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報》10月20日發表《亞洲周刊》主筆南方朔撰寫的文章《從王永慶到鄭深池》指出，在李登輝時代，整個臺灣社會的經濟論述，都以“反國民黨壟斷”為主軸，而完全不能客觀面對昔日那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所做的貢獻。于是，在“反壟斷”的口號下，“開放”與“民營化”遂成了主流價值，而對“國家資產”的巧取豪奪也就在這些口號的掩護下展開。李登輝時代大舉開放銀行，其結果乃是一堆劣質銀行成為少數人掏空資產的工具，它至少造成多達千億元的損失。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逝世，而臺灣“新金融教父”鄭深池則因涉嫌政商勾結貪賄而成為被告。王鄭兩人并無瓜葛，但這樣的人間滄桑卻有著重要的象征意義﹕王永慶所代表的，乃是1960年代起臺灣篳路藍褸、拼搏努力的時代精神；而鄭深池所反映的，則是1990年代后，臺灣政商勾結、貪贓枉法、侵吞“國產”的另一種時代精神。由王鄭對比，以及兩種時代精神的消長，容我們大膽的說，它其實已透露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臺灣已日益遠離它一度擁有的黃金時代。

文章摘錄如下:

上星期，美國時間10月15日，臺灣企業家王永慶逝世，消息傳到臺灣已是16日午后。而就在16日當天，臺北最高檢察署特偵組決定于17日搜查3家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元大金”、“中信金”、“開發金”。過去10年在臺灣金融界叱咤風云的“兆豐金”前董事長鄭深池，因涉嫌幫助陳水扁家族海外洗錢而被列為被告。

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逝世，而臺灣“新金融教父”鄭深池則因涉嫌政商勾結貪賄而成為被告。王鄭兩人并無瓜葛，但這樣的人間滄桑卻有著重要的象征意義﹕王永慶所代表的，乃是1960年代起臺灣篳路藍褸、拼搏努力的時代精神；而鄭深池所反映的，則是1990年代后，臺灣政商勾結、貪贓枉法、侵吞“國產”的另一種時代精神。由王鄭對比，以及兩種時代精神的消長，容我們大膽的說，它其實已透露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臺灣已日益遠離它一度擁有的黃金時代。

明年(2009)，乃是國民黨政府遷臺60周年。回顧這60年，從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到他1988年死于“總統”任內，乃是臺灣經濟快速起飛的時代。臺灣的經濟發展過程里，“國家機器”及所屬的“國營”企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但它卻也能開放出一定空間給予民營公司。王永慶的石化王國就是蔣經國時代將石化列為關鍵產業，王永慶始得以由石化的中下游開始發展，最后進入上游，成為臺灣排名第一的實業家。這也就是說，如果1970至80兩個年代，蔣經國是政治上的代表人物，王永慶則是經濟上的代表。那個時代，政治主導一切，但從政者廉潔而有能力，對全球政經變化和產業未來也極具見識，他們遂能開創出“官民雙贏”的局面。

今天臺灣講得出字號的企業家，都是在那個充滿了機會的時代而起家的。那個時代臺灣也有過能源危機和全球衰退的考驗，但有能力的政治精英和技術官僚，確能藉著恰當的反應，以具有前瞻性的“十項建設”及“十二項建設”改變產業體質，當難關一過，即能邁步高飛。那個時代，中國耽于政治斗爭并有“十年文革”的動亂，臺灣因而有了成為四小龍之首的黃金時代。

而到了今天，臺灣過去那種極有遠見與能力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部分，已在新加坡有了更上層樓的表現。而臺灣本身呢？在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當家，并進入漫長的民主化過程后，整個情況其實是走在一個“吃老本”的道路上。在這個惡化的過程里，有幾點特別值得提出﹕

其一，乃是在李登輝時代，他完全不能體會到過去那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火車頭角色，因而只是將它視為是個特權體系。于是特權分贓、政風敗壞等遂從那個體系里出現。人們當清楚記得李登輝當權時，他的親信劉泰英主控了黨營及“國公營”企業，手上掌握了臺幣數百億現金，成了最紅的“財經教父”，在工程特權、房地產及股市呼風喚雨，而其下場則是不但虧損連連，甚至還因一宗弊案而正在牢里服刑。劉泰英呼風喚雨的那些劣行，事后并沒有被細細追究，否則當會有更多劣行與弊端。

其二，在李登輝時代，整個臺灣社會的經濟論述，都以“反國民黨壟斷”為主軸，而完全不能客觀面對昔日那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所做的貢獻。于是，在“反壟斷”的口號下，“開放”與“民營化”遂成了主流價值，而對“國家資產”的巧取豪奪也就在這些口號的掩護下展開。李登輝時代大舉開放銀行，其結果乃是一堆劣質銀行成為少數人掏空資產的工具，它至少造成多達千億元的損失。這筆爛帳有待將來研究臺灣財經史的人慢慢來盤整清算。

其三，而更惡劣的，乃是從2000年陳水扁當權起，他已比李登輝更上層樓。他在“二次金改”的口號下，大舉將公營行庫讓特定的民營金控并吞。于是小民營金控并吞公營大銀行這種“以小吃大”、以低價賤買，而陳水扁自己則在賤賣過程中坐收賄賂的弊端丑聞遂告出現。

這種賤賣“國產”的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曾在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當權時出現。例如他把價值百億美元的國營石油或礦產公司，以私有化之名出賣，作價5億美元，于是他的家人親信向銀行特權貸款5億，買到公司后，再將該公司十分之一股權出售給西方公司，坐收10億，繳還5億貸款，于是該親信未出分文，即取得一家百億公司的九成股權和5億現金。俄羅斯在短短兩三年內即出現兩打10億美元級的富豪，靠的也是這個伎倆。陳水扁任內臺灣出現好幾家資產上兆的金控公司，靠的也是這個伎倆。在政治上，他藉著賤賣而收編財團，這是個“再封建化”的過程。而就私人利益而言，則是他可藉此立即收到大筆孝敬。

而鄭深池就是陳水扁當權時的“新金融教父”，他和李登輝時代的劉泰英相當。由截至目前的各類信息，我們已知道他在“二次金改”賤買賤賣“國產”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大的角色，也在完成交易后輸送賄賂時負責穿針引線，將賄款化整為零匯往扁家的海外人頭賬戶。鄭深池是臺灣海空運輸業巨子張榮發的女婿。他在陳水扁當政的8年里權傾一時，不僅可以呼風喚雨，更可喊水會結冰。他在被特偵組約談時曾說道﹕“我等這一天已等很久了！”他牽涉到多少弊案，還有得追的！由鄭深池的角色，我們已可清楚的看出，他是陳水扁時代不努力開創經濟前途，而只是想著賤買賤賣“國產”那種時代精神的具體證明。陳水扁8年任內最大的“貢獻”，乃是他已把臺灣的公有資產掏空。

因此，由王永慶到鄭深池，他們都可算是企業家，但卻是完全相反的類型。王永慶死后，臺灣人普遍認為像他那樣的企業家已不可能再有了。王永慶畢生腳踏實地，做著長期的努力，務實不務虛；而鄭深池這一代，則搞政商關系，炒短線，不向外擴張，而只是吃著“國家資產”。今天的臺灣，政府所擁有的財經籌碼日益稀少，遇到外在挑戰，即捉襟見肘，已露出“國窮”民也窮之態。由王永慶到鄭深池，這難道是偶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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