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總是挨打　　

　 　世人主要有兩怕，一是怕挨打，一是怕挨餓，對這兩怕，我們中國人體會的更深，因為歷史上我們曾挨過太多的打。為了避免挨打，我們只好跪下乞憐，不得不把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勞動成果送給打人者，因此我們又只好挨餓。稍具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中國近代史是以第一次鴉片戰爭為開端的，從那時起至一九四九年，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中國挨了多少次的打，要細數才能數的清，一部中國的近代史完全就是一部充滿血淚的屈辱的挨打史，雖然中國人民也曾進行了無數次英勇的反抗，但無不是遭到失敗，換來的是更痛的打，以至于人民遭受了無盡的苦難，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機。反思挨打的原因，有人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落后就要挨打”。大刀長矛敵不過洋槍洋炮，血肉之軀擋不住鐵與火。找到了這個原因的中國人開始了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奮起直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開始了。經過二十余年的追趕之后，中國的現代工業和國防有了一定的規模。可是，甲午年中日一戰，實力遠遜于我們的日本人又把我們痛打了一頓，而且是很疼的一頓。這下中國人可真的找不到北了，武器裝備比對手落后時我們挨打，武器裝備強于對手或與對手相當時我們還是挨打。深刻的苦難激發了有識之士更深的反思，當人們把目光投向更深的層次，更廣的時空范圍去探尋我們挨打的原因時,從中發現導致我們挨打的原因不只是器物上落后這么簡單的一個原因。中華民族中人數最多的漢民族挨打的歷史實在是太長了，遠的不說，從秦朝開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的兩千多年時間里，我們挨打的歷史就幾乎沒有中斷過。被譽為中華第一帝的秦始皇在后人的眼中是個暴君，暴當然寓有強悍的意思。秦始皇也確實強悍，吞八荒，掃六合，并蠻荊，降甌越，一統中國。那是何等的氣概，可是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之后又做了一件對自己、也對后世中國影響極大的事，那就是修長城。秦始皇勞民傷財的修長城干什么？原來是怕挨打，怕北方的匈奴人打他，故不惜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修長城，故而鬧得民不聊生，人怨沸騰，終至揭竿而起，推翻了他的統治，秦朝也就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短命的王朝。后人在總結秦朝強盛而短命的原因時，認為秦始皇違背了孔丘的教導，沒有修文德、施仁政。秦始皇修文德，北方的匈奴人就不打他了嗎？不會的，匈奴人不會因為你文德修得好，行了仁政就舍不得打你。若想讓匈奴人不打你，就只有讓他怕你，不敢打你。但秦始皇打不贏匈奴人，只能防御，所以只好修長城。修長城，抵御匈奴雖說是秦始皇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但同時也維護了全民族的利益，因此耗費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也是值得的。可是普通百姓不這么想，他們認為不管誰來統治，我都照樣積極地種地納糧，然后吃飯穿衣，管他匈奴也好，南蠻也罷，何必放棄眼前的個人幸福生活，要為整個民族的長遠利益去做這等無私的奉獻呢？既然無人自覺奉獻，為了整個民族和個人的長遠利益，長城還得修，那就只好強抓硬派了，于是仁政也就施行不了了。中國的老百姓可不管你為什么不施行仁政，只要你不施行仁政，影響了我個人眼前的幸福生活，我就造反。于是便揭竿而起、斬木為兵，發揚內戰內行、英勇頑強的精神，奮不顧身地推翻了秦始皇的統治。秦之后的漢朝，劉邦這位西漢的開國皇帝，憑著無賴手段和流氓才智連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霸王項羽都能打敗，可見其武功不凡。可是他第一次與匈奴交手就被匈奴打敗了，而且敗得很慘，也徹底的怕了匈奴。劉邦在被匈奴打怕了之后，只好采用送給匈奴閼氏財寶和把女兒送給匈奴單于的無奈的方法才得以存活下來，從此開了“和親”的先河。把女兒送給打人者以免挨打的做法，包含了多少屈辱。直至今日，在中國一些地區的民間，“老丈人”、“小舅子”還多少是帶有一些侮辱性的詞匯。從劉邦以后，我們挨的打越來越多，匈奴，鮮卑，羌，羯，氐，“五胡亂華”；吐蕃，契丹，黨項，女真屢扣邊關或直搗中原。直至宋明兩代，我們這個人口眾多、歷史悠久的漢民族兩次被少數民族整體征服。就連大唐帝國在最強盛的時期，怛羅斯一戰，也敗給了阿拉伯人。從此，西域盡失，與祖國大家庭分離了上千年，造成十余個民族改變了信仰，直至今日，仍給國家的統一帶來極大的危害。那個時候，不但侵略者的正規軍，游牧民族打過我們，就連幾個外國的土匪、流氓也敢上門來欺負我們。有明一代，幾十、幾百、幾千的倭寇----這些來自日本的強盜，一到中國，往往如入無人之境，奸淫擄掠，殺人越貨，無惡不做，甚至敢攻城，能陷縣。據《明史》外國傳------三記載：“嘉靖三十四年，一伙倭寇，自杭州北新關登陸后，西剽掠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溪，旌德，過涇縣，趨南陵，遂達蕪湖，燒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寧鎮，徑侵南京。倭紅衣黃蓋，率眾犯大德門，及夾岡，乃趨秣陵關西去，由潥水流劫潥陽，宜興。聞官軍自太湖出，遂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一晝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滸墅，為官軍所困，追及至楊林橋，殲之。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里，殺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十余日始滅。”對人數不多，且來自異國的“不法之徒”，堂堂大明王朝動用國家的正規軍隊進行圍剿，竟是如此的戰績。這一事件發生時，僅作為大明王朝陪都的南京就駐有數萬的正規軍隊，以當時的情況看，數萬正規軍不敢開門出城剿匪，幾十個來自異國他鄉的“不法分子”竟敢進犯有數萬官軍住防的堅固城池，可見日本人的強悍和我們的懦弱。明史中，類似這樣的倭寇為害中華的記載不勝枚舉。今天許多人仍在交口稱贊的民族英雄、被譽為中華民族歷史名將的戚繼光，其戰績都不過是在圍剿倭寇中取得的。以堂堂國軍高級將領的身份去干一件本是刑警隊長、充其量是特警隊長份內的工作，就成就了一代名將的百世英名，說起來真令人汗顏。打倒了拳王的人方是拳王，打倒了幾個頑童就能成拳王？御敵報國，開疆拓土的將領方不愧為名將，抓了幾個來自異國他鄉的違法犯罪分子的刑警隊長、特警隊長也能名膺名將之列？真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歷史怎么會是這樣？我們這個民族不是勤勞，而且勇敢嗎？但是為什么又挨了這么多的打，近代挨打是因為清王朝的統治者腐朽沒落、閉關自守，造成經濟、科技落后,（就是這樣腐朽沒落的統治者還征服了我們，并統治了近三百年）我們手中的大刀長矛難敵西方侵略者手中的洋槍洋炮，那么清代以前的冷兵器時代呢？我們的文化、科技不是在世界上領先嗎？同樣是手拿大刀長矛，我們也同樣挨打，這到底是怎么了？其實，只要認真地思考，就不難發現，導致我們挨打的原因不只是科學技術落后這樣的表面因素，更多的是因為我們思想意識和文化的落后及國人性格的懦弱。思想意識和文化落后的主要表現就是大部份國人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而尚武精神的缺失則是國人性格懦弱的最突出的體現。　　

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就是人們對公共事物、公共利益的認識、看法和態度以及個人與他所處的群體之間的關系。它決定了一個人基本的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是構成一個人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的決定因素。它決定著人的歸屬感，決定著一個人對國家、對民族的認同感。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的內容有許多，主要包括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組織性、紀律性、社會責任感以及團結互助、扶危濟困的友愛意識；除暴安良、見義勇為的奉獻精神；誠實守信、與人為善的道德觀念等。其主要突出的表現就是遵守公共秩序的自律性和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感。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對一個人的人生走向，甚至對一個民族的走向都起著決定的作用。一個性格剛強、意志堅定、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強烈的人，才能是一個勇于奉獻的人，只有在一個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強烈的群體中，才能塑造出眾多的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強烈的個體。只有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強烈的人才能、才敢于為維護公共利益做出犧牲，只有他們才知道，他們為維護公共利益所做出的犧牲必然會得到回報，但這種回報不必體現在他自己或某個人的身上，而是體現在他所處的群體中，哪怕他在為維護公共利益的過程中失去了生命而能換得整個群體的永存，那他的生命就會在這個群體中得到延續，正如民族英雄楊靖宇所說的那樣：“我死，則國生”。從人類歷史已走過的歷程來看，凡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強烈的群體，其凝聚力也強大。強大的凝聚力又必然會產生強大的張力，當這個張力強大到一定的程度時，難免不釋放出來，這個釋放出來的張力就會對其周圍產生壓力。反過來，凡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的人，一定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是不會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相反，當他在本能的趨使下去擴張自己的利益時就必然會損害其他人的利益，從而也損害了公共利益。雖然在擴張自己的利益，損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時也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是如果比較效益劃算的話，許多人還是樂此不彼的。這就是從前許多中國人怯于公戰而勇于私斗的原因。凡社會公共精神淡漠，利己意識強烈的群體，其內部竟爭也必然十分激烈，必然充滿勾心斗角，爾虞我詐，導致內訌不斷，矛盾突出，無法形成共識，無法建立起一個良好的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道德體系，即使曾經建立起來的良好的社會價值體系和社會道德體系也會因此崩潰和淪喪。這樣的群體也就因此而失去了凝聚力，不僅變成了一盤散沙，而且必然充斥著“窩里斗”的現象。沒有凝聚力的群體不但產生不了強大的張力，反而會因為自身內部的矛盾消耗而日漸萎縮，一但遇到強大的外力必然會分崩離析。如果這個群體中的某些人的個人利益在遭遇外力時仍能得以保全，就很少有人會選擇以個人之力去與整個外力對抗，如果個人的利益借助外力能有所擴張的話，就會有人選擇與外力合作，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曾產生過大量“漢奸”的原因.　　

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的表現有很多，主要表現在諸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人生觀念；“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之道；“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人際關系等。雖然期間也曾有人提出了要樹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樣一種社會責任意識，但是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生理念早已成了大多數人共識的這樣一種社會環境下，很快就奄奄一息了。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人，也不可能找到自己的真正歸屬。魯迅先生在其作品《滕野先生》里描述的圍看日軍砍殺中國人而拍手喝彩的那群中國人，就是找不到歸屬感，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的中國人的典型代表。如今，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的現象更是林林總總：歹徒當街搶劫、調戲婦女、殘殺無辜，很少有人向被害人伸出援助之手，大量的公共設施肆意遭到損壞或被人據為己有，有幾人站出來預與制止，貪官污吏大肆侵吞公共資財，有幾人曾主動舉報這種犯罪行為。人本是社會性動物，人類就是靠團結協作，互相幫助才在與自然界進行殘酷的、長期的斗爭中生存、進化下來的，中國人當然不會例外。早期的中國人應當說也是具有強烈的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以及強悍不屈的民族性格的，“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荊軻入秦,以身許國”；“五百壯士，舍生取義”；“管鮑之交，真誠相助”。可后來的中國人是如何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以及改變了強悍不屈的民族性格的呢？原因就是：私有制下的小生產使中國人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腐朽沒落、消極保守的儒家文化侵蝕掉了中國人的原生血性，也從而改變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以往人們都說是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其實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認識錯誤，正是秦始皇才徹底地摧毀了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封建社會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封土地，建諸侯”，天子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給親貴和有功者，眾多的被封者就是諸侯。諸侯再把自己受封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給卿、大夫，這種層層分封的制度才為封建制度。受封的土地不得買賣、轉讓，人的身份不得自由改變，不得自由遷徙。人們在天子、諸侯或卿、大夫的領地上在官吏的組織領導下集體勞作，勞動的成果歸天子、諸侯或卿、大夫所有，由天子、諸侯或卿、大夫統一分配。這是一種帶有社會化生產意味的生產方式，與世界上其他各國封建社會階段的主要特征基本相同或相似。雖然這種所有制度也是私有制，但它是一定規模的私有制，這種集體勞作的生產方式雖然也需要一定的分工，但更需要密切的合作，從而也培養了人們的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開發了社會的組織資源，培養鍛煉了社會的組織能力。這種社會制度，中國在戰國時期就開始解體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土地等生產資料逐漸從天子、諸侯、卿、大夫所有向私人所有轉化，社會化的生產方式也變成以家庭為生產核算單位的小生產的生產方式，人的身份可以改變，可以遷徙，諸侯或卿大夫從既是國家政權的掌握者又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轉化成只掌握國家政權。國家通過稅收的方式來維系國家的經濟需要，以法律和道德來維持社會秩序。由于生產方式從社會化生產轉化為以家庭為經濟生產核算單位的小生產，人們不再需要家庭以外的團結合作，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逐漸喪失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觀念、宗法觀念強化了，社會組織的作用降低了，社會組織的能力也隨之降低了，社會組織的資源也隨之萎縮了。因此說，中國的封建制度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逐漸解體了，秦始皇只不過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次集中統一整治行動，徹底的摧毀了封建制度的殘余而已。后來中國的學者錯把從戰國到清末這段社會制度定義為封建社會，但為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社會發展階段相對應，只好把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封建社會階段主要特征相同或相似的從西周到春秋這段時期牽強的定義為“分封制”。　　

戰國以后的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商品經濟的特征，土地等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生產資料及生產成果可以自由買賣，可以以生產資料為資本雇傭他人勞動并剝削他人的剩余價值。隨著社會的發展，后來又出現了從事金融活動的錢莊、當鋪。這些都與近代西方資本社會早期的社會特征相似，只是由于生產力不夠發達，生產方式是以手工為主的小生產方式，經濟結構是以家庭為所有單位、生產單位、核算單位的小規模經濟，因此剩余產品有限，沒有形成有規模的商品經濟，而且科學技術不發達，沒能催生工業革命。但這個時段中國的社會階段與其它國家的封建階段相比，無論是社會的政治結構，還是經濟結構都根本不同。這個時段的中國，家庭已由以生活為主的單一功能型向以生產為主的生產、生活多種功能型轉化，人們對家庭的依賴更大了，家庭的作用增強了，社會公共關系的作用降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由社會化生產時期的團結協作關系，轉變成了以家庭為生產核算單位的小生產社會階段的競爭關系。在科學技術沒有質的提高的前提下，以家庭為生產核算單位的小生產因刺激了人們的私欲，提高了人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了勞動生產的效率，但它決不能提高生產力，所謂的解放生產力，只不過是解放了人們被束縛的私欲，從而淡化了人們的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因為生產力得不到提高，無論人的生產積極性有多高，生產效率的提高總是有限度的，而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能，為了獲取更大利益，就只有采取掠奪他人利益的這種手段了，如掠取他人利益的行為只在本群體內部進行，那他自己所處的這個群體的社會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也就喪失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國人從歷史上就沒有培養出整個群體團結一致，去掠奪其他群體利益的傳統，而是養成了在本群體內部個人之間互相掠奪的習慣，這就是“窩里斗”的現象能夠得以在中國社會廣泛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隨著私有制的擴散，隨著以家庭為生產核算單位的小生產將群體內部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團結協作關系轉化為競爭關系，社會的組織資源和組織能力也就在這種內部競爭中消耗掉了，這也是中國沒有自發地產生工業革命的原因之一。　　

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的群體是沒有凝聚力的，沒有凝聚力的群體就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似的群體在與其它有著強大凝聚力的群體在整體的競爭中注定會敗下陣來。因此挨打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所以，從秦朝開始到抗日戰爭結束，我們挨了數不清的打。一九九九年，中國駐南聯盟的大使館被炸了，我們又一次挨了打。　　

如果說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和核算單位的小生產使許多中國人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是導致我們挨打的罪魁的話，那么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使大部分中國人喪失了原生血性，從而改變了民族性格，則是導致我們挨打的首惡了。儒家學說作為一種學術思想本無可厚非，而且早期的儒家學說中也蘊含著一些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舍生取義”、“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等強烈的進取精神的。但因其所倡導的“三綱五常”、“忠、孝、節、悌”思想，以“中庸”為核心內容的消極保守的人生觀念、宿命論等十分符合統治者的需要，以“仁者愛人、民貴君輕、以農為本、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教化為先”的治國理念又非常適合當時中國小農經濟社會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了被統治者的利益，因此儒家學說很順利地被社會各階層所接受。所以自漢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把儒家學說定為國家的統治思想后，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它作為國家的統治思想。儒家學說也從此奠定了在思想領域里的統治地位，從而在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其圍繞權力和金錢運行所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決定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其以“忠、孝、節、悌”為核心內容的倫理學說，構成了中國社會道德體系和法律體系的核心內容。但儒家學說片面地夸大其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的教育、感化作用，養成了中國人二千多年來迂腐的人生觀念和整個社會重文輕武的不良積習，從而使得中國人個個變得文弱不堪。如孔丘就曾說；“遠人不服，故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同時儒家學說還過分的強調“以農為本”，過分的限制商業、手工業的發展，更極力主張“富民，利民”，而不顧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這樣的治國理念，在國家安定，社會平穩的情況下，需要靠思想道德教育來提高人的素質的時候，確有重要意義。但在國家面臨內憂，尤其是面臨外患的時候，幻想以修文德的方法來捍衛國家的利益，則不免陷入迂腐。西漢中期的漢昭帝時，在漢武帝時期取得反擊匈奴的初步勝利的基礎上，關于是否需要和如何進一步加強國家軍事力量以防范和反擊匈奴的問題上，儒法兩家產生了重大的分歧，并且進行了一場大辯論。法家學者認為：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應該繼續實行鹽鐵官營，以增強國家的經濟力量，為軍事反擊匈奴做準備，同時繼續采取屯墾戍邊的積極防御政策。而儒家學者認為鹽鐵官營是與民爭利，屯墾戍邊使戍卒飽受風霜之苦。因此建議取消鹽鐵官營、屯墾戍邊等有利于防范和反擊匈奴的政策，采取“與民休養生息”的富民、利民政策。這次辯論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鹽鐵論。從后來發生的實際情況看，這次爭論是以儒家學者的勝利而告結束。匈奴在漢朝停止了對其的軍事反擊后，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但卻沒有被漢朝的文德所感化，待其羽翼豐滿后，又開始了對中原的軍事掠奪，從此，漢妾辭宮的故事又開始上演，塞外大漠上，王昭君留下的青冢獨向夕陽。連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才女蔡文姬都被匈奴人掠了去，成了胡人婦。在匈奴人不斷的軍事打擊下，二百多年后的西晉王朝終至滅亡，被迫南遷。北中國開始了長達近二百年之久的“五胡亂華”時期，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從歷史的走向看，儒家學說不顧外部客觀環境現實而極力倡導的“與民休養生息”的富民、利民的主張是沒有戰略眼光的，是不顧整個民族的長遠利益的。其所強調的道德的教育、感化方針只感化了中國人自己，造成了中國人文弱不武，但卻始終沒能感化“遠人”,強悍“遠人”來了之后，不但沒有“安之”，沒有修習我們的“文德”，反而攪得我們不得安生，將文弱善良的我們打了一頓又一頓。今天，一些糊涂蟲們以我們的文化傳承至今沒有滅絕就盲目地認為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還自欺其人地說：”遠人”在政治上、軍事上征服了我們，但我們卻用文化同化掉了他們”。這純粹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遠人”打我們，不是要打死我們，而是要打怕我們，打服我們，然后驅使我們、奴役我們，喝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為了使我們能被奴役的長久些，他們有時也會給我們一些喘息的機會，讓我們“休養生息”，長幾斤肉，造一些血，這樣他們才會有更多的肉吃，有更多的血喝。對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遠人”看中了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中國人喪失了原生的血性，變得文弱不武，才使得我們能夠輕易的被征服、安心的受奴役。所以“遠人”非但不滅絕它，而且還要大力弘揚它,這樣才利于他們的統治。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日軍占領下的某些地區，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洋奴、買辦們一邊用強迫、誘使被占領地區的中國人種植、吸食毒品鴉片的辦法來戕害中國人的身體，一邊用灌輸尊孔讀經這劑精神鴉片的辦法來戕害中國人的精神，而且幾乎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這個民族有很長時間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沒有尊嚴的存活并延續了下來。中華早期文化中的那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頑強精神幾近失傳，而“逆來順受”、“唾面自干”的這種懦弱甚至是無恥至極的文化卻得以傳承至今。　　

自從儒家學說在中國確立了長期的統治地位，中國也開始了思想專制的進程，其他各種思想學派逐漸衰弱以致消失了。為了與日益加劇的政治專制相適應，儒家學說也逐漸閹割掉了早期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舍生取義”、“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等頑強進取的精神，“三綱五常”不斷地被強化，忠孝觀念也轉向了愚忠愚孝。這既是儒學的不幸，更是中國人的不幸。從漢代到宋明兩朝，不斷向邪路上發展的儒家學說用“溫、良、恭、儉、讓”的標準把中國人個個培養成了文弱不武的謙謙君子，整個民族勇猛無畏、自強不息、不屈不撓的氣概和性格蕩然無存了。歷史上，中原的晉、宋王朝在北方民族的軍事打擊下，曾兩次被迫南遷。晉、宋王朝南遷后，中國的文化中心也隨之遷移到了長江以南地區，江南地區發達的小農經濟把儒家學說滋養得更加枝繁葉茂，終至結出了以“存天理，滅人欲”為核心理念的“程朱理學”這顆“碩果”。江南地區的人民在小農經濟社會環境的長期陶冶下；在腐朽、沒落的儒家學說長期的荼毒下，變得更加的文弱不堪，早年那種“亡秦必楚”、“破釜沉舟”、“三千越甲可吞吳”的雄心壯志、豪情勇氣、進取精神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中國歷史上形成了這樣一個規律，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內戰中，除去東西兩漢、大唐在立國初年對匈奴、突厥的反擊以及現代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國民黨、共產黨進行的“北伐”和從南向北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外，其余的都是北方人打南方人，南方人主動打北方人的戰爭沒有取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北方的匈奴人打南方的秦始皇，能滅六國，一統天下的秦始皇卻只得修長城來防御。而對南方，秦始皇卻開鑿了連接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靈渠以利進兵，反過來征服了南方的象郡、桂林；漢高祖劉邦被匈奴人打得丟盔卸甲，只得用公主“和親”來維護北方的安定，對南方卻能不斷的開疆拓土；篡魏滅蜀吞吳的司馬氏，打不過來自北方的“五胡”，只得將中原臣民丟在胡人的鐵蹄下慘遭蹂躪，自己跑到江南卻能繼續作個偏居一隅的小皇帝；北方的突厥人打得隋、唐心驚膽顫，連雄才大略的唐太宗都曾經向突厥可汗稱臣以求自保，但隋、唐卻又都收服了南方的陳、百越、交趾；就連大宋這個被北方的契丹人和西北的黨項人打得灰頭土臉、狼狽不堪的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封建王朝都能征服南方的后唐、吳越、后蜀等，而且還顯得是那樣的強悍、那樣的豪氣沖天。因此，林語堂在其《中國人的國民性》一文中寫到；“江南向來沒產過名將，只出了幾個好的茶房”。　　

中國人的大腦可能是出了問題，春秋戰國時期產生并流傳下來的那么多優秀的思想學派不選，偏偏選中腐朽、沒落、消極、保守、自私自利的儒家學說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選擇“清凈無為”的道家思想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而且還嫌不夠，比儒家學說、道家思想更為腐朽、更為消極的佛教一經傳入，立刻在中華大地上生根開花，為許多人所接受。而且還有人不遠萬里，歷盡九九八十一難到佛教的發源地去取經，在這方面他倒表現的很積極主動。中國人難道真的是像某小品臺詞里說的那樣，“學好不容易，學壞快著吶”嗎？可能真是這樣，中國共產黨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歷盡千辛萬苦，為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勛；無數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繼，血灑成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揭示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找到了人類社會的最終歸宿，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先進、最偉大的理論。可直到今天為止，才有七千多萬中國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且這些人中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有多少還是個未知數。而那個連巫婆神漢都不如的，創立個狗屁不通的法輪功的李洪志，竟然有那么多的中國人死心塌地的跟著他跑。還有那么多的老頭、老太，在舊社會苦大仇深，窮得無法念書，整個是個“睜眼瞎”。解放后，讀《毛選》掃了盲。可現在卻扔下《毛選》，改讀《圣經》、《金剛經》，甚至是去“《轉法輪》”了。　　

我們不是不愛我們的傳統文化，我們更不是數典忘祖之輩，但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確有許多不足之處，對這些不足之處還是林語堂看得最明白，正如他在抗日戰爭還在進行時期的一九三九年重印《吾國吾民》一書時加的《中日戰爭之我見》一章里寫的那樣；“我們愿意保護自己的舊文化，而我們的舊文化卻不可能保護我們，只有現代化才能救中國”。今天，我們不要聽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說我們歷史悠久的儒家文化曾影響了周圍其他幾個國家，形成了東亞儒家文化圈，在這個文化圈中的日本和韓國得益于儒家文化而發展迅速，就以為我們傳統的儒家文化具有多么強大的生命力，就以為強悍的“遠人”已為儒家的文德所感化。且看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那幾個國家的后果，朝鮮，越南受儒文化影響最深，都曾亡了國，而日本在學習中國儒家文化的過程中，卻做到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沒有學中國文士的峨冠礴帶、溫文爾雅，卻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頑強進取精神把本國社會的組織力量打造成了能征善戰的武士，從而塑造起了強悍不屈的民族風尚，為國家奠定了強大的精神基礎，并由此走上了對外掠奪的發展之路，從而又為本國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韓國的發展則是得益于美國的大力扶持和樸正熙的鐵血政策，與儒家文化根本是不相及的。英國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科學家弗蘭希思*培根說過；“性格決定命運”。性格不但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更能決定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命運。二戰中日軍士兵包括普通百姓寧死不降的頑強精神和慷慨赴死的勇氣，令美國人膽寒。在勝局已定的情況下，美國人為減少自己的傷亡而邀請蘇聯出兵參加對日作戰。蘇聯則趁機獅子大開口，從名義上是同盟國的中國身上，強行掠走了大量的權益。從而出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一種荒唐的結局，戰勝的中國損失慘重，很久都沒有緩過氣來，可戰敗的日本卻損失輕微，戰后僅僅幾年就實現了經濟的騰飛。　　

幾千年的以家庭為生產核算單位小生產，幾乎使中國人幾乎徹底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變成了一盤散沙，從而缺少了團結一致，共御外侮的決心；腐朽沒落、保守消極、自私自利的儒家文化教育，又使中國人喪失了原生的血性，變得文弱不武，失去了反抗強敵的信心和勇氣。由這樣的人構成的群體，在弱肉強食的社會環境里，挨打是難免的。中國人長期挨打的原因，許多有識之士都找到了，但他們卻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后來毛澤東找到了，毛澤東創造了毛澤東思想這一先進的思想武器和強大的精神武器。在缺少物質條件的情況下，毛澤東用毛澤東思想這個先進的思想武器和強大精神武器，首先把中國人的思想和精神武裝起來，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找回了失傳已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并且一掃往日中國人文弱不武的積習，重新塑造起了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磨練出了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增添了敢于反抗強敵的勇氣和膽量，樹立起了戰勝強敵的信心和決心，經過幾十年艱苦卓絕的抗爭，終于使中國人站了起來，不再挨打了。可是有的人不行，有的理論更不行。不信你看，在毛澤東逝世僅僅十幾年之后，在我們的物質力量與過去相比強大了許多的情況下，在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縮小了許多的情況下，由于放棄了毛澤東思想，中國人就又挨打了，正常進行國際貿易的“銀河”號貨輪被人家扣下檢查了；駐南聯盟的大使館被炸了；南海上空巡航的飛機被撞下來了。對這些如此嚴重的有損民族尊嚴、有損國家主權的行為，我們除了幾聲底氣還不十分充沛的抗議和聲明外，剩下的就只有束手無策了。幸虧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導彈、氫彈、原子彈這些當今最終極的物質武器，否則，挨的可能就不只是這幾下子了，更不可能是“誤打誤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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