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莊人民公社的“人均”才是真正的“人均”

云淡水暖

“人均”是一個很討巧的詞，比如“小康社會”的標準，就是“人均”：其一、1990年價格計算，人均國民（內）生產總值為2500元（按 1980年價格和匯率計算，人均國民（內）生產總值跨過900美元）。其二、按1990年價格計算，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為240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200元。

“人均”這個詞兒，官員們習慣了用，比政績的時候，眉飛色舞地說的就是“人均XX增長了若干若干”，經濟學家們喜歡用，特別是市場膜拜者們喜歡用，“人均”高，“總量”就大，比如，張維迎先生就很興奮，“在過去三十年的時間，人均GDP翻了兩番，每十年就翻一番，…去年人均GDP達到了2500美元，經濟總量2004年從世界的第13位上升到第4位。”

自稱以“用‘皇甫平’署名，是有‘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之深意存焉”的周瑞金先生，在兩年前的初春，發表了一片宏論“改革動搖不得”，然后接二連三地在“南方”、“東方”的話語平臺上大講特講，輔佐家周瑞金先生也在拿人均說事兒“歷史已經證明，‘讓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戰略決策，‘效率優先’對于突破舊體制，激發解放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也使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水漲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貧困人口從當初的3億多人減到目前的2000多萬人。”

但是，輔佐家周瑞金先生、產權家張維迎先生們并沒有把“均”的程度進一步深化下去，所以對平民百姓來說，往往要打一個問號，因為就“均”字來說，各有各的感受，一談到“均”，老百姓要做的第一件事兒，就是比較，如果以“均”線為杠杠，高低就比出來了。

2008年3月1日，個稅起征點調高到2000元/月，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表示，調整后七成工薪階層將免個稅。就是說，就全國而言，有70%的職工，月收入達不到2000元/月，2008年，有人提出個稅起征點還要提高，有建議要提高到3000元/月，吉林省稅務局的官員感嘆“在吉林普通職工收入不到2000元，過了2000元的都很少，如果按3000元起征，那整個東北三省也沒多少人納稅了。”，但是，“整個東三省”的百萬、千萬、億萬富豪還是有的。

在山西，前幾年煤炭價格高昂的時候，“私營煤礦的利潤達到了百分之兩百多，而且多數煤礦還會超設計能力開采。‘有錢的煤老板，一天可以掙到一百萬。’”，而且，現如今煤老板們已經攜巨額資本，開始控制鄉村基層政權了，說白了，就是花錢買“選票”。“在2004年間的村委會選舉中，用現金買票的方式在山西的煤炭富裕縣域極為盛行。”（《南風窗》），2004年《中國青年報》曾經報道：占山西高平市人口萬分之三的煤礦老板人均年收入在500萬元左右，其存款總額占全市總額的30％，而當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僅區區500元，相差1萬倍。

就拿山西的情況來說，這個貧富差距確實令人納悶，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地下的礦產資源屬于國家，再退一步講，農村的土地、山林屬于集體所有，在集體所有的土地、山林下開采煤炭的收益，怎么就絕大多數落入了極少數人的腰包呢？雖然“總量”上去了，“人均”也上去了，但巨大的差距也上去了。誠如“輔佐家”周瑞金先生歡呼的“‘效率優先’對于突破舊體制，激發解放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也使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水漲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是不是這種分配格局也是“必然”，也是“動搖不得”（“輔佐家”周瑞金語）呢？有個地方就把這個分配格局顛覆了，這個地方就是被媒體稱呼的所謂“最后的人民公社”——周家莊。

這兩天有一條新聞，叫做“‘最后的人民公社’分紅 金額太大找警察護駕”，說是：周家莊鄉有12000多人。按照7000萬元粗略計算，人均分紅在6000元左右。別小看了這6000元，這是刨除了一切生產、生活基本開支之后的“干貨”，一位趙姓村民認為，“20多年了,吃水不花錢，小孩上學不掏錢，電費優惠。如果我老了，即使不勞動，合作社每個月也會發錢給我。”，而據說其它地方的農民“人均收入”，連糧食、柴火都要折算進去的。

而且，這個“人均”是在“舊體制”下取得的，比如，周家莊的農民至今還按照記工分的模式實現“按勞取酬”，據報道，周家莊一切勞動計算都是以工分為標準，看大門的，修拖拉機的，開車的，甚至包括鄉長、隊長的工作都要到年終按工分進行收入分配。其原則大體是：使各業承包人員付出同等勞動，可取得大體相當的勞動報酬。在80年代自上而下的“社改鄉”之后，鄉一級政府由上面派“國家干部”管理，與周家莊的人民公社模式有不銜接之處，據報道，90年代以后，記工分吃飯的合作社（公社）干部進入鄉黨政機關，理順了政府和農民的關系，應該說，行政成本會因此減少，社會沖突也會盡快化解。

在解決了農民的基本生活供給、就醫、孩子上學、養老等等之后，年底分紅的“按勞取酬”色彩就格外醒目了，照理說，這里面也體現了人的能力的差異的，所以周家莊的這個“人均”也不是絕對平均主義，而是在總體公平、人人有保障的基礎上的差異化。比如，周家莊對所屬鄉鎮企業的廠長的報酬有嚴格限制，不搞年薪制，不搞期權鼓勵，總之，主流經濟學鼓吹的那一套通通不搞，而這種模式的意義在于。公平和效率有合理的平衡點，絕對不會出現承包企業的廠長收入500萬，社員只收入500元的荒唐局面。

網絡上有一個笑話段子，叫做“張家有財一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個個都是張百萬”，這個段子非常形象地補充了輔家”周瑞金的論斷“‘效率優先’對于突破舊體制，激發解放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也使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水漲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

而在周家莊的人民公社體制下，某人1千萬，鄰居窮光蛋的情況，是不會輕易出現的，既然大家都按工分結算報酬，而且，盡量設定了工分計分的“按勞取酬”原則，既是在相同勞動的付出下，得到基本一致的收入，這樣，既有能力差別上的區分，又保證沒有個體能夠將自身的利益高高置于眾人之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里沒有私有資本主導分配的安排，資本的作用體現在集體意志的支配之中。在周家莊的人民公社體制下，當今社會上的所謂“弱勢群體”并不“弱勢”，真正的人文關懷，只有在這種生產資料、生產成果集體所有，財富積累公平分配的基礎之上才充分得到體現，而不是靠某些占有了巨大社會財富的“慈善家”居高臨下的施舍。

是沒有被突破“舊體制”的周家莊人民公社，把“輔佐家”虛頭八腦的“人均”，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東西。需要指出的是，周家莊并非“唯一”，在青藏高原、在內蒙草原、在珠三角平原、在長三角平原、在中原大地，都有這樣的“最后”，而且都無一例外地實現了真正的“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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