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８年后回頭重看：潘曉的路和中國的路
28年前，《中國青年》雜志刊發潘曉的來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為“文革”后一代人的精神告白，引發了一場輿論風暴。28年后回頭重看，可以從潘曉信中讀出更多、更深的內涵，關于那一代人，關于當代中國。
從1980年到今天，28年過去，好像很少有誰注意過：當年，究竟是什么人，哪個群體，會以潘曉那樣的問題意識，尖銳地，追問人生？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底層群眾，比如，和潘曉同時代的農民、工人、小職員，不過是種田、務工、做事，埋頭干活，抬眼看路。潘曉信里說，她那個街道小廠里的同齡人，“除了談論燙發就是穿戴”，“她們說我清高，怪癖”，“我嫌她們俗氣”。對于這些俗人，人生的路，普普通通，不寬不窄，天經地義。這些人，不太會發潘曉那樣的人生浩嘆。
潘曉，屬于特殊的群體，按她的說法，“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顯然，在五六十年代，這種情況，是干部家庭（我查過，比如1956年，全國黨員人數只有全國人口1.7%，比現在少很多）。她的經歷，“由紫紅到灰白”，大起大落，很有戲劇性。無疑，潘曉屬于精英群體，而且，喜歡反省，善于思考，博覽群書，是知識精英，因為突然經歷了下行的拐點，所以，會有那樣的人生追問。
2、人生的路連著歷史的路
人生的路（個人），千條萬緒，蜿蜒向前，匯成歷史的路（社會、民族、國家、人類）。潘曉的路，無論是“紫紅”，還是“灰白”，都和當代中國歷史的路息息相關。
按潘曉信中的記述，“文革”前，她上小學，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的理想主義氛圍中，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但是，“文革”是一個歷史拐點。
按馬、恩、列的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建立政權后，對上層建筑不斷進行改造，以避免形成一個官僚特權階級，是馬列學說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文革”中，原先體制內的權力精英、知識精英普遍受到沖擊，社會動蕩，家庭破碎，潘曉的命運，亦隨之丕變。但實際上，到1967年，就發生了武漢“7·20事件”，“文革”遭遇反彈，夏秋之際，運動便經歷了第一次剎車。之后，左沖右突，反反復復，一直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文革”夭折。
林彪事件，是場政治地震，不但有政治史意義，而且有思想史意義，它使政治泡沫瀕于破碎，使革命敘述面臨解體，而這種敘述，曾經持續幾十年。中華民族，懷揣著一個大抱負，負重前行，結果，撞了南墻，摔了跟頭。當初運動的生力軍，紅衛兵-知青一代（40年代末到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像一群擱淺的魚，被晾在退潮后空曠荒涼的海灘上，迷惘、困頓、消沉。當年，北島的名詩《一切》，就表達了這種虛無的情緒：“一切都是命運/一切都是煙云/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其時，“文革”已成夾生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在主觀感受上，沒有哪個群體，自認為是“文革”的受益者。結果，理念倒了，隊伍垮了，政治愿景幻滅，代之以平庸瑣屑的現實。歷史的路斷了，人生的路窄了。
潘曉，也是紅衛兵-知青一代里的人。
有趣的是，這種現實的和精神的困境，形成于1970年前后，潘曉的信，卻發表于1980年（《中國青年》該年5月號）。當然，后來我們知道，1980年，《中國青年》到學校、工廠、街道，組織青年座談，發現兩位作者，約稿，然后，兩篇合二為一，各取作者姓名中一個字，署名“潘曉”。《中國青年》，由共青團中央主管，官方媒體，以這種方式，發表這樣的“消極情緒”，相當真實，卻滯后了大約10年。
這之前，清華學生（化工系七七級二班），已經提出：“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口號，獲得官方贊許，得以傳播。七七級學生，正是上述紅衛兵-知青一代，“潘曉”同齡人，大多還略長幾歲。
這時，改革開放已經啟動，所以，時代風氣變了。
3、“路”一經轉向，立刻變寬了
70年代，由于“文革”失敗，國家陷于困境，原先政治共同體中的精英或預備精英，迷茫失望，前路莫測。改革開放，避開政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分田單干，糧油提價，減免稅收，安排就業，提高工資，發放獎金，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可謂皆大歡喜（結果，國家財政支出超出收入，造成巨額赤字，創建國以來紀錄）。改造上層建筑，這個“文革”遺留的大問題，被擱置。原先社會政治的困境，如今，用社會經濟的手段沖抵、置換、化解。原來越走越窄的路，一經轉向，立刻變寬，換個走法，歧途成為通途。
因此，“潘曉”，迅速成為歷史人物，退出公眾視野。她遲到的嘆息，定格在1980年，成為紅衛兵-知青一代迷惘情緒的最后一次告白。而且，最后一次，竟是官方版本，這絕非偶然。
1984年10月，中央發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城市改革全面鋪開，市場原則逐步建立，利益主體多元化，每人各走各的路。這里，還要說到潘曉。她的信，其實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傳統價值的懷疑，另一方面，是對新興價值的宣揚。后一方面，她是這么說的：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么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
這段話很完整，差不多，提前表述了市場經濟的價值觀。比如，我們都知道，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的假設，就認為，第一，人們從各自的需要和利益出發，參與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第二，在“看不見的手”指導下，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并非出于本意，卻能促進社會的公共利益。
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走上康莊大道，開始經歷升降漲落的固有周期。思想界總是超前，80年代中期，在浪漫主義的氛圍中，開始流行“文化熱”，比較中西文化，研究中國之路怎樣并入西方之路，經濟改革怎樣升級為政治改革。人心浮動，甚囂塵上。從經濟之路走向政治之路，從觀念和言論走向現實和行動，從書房、課堂走向街頭、廣場。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為十年改革畫了個句號。
于是，苦悶、迷惘、虛無的情緒，再次彌漫，路，又成了問題。與此同時，政治風波，加上“治理整頓”，造成經濟增速明顯下降，1989年為4.1%，1990年為3.8%。
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強力推動，1992年以后，中國經濟恢復高增長，形成第二輪改革開放。全民下海，十億人民九億商，開發區遍地開花。這幾乎重復了十多年前的手法，原有社會政治的問題，用社會經濟的手段沖抵、置換、化解，路一經轉向，立刻又變寬了。
4、中國的路，世界的路，交織在一起
90年代的中國，是威權政治加市場經濟，還有高速增長、貧富分化、吏治腐敗，以及城市化、全球化，民工潮、下崗潮。經濟周期表現為，1992年以后，經濟過熱，1994年，通貨膨脹率達20.6%。針對這種情況，中央宏觀調控，實行“軟著陸”方針。到1997年10月，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通貨緊縮，從1998年到2000年，中國經濟七上八下，企業破產，工人下崗。胡鞍鋼估算，1998年，城鎮實際失業人口（包括登記失業人員、下崗失業人員和農民工失業人員三部分），在1540萬到1600萬人之間，實際失業率在8%左右。結果，“不爭論”的局面被打破，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圍繞公平與正義、歷史與現實、民主與自由，捉對廝殺。文化思想界生態，為之一變。
當時，為緩解就業壓力（這只是原因之一），高等教育大躍進。1999年，全國高校，一舉擴招48%。其中，全國普通高校招生規模，從1998年的108萬人，擴大到159萬人。之后，連年擴招，迅速膨脹。到2008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多達559萬。我看網上照片，各種專場招聘會上，年輕學子如海如潮，人挨人，人擠人，寸步難行，要由公安、武警維持秩序。歸來者稱，即使向一家小公司遞交簡歷，也需排隊一個小時。這些80后的大學生、研究生，和當年的潘曉類似，是新世紀的知識青年。今天，對于“人生的路”，他們會有怎樣的感嘆？
這里，癥結在于，既然中國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那么，研發、品牌、管理和金融服務，等等，各種白領崗位，主要就不在中國本土。既然中國把自己定位于“世界工廠”，它需要的就只是大量技術工人，而不是大量高等教育人才。當今的大學生、研究生，他們的“人生之路”所以難走，是因為和當前的“中國之路”，不相匹配。
所以，要拓寬人生的路，首先，就必須拓寬中國的路。其實，也沒有別的捷徑，只能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振興民族產業，變勞動密集型為技術密集型，占據全球產業鏈的中高端，樹雄心，立壯志，和美日歐爭奪市場。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只是這條路，相當漫長，阻礙重重。
當前，金融風暴席卷全球，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循環的兩個外部條件，國際資本、國際市場，都出了大問題。經濟衰退，已成定局。就業壓力，空前嚴峻。28年前，潘曉慨嘆：“人生的路，越走越窄”。28年過去，人生的路，似乎更加坎坷不平。
這個時候，潘曉帶著困惑，再度現身，追問同時代的中國人：“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嗎？”（見《鳳凰周刊》2008年12月15日）代表了普通中國人的疑問。這是否預示著，又一個歷史拐點的出現？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世界金融、世界經濟、世界格局，可能出現大調整，中國已經不能自外于世界，中國的路，世界的路，交織在一起，要變就得一起變。
附文：兩個潘曉的命運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石 巖
2007-03-28 12:00:00
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國青年》雜志刊登了一篇題為《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署名潘曉。
潘曉在信的開頭說，“我今年２３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歷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歷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于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
接下來，潘曉歷數了自己在家庭、單位、朋友、戀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結論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與現實生活太遠，葛朗臺、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結尾說：“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潘曉問題，當年曾引發全民關注
真實的潘曉是兩個互不相識的年輕人，北京經濟學院的大學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廠的女工黃曉菊。潘曉是“樹典型”的產物。《中國青年》的編輯馬麗珍把北京經濟學院７８級大學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廠的女工黃曉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曉”各取了他們名字中的一個字。
在《中國青年》上掀起一連數月的討論后，黃曉菊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采訪，從幕后走到臺前，一舉成為備受爭議的新聞人物。北大、清華的學生邀請她去爬香山，在山頂上討論薩特，討論《紅與黑》。黃曉菊不怵圍在她周圍的大學生。在成為“潘曉”之前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三五個因傳閱《簡愛》、惠特曼團聚在一起的青年工人或待業青年。大學生們和黃曉菊討論的問題，黃曉菊和她的朋友們或多或少都思考過。
當時黃曉菊與另一位潘曉——潘祎也接觸過，但感覺不投緣，覺得潘祎“孤僻，太學生氣”。后來通過幾次信，就一直沒有聯系了。當初的潘祎可能確實是孤僻的，在成為潘曉之前，他曾于１９７９年５月３１日服濃縮來蘇水自殺，脫險之后潘祎對醫生說：“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至于自殺的原因，潘祎說“沒有什么特殊原因”。細說來，是因為父母支援三線去了青海，潘祎自幼一個人寄居在北京親戚家里，心理比較灰暗，而１９７９年春節之后更趨極端，終于選擇了自殺。也正是因為這次自殺，使潘祎向來學校采訪的馬麗珍傾訴了４個小時。
潘曉菊自幼也有與父母分開的經歷， 母親１９５０年代支邊到了內蒙古，父親是當地的一名軍人，黃曉菊從小患上佝僂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外祖母的愛是另外一種味道，只有父母的愛是無條件的。我從小就知道，討喜的小孩才能討到愛。”
十幾歲時，黃曉菊患上關節炎，初中畢業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線廠，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爺爺老奶奶一起纏線球。在廠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額，就跑到一邊跟工友聊天：如果現在讓你選，你是愿意讓毛主席接見你，還是看一眼演佐羅的阿蘭·德龍？你說，人活著是為什么呀？難道就一輩子這么織下去，扎下去？
工友們愛黃曉菊的快言快語，可又覺得她“有病”：你怎么不想怎么快點長級？是在廠里扎下去提干，還是將來弄成全民所有制？
領導見黃曉菊跟這個聊跟那個聊，尤其反感，問怎么回事。黃曉菊說自己已經完成了定額。完成了定額可以幫助別人。那要定額干嗎呀？黃曉菊脫口而出。
還有一次，離下班還有五六分鐘，天空陰霾，電閃雷鳴。因為工人很多腿腳不靈便，而且又沒帶傘，車間主任拍板讓大家趕緊回家。一個廠一級的領導卻悄悄躲在工廠大門后頭，把早走的人的名字記在他的小本子上，并在月底的時候貼出大布告，宣布扣發這些人的當月獎金。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覺得這事不對。”開廠務會的時候，黃曉菊走了進去，問：我能說兩句嗎？
在廠子里，黃曉菊的“能說”是有名的，領導不愿意，但眾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讓她閉嘴。黃曉菊說：第一，你們的執行方法是不對的，我們走是車間主任決定的，所以車間主任有責任；第二，廠一級領導如果覺得車間主任的做法不對，當時應該把我們阻攔在工廠門口，勸我們回去，再創造５分鐘的價值。可廠領導卻像抓特務一樣躲在大門后頭。難道廠里的目的就是罰我們６塊錢嗎？
領導以“廠務會的決定”推諉，黃曉菊把狀告到北京市紡織局工會。６塊錢的獎金補發下來，她也在廠子里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在《中國青年》發表文章，在中央電視臺亮相并沒有改變她在廠里的處境。“你一個普通工人，有什么資格、什么能力接待這些上門向你求助或者跟你談心的人？”無奈，黃曉菊辭掉工廠的工作。經馬麗珍介紹，黃曉菊先后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資料室工作過，干發行和查書取報的活。
即便在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扎堆的地方，黃曉菊也是個異類。“也許出軌的思想和言論會對正常的工作秩序產生威脅，單位實現人事制度改革的時候，頭一個被停聘的是我。”
１９８８年，黃曉菊丟了資料室的飯碗，離了婚，沒學歷，為了自己和３歲兒子的生計，黃曉菊沖到剛剛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特區報》當“記者”，但實際的工作是拉廣告。嘗夠被掃地出門的尷尬之后，到深圳給日本生意人當保姆，到電臺當熱線節目主持人……最后讓她安頓下來的，是在西單附近家門口開的一個小小的服裝攤位。８年羊毛衫廠的工作經驗，自己敢下剪子裁剪自認為新穎別致的服裝，吃苦能干，和搭檔在大雪里騎車運貨，一路打鬧，一路笑罵的混不吝，黃曉菊慢慢站穩腳跟。
兒子在很大程度上重復了黃曉菊的命運。在母親南下謀生的日子里，他是幼兒園里沉默寡言的小男孩，把石子、糖塊、草根藏在兜里，直到糖化了，把草棍、玻璃球和石塊都沾在一起——這些東西都是他留給媽媽的禮物。上學之后，他像媽媽一樣叛逆，公然在課堂上挑戰老師的權威。最后，他像媽媽一樣沒上過大學。
黃曉菊的兒子叫桑也行。當年初為人父人母的黃曉菊夫婦抓耳撓腮給新生兒取名字，這個不錯，那個也行，猶豫不決的時候，黃曉菊拍掌大笑，就叫他“也行”吧。
如今的桑也行是個１米８０的小伙，給屈臣氏礦泉水做過促銷，學過調酒師，在華僑飯店當過門僮、服務生，在部隊當過兵，轉業之后打算開一家主題餐廳。他的偶像是一個從學校輟學，做新式西餐，乃至引導美食風尚的英國小男孩。母親認為兒子的選擇比她當年多得多。
黃曉菊說，她不為沒上過大學后悔。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在當年能上大學的人鳳毛麟角。不過說到年輕時代她愛讀的那些書、說起她伶牙俐齒舌戰廠委會以及她在香山頂上跟大學生辯論薩特的時候，她也會興奮地憧憬另外一種可能：“我要是上了大學……”
大學的那位潘曉，命運也坎坷。潘祎自己說當年北京經濟學院不滿 “思想有問題”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國聞名的“典型”，把他帶到北京一家醫院，由一位實習大夫診斷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的父母簽訂了自動退學協議書。
此后潘祎多年顛沛，還曾因盜竊案坐了三年半牢。
近幾年，潘祎做過在線咨詢、電視節目策劃等多種職業，日子過得也還好。至于沒有結果的大學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個片段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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