觀察，深入到國企改革實踐內去。我找了一家中型工業企業，很有代表性，名叫“南京發動機配件廠”，與該廠領導、職工交上了朋友。他們什么都對我談。從1999年起，我對該企業的改制問題做了長達7年的跟蹤研究，寫作和發表了數十篇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包括完成了一項南京市軟科學研究項目。我第一次發言是1999年10月25日，接受江蘇有線電視臺記者的采訪，作了《關于南京發動機配件廠的“工人自治，期股買斷”改革》的報道。199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江蘇省經濟學會的學術會議，向大會提交了調研報告《實行工者有其股，重建職工個人所有制》（后刊登于《江蘇經濟學通訊》1999年12月31日刊期）。1999年11月7日18點鐘，江蘇有線電視二臺播放了對我的關于南京發動機配件廠改革問題的訪談，同時，我在《南京經濟》1999年第6期、《江蘇經濟報》1999年9月23日、《江蘇改革》雜志1999年第12期等報刊連續發表關于這個問題文章。江蘇省人民廣播電臺于1999年12月20日至21日連續播放了由我撰寫的廣播稿《實行工者有其股，重建職工個人所有制》。
接著，我于2000年1月3日接受了香港《經濟導報》記者的采訪，形成了關于這個問題的一篇專訪稿，發表于《經濟導報》周刊2000年第五期，題目為《國企改革新創造：期股買斷》。《南京日報》2000年2月19日刊登了記者對我的專訪，企圖使這一改革引起人們關注。《江蘇經濟》雜志2000年第6、7期登記了我的關于國企改革的對話。
《南京經濟》雜志2002年第3期，發表了我的文章《試論職工在國企改革中的主體地位》，發表后被轉載。該文首次觸及應當讓工人階級來當改革的主人，而不是“精英”們。《太湖論叢》2002年第3期發表了我寫的《探索國企改革新模式的成功試驗及其啟示》一文；《今日企業》雜志2002年第8期發表了我的調研文章《工人自治，期股買斷-南京發動機配件廠改革新模式調查與啟示》。《南京日報》2002年8月1日刊登了我的文章《有利于實現工者有其股的企業改革》；《南京勞動與社會保障》雜志2002年第8期刊登了我的《“工人自治，期股買斷”改制實踐調查與分析》一文。我借用當時流行的“改制”（即國企私有化）一詞，但賦予了它另一種涵義（即將國有制改為真正的集體所有制，保持公有制性質不變，但可變換其實現形式）。同樣，我又在《江蘇經濟》雜志2002年第12期發表了《改制：讓工者有其股-南京發動機配件廠探索國企產權改革之路》。于是，這種改革的影響開始向全國擴散。
由《中國改革》雜志社主辦的《改革內參》2003年第4期刊載了我的《南京發動機配件廠改制實踐調查》一文。一些有全國性影響的期刊，紛紛發表了我些寫的這一問題的文章，成了一個熱點。《學術探索》2003年第1期發表了我的《探索國企改革新模式試驗及其啟示》；《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雜志2003年第2期發表了我的《國企改革新模式：期股買斷，工人自治》，并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中國改革》雜志2003年第7期發表了我的《國企改制，工人自治》一文；在全國基層和企業有較大影響的《經濟師》雜志2003年第3期發表了該刊記者對我的專訪：《關于企業改制中實行員工期股買斷新方式的探索》一文。針對“改制”中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被削弱，我在2003年11月4日的《中國海派經濟論壇第17次研討會》上遞交了論文《國企改革應使工人階級主體成為中等收入者階層》并發言。2003年12月，在我倡議和參與組織下，由江蘇省總工會與江蘇省委黨校江蘇小康與現代化研究中心、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三家聯合舉辦了《公有制企業改革與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大型研討會。《人民日報》2003年12月26日對此作了報道：《積極穩妥推進公有制企業改革》，有力抵制了私有化傾向。
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刊物《群眾》于2004第9期發表了我的文章《抵制對產權制度改革的誤導》，全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該文公開批評一些“主流”派鼓吹科斯產權理論，推行國企私有化，指出其正在誤導我國的改革。這在國內理論界是較早的。在改革實踐中，我感覺到應當確立一種原則，來區別正確的改革做法與錯誤的改革做法，于是，寫作并發表了《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基本原則》（《現代經濟探索》2005年第3期）。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正好與現在中央的提法一致。同時，我認為當時的國企改革已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為了提醒有關方面，我在《求是》雜志主辦《紅旗文稿》2005年第5期發表了論文《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根本區別》。2005年第2期《馬克思主義研究》雜志，我發表了的論文《重新審視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基礎與制度設計》，并被中國人民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新華文摘》論點摘編。發起了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挑戰。要破，還要立。于是，同時發表了我關于國企改革理想模式的論文《工人所有制公司及其在我國的實驗》（《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4期）和《試論建立勞動雇傭資本的股份制》（《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第6期）。同時，我研究和設計了新的產權理論與產權制度，在《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1期發表了《馬克思產權理論與我國現代產權制度建設》一文以及發表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產權理論》一文（《學習論壇》2005年第8期）。在全國思想界頗有影響的上海《社會科學報》2006年3月9日發表了我的重要文章：《區別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至此，已明確地提出和基本形成了兩種經濟改革觀的理論。
從1998年起到2006年3月，長達八年時間，我站在改革基層的前線，根據親身體驗，從改革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無時無刻不在關注我國改革的走向。因為這是比任何問題更為重要更為值得研究的課題，它關系到國家與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至此，我終于完整地提出并闡述了兩種改革觀，包括兩種改革理論與兩種改革方略。這一理論對于總結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經驗和引導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確走向，無疑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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