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對外開放的主體、原則、策略

劉永佶

一、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主體性

中國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大國，這個主權是中國人經一個多世紀奮斗犧牲爭得并捍衛著的。主權，是中國主體性的集合，是對外經濟交往的依據和出發點，也是國際經濟、政治矛盾的聚焦點。并不是所有中國人都知道自己的主體性和中國的主體性。有一些人自視天生“先進”，為了自己的權勢和利益，往往會以中國的主權去做交易，以否認中國的主體性來證明自己的高明。而他們這樣認為和這樣做的時候，就必然否認勞動者的利益和意識，必然排斥和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乃至削弱公有制經濟。

中國的主權是在社會主義的導引下爭得的，也必須在社會主義的導引下捍衛。對主權的捍衛，也就是對中國主體性的捍衛。我們談對外經濟交往，就是在確定中國主體性的前提下，為了勞動者利益和意志的對外經濟交往。

任何個人在與他人發生經濟交往時，出發點都是其主體，目的源于主體的需要。只要是平等的權利主體，相互的經濟交往就是以主體的各自需要的滿足為目的。這是商品經濟的一般性。只有不平等的個人之間，或處不同權利層次的人，才會出現依附對方的需要而被動地規定其交往目的的情況。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也是以各自主權為基礎的交往。殖民地與宗主國，附屬國與“中心”國家的交往，并不是平等主權國家的交往，因此其目的是由對方來規定，或適應對方的目的來規定自己的目的。

中國是個主權國家，它對外經濟交往的目的當然要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來規定。為此，我們在規定對外經濟交往目的時，首先考慮的不是對方的需要，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目的，并不是為了響應“經濟全球化”的號召，而是為了確保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和提高并發揮其素質技能，改革發展經濟體制，創建內生拓展的經濟結構及法制主導的運行機制，革新企業經營管理，自主積極地與外國展開經濟交往。歸結起來，也就是將對外經濟交往作為解決中國經濟矛盾，壯大公有制經濟，抑制乃至消除官僚資本，促進小農經濟改造，實現工業化的手段之一，同時將對外經濟交往作為中國經濟結構的必要一環。

這就是以我為主，知己知彼，根據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經營的需要，有選擇地與相關國家及其公司進行商品和技術的交往，既出口我們的優勢產品和技術，又要取長補短，從外國進口我們所缺的產品和技術。在對外經濟交往過程中，堅持主權，尊重平等待我之國家和公司，同時與文化和政治的交往相配合。

鑒于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必須遵守其總的規則，講求信用。其規則雖然是由美國大資本財團主持制訂的，對中國會有許多不利條款，但它依然可以為我所用，這就需要在策略層面上的認真研究和靈活機動。

對外經濟交往之“外”，是相對于“內”即國內經濟而言的，是外國經濟，外國是個總體，又是若干個體。在規定目的和原則時，要多考慮“外國經濟”的總體；在探討策略時，則應多注意其個體，即各個國家和企業的特點。在策略層面及更具體的對外經濟交往中，不可能與“外國經濟”總體打交道，而是與各國乃至各個公司打交道。為此，要具體分析其特點，同時要研究各國之間的關系，利用其矛盾。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是總體性的，在遵從這個規則的前提下，有許多細節都可以靈活機動處理，以使這個在總體上不利于我的規則，在具體層面為我所用。

對外經濟交往要立足于知己知彼。首先是知己，即對中國的經濟結構及其發展具有明確的認知，并清楚我們的優勢和劣勢；進而是對外國經濟制度、體制及結構的具體了解，由此制定國家總體策略和分行業、區域的對外經濟交往策略。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總目標就是為促進小農經濟改造，實現工業化提供必要的技術條件，因此，要以引進先進工業技術為主。但技術先進的國家會在出售其技術時設置重重障礙，而且要價很高。盡管這樣，中國又不能不購買必要的外國產品和技術，甚至不能不引進外國資本在國內辦企業。這是必須做出的讓步，但又應在國內做好盡快消化、改造這些技術的準備，并加強研究，從產品中發現其技術因素，力求在借鑒的過程中掌握并創新技術。對于已經出現的對外國產品的依賴，忽略改進和研究其技術的傾向，必須堅決地制止。

外國人之所以要和中國進行經濟交往，也在于其自身需要。從目前條件說，發達國家對中國，一是視為其產品和技術的售賣場，二是要利用中國廉價資源和勞動力。顯然，中國是弱勢一方，也是被動的一方，怎樣變被動為主動。充分地、靈活地利用這些機會，制定對外經濟交往策略，并以此指導具體業務，以為國內的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服務。

二、原則：對外經濟交往要服從國內經濟發展

     在由國際大資本財團發起的“經濟全球化”運動中，中國處于弱勢。大資本財團及其政府力求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上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淪為“外圍”國家，依附于大資本財團，在由其控制的世界經濟布局中扮演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任由其擺布。這并不是我們危言聳聽，而是美國金融資本財團的既定戰略，此次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這一點。

     中國工業經濟的落后，是事實，也是長期集權官僚制統治的結果。時下一些人根本不去分析歷史，也不去分析現實的社會和經濟矛盾，而是簡單地把中國的落后歸因于社會主義，歸因于公有制，在他們看來，只要放棄社會主義，實行“私有化”，并敞開國門，歡迎外國資本進入中國，那么，資本的“客觀經濟規律”不僅能將中國帶進“世界經濟一體化”，而且能夠因“一體化”而達到美國、西歐那樣的富裕程度。正是這種思路，將中國經濟發展納入金融資本的“國際大循環”，以廉價勞動力和資源向發達國家提供低廉的產品，養活其國人，而掙回的外匯卻因金融海嘯而大大貶值，甚至為金融危機“買單”。

可是，如果中國沒有社會主義導引的革命，沒有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工業化，那么，它的現狀又將如何？作為外國大資本財團的“外圍”國家，是可以有若干大富翁，若干大官僚及其集團，但全中國的民眾仍處于落后的小農經濟。

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據，是國家主權的保證，也是廣大勞動群眾提高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的惟一形式。對外經濟交往，不是少數大富翁、大官僚的“開放”，而是全體中國人的對外聯系。只有公有制才能保證最大限度的“開放”。公有制為主體的對外開放，不是為了適應外國大資本財團的需要而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結構，而是適應公有制及以其為主的經濟結構的發展，進行對外開放。

有一種觀念，認為對外開放就是為中國的產品及生產這些產品的勞動力尋找市場，對外經濟交往的惟一原則，就是“利潤最大化”。

這是美國經濟學的教條。它對處于強勢地位的美國大資本財團而言，是自明之理。

但對處于弱勢的中國來說，這個教條不僅無可取之處，而且有極大危害。

從表面看，中國當然也要向國外輸出產品和服務，甚至勞動力，對外經濟交往也要獲取利潤，不能做賠本買賣。可是，中國勞動力及其產品，有多少可以在外國找到市場？13億人口，勞動力的技術程度和產品的技術含量都很低，除了少數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以極低的價格可以出口外，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產品根本不可能在國外找到市場。至于對外貿易中的利潤，在外貿企業中，當然會以賤買貴賣方式獲取。即使中國產品在外國價格壓得再低，外貿企業也可以通過壓得更低的價格從國內收購這些產品，其價差還是利潤。

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絕非僅僅外貿企業的事，不能以外貿額及其利潤來判斷。中國的經濟更不能是為外貿服務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給20世紀的拉丁美洲造成的歷史性災難，我們必須記取。而今天的金融海嘯暴露了美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自我定位和功能：它所向外國，特別是中國輸出的主要是金融衍生品，這些“高端產品”及以美國霸權為擔保的美元，雖然還會有“逆差”，但卻可以迅速地印鈔票彌補。

中國應以自主的經濟體——內生互促拓展的經濟結構——來參與國際間的經濟交往，并時時把握主動權，不能將主動權交給外國大資本財團掌控。現時的中國經濟體是弱的，但它是在生成的，雖然因為弱不免受到欺辱，但堅強我們的人格國格，以公有制來凝聚勞動者，使其在合理的體制和結構中逐步提高并發揮素質技能，中國的經濟體就可以由弱變強。對外經濟交往，要有助于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和發展，這是惟一評判對外經濟交往政策的標準，而不能只以外貿的利潤，甚至“順差”和外匯儲備量作為標準。

國際經濟交往的實質，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的發揮與提高的交往，但由于資本統治和其他各種統治形式，使交往的主體從勞動者變成了大資本財團和各式統治集團，他們將勞動者排斥于國際經濟交往之外，交往的只是它們之間財產和勢力的較量，爭奪的是利潤，是它們的利益。中國不可能因與外國大資本財團交往，就改變對方的性質與交往目的，為此，只能在適應對方的同時，明確和堅定自己的目的和原則，在以靈活的策略取得受大資本財團控制的技術資料和技術產品——這本是外國勞動者素質技能的體現——之后，以最快捷的方式，交由本國勞動者借鑒、研究，促進其素質技能的提高，并提供相應的資金和其它條件，使之得以發揮。

中國之所以要與外國進行經濟交往，就在于我所缺他所有。這是商品交換的一般，也是國際經濟關系的基礎。現代的國際經濟交往，除了商品貿易之外，更有資本輸出（包括虛擬資本）和技術貿易。中國之所缺，主要是現代工業技術。至于消費品，則國內生產大體可以滿足需要，而且，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消費品的增長將更快。此外，還有一些自然資源，如石油、鐵礦砂等亦需進口。

當然，外國大壟斷資本財團并不會輕易地將其掌控的先進技術賣給中國，美國的大資本財團支使其政府制定了諸多限制條款，并不許其他擁有這些技術的國家向中國出售。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壟斷地位，就在于控制了這些先進技術。它們所出賣的，主要是金融資本“生產”的各種衍生品，或其企業的產品，并以技術作為資本投資中國——但要對其技術嚴加保密。它們也會出賣一些技術專利，不過都是在其本國過時的技術，而且是絕對的壟斷性高價。由此看來，中國要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絕不能將希望寄托在購買外國先進技術上，只能依靠能夠調動本國勞動者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制度上。在此基礎上，也應該積極地學習、借鑒外國的先進技術，這種學習主要是通過教育和培訓。日本在19世紀末所實行的“教育立國”，加之其以傳統的海盜演變過來的武裝侵掠，使之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就躋身發達國家之列。中國當然不能靠侵掠鄰邦積蓄原始資本，但我們完全可以強化教育和培訓從外國先進技術的基礎學起，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來吸收、改造外國技術，更進一步創造本國的技術。因此，在將對外經濟交往的主要目標放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必須真正地把發展教育和培訓，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

現在中國能向外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服裝、玩具、鞋等低價生活用品，由于其他落后國家的競爭，特別是國內各企業的競爭，將價格壓低得驚人，以致有“一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之說。以如此高昂的代價，換取“高技術含量”的產品，或許還有些應該。但大量地購買金融資本的衍生品符號、洋酒、化妝品等奢侈品就絕不能說是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了。

外國大資本財團限制其先進工業技術向中國出口，但這不是絕對的，實際上，除其軍火和少數尖端技術之外，大多數民用工業技術專利都是在市場上交易的，即使其價格再高，它們也是商品，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在舉全國之力組建主干行業的進程中，根據自己的需要，購買相關專利，以為補充和借鑒，是必要的。問題的關鍵不在錢上，而在于選購，更在于買回專利后的應用。對于所要購買的技術和設備，必須做好使用的準備，更要強化應用技術人員的培訓，使之盡快進入生產。在此基礎上，加強對這些技術的研究，發現其邏輯的演進趨勢，進行創造性的革新。

此外，對于中國經濟發展所必須的設備和生產資料類產品，暫時我們不能生產或不能滿足需要的，也可以從外國進口，但同時更要加快本國產品的生產和研制，絕不能形成對外國產品的依賴。至于某些自然資源，中國儲量小，或者開采成本高于從外國進口，則不應限制。

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不僅是進口，還有出口，現在我們的出口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和生活用品，其價格極低，容易受到其他落后國家的競爭。對此，必須認真分析檢討，不能每年以增加多少出口總額而自負。同時要在調整產業結構時，有步驟地縮小這類出口產品的生產企業，使之轉產后納入國內擴大再生產。再就是擴展貿易伙伴，不能只將眼光盯在美、歐、日，而應放之四海，力求擴大我們的工業品，特別是高技術附加值產品的出口。由此保證有必要的外匯可以進口技術設備和生產資料。

再者，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應與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結合起來，并以政治上的外交為保證。經濟交往在形式上是產品、技術、服務的交換，但在內容上，還涉及科學、思想、價值觀等的交流。國家和企業都應認知這些交流的深遠意義，組織學者和科學技術人員，密切與國外的交流。

三、策略：競爭與保護并舉

     近年來，中國某些“世界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在宣傳這樣一種觀念：“經濟全球化”就是建立世界一體的自由貿易大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只有競爭，沒有，也不應當有國家保護。為了順應“經濟全球化”，中國應當敞開國門，開放市場，歡迎外國商品、技術、資本來競爭，而中國的企業也要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在競爭中優勝劣汰。

然而，由外國金融資本財團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并不是什么公平、公正的大市場，而是金融資本財團對全世界勞動力和資源的吸收器，這個吸收器的發動，也就是它們控制人類命運的過程。華爾街的金融海嘯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金融資本財團對經濟的壟斷，已延續一個多世紀，其實質就是專制，這是奴隸主、封建領主、官僚地主專制的繼續。與其他專制的差別在于，它們不是以武力奪取并控制土地，而是通過金融及其衍生工具控制產業資本，再由產業資本依據雇傭關系占有剩余勞動的價值，并控制全世界再生產的勞動。它們依據資本控制國家機器，以武力來威脅、統治本國及全世界的勞動者。壟斷資本財團是由競爭起家的，它們也以競爭對待中、小資本企業，而這種競爭從開始就已明確了勝負。當然，它們所雇傭的代言人仍在鼓吹競爭，而且是世界范圍的自由競爭，并以武力威脅那些不發達的國家，強制要求它們敞開國門，與這些金融巨無霸來競爭——猶如泰森等重量級拳王踢開托兒所大門，逼迫那里的幼童與他進行同一規則的比賽。可是，偏偏有那么幾個“先進”的托兒所阿姨，容許幼童進行這場拳擊賽。

競爭導致壟斷，壟斷就是專制——這是人類歷史演變至今出現的最為全面、深入、具體的專制，它以自由的面目出現，以競爭而控制人類，人類因競爭而被其控制。壟斷資本財團的專制，是以自由競爭表現出來的，這自由競爭的規則，就是其利益和意志的體現。

自由競爭的規則，如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就是大資本財團壟斷專制的規則。

對于仍處弱勢的中國經濟來說，既不能不加入“經濟全球化”，又要在這過程中發展自己，這是相當困難的。前車之鑒如拉丁美洲諸國，它們在美國大資本財團為其制定的制度下，按大資本財團所定的規則與大資本財團競爭，結果只能是弱者愈弱，強者愈強。中國絕不能走拉丁美洲之路。中國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自主的基礎，也是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并與大資本財團展開競爭的根據。

但只有社會主義的制度，并不等于就有了競爭的實力，制度只是有效發展并凝聚競爭力，是從弱勢走向強勢的社會形式。在“經濟全球化”中，我們還要經歷相當一個時期的弱勢階段。在這個階段，對外經濟交往，當然要面對競爭，也要展開競爭，但同時也要對我們的企業從制度上進行必要的國家保護。

資本主義經濟就是在保護與競爭的雙重作用下發展起來的，最初的重商主義特點就是貿易保護，等到英國的資本發展到可以稱霸的時候，它的代言人斯密、李嘉圖等才主張自由競爭。其原因很清楚，就是可以在競爭中獲勝。英國政府要求別國開放國門、降低關稅，以輸出其技術含量高價格便宜的商品。對英國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來說，競爭就是保護，是最好的保護。而此時尚處于資本發展初級階段的德國和美國，則采取保護主義政策。德國歷史學派的創始者李斯特，這樣闡述其保護主義：“保護制度是使落后國家在文化上取得與那個優勢國家同等地位的惟一方法。從這一點看起來，保護貿易制度可以認為是促進各國實現最后聯合，也就是促進真正自由貿易的最有效的方法”[①]“在與先進工業國家進行完全自由競爭的制度下，一個在工業上落后的國家，即使極端有資格發展工業，如果沒有保護關稅，就絕不能使自己的工業力量獲得充分發展，也不能掙得圓滿無缺的獨立自主地位。”[②]

李斯特學說的基礎是斯密的體系，他也承認自由競爭對資本發展的意義，但他站在德國新興資產階級立場探討對外經濟關系時，則得出類似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論。美國在獨立后的一個多世紀，也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而當其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霸主后，它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才彈起英國人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的老調。就是現在，美國政府也沒有放棄貿易保護主義，依然以各種保護方式挑起與西歐、中國，以及幾乎所有與其發生經濟關系的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戰。至于其為了應對金融海嘯而拿出的7000億美元的“救援”方案，可以說是金融資本利用其控制的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并迫使全世界的政府動用民脂民膏來保護、救助這掠奪性的金融資本的極端表現！

競爭是強勢國家的企業對弱勢國家企業的壟斷，也是對其強勢的保護；保護則是以國家政權組織并展開的弱勢企業對強勢國家企業的競爭。

這是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國際經濟關系所體現的一般規律。中國參與國際經濟關系，必須認知這個規律。競爭與保護都是手段，是維護和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手段。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必須辯證地、靈活地使用這兩個手段，而且在近期應以國家保護為主。

國家保護并不是禁止競爭，更不是以一國之法律、政策取代國際間的競爭規則，而是由國家機構有計劃地組織企業的對外競爭，這樣，就可以將個體企業的弱勢構成總體性的相對強勢。從對外經濟關系的競爭中，也顯示出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優勢。如果實行現在某些人主張的無保護的自由競爭，一是喪失主權，二是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也正是由于新中國在貿易保護下的發展，才為世紀末主張全方位開放的自由競爭提供了基礎，但這個基礎并不雄厚，中國對外經濟交往范圍擴大了，也增加了淪為依附國家的危險。為此，在改革和完善公有制經濟，調整經濟結構的基礎上，由國家機構和行業協會等實施計劃和協調保護政策。

對外經濟交往中的保護是以國家主權保護本國企業的利益。這不僅是針對與外國企業的交往，還包括對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及企業布局的計劃和協調，同時包括對生產出口產品企業在總體上的約束，近年來中國出口企業間自相殘殺式的競比壓價，以致外國企業得利的混亂局面，一定要克服。

貿易保護不是不要競爭，而是有組織地進行競爭。從總體論，中國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弱國，但并不等于我們處處都弱，永遠地弱下去。中國雖弱，但是個經濟大國，在某些行業也有自己的優勢，要不斷地擴大優勢，通過國際競爭發展它，充分地掌握本國市場的主動權，并開拓國際市場，以優勢行業參與競爭，所得利潤，一是發展本行業，二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植弱勢行業。當然，對弱勢行業的扶植，主要應根據國有企業占有權行使和執行機構的計劃進行，此外，就是在財政、金融等方面對合作和私有企業的有條件支持。

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必須充分地發揮。為了參與國際競爭，“與狼共舞”，企業就要有相對雄厚的技術人才和資金設備。對于中國這個大國而言，參與國際競爭，必須突出重點，集中發展，組建強勢企業。一定要消除為了“創匯”指標，就不惜血本地動員企業蜂擁競爭的混亂。

對于中國目前相對弱勢的行業——這大都是主干性行業，如飛機制造、汽車、精密儀器、電氣、電子、通訊、化學和生物制品等，必須在舉全國之力組建和發展的同時，選擇其中較強的企業，支持其參與國際競爭，即使短期內獲利不大，甚至有所虧損，也可以取得經驗，提高技術，積累資本。絕不能將這些行業讓給外國企業，只是在為外國企業代理、銷售中，從中國消費者手里賺小錢——大利潤歸外國資本家。

國際經濟關系中的貿易保護，更多地體現于對外國產品和技術專利的購買，以及對外資的引進上。有關的國際貿易規則是要遵守的，但我們作為貿易的一方，完全有權利要求修正規則，起碼要充分地表達我們的意圖，并在適當的時候貫徹與規則中。即使規則不變的情況下，作為買主，也有購買的主動權。但凡我們能夠生產，而且質量并不差，或者經技術改造、創新就能提高質量，增加產量的產品，就要盡可能地不購買；對于生產這類產品的行業，也要盡可能少引進，或者不引進外國資本。以此來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這一方面需要主管外貿的機構把關，以及各級政府在引進外資時要慎重——絕不能再給各級政府下引進外資的任務指標了，分析外國資本所能帶來的技術，特別是根據國內行業的狀況及其發展計劃，制定引進外資的政策。這樣做，短期內所引外資的數量可能減少，但所引外資帶來的技術質量卻提高了，本國企業又在保護下得以發展。而一方面將巨額外匯儲備存在美國，投資其金融衍生品符號，另一方面又以各種優惠吸引外資的荒唐行為，必須堅決根除。我們外貿中的收入，既可以購買急需的設備、技術，也可以購買黃金、石油及各種資源，擴大國內再生產。

對外經濟交往中的國家保護，核心在于金融。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是金融資本主導的經濟。以美國華爾街為基地的金融資本財團利用資本主義制度及美國的霸主地位，制造出了眾多的“金融創新”，形成了龐大的虛擬經濟，操控實體經濟，特別是控制國際經濟交往。它編織了巨大而系統的無形之網，將全世界的經濟交往籠罩其中。貨幣發行、貨幣政策、匯率，乃至形形色色的衍生工具，幾乎處處都是實體經濟，特別是落后國家實體經濟的陷阱。中國對外交往幾十年，所受其害之慘痛，令人刻骨銘心。中國政府務必組建真正能代表國家民族利益，而且有能力的機構和學術團體，對國際金融資本進行深入研究，制定相應政策，提供必要咨詢，給中國企業，特別是金融企業以保護。剔除外國金融資本安插的“內線”，將金融決策作為國家安全的頭等機密，像保證軍事機密那樣保證金融決策權的行使。今天，美國的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金融資本的實質，連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及歐洲國家領導人都在痛批“金融資本主義”，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對之進行研究，并制定相關保護本國企業的政策、策略呢？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不僅摧毀了世界經濟，也使“經濟全球化”的主導者金融資本現了原形。套用三十年前流行的一句成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發現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經濟學說不過是以經濟常識加數學公式編織起來的陷阱——以虛擬符號和衍生工具騙取錢財。這場大海嘯對中國經濟的危害是巨大的，它要求我們進一步認清“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反思我們對外開發的歷程，明確參與國際經濟交往的主體、原則、策略。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

2．羅恩·徹諾：《摩根財團》，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3．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4．劉永佶：《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

5．費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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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11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②]  同上書，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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