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的幾場著名爭論

2008年01月25日 09:49:23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一、圍繞“雇工問題”的爭論

    鄧小平回憶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發軔于30年前的改革開放，改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沖擊著陳舊的體制和機制。在這種背景下，
不同思想觀念之間的沖撞自然也就在所難免了。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鄉的個體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其經營規模日漸擴大。隨著個體經濟的發展壯大，他們逐漸突破了國家規定的雇工8人的限額，成為事實上的私營企業。

    雇工現象在各地的出現，一度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關注。這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實踐中遇到的一個十分敏感而又極其復雜的問題。雇工問題一時間成為思想界、理論界關注的焦點。

    當時，在全國引起爭論的有兩個經營和承包大戶，一個是安徽省蕪湖市的年廣久，一個是廣東省高要縣的陳志雄。年廣久綽號“傻子”，1972年開始炒賣瓜子，由于他博采眾長，改進炒作工藝，終于在1981年創制出了風味獨特，并以自己綽號命名的“傻子瓜子”。為鼓勵個體經濟發展，蕪湖市政府予以大力宣傳和報道，使本已在當地小有名氣的“傻子瓜子”日趨火爆起來，“傻子瓜子”的經營規模迅速擴大。1981年，年廣久開始雇工經營，雇用10人以上。從1982年10月開始，他先后在蕪湖市增設了三個生產點，雇工達60多人。1983年1月，年廣久成立了安徽省蕪湖市傻子瓜子總廠，雇工最多時達103人。年加工、銷售瓜子由幾萬斤猛增到近千萬斤。其自有財產也由幾千元增加到幾百萬元，僅1984年就納稅30多萬元。對此，人們議論紛紛，也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的關注。

    陳志雄是廣東省高要縣的農民。1979年承包8畝魚塘，第二年擴大到105畝，并開始雇工，計有長工一人，還雇用了幾百天短工，凈收入一萬多元。第三年擴大到357畝，雇工的規模也隨之擴大，除了常年的5名固定工外，全年需請2300天短工。凈收入預計近4萬元。

    對這類經營和承包大戶，有些人反對，有些人主張限制或取消。1981年5至9月份，《人民日報》就“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在報紙上展開了專題討論。當時人們討論較多的是陳志雄的“雇工問題”。在討論中，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雇工經營有利于發揮“能人”的作用，即使有一點剝削，也不應大驚小怪。陳志雄在自己的勞動之外確實占有了雇工的一部分勞動，這也是應該承認的客觀事實。對此，人們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是雇工經營就必然有剝削，而在我們的社會里是不能允許雇工剝削的，這是一個大的原則問題。搞專業承包，不能忘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根本原則，因而，絕不能允許雇工。

    第二種意見否認有剝削，認為陳志雄承包的魚塘是集體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改變。陳志雄雇人幫他管理魚塘，這同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的雇工在性質上還是有所不同的。他們之間是平等的勞動伙伴關系，他們的結合，是一種新的勞動組合和協作。陳志雄的收入比雇工高得多，但這種差別是合理的、正當的。對于我國城鄉出現的新的經濟形式和經營管理方式，我們應該積極支持。

    第三種意見認為，應該承認客觀事實，陳志雄付給被雇人員的報酬低于他們付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陳志雄的收入中存在剝削是肯定的，而且，雇工越多，占有他人創造的財富也就越多。但這種剝削在我國現階段是應該允許的。因為我國農村經濟比較落后，存在著多種經濟成分，出現雇工現象也是難免的。問題是要實事求是地對待，既不能不承認，也不能簡單地加以禁止，只能限制和引導。因而，主張允許雇工現象的存在，但要加以限制。希望有關部門盡快采取措施，制定出具體政策。

    雇工問題的出現，也引起了理論界的高度重視，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報刊上不斷刊登有關文章，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農村經濟叢刊》自1982年第3輯開始，開展了當前農村雇工經營問題的討論。國務院、社會科學院等機構也相繼組織了調查組，對雇工現象展開各種形式的調研。各省的理論工作者也先后召開了各種形式的座談會、討論會。由此可見，理論界從一開始就非常關注并直接介入了對雇工問題的理論研究。當時，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雇工經營有無剝削以及今天的雇工經營與資本主義雇工經營有無區別等問題上。

    總的來看，在私營經濟萌生時期，在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這種討論基本上走出了“文革”的政治陰影，做到了心平氣和、以理服人。通過討論，確實起到了明辨是非、提高認識的積極作用。為私營經濟的起步掃清了思想障礙。
 

    雇工現象的出現，引起了中央高層領導的高度重視，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曾多次發表講話，明確指出：對于雇工經營“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等簡單取締的辦法”，至于個體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總的原則應該是：第一，要堅持社會主義；第二，不要走過去的老路”。“不能再采取過去那種辦集體的辦法，走老路，搞來搞去，又是平均主義，吃大鍋飯。”要在實踐中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取其利而除其弊。針對理論界關于雇工經營的不同看法，當時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也明確表態：“各種意見都可以討論，可以動口，不要動手。不要一棍子打死”，“要調查研究，要沉住氣，天塌不了”。同時反復強調：從根本上講，要從群眾的實踐創造中解決這些問題，“辦法在辦公室里是很難想出來的，要從群眾中精心去發現好的經驗”。

    對于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傻子瓜子”問題，中央領導的意見是要看一看。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針對有些人的擔心，明確指出：“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1992年，鄧小平在回顧當時的情況時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鄧小平從改革的全局出發，強調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慎重對待和處理此類問題，最終使剛剛萌生的私營經濟得以生存和發展。

    二、“租界風波”

    就在深圳的蛇口工業區機器轟鳴、劈山填海之際，有位抗戰時期曾在這里打過游擊的老戰士淚流滿面，痛心疾首地說：“革命先烈得來的土地，給你們一下子賣掉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外資經濟開始逐步在我國發展壯大起來。這對于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然而，不少人對近代中國飽受列強欺凌的慘痛歷史記憶猶新。歷史的陰影、盲目的排外情緒挾帶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使許多人對中央利用外資，發展外資經濟的方針感到難以理解和接受，有明顯的抵觸情緒。有人將改革開放后我國沿海地區設立的經濟特區視同舊中國的“租界”。將引進外資，對外商實行的某些優惠政策視為喪權辱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經中央和國務院批準，我國沿海地區的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相繼成立經濟特區。然而，就在深圳的蛇口工業區機器轟鳴、劈山填海之際，有位抗戰時期曾在這里打過游擊的老戰士淚流滿面，痛心疾首地說：“革命先烈得來的土地，給你們一下子賣掉了”。可見，由于長期以來“左”的思想的束縛和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閉關自守的思想尚未根本打破，許多人難免會對經濟特區和引進外資深表疑慮，擔心特區會變成舊中國的“租界”和殖民地。由于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對舊中國的欺凌讓所有中國人刻骨銘心，人們難免會把特區與租界聯系起來，說什么“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之間變成解放前”。這種心態不只是老同志有，相當一部分干部群眾也懷有類似的疑問，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還存在。

    1982年上半年，在國內某家頗有影響的報紙上，以醒目的標題，公開刊登了《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一文。這篇文章從舊中國租界的形成談起，借古諷今，其寓意是顯而易見的。按照文章作者的觀點，租界的設立，完全是帝國主義利用當時封建官僚的愚昧無知、腐朽透頂而使用欺詐的手段逐步形成的。1845年，駐上海的英國領事同上海道臺訂立了一個《上海租地章程》。粗看起來，這個章程似乎是些事務性規定，并沒有取消中國在出租土地上的主權。但英國人卻巧妙地利用它，在上海建立了租界制度，形成了獨立于中國法權之外的國中之“國”。在文章的最后，作者還意味深長地點明了主題，租界的設立，不僅擴大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奴役和剝削，“還培植了中國的買辦階級”。這顯然是在影射特區把土地有償提供給外商使用有變成舊中國“租界”之嫌。

    從表面上來看，租界制度的形成似乎是由于上海道臺的糊涂，但作者的用意顯然并在此，而是較為隱諱地表明了對引進外資，設立經濟特區的疑慮。擔心對外開放政策會導致中國喪失國家主權；擔心外資經濟會對我國的民族工業造成沖擊；擔心外國資本主義進入中國會造成一個新的買辦階級。這篇文章在當時頗具代表性，它表明了一些人對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發展外資經濟的憂慮和疑懼。同年4月，某報又在《讀史札記》欄目上登載了《痛哉！〈租地章程〉》，提醒人們：“外國侵略者通過歷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奪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慘痛事實……對于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來說，它是不可忘記的一頁。”與其說這些言論是在提醒人們勿忘國恥，不如說是借題發揮，不贊成甚至反對中國搞經濟特區。

    另外，人們議論較多的還有：特區是經濟特區，政治上特不特呢？1981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明確提出：“這些疑問是沒有根據的。我國特區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特區內全面行使我國家主權，這和不平等條約產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可見我國在創辦特區之初就已明確了特區的性質。

    然而，當時黨內仍有人對特區不放心。特區成立不久，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是通過深化改革來加以解決還是以此否定特區，便成為問題的焦點。1982年2月末，針對這些問題，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針對人們對沿海經濟特區未來發展前途的憂慮，胡喬木在座談會上解釋說，那些外國租界本來不是條約明文規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國人的當，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國中之國。陳云在文件上批示：此件發全國各省市。對于經濟特區，要警惕這類問題。

    真正為特區正名的是鄧小平。1984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到廣東福建等地視察，在幾個特區揮筆題詞，肯定了特區開放的經驗。他不顧有的同志怕口子開得太多的憂慮，明確指出：除現在的特區以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于是就出現了沿海14個開放城市，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始終堅持對外開放和發展外資經濟的大方向。他反復告誡廣大黨員干部，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吸收外國資金、外國技術，甚至包括外國在中國建廠，可以作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補充。當然，在對外交往過程中，肯定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的東西。但這并不可怕。

    當時，有些人害怕“三資”企業的發展會對民族經濟構成威脅，擔心外資經濟會沖擊中國的民族工業。針對這些疑慮，鄧小平也明確表示：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經濟的發展需要各國資金和技術上的相互融合和交流。對外開放是相互的。中國的民族工業只有在日益密切的對外交往中，才能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認識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在擺脫了舊的觀念的束縛之后。對外開放政策逐漸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和理解。經濟特區迅速崛起的事實也消除了人們以前的種種疑慮。

    三、“洋浦風波”

    有人慷慨激昂，將海南特區有償出讓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權的商業行為與晚清政府在英國武力脅迫下割讓香港的喪權辱國行為相提并論。且痛聲疾呼：此舉若成事實，國家主權何在？民族尊嚴何在？

    洋浦問題又一次震動了人們對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敏感神經。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并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省政府根據本省的實際情況，參考國際通行的商業慣例，提出了引進外資，由外商成片開發，設立洋浦經濟開發區的大膽設想。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與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達成初步協議。協議確定，海南在洋浦半島上劃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開發區，其土地使用權一次性出讓給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期限為70年；區內一切基礎設施建設及招商全部由外商負責。毫無疑問，像洋浦這樣大面積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并且由外商投資成片開發，其面積之大，期限之長，靈活度之高，無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開放的最高程度的舉措。這一消息在《人民日報》及其海外版披露后，立刻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廣泛傳播。海外輿論把洋浦的這一開發模式看成是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作為國家批準的最大的一個外商成片開發的外向型工業區，洋浦開發與建設大特區幾乎是被同時擺到桌面上來的。由一家國外大財團進行大面積的承包，進行基礎設施的系統開發，再由外商去招商引資，建設實業項目，取得綜合補償，這便是洋浦開發的基本內涵。

    “洋浦模式”的獨特之處，一是國內最早的將開發區大面積土地由外國大財團承包的地區；二是這片土地實行封閉式管理，實行近于國際自由港的政策。中國以往搞特區、開發區都是自己出錢進行設施建設，而后招商辦企業。洋浦模式卻是依靠外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再由其招商。這在當時中國的對外開放中是個了不起的突破。《了望》當時撰文評價：“洋浦模式”作為一條全新的思路，不僅使洋浦本身躍上了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看也使中國的對外開放躍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然而，對外開放，不僅僅意味著經濟上的面向世界，同時也需要沖破封閉的觀念藩籬。十年前，深圳的蛇口工業區初建時，也曾經歷過“賣國”、“租界”的風風雨雨；十年后，歷史似乎又在洋浦重演。

    洋浦開發區是參照國際慣例來設計和運作的，但是，在80年代后期，這種做法卻不能為國人所接受。這種模式遭到了有些人的公開指責，不少人將“土地大面積承包給外商”與殖民時代喪權辱國的“租界”聯系起來，甚至將兩者劃上等號，以致釀成“洋浦風波”。

    1989年3月，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有的委員對“洋浦模式”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不久，“洋浦風波”迅速波及全國，并且在日本、美國、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引起強烈的反響。上海《解放日報》率先對此作詳盡報道，圍繞著出租外商土地70年、由其成片開發的“洋浦模式”是否“賣國行為”、是否吃虧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在海南干部群眾困惑為難、國內外輿論沸沸揚揚、外商望而卻步之際，黨中央和鄧小平等領導同志明確支持洋浦開發。針對1989年3月發生的“洋浦風波”，鄧小平同志明確批示：“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不宜拖延。”在隨后的兩年間，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到洋浦視察，并一再聲明黨中央、國務院支持海南引進外資開發洋浦。江澤民同志在視察時明確指出：引進外資成片開發，純屬商業行為，不存在損害中國主權問題。這場風波最終在黨中央及鄧小平等同志的干預下得以平息。

    最終打破這一僵局的還是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之后。1992年3月9日，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洋浦經濟開發區”。洋浦開發區以及備受爭議的“洋浦模式”才得以確立。（柔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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