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退回“外圍”國家的壓力與危險

劉永佶

現代的中國，在資本全球化的大潮中，依然有退回“外圍”國家的壓力與危險。

自從資本統治形成以來，其經濟學家就在宣揚這樣一種觀念：自由貿易、自由競爭是“經濟人”的天性決定的，不僅在國內如此，在國際上也應如此。只要開放國門，落后國家就可以逐步發展，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然而，幾百年的歷史卻顯現了相反的趨勢，那些淡化或放棄主權的國家，只能被動地適應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不能與之展開自由競爭，它們的經濟命脈不是操在本國的資本財團——在外國壟斷財團的壓制下，不可能形成這樣的財團——手里，而是操在外國壟斷資本財團手里。這些國家也有少量政治權貴由外國資本財團扶植成富翁，但他們是聽命于、依附于外國大資本財團的，所占有的財富，相當一部分是未能轉入再生產的消費品和奢侈品，即使是作為資本，也是投入獲利雖高，但并非支柱性行業的房地產、證券、服務業，以及為外國公司做代理。這些權貴及其官僚資本，在形式上也掌握著統治權，但這不是對外國的主權，而是對本國民眾的治權。

沒有主權就沒有國格，就不可能有效地保護本國的企業及其他經濟實體，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支柱性行業和合理的經濟結構，只能越來越依賴外國大資本，從生產到消費的全部結構，都是銷售外國大資本的商品，并為其提供資源和勞動力。這種沒有國格的國民經濟，是不可能發展的。“富者日壅，貧者日傾”，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所主張的自由貿易，結果就是如此。

這是資本全球化的真實寫照。也正是隨著資本統治的全球化，引發了勞動社會主義運動的全球化，落后國家的勞動者為了對抗資本的直接和間接統治，逐步地聯合起來，開始以自己的立場來思考經濟矛盾，形成了相應的對國際經濟關系的規定。在這方面，阿根廷的蘇爾·普雷維什起了開創性作用，他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關于世界經濟的“中心——外圍”論。之后，巴西的多斯桑托斯等人，又進一步形成了“依附論”。

普雷維什“中心——外圍論”的要點是：世界各國已分為兩大類，一是由西方七國集團構成的高度工業化國家，其經濟增長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們出口工業品或高附加值產品，進口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壟斷著技術的創新，占有了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全部利益，并以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掠奪外圍國家；它們是現代世界經濟的中心，也是政治的中心；在政治上，它們實行帝國主義政策并以軍事、外交等各種手段控制外圍國家。二是“外圍”國家，即世界上絕大多數尚沒有實現工業化或“工業化畸形”國家。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嚴重受制于“中心”國家，它們的經濟往往是有增長而無發展；完全受“中心”國家經濟周期的直接影響，成了“中心”國家傾銷產品、轉移危機的場所；其經濟結構附屬于“中心”國家，出口產品主要是原材料和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生產的初級產品，技術含量低下，價值亦低；進口的則是“中心”國家那些技術含量高，價值亦高的工業品；“外圍”國家中，“中心”國家輸出的資本占據著主要的行業。

普雷維什認為，“中心”與“外圍”的關系是不平等的，“中心”國家的存在是以“外圍”國家為前提的，“中心”的發展是以損害、壓制“外圍”的發展為代價的。這個“中心——外圍”格局，是資本全球化的經濟結構，“外圍”國家只有服從“中心”國家，才能被容許存在。

一旦外圍有意無意地損害了這種經濟和政治利益時，中心，特別是主要中心往往就會采取懲罰的措施，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通過軍事干預的手段進行報復。[①]

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論”，是對“中心——外圍論”的引申。他指出：“中心——外圍”結構實為“統治——依附”結構，這是資本擴張的結果。列寧等人關于帝國主義的研究只注重帝國主義的向外擴張，忽略了被統治國狀況的研究。他的“依附論”是對帝國主義理論的發展。在1975年出版的《帝國主義與依附》一書中，多斯桑托斯系統闡述了他的觀點。他認為，自殖民地時期，“統治——依附”結構已經形成，其特點是宗主國的商業和金融資本通過貿易支配殖民地國家，從土地、礦產和勞動力進行殖民壟斷；進而是殖民地國家被納入壟斷資本的分工體系，成為原材料的主要生產地，在依附國形成了“出口經濟”或“外向型經濟”結構。殖民地國家爭取到政治形式的獨立之后，“中心”國家依然利用其資本和技術的優勢，控制“外圍”國家，其手段主要有：一、不平等交換，中心國的壟斷資本財團控制著賣方市場及運輸和銷售渠道；二、服務費用吞占，主要是運費、保險費、技術服務費和專利費，這是由技術壟斷而形成的新地租；三、資本輸出，這是對“外圍”國家的勞動力的直接剝削，也是迫使其放棄進口替代戰略的方式；四、國際“援助”，主要是貸款，“外圍”國家利用貸款購買“中心”國家的商品，但又不能因這種購買而發展本國產業，創造新的價值，從而背上高額債務。此外，“中心”國家還通過在政治上操縱“外圍”國家的統治集團，以及軍事威脅和干涉等手段，來達到控制“外圍”國家的目的。

多斯桑托斯指出，在“外圍”國家的民族主義者中，有一種思路，認為在不變革本國制度的情況下，只要增加生產，擴大出口，就可以增強實力，由此就可以擺脫中心國家的控制。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官僚階級、失敗的民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中間階層及其思想家們謀求一條用擴大出口來彌補國際收支赤字的道路，以此代替用諸如延期償付、革命地改變世界的貿易關系、制止外資利潤外流等激進措施來解決外債問題的思路。可是，這是一條更加屈從的道路，一條變本加厲地剝削勞動者以填滿外國剝削者腰包的道路。[②]

“中心——外圍論”和“依附論”，是覺悟了的落后國家的勞動者的思想代表對國際經濟矛盾的認識。它從理論上批判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自由貿易促進落后國家發展的觀點，指明資本統治當代世界經濟的實質。落后國家只有進行制度變革，建立公有制，才能擺脫對“中心”國家的依附。

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產生“中心——外圍論”和“依附論”的南美國家相似，在1949年以前，中國也是依附于美國等“中心”國家的“外圍”。中國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是要以制度變革來擺脫對“中心”國家的依附。而“中心”國家又絕不會任由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外圍”脫離它而獨立。中國的獨立是對“中心”國家壟斷大財團的巨大打擊，不僅使之失去了龐大的產品和技術銷售市場，失去了廉價資源和勞動力的來源，也失去了資本投資和轉移危機的場所。但對中國來說，擺脫了對外國大資本財團的依附，并不等于經濟可以發展、壯大。“中心”國家的引力還在，它還要千方百計使中國成為其“外圍”。為此，它對中國內地實行了20余年的經濟、政治、軍事封鎖，但這并不是要排斥這個“外圍”，而是要通過打壓，迫使其內部發生政治變化，重新回到“中心”的引力圈中，依附“中心”而存在。當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主權，以擺脫其在國際上的困境時，美國與中國在經濟實力上的差距并不因此而改變。而美國的大資本財團之所以支持尼克松的行為，不僅在于眼前的利益，還在于它們充分認識到其經濟實力在與中國交往中的優勢，這種優勢將給它們帶來長遠的利益。

對于中國來說，與美國及西方各國這個世界經濟“中心”交往，一方面是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有被納入“中心”強大吸引力，從而再變成其“外圍”的危險。

“中心”的強大引力，對中國就是壓力。“中心”國家先進的工業技術，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所必須承認，并要引進、學習的。但“中心”國家不可能像20世紀50年代蘇聯、東歐諸國那樣無償地在技術上援助中國——實際上這種無償也是有代價的，即要求中國成為蘇聯的“外圍”，一旦發現這個企圖不可能實現，援助也就撤除。資本是追求利潤的，中國與美國等國的大資本財團打交道，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如果這個代價僅僅是經濟上的，即李嘉圖所說的“比較優勢”，用付出較多勞動創造的價值，來換取西方國家因技術優勢用較少勞動量生產的產品和技術，那么，中國人確實可以通過其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的初級產品，來換得高新技術，并利用這新技術發展自己的產業，由此而逐步地提升技術水平，縮小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但“中心”國家絕不會坐等中國平穩地學、趕、超，而是要利用各種條件和方式打壓，這不僅包括經濟上的壟斷，還包括文化的滲透和政治上的收買代理人，以及軍事威脅。

“中心”國家的資本統治是靠技術上的優勢來凌駕于“外圍”國家之上的，它對“外圍”國家的壓力與引力，也在于此。對這一點，“中心”國家的大資本財團是相當清楚的，幾百年的經驗，又使之可以駕輕就熟地利用這一優勢。當中國把發展經濟作為主要任務，而引進先進技術已成必要條件——在某些“技術主義者”看來只有引進，而非研創，才有中國的技術進步——時，“中心”國家的大資本財團也就設計好了盤剝和要挾的策略，其要點是：一、將尖端技術嚴密封鎖，二、將本國已過時的技術和設備高價賣給中國，三、收買中國個別的政治、經濟官員，使之成為其代理人，四、刺激引誘中國民眾的消費心理，使之趨向奢糜，由此既能出賣其此類商品和服務，又可降低中國民眾素質技能。

事實證明，美國為首的“中心”國家大資本財團的這些策略是奏效了的。與此同時，“中心”國家的大資本財團還通過其控制的政府，對中國在政治、軍事上施加壓力。其中，最為陰毒的就是物色并收買政治上的代理人，在這方面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而且是全方位的努力，力求在中國政壇培植“親美派”、“親日派”，隨時隨處為其所用。軍事上則打“臺灣牌”，企圖以此損耗中國財力，并保持軍事上的威脅力。而日本大財閥所體現的軍國主義，也在美國的支持下，不時發出軍事威脅的信號。

在意識形態上，“中心”國家不遺余力地開動其宣傳機器，無微不至地傳播其資本文化，并利用吸引留學生、培訓生等方式，將其意識形態灌輸于其中一部分人，再通過他們，在中國建立傳播網。而中國內部，也因一些政治人物的導向，而出現了諸如“西方經濟學熱”之類的對資本主義文化的崇拜。

“中心”國家的壓力，是外因，它還要通過內因起作用。中國變成或退回“外圍”國家的危險，就是外來壓力通過內因起作用的集中表現。這個內因，就是官僚資本的再生。

1949年以前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中國已成為“中心”國家的外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官僚資本的形成與作用。官僚資本作為國內舊勢力的集中體現，是在“中心”國家大資本財團的扶植下得以存在的，而其作用之一，就是為“中心”國家大資本財團的統治充作代理人，由此，中國才真正成為“外圍”國家。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依然將蔣介石集團視為中國的政治代表，這表明其不愿意放棄中國這個大“外圍”。但隨著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希望的破滅，美國的大資本財團及其政府，就努力在中國內地培植、發現新的官僚資本勢力。在這里，充分顯示出國內經濟矛盾與國際經濟矛盾的交織與相互作用。官僚資本的再生，是以行政集權體制為基礎的，是這個體制沒落和腐敗的表現，但若沒有外國大資本財團這個外因，這種腐敗只能導致王朝的更替，中國兩千余年的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資本全球化的時代，中國行政集權體制的腐敗則成為大資本財團控制中國的機會，這在1949年前得到實現。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這種腐敗被嚴格抑制，但從80年代開始，它逐步抬頭，并愈演愈烈。這是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它一方面嚴重阻礙政治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積極向“中心”國家的大資本財團靠攏，以求倚仗。從將各式贓款外逃——主要是美國及其勢力范圍——到拿大公司的“回扣”，以及在政治、外交及對外經濟交往上的媚美媚日，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中心”國家的大資本財團又得以建立或準備建立對中國經濟的控制系統。中國再退回“外圍”國家的危險性是明顯的。

當然，與袁世凱、北洋軍閥、蔣介石集團統治時期不同，現在的中國，勞動社會主義勢力仍占主導地位，它隨時都在限制官僚資本勢力的增長，因此，也在阻止中國成為“外圍”國家的進程。中國能否克服退回“外圍”國家的危險，就在于勞動社會主義勢力在改革中的發展，在于對官僚資本勢力的抑制和消滅。而這時又不能不與外國資本發生關系，不能不受到外國大資本財團的脅迫。為此，必須將對外經濟交往與國內的制度變革統一起來，并綜合地考慮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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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雷維什：《我的發展思想的五個階段》，載《世界經濟譯叢》，1983年11月。
[②] 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第48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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