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壓抑的人群正在逃離

    
 
    數據顯示，深圳每年的自殺人數已經超過交通死亡人數。而自殺的多數原因就是抑郁。一個人的自殺可能是個體的緣故，許多人的輕生無疑是要從社會找原因。
    看看深圳這個城市的一些現實生活：房價高漲讓人焦慮異常；工作壓力讓人喘不過氣；缺乏歸屬讓人心靈空虛；治安問題讓人神經衰弱；價值單一讓人渴望逃離；情感糾紛讓人沮喪無比。
    深圳曾經是中國城市發展的典型樣本，它集納了諸多地方走向城市化的特征。如今，深圳也是滋生抑郁的典型場所，其抑郁模式，也將會在諸多的城市和城市新移民中間發生。

                                  我要去當農民

    今年30歲的鄭文鋒2002年來到深圳，很快就開了一家小型的機電設備維修公司，然后又成立了海爾星級服務中心，并投資一朋友開的小廣告公司。這三項業務，每個月能給鄭文鋒帶來4－5萬的收入。依靠這些收入，鄭文鋒買了兩套房，幾輛車，在同齡人當中，不失為一個成功者。
     “可是我不快樂！”學醫的鄭文鋒覺得自己干的事自己并不喜歡。“剛來深圳的時候，還很有干勁，可后來，這種干勁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說了你可能不相信，我的那個機電維修公司，現在是我的堂弟在打理，我自己已經三年時間沒有去開拓客戶了。海爾星級服務中心也轉包給別人了。”
    今年以來，鄭文鋒讓自己閑了下來，很多時候將自己關在住房里，看碟、打游戲，或者出去K歌、喝酒、洗腳按摩……燈紅酒綠之后，鄭文鋒會覺得很空虛，“總之情緒很不好，越來越抑郁。”
    讓鄭文鋒情緒低落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感情生活沒有著落。“父母親經常逼著我結婚，我也想結婚，可是沒有合適的。”為了找女朋友，鄭文鋒加入了一個交友網站，先后與6－7個女孩有過接觸，但都無功而返。“深圳的女孩，太現實了。”
    鄭文鋒說，他厭倦了深圳這個城市的虛偽、浮躁。鄭文鋒的理想，是帶著女朋友，回農村修一幢小別墅，再建一個農場。“不再有城市的噪音塞車的煩惱，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日出日落，兩個人的身影被夕陽拉得很長，很長……我真想問一下大家，有女孩會愿意陪我去鄉下當個現代農民嗎？”

                                 徹底告別人生

    相對于鄭文鋒的厭倦，不斷上演的自殺悲劇更震撼人心。
     7月18日，年僅26歲的華為員工張銳，在深圳梅林某小區的樓道內自縊身亡。進入華為只有60多天的張銳，生前曾多次向親人表示工作壓力太大，并兩度想要辭職。為此，張銳的父親兩度來深看望勸說。在張銳父母親看來，華為每個月8000元的薪水，對負債累累的張家來說，是多么難得啊。父親第二次來到深圳時，想不到會與張銳陰陽相隔，張銳沒留下一句話，身后只有因上大學欠下的5萬多元債務。張銳性格內向，不主動和人交往，平時說話也很少（其母親的原話）。一位不愿具名的心理咨詢師指出，從這一特征出發，張銳很可能是抑郁癥患者。
     7月22日，深圳市寶安區沙井電子塑膠廠女工小張墜樓身亡，關于自殺原因，警方初步斷定可能是因為工作壓力大，情緒抑郁，心理上不能適宜所致。
    自殺是抑郁癥的極端表現，深圳這兩年每年死于自殺的人達到2000人，是死于交通事故的兩倍。7月20日深圳市四屆人大常委會的分組審議中，深圳市人大副主任邱玫呼吁全社會關注市民精神衛生：“深圳工作壓力大、生活節奏快，人的精神狀態容易出現問題，就連小孩子也會威脅老師說要‘跳樓’。”

                                  主流文化單一

    在很多深圳人因房價飛漲而焦慮時，5月份，李先生將自己的房子賣了出去，換得了80萬的現金；在不少人為自己沒有找到一份相對滿意的工作而煩惱時，6月份，李先生又辭去了在別人眼里無比羨慕的“兩高一低”（高待遇、高福利、低工作強度）的事業單位工作。
     “年薪十五六萬，一年下來只有一兩個月忙，其他時間都很輕閑。身邊的人都不理解，這樣打著燈籠都難找到的工作，怎么說辭就辭了？”已經蓄起長發，一臉藝術氣質的李先生對此無可奈何，“我這個人愛動，單位的工作雖然輕松，但管得很死，不自由。看著身邊那些五十多歲的同事的工作狀態，想想自己現在才30歲，今后20年都要像這些人一樣度過，太壓抑、太痛苦了。”
    說到辭職后的打算，李先生透露想做一個背包客，去歐洲走上兩年。“深圳的主流價值觀，就是掙錢、掙錢!這個單一的價值觀太強勢了，以至于有其他想法都被視作另類。人都快變成工作機器了，哪里還有生活。”
    在哲學家羅素眼里，參差多態，才是幸福的本原。對于大部分已經滿足了物質生活需求的深圳人來說，精神層面的追求就成了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因素。然而，單一的價值觀，讓深圳人的精神生活相對于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來說，比較貧乏，更有“深圳是文化沙漠”的極端說法。
     “如果一個人喜歡唱歌、看電影、泡酒吧，就會被認為很有情調。你說這樣的城市，是不是精神貧血？在這樣的城市生活，會不會壓抑？”一位在廣西陽朔西街開酒吧的深圳朋友在其博客中寫道，“深圳是全國背包客最為集中的地方，在麗江、拉薩、黔東南、鳳凰、甘南這些背包客最喜歡的旅游線路上，到處都是深圳來的年輕人。只有做驢子（背包客的昵稱）的時候，才感覺到自己還是一個人，不是一部機器。”

                                 想要扎根太難

     2000年，蔡先生從貴州某縣的宣傳部停薪留職，帶著自己的女友來到深圳發展。蔡先生開始在一家小媒體做記者，每個月有五六千元的收入，女朋友在電腦城做文員，一個月也有2000多。
    然而，7年時間過去了，蔡先生所在媒體經營狀況每況愈下，蔡先生的收入不升反降，每個月只有四五千左右。隨著年齡的增加，看著身邊的人收入不斷上升，蔡先生心中的那份恐慌和不安越來越強烈，特別是隨著小孩的出生，劇增的開銷和租房子的漂泊感，讓蔡先生的心頭沉甸甸的，“像有一塊鉛壓著！”
     “現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深圳買套房子，將家安上。可是關外的房子都要七八千了，我那點積蓄，買個廁所還差不多。要扎根深圳，太難！回貴州？現在還回得去嗎？回去又能干什么？”
    深圳康寧醫院院長胡紀澤認為：心理疾患增加與深圳文化有關。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大約99%的人口都是移民。人們總是感覺這里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文化焦慮就會產生。另一方面，身處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傳統價值觀被顛覆的沖擊最大。移民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感到不知所措，由此產生焦慮，這往往與他生活是否安定，是否有錢無關。”

                                   青春失樂園

     30歲剛出頭的張女士本來是一個典型的白領麗人：自己是一家外企的中層干部，年薪近20萬，有房有車，自身身材相貌也比較出眾。父母親早在80年代末就到深圳做公務員，給張女士攢下了一筆不小的存款。然而，因為懷疑丈夫對自己愛得不徹底，張女士逐漸對愛情失去了信心。去年初，張女士和丈夫離婚。此后，張女士的精神狀況開始走下坡路，自閉，不愿與同事家人交流，人際關系不斷惡化，抑郁、焦慮、失眠，開始懷疑自己生存的意義，甚至一度出現自殺的念頭，最后不得不去求助心理咨詢醫生，證實自己得了抑郁癥。
    來深圳4年多的周小姐，也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有抑郁癥。4年前，一無所有的周小姐來到深圳闖蕩。那時，周小姐擁有的最大財富便是樂觀和自以為的堅強。然而，4年時間過去了，除了收獲疲憊和幾次換工作的經歷外，周小姐仍然一無所有，更找不到一個在那時那刻能給她一絲寬慰的人。周小姐經常會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無望，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頭，卻感到深深的孤冷；坐在忙碌嘈雜的office，卻感到無盡的空虛……“那是一種即使擁有了整個世界，也深知自己并不會快樂的可怕預知。”
    前段時間，周小姐得知，一個朋友，為了“不想再過這么苦的日子”，而找了個大他七八歲的女人結婚；另一個朋友，為了“過上想過的生活”，同時和幾個人交往，已顧不上“玩火自焚”的后果……周小姐很迷茫，因為她一直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命運，而不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方法。但和那些朋友們相比，周小姐覺得自己又是多么的蒼白、可憐。周小姐很迷茫，因為“驕傲”的她向來看不起那些通過出賣自己獲得物質生活的人。但在深圳，周小姐這樣的人往往又是那個被看不起的人。
    “在我人生最燦爛的時段，我以為找到了一處樂園。現在才發覺，原來那是永遠都到不了的虛無之地。”在華強北繁華地段的咖啡店里，周小姐無比沉重地表白。耳邊，咖啡店的音響里，一位不知名的歌手正在反復吟唱“如果沒有錢你還愛我嗎……”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8月10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