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感言

——兼評溫總理最近的講話

奚兆永

國慶上午，中央領導人和首都各界舉行了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的儀式。如此高規格地舉行儀式，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對此，當然應該給予積極的評價。不過，應該指出的是，自1958年4月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以來，革命的人民（包括國際友人）以不同方式來人民英雄紀念碑進行紀念和憑吊先烈的活動卻一直是有的。人們深知，新中國來之不易，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先烈們永遠值得我們景仰、學習和紀念。

本來，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決定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初衷，就是為了“紀念死者，鼓舞后人”（周恩來語），就是要通過紀念碑，使人民不忘革命先烈的偉大歷史功績，鼓舞他們繼承先烈遺志，完成先烈遺愿。就此而言，敬獻花籃只是一種形式，其真正意義應該是繼承先烈的遺志和革命傳統，繼續完成先烈所未竟的事業。但是，從新華社報道敬獻花籃活動的標題“鮮花敬獻英靈，偉業告慰先烈”來看，此番活動的著眼點顯然不在這里。此舉與其說是為了紀念先烈的歷史功績，不如說是為了展示今人的豐功偉業。

“偉業告慰先烈”，似乎先烈的理想已經實現，現在已經不是繼承先烈遺愿繼續為偉大理想而努力奮斗的時候，而是用偉業告慰先烈的時候了。這樣的認識顯然是不正確的。鄧小平曾說，“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但是，在今天，共產主義幾乎已經被一些人束之高閣，甚至有人公開在黨報上撰文，說共產主義理想“太遠了，大家夠不著，從文化的角度上來說，就很難說那是個好文化”，主張用所謂“務實的理想”來代替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顯然不能說，革命先烈的這一偉大理想已經實現了，我們今天已經可以用與之相應的偉業告慰先烈了。

當然，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所紀念的先烈中不僅有共產主義者，還包括一些并不是共產主義者的愛國主義者。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的人民英雄里，不僅有碑文所說的 “三年以來”（即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和“三十年以來”（即五四運動或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犧牲的人民英雄，而且還有碑文所說的“上溯到一八四零年”（即鴉片戰爭以來）犧牲的人民英雄。就是說，這些人民英雄不僅有共產主義者，而且還有許多非共產主義者的愛國主義者。他們的奮斗目標是反帝、反封建，是為民族的平等和自由，是為國家的獨立和統一，是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雖然新中國的成立已經基本上實現了這些目標，但是，如今的世界，帝國主義仍在稱王稱霸，欺侮弱小，我大使館被炸，我戰機被撞毀，中國人還沒有真正揚眉吐氣；第三次國內戰爭遺留下的臺灣問題至今還未解決，國家統一還沒有最后實現，而藏獨、疆獨還在伺機進行破壞活動，先烈為之奮斗的目標并未完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大講“偉業告慰先烈”是不是為時過早了？

還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主客觀的原因，西化的傾向日趨嚴重，一些人以美國為榜樣，以美國的是非為是非，他們主張淡化意識形態、否定革命傳統，他們不僅否定社會主義、否定新中國的歷史、否定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斗爭，就是對鴉片戰爭和五四運動以來的革命歷史也采取了否定的態度。在他們看來，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所做的一切都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有害的。更有甚者，有人竟然主張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行民主社會主義，用社會民主黨的名稱來代替中國共產黨的名稱。這不僅是對憲法的公開挑戰，也對革命先烈所為之奮斗的目標的公開背叛！但是，這一切卻沒有受到權威方面的有力還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夠說現在已經可以用“偉業告慰先烈”了嗎？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9周年，國慶節本來應該歷述新中國成立59年來的偉大成就，但是，從領導人的講話到媒體的有關報道，卻只講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好像不是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59周年，而是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頗有些讓人感到文不對題。這顯然是一種錯位，表明一些人對先烈們用鮮血和生命締造的新中國其實并無真的感情，他們所感興趣的只是與他們自己直接有關的改革開放。他們把改革開放與新中國前29年對立起來，看不到新中國前29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甚至不惜用否定新中國前29年成就的辦法來突出改革開放的成就。這是一種非歷史的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在這方面，溫家寶總理在國慶前夕的幾次講話表現得非常突出。如9月27日他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年會上說，“３０年前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那時，我們剛剛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整個國家處于封閉半封閉的落后狀況，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國向何處去？這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擺在了中國人民面前。我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選擇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他還說，“改革開放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長期閉關鎖國和沉悶僵化的狀況，打破了束縛人們的思想和體制桎梏，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給中國大地帶來了蓬勃生機和活力，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大發展。中國經濟連續３０年保持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１%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５%以上，對外貿易總額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１%上升到８%左右。廣大人民群眾真正從改革開放中得到了實惠，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轉變。更為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使整個社會活躍起來了，人們能夠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勤勞、節儉和智慧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作為一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用如此這般的語言來形容和否定30年前的新中國，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對于文化大革命，“決議”指出，“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批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816頁）

溫總理所言與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所論相差又何止十萬八千里！由于“決議”是1981年通過的，那時離文化大革命結束還不遠，一些同志由于在文革中曾受到沖擊，難免還有一些情緒，“決議”的某些措詞容或還有不夠準確之處，但是，“決議”的精神應該說是客觀的，正確的。而溫總理的那些說法，既不符合歷史事實，又完全背離了“決議”的精神，是極不鄭重的，也是極其錯誤的。

必須指出，所謂“封閉半封閉的落后狀態”，并不是我們要實行什么“閉關鎖國”的政策，這種狀態恰恰是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造成的。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指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大家知道，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致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系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團結國內國際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頁）事實也正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后，美帝國主義繼續支持蔣介石的所謂“中華民國”，拒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且通過其所控制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項目多達500多個。為了打破內外反動派的封鎖禁運，新中國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在建國初期，我們實行了“一邊倒”的政策，和蘇聯東歐國家建立起了經貿聯系。僅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就幫助我國建立了156項大型骨干企業。與此同時，新中國還利用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廣泛與世界各國進行貿易往來。60年代后，由于蘇聯撕毀合同、撤回專家，新中國又把對外經濟聯系的重點轉向西方，從西方引進了大小20余項設備，合同金額約3億美元。70年代后，由于外交工作打開了新局面，新中國與美國、日本、英國等國的關系都有所發展，對外經貿也出現了新局面，經毛澤東批準，引進了大型化肥設備13套，乙烯設備4套，1.7米軋機1套，耗資43億美元之巨。還從英國引進了斯貝發動機制造技術。怎么能說當時的中國“處于封閉和半封閉的落后狀態”、說“中國長期閉關鎖國和沉悶僵化的狀況”呢？

至于“選擇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之說，我認為也不確當。我們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道路是早在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就已經確定了的，因為新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準備，而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必然趨勢，不存在什么再選擇道路的問題。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而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的這一解釋又來自于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的論述。毛澤東在1956年6月28日對羅馬尼亞駐華大使尼·喬洛尤談話時說，“在我們的社會里，一定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有好人，也有壞人，有先進的，也有落后的。正因為是這樣，我們才要進行改造，把壞的東西改造為好的東西。”（《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頁）而在1957年2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他又將這個問題提高到理論的高度，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勞動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的情況。……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同上，第215頁）而在此前，他還在1956年4月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在總結蘇聯和自己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具體地提出了十個方面的改革意見。這說明，改革并不是1978年才選擇了的一條道路，而是社會主義本身的應有之義。事實上，恩格斯早在1890年8月5日寫給康·施米特的信里就已經批評了當時一些人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而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的看法。(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頁)總之，社會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需要通過改革不斷完善，但是，改革決不是與社會主義不同的另一種道路選擇。

說到改革開放的成就，我們當然希望它的成就愈大愈好，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任何生產力都是既得的力量，都是以往活動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頁）事實也正是這樣。我們正在慶祝我國載人航天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但是，這一成就難道僅僅是最近十幾年取得的嗎？顯然不是。我們知道，早在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1號”就發射成功，只不過一年時間，在1971年4月，代號為714工程的載人航天工程就全面啟動，當時不僅征召了航天員準備進行訓練，而且還開始了出艙宇航服的研制。遺憾的是，因為有人反對，這一工程在1972年就不得不下馬了。這一項目一停就是20年，直到1992年，有關載人航天的工程才重新上馬。試問：如果沒有上世紀70年代在衛星發射和回收方面所打下的基礎，沒有啟動過“714工程”，一切從零開始，我國的航天事業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嗎？航天事業如此，其它事業也莫不如此。我國大型飛機的研制，早在1970年代就以“708工程”的名義上馬，經過10年的研制，于1980年在上海試飛成功。后又曾在各地試飛，并7次在“空中禁區”、“世界屋脊”的西藏飛行，證明性能穩定可靠。但是由于一些人的崇洋媚外，此項研制在1985被莫名其妙地宣布下馬。20年后，大飛機項目又重新上馬，這新上馬的項目可能會取得較快的進展，但我們能說，這只是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嗎？

溫總理的講話還具體列舉數字說明改革開放前后經濟的變化：“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１%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５%以上，對外貿易總額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１%上升到８%左右。”我要指出的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和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增長是不同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里包含有外資在我國投資的工廠的產值，但是其收入的大頭并不為國人所有，外國資本家將這些巨額收入匯回本國，成為這些投資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而與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卻并無關系。由于大量地甚至是盲目地引進外資，中國只是在表面上增加了國內生產總值（GDP），而實際上并未從中得到實惠，還造成了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許多問題，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至于外貿總額的增加，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而實際上，我們所得到的利益卻非常有限。應該說，在對外貿易上，我們是受發達國家的剝削的。特別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如服裝、玩具等行業），我們付出的很多，而換回的卻很少。比如我們要用五千萬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大型飛機；我們生產的芭比娃娃，售價的十分之九被外國人賺走，我們只能獲得其中的十分之一。這樣的外貿增長，究竟是對發達國家有利，還是對我們有利？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把它作為成就來炫耀顯然是不應該的。

至于說“改革開放使整個社會活躍起來了，人們能夠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勤勞、節儉和智慧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們要問：是“整個社會活躍起來了”，還是社會上某一部分人“活躍起來了”？我們看到，并不是“整個社會活躍起來了”，而是一部分所謂的“新階層”——他們是資本家，各色各樣的經紀人，以及人們所說的“社會精英”們。他們究竟是“依靠自己的勤勞、節儉和智慧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的，還是依靠其它手段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人們也是非常清楚的。與這些人相反，人們看到，工人、農民的地位是大大地下降了。工人階級本來是領導階級，是“老大哥”，但是現在社會上有誰還把他們看作是領導階級和“老大哥”呢？在一些人看來，工人、農民都不過是“勞動力商品”而已；而情況再差一些的，他們只不過是一些需要救濟的“弱勢群體”，還有什么社會地位可言？

溫總理喜歡講“民主”，他在最近的講話里又講到了民主。但是，民主是有階級性的，有資本主義民主，也有社會主義民主，不能認為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有民主，而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民主。應該說，新中國建立以后在發揚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績的。就以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一事來說，該碑于1949年9月30日在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決議修建，隨即由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向全國建筑設計單位、大學建筑系發出征求設計規劃方案的通知，先后共收到240多種設計方案。然后又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從240多種方案中精選出8種廣泛征求專業人士的意見，再從其中選出3種意見比較集中的方案做成1：5的模型在天安門廣場廣泛征求群眾意見。最后又根據這些意見進行集中得出最后的方案。即使這樣，在施工過程中還又根據不同意見進行了修改，將原來作陳列室的基座又重新改為實體基座，以體現紀念碑的莊嚴肅穆。由于充分發揚了民主，廣泛征求了廣大群眾和專業人士的意見，整個紀念碑的設計施工過程一共用了8年半的時間。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雖然已經過去五十年，但是，它經受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驗，毫無損傷；即使在今天來看，它仍然是一座一流的紀念性建筑。當然，這還是一個比較具體的事例。就大的方面來說，那時的領導人非常相信群眾。群眾要通過集會或示威游行表達自己的意志，也并不需要批準；而且領導人也非常懂得群眾的感情，常常是在群眾還沒有提出集會或示威游行的要求時就已經做好了組織的工作。因此，那時的群眾集會和示威游行是比較多的。人們通過這樣的活動，表達了自己的意志，心情感到非常舒暢。直到今天，當我們看那時的新聞記錄電影時，心情仍然非常激動。毛澤東在1958年寫的一篇文章中說，“從來也沒有看到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紅旗》1958年第1期）人們的感受也確乎如此。但是，改革開放后的情況就不同了。現在的領導人似乎很害怕群眾的集會和示威游行，不僅從不組織這樣的活動，而且當群眾要進行這樣的活動時，還學習西方的做法，提出進行這些活動要經過公安部門的事前批準，實際上是加以限制。這樣一來，這類活動就大大減少了，而實際上是已經絕跡了。而且，許多城市原來可以進行群眾集會的地方，現在都改成了綠地或休閑場所，不再適合群眾集會了。大字報本來也是一個很好的發揚民主的形式，但是，現在也不讓使用了。當然，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現在有網絡這一很好的形式。但是，限于主客觀條件，并不是每個人都能上網發表意見的，中國網民盡管已經上億，但是在整個人口中還是只占一個很小的比例；而虛擬空間和現實社會的集會、示威游行等形式相比，其效果也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人們感到，在一些重大的問題（包括國際問題）上很難通過一定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喜怒哀樂，以致人民群眾感覺不到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政治積極性受到很大挫傷，心情很不舒暢。不知現在的這些做法是發揚了社會主義民主，還是限制了社會主義民主？

溫總理講話可評之處還有，限于時間和篇幅，暫且就寫到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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