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國外貿--這個冬天有多冷？

2008年12月15日   《中國報道》

　　引言：

　　一個國家要追求絕對增長速度，更要追求相對增長速度，因為后者決定了該國在世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決定了該國是充當“世界苦力”，還是能夠從國際經貿和世界經濟增長成果中取得合理份額。

　　在發展開放經濟加快自身發展方面，中國的成就為世人所共睹，以至于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將中國列為全球化時代最大的成功故事。然而，開放經濟給中國帶來的不僅僅是更多機會，也有更多的外部沖擊。

　　周期性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消除的痼疾，而作為一個對外貿易至少可以上溯到殷商時期的文明古國，中國經濟社會因外部經濟沖擊而劇變，歷史上已不止一端。

　　364年前，當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之時，這位中國歷史上最令人同情的亡國之君大概意想不到，萬里之外的西班牙竟然也是把他推上死路的兇手之一。正是西班牙國王菲利浦四世于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下令在整個西班牙帝國限制進口中國貨，遏制美洲白銀流向中國；

　　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對華轉口貿易樞紐——馬尼拉大肆屠殺中國商人……

　　加之其他因素影響，由于中國銀本位制建立在巨額內流白銀的基礎上，這場單方面貿易摩擦（因為當時明朝政府并未針對西班牙的行為作出反應）把長江三角洲推入持續多年的嚴重通貨緊縮，而由于江南是明朝頭號財賦重地，僅蘇州、松江二府（大致相當于目前蘇州、上海兩市）便提供了將近一半中央財政收入，江南陷入毀滅性經濟危機，對于正在天災、民變和滿清進攻重重壓力下苦苦掙扎的明朝政權而言，無異于背后一刀。

　　上世紀30年代，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引起連鎖反應，最終導致中國財政金融體系崩潰，通行數百年的銀本位廢止而改行完全信用貨幣，為后來天文數字級別的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

　　今天，當次貸危機隨著雷曼公司分崩離析之聲而躍居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來世界最嚴重經濟金融危機之時，它又將給中國帶來什么？

　　“出口”受阻

　　在外部危機面前，中國外貿首當其沖。對外貿易是通過需求和價格兩種方式來傳染危機的，前者尤為人們所熟知。在需求方面，歐盟、美國分別名列中國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的冠亞軍，而美歐又是次貸危機的策源地和迄今危機最嚴重地區，他們的危機不可避免會影響中國對其出口，特別是傳統產品出口。

　　按照我方統計，2007年中美貿易3020.8271億美元，其中對美出口2327.0398億美元，進口693.7874億美元，順差1633.2524億美元，占全年貿易順差2621.96億美元的62％；而按美方統計，該國2000—2007年對華貿易逆差分別為838億美元、830億美元、1031億美元、1240億美元、1620億美元、2016億美元、2326億美元和2563億美元，2008年1—8月為1677億美元；2006、2007年和2008年1—8月，對華貿易逆差分別占同期貨物貿易逆差總額的27.7％、31.3％和38.9％。

　　對于一個高度依賴出口拉動的經濟體而言，主要出口市場的衰退對其經濟增長實績的負面影響自是相當顯著，對美出口增幅減緩已經顯示了這一點。2008年1—9月，我國對美出口1891億美元，增長11.2％，比去年同期回落4.6個百分點；2008年中國出口總額增速減緩引起廣泛關注，其實主要就是來自對美出口增速減緩。

　　在服裝和玩具等行業，以及這類行業發達的廣東等地，這種沖擊分外顯著。前3季度廣東出口玩具44.7億美元，同比僅增長6.3％，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6個百分點，且出口企業數量大幅度減少。按照貨主單位口徑統計，1—9月，廣東有玩具出口實績的企業2191家，比去年同期減少1391家，只有去年的6成。

　　10月中旬，廣東省東莞市樟木頭鎮合俊企業旗下的兩家大型玩具廠合俊玩具廠和俊領玩具廠突然倒閉，導致兩個工廠7000多名員工失業，拖欠工人工資約2400多萬元，數千工人于16、17日連續兩天到鎮政府上訪討薪，就表明了這種沖擊所蘊藏的經濟、社會風險。

　　同樣屬于需求影響范疇、但不那么為人們所熟知的是服務貿易。在危機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同樣將受到影響，特別是旅游和建筑工程服務輸出。由于危機蔓延到新興市場，特別是此前作為世界建筑市場熱點的石油輸出國因收入下降而顯著縮減投資建設規模，我國在海外的工程承包業務將遭受較大沖擊。須知，貨物貿易并非我國對外貿易的全部內容，我國還是一個正在迅速成長的服務貿易大國。

　　中國企業迄今在國際工程承包市場中標的最大項目是尼日利亞鐵路現代化項目，合同總額83億美元，內容為新建一條從尼日利亞南部城市拉各斯至北部城市卡諾的雙線標準軌鐵路，全長1315公里，設計時速150公里/小時，由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中標。但尼日利亞政府于11月初通知中方公司，這一項目暫停施工并移交該國交通部，發生變故的原因之一就是危機導致國際市場油價下跌，導致高度依賴石油產業的尼日利亞建設資金落空。

　　價格破壞

　　與此同時，在外部危機時期，貿易渠道可能引起國內的“價格破壞”，即大面積的價格下跌，這對國內產業的平穩發展和從業人員的收入同樣是災難。

　　今年以來，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已經大幅度下跌而步入熊市。2月27日，路透商品指數（1931.9.18=100）為2958.30點，11月4日只有2035.00點，下跌31.2％；2月27日，道瓊斯商品指數（1974.12.31=100）期貨和現貨指數分別為212.68點、425.03點，11月4日分別只有137.62點和293.57點，跌幅分別為35.3％和30.9％。

　　如果說此前兩年我們的通貨膨脹壓力很大部分源于外部輸入的話，那么，時至今日，盡管危機救援中輸入的數以萬億美元計的貨幣最終還會產生通貨膨脹壓力，但在短期內存在從輸入性通貨膨脹轉向的風險。

　　此外，大宗商品市場行情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元匯率，截至目前，歐元區基準利率為3.25％，美國基準利率為1％，大幅度降息仍然在歐洲中央銀行的反危機對策之列，而此舉將導致歐元與美元息差縮小，加之在全面危機之際市場參與者風險厭惡程度急劇上升，更多地投向有政治和軍事霸權支持的美元，預計美元對歐元等非美元貨幣的堅挺狀況仍將持續一段時間，相應地也就會對大宗商品價格產生向下壓力。

　　外部市場的上述變動對我國國內產業產生了雙重沖擊，首先是價格下行沖擊生產者和銷售者。10月20日，國家發布收儲消息，將大豆收購價格提高為每斤1.85元，折算為3700元/噸；而進口大豆價格已經下跌到3200～3300元/噸，導致企業使用進口大豆的意愿強烈。1—9月，累計進口大豆2870多萬噸，其中9月份進口413萬噸，環比增長30％，為近年來進口量最高的月份。預計全年進口大豆將超過3300萬噸，創歷史最高紀錄；同時國內大豆也大幅度增產400萬噸。在國內大量增產和進口激增的雙重擠壓之下，大豆價格堪虞。具有戰略意義的棉花同樣如此，無論是洲際交易所（ICE）還是鄭州交易所，國內外棉花期貨價格都已經下跌到了4年來的最低點。而由于國內生產者是在上年生產資料價格高漲時期種植投入的，此時的價格下跌對生產者的壓力可想而知，我國農業和采掘業不少部門頭頂類似于“谷賤傷農”的陰影正日益濃重。

　　化肥行業同樣如此。2008年9月以來，國際市場硫磺價格急劇下跌，不到兩個月就從最高時的每噸810美元降至10月末的55美元，國產原料硫鐵礦價格由原來的1300元跌至200元，硫酸價格則從2800元跌至180元，江西貴溪冶煉廠出廠的硫酸跌至120元也無人問津。原材料價格大幅下跌又拖累了化肥成品價格，截至2008年10月末，磷肥價格在兩個月內下降逾1500元。價格下跌不僅直接減少了生產者的銷售收入，而且下游買家的買漲不買跌心態導致化肥及其原料行業陷入流動性危機。由于幾乎所有化肥廠商的流動資金都被高價原材料和化肥成品所占據，沒有富余資金去購買已經大幅降價的原料，行業停機減產率超過30％，導致中化、中農、中石油手中都囤積了不少賣不出去的高價原料。

　　囤積之痛

　　價格變動，同時導致不少生產者和銷售者庫存資產（原料和成品）減值，在鋼鐵等原料消耗較大的行業，這種沖擊已經相當明顯。

　　在鋼鐵上市公司第三季度季報中，已公布資產減值損失數額較大的主要有寶鋼、鞍鋼、南鋼、重慶鋼鐵、攀鋼、凌鋼6家公司，總計金額23.6億元。其中，鞍鋼股份三季度末計提存貨跌價準備8.79億元；南鋼股份前三季度資產減值損失1.14億元，同比增長1897.99％。而且，這還遠遠不是鋼鐵公司的全部存貨減值損失。WIND資訊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三季度32家鋼鐵上市公司存貨金額為2463.42億元，預計其減值損失當在10％左右，即250億元左右。

　　不僅如此，在此前鐵礦石價格一路高漲之際，中國鋼鐵企業和貿易商不理性地大量進口、囤積鐵礦石，根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羅冰生10月30日提供的數據，中國鐵礦石港口庫存與企業庫存總數約8900萬噸，部分鋼廠庫存鐵礦石可用4個月。而到10月下旬，鐵礦石現貨價格從1800元/噸的高峰下跌至700元/噸，跌幅50％～60％，根據鐵礦石來源不同，即使按維持多月的7000萬噸鐵礦石庫存計算，浮虧總額也高達300億元左右。

　　化肥行業庫存原料和產品價格暴跌，資產減值損失同樣巨大。截至10月末，國內化肥企業所用的原料全是3個月之前的，原材料的跳水給整個行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截至10月末，國內最大化肥巨頭云天化集團囤積了大約68萬噸高價原材料，資產減值損失至少30億元；貴州甕福集團、開林集團和湖北宜化集團囤積高價原料各15萬噸；再加上其他中小型化肥廠的囤積，全行業囤積的高價原材料約150萬噸。按照中國磷肥協會理事長武希彥的說法，全行業因為高價原材料一項便虧損156億元，相當于去年整個磷肥行業76.5億元盈利額的兩倍。

　　外資堪虞

　　大規模的資產減值不僅沖擊金融市場，而且損害這些實質經濟部門企業的融資能力。正當全球危機之際，中國不少地區和部門因為自豪地利用外資也有可能成為危機傳染渠道。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外資（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特別是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空前加強，中國躍居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東道國、發展中國家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資東道國。

　　按照商務部統計，截至2007年，中國大陸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632348家，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7907.47億美元。其中，2007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全口徑數據（含銀行、證券業）為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35.2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領域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47.68億美元。

　　據《2007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2007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高達1496億美元。2008年1－8月，按照商務部口徑，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0801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43.74億美元，同比增長39.85％。2007年，中國全國工業總產值404489.06億元，其中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125036.94億元，占30.91％，比1990年（2.28％）高12.6倍。

　　早在2006年，三資企業全年平均就業人數已達2118.10萬人；2007年底，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人數已超過4200萬人，約占全國就業人數的10％。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體系中占據的份額已經不可忽視，而次貸危機新高潮將從兩個方面沖擊外資企業，特別是母國為美歐和危機突出、有“國家破產”風險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外資企業。

　　就近期和中期而言，美歐金融系統的危機已經造成了嚴重的信貸緊縮；就中期和長期而言，經濟危機必然導致市場需求萎縮，這對于出口傾向極為突出的在華外資企業而言打擊尤為沉重。危機沖擊之下，勢必有一部分外資企業母公司陷入流動性危機，某些外資企業母公司甚至會完全喪失盈利能力，徹底陷入償付能力危機而清盤。

　　以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為典型，已經可以看到知名跨國公司普遍營業收入、利潤下降，紛紛減產，甚至有破產之虞。無論外資企業母公司是變賣、抽回海外資產救急，還是徹底破產清算，我國都將可能蒙受多種沖擊，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在華外資企業上千億美元利潤留存可能大規模回流而沖擊我國外匯市場，國內供貨商應收賬款和銀行信貸可能懸空，員工就業和薪酬將受影響。

　　在華外資企業負債率較高。2006年，全國三資企業資產77108.65億元，負債43398.56億元，資產負債率56.28％，其中流動負債36790.35億元（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7》），流動負債占資產的47.71％。企業負債包括對供貨商的應付賬款和銀行貸款，一旦陷入危機，供貨商和銀行都將蒙受損失。

　　外資企業陷入危機導致國內供貨商和銀行受損的案例已不少見。2005年5月，韓國三寶電腦株式會社向韓國政府申請破產清算，其在華子公司三寶電腦（沈陽）有限公司僅在國內銀行就有貸款余額5049萬美元成為呆賬，涉及建行、浦發、光大和華夏四家銀行，欠付供貨商的應付賬款尚未計算在內。去年以來，山東等地眾多韓資企業高管棄廠逃逸，也給我國供貨商和銀行留下了大量呆賬。更有甚者，出于創造政績和尋租等目的，某些地方官員還干預金融事務，強制銀行向外資企業放貸。如今年9月被提起公訴的安徽淮南原市委書記陳世禮，強迫當地各家金融機構和地方財政向韓國商人李鉉昊開辦的皮包公司信昊集團貸款累計1.5億元，最后形成1億多元不良債權。而陳世禮之所以如此不惜違反財經紀律，有收受賄賂和制造“政績”的雙重動機，他曾私下說，李鉉昊是沒有錢，信昊也實力一般，但我就是要捧著他，扶植他，如果這樣一個小企業在淮南都能取得如此成功，那些大的外資企業豈不趨之若鶩。

　　由于中國和西方經濟周期不完全同步，西方跨國公司、大型金融機構在危機時期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情況早已有之。花旗銀行曾經以其100多年歷史上每年都能向股東分紅而自豪，在1929—1933年大危機期間，花旗在全世界幾乎所有分行都虧損，僅有上海分行一家盈利，當時花旗就是依靠上海分行的盈利發放股東紅利的，而上海分行的紅利又主要來自白銀投機，白銀市場的投機風潮對當時中國財政金融體系造成了毀滅性打擊。目前，由于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相對較好，中國市場業績在其他主要市場一片蕭條的情況下更顯突出。截至10月下旬，歐洲新注冊車輛同比下降8.2％，戴姆勒-奔馳公司全線停產一個月。但與此同時，根據戴姆勒公司自己的數據，該公司2008年前9個月在中國市場共售出32375輛汽車，銷量增長54％之多。這樣，在母公司虧損、對在華子公司依賴程度上升的情況下，某些在華外資企業可能有更強的內在動機去從事高風險、高投機性業務，也有可能在利潤轉移等方面采取違規操作，從而損害其中方股東的權益。

　　有鑒于此，不可輕視次貸危機加劇給我國供貨商和企業帶來的潛在風險。

　　隨著在華外資企業的發展，在這些企業就業的人數也大幅度增長。如上所述，2007年底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就業人數超過4200萬人，約占全國就業人數的10％；如果外資企業陷入危機泥潭，這些員工將面臨失業、應得工資與福利落空等風險。對這些風險，需要及早做好防范和應對的準備。

　　警惕“韓企”

　　2007年末以來，在次貸危機沖擊之下，韓國外匯市場、資產市場動蕩日甚一日，韓元兌美元和人民幣匯率大幅度貶值，韓國國際償付能力指標和信用等級顯著惡化，國內外普遍認為韓國再次爆發1998年式債務危機的風險甚高。而韓國是我國名列前茅的重要經貿伙伴，2007年是我國第六大貿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場、第四大進口來源地，截至2007年末，韓國在華直接投資項目46582個，占中國累計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數的7.37％，實際使用韓資387.75億美元，占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的4.90％，韓國是我國第六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鑒于韓國企業一貫奉行高負債發展模式，在華韓資企業也不例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韓國危機通過韓資企業渠道傳染中國的風險不可低估。

　　特別是我國東北、山東等地政府這些年來不惜各種優惠條件吸引韓資，類似陳世禮主政淮南時期那樣“逢山開路、遇水架橋、一路綠燈”來支持外資招商企業的做法并不少見，不少投資項目并未充分調查投資方資質和信用狀況，相關地區有必要關注其中的風險。尤其是山東省，截至2007年，韓國已經連續數年蟬聯其最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2006、2007年吸收韓國直接投資合同金額分別為48.4242億美元、21.3967億美元，分別占該省當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的29.8％和19.4％，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中占比最高，也因此成為近年在華韓資企業棄廠逃逸風潮的最大受害者，韓國如果陷入全面債務危機，對山東省外資企業全局影響將相當突出。

　　機遇猶在

　　盡管如此，還是需要明確，由于這場危機中心位于目前把持世界經濟政治霸權的美歐，而中國相對境況較好，百年難遇的危機雖然會給我國外向型經濟帶來一定沖擊，但同時也是百年難遇的機遇。任何危機都意味著既有經濟政治秩序重新洗牌，也意味著新興大國將取得更多的崛起機會。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衰弱和動亂為日本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崛起機遇；本屬歐洲經濟殖民地的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躍居歐洲債主；原來“只能生產鋤頭”（丘吉爾語）的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中躍居新興工業大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大英帝國和法蘭西帝國統治世界的地位，美蘇兩霸取而代之……有鑒于此，只要領導堅強，目標明確適當，行動及時有力，中國完全有可能充分利用這一機會跨越式提升自己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

　　在危機之中，我們會承擔一定壓力，付出一定代價；但需要銘記，一個孤立國所需要追求的經濟目標僅僅是絕對增長速度，而在國際體系下，由于存在利益分配問題，一個國家要追求絕對增長速度，更要追求相對增長速度，因為后者決定了該國在世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決定了該國是充當“世界苦力”，還是能夠從國際經貿和世界經濟增長成果中取得合理份額。

　　大國崛起需要經歷持之以恒的艱苦積累，也要善于抓住動蕩和災難的機遇。面對動蕩，所有國家都會受到沖擊，但是也只有動蕩才能讓抗風險能力強的國家表現出自己的優勢。強者并不擔心本國受到沖擊，在全球普遍蕭條時甚至不害怕本國經濟絕對規模下降，只要本國下降得比競爭對手少，那么本國在整個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提升了，在未來的復蘇中就能贏得比以前多得多的收益。假如未來可以贏得更大收益，那么今天所受到的沖擊就不過是一種投資。

　　梅新育

　　博士，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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