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7名十七大代表都是誰？

記者 蘇永通 實習生 廉衛東發自北京

許多民營企業家已經遠遠不甘于擔任人大和政協的職務，他們渴望接近更高層

領導人和地方官
　　十七大代表的大名單按姓氏筆劃排列，沒有進一步的身份介紹。盡管如此，人們還是能一眼看出最熟知的在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黃菊于６月２日因病去世，不過在５月２８日上海市黨代會的選舉中，他依然當選十七大代表。
　　包括黃菊在內，政治局九常委均在地方參加選舉：胡錦濤、吳邦國、曾慶紅、羅干分別在江蘇、安徽、江西、山東當選，這些地方與他們的故鄉有關；賈慶林、黃菊和李長春，當選地點是他們工作過的北京、上海和廣東；但溫家寶在四川當選，吳官正則在內蒙古當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全票當選。江蘇發行量最大的《揚子晚報》報道說，此事在家鄉“激起陣陣漣漪”，“是江蘇黨組織和人民的光榮”。
　　除了已被“雙開”、進入司法程序的陳良宇外，２３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全部當選。在政治局委員中（不包括軍方委員），只有全國總工會主席王兆國在中直機關當選，其余都在地方當選。
　　此外，在地方當選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還包括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除了軍方代表外），中共黨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及中宣部部長、中組部部長。
　　由中央分派到地方當選的領導人，并不占用地方名額。中央黨校教授陳雪薇說，由于中央機關官員多，領導人到地方選舉，以保證機關內的一線黨員能當選。
　　國務院各部委現任黨員部長（主任）、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務院辦事機構領導人均當選代表。在民主黨派擔任部長的衛生部和科技部，其黨組書記高強、李學勇亦當選代表。他們的當選單位是中央國家機關工委。
　　全國３１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一把手均當選，其常委會委員大多數在名單之內。
　　比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大直轄市，以及廣東、江蘇兩大強省，除了軍方代表外，各有１２個黨委常委，當選的人數分別是１１人，８人，１０人，８人，１１人和９人。
　　在當選的“書記”中，市委書記最多，大約３００人，１４個鄉鎮黨委書記，而縣委書記不足２０人。

勞模和支書
　　除了來自官員群體的代表外，基層代表人數也比以前大幅增長。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在３１個地方代表團中，農民代表４６人，其中村支書３３人，婦女主任２人，普通農民１１人。
　　在陜西省的４２名代表中，５８歲的“治沙勞模”牛玉琴是其中惟一的農民。“０．２％的農民代表就是我，０．２％的小學文化還是我。”牛玉琴說。
　　同樣是女性，３７歲的安徽淮南養豬大戶陳廣書也受到認可。“我是被作為先進模范人物被推薦上的。”她說，７２１個省黨代會黨代表，有７００人給她投了贊成票。
　　鄧小平曾提出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思路，陳廣書帶動了當地五百多戶家庭養豬致富，像她這樣的人物，是典型的模范形象。
　　在各省當選的農民代表中，勞模和勞動能手之類的頭銜非常普遍。

企業家代表和律師
　　江蘇省仍然是民營企業家代表最多的省份，被稱為“鋼鐵教父”的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和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都是第二次當選全國黨代表。
　　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沈文榮、朱相桂與遠東集團的蔣錫培、綜藝集團的昝圣達、重慶南方集團的孫甚林、廣東金潮集團劉思榮等７位民營企業家集體亮相，曾引起熱烈議論。
　　去年底的六中全會，中共提出“推進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簡稱‘雙新組織’）黨建工作，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隨后，在中共十七大代表選舉的方案中規定，省區市的十七大代表中，“雙新組織”代表要占“適當比例”。
　　這一陣容現在擴大到２０個左右，從江蘇、浙江等少數省份擴展到全國半數以上地區，包括西部的新疆和寧夏等。
　　這些十七大“老板代表”中，有６人入圍２００６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在最前的是第５９位的梁穩根，當年財富３２．８５億元；山東威高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學利雖然排名已到了３４２名，身家仍達到８．８億元。
　　他們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參政經驗豐富，身上有許多政治光環。６１歲的沈文榮曾是張家港市委副書記，兩屆全國人大代表；５７歲的朱相桂，是全國勞動模范，也是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的代表；５０歲的梁穩根，１９９３年起連任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本報曾報道浙江老板競逐黨代表現象，今年當選代表的浙江萬豐奧特集團董事長陳愛蓮坦率地說，“我以前也得過很多榮譽，但我覺得這個全國黨代表是最高榮譽。”
　　意義遠非如此。許多民營企業家已經遠遠不甘于擔任人大和政協的職務，他們渴望接近更高層。
　　“最后形成什么建議還不敢說，但下個月，我們的調研工作就正式開始了。”陳愛蓮說。她已經聯合省委組織部、省工商聯等單位，開始收集民營企業和汽車零部件行業的聲音，“我們不是代表自己的企業，基層民營企業家的聲音需要通過我們反映上去”。
　　新社會組織中，第一次出現律師的身影。一位是全國首位通過直選產生的律協專職會長、重慶律師協會會長孫發榮，另一位是湖南天地人律師事務所主任翟玉華。
　　“游走于上下層，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就像國家機器的維修工，哪個零件壞了，問題在哪，能及時發現。”翟玉華說。

革命元勛后代與明星村長
　　多位中共元老的后人出現在名單中。比如：鄧小平長子鄧樸方（現任中國殘聯主席）、次女鄧楠（現任中國科協常務副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現任軍事科學院政委），陳毅之子陳昊蘇（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現任全國工商聯第一副主席）；李維漢之子李鐵映（現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鐵林（原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陳云之子陳元（現國家開發銀行行長）；薄一波之子薄熙來（現任商務部部長）；陳庚之子陳知庶（現任甘肅省軍區司令）；廖承志之子廖暉（現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名單里還包括一些著名的“明星村”村干部：比如華西村老支書吳仁寶，南街村支書王宏斌，山東壽光三元朱村支書王樂義等。

他們為何能當選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蘇永通 實習生 廉衛東發自北京

    他們是否能領會黨代表選舉的真實意義？圖為江蘇省蘇通大橋現場對未能參加會議的黨員宣講中央和省委有關推選黨的十七大代表候選人的文件精神  張劍肥／圖

　　新華社８月２日公布了２２１７名當選中共十七大代表名單。次日名單刊登在全國各大黨報頭版頭條上。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副主任謝春濤、教授王貴秀等多位黨史、黨建專家均表示，在黨代會前公布代表名單，“這在黨史上還是第一次”。
　　分析人士認為，這表明執政黨更加注重民意與民情。“以前，選舉僅僅局限在黨內，在組織的范圍內公布。”中央黨校一位資深黨建專家說。
　　謝春濤認為，將公布名單與選舉過程中的公示、紀檢和審計介入等措施聯系起來，可以看出執政黨力圖引入公眾參與，達到監督和制約代表候選人的目的。
　　“現在，全中國人民都知道了。”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陳雪薇說，“尤其是在黨內的情況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應該增加選舉的透明度。”

“怎么當上的”
　　５８歲的陜西靖邊“治沙勞模”牛玉琴當選十七大代表，親戚遠遠地就問：“怎么當上的啊？”
　　牛玉琴是全國聞名的老勞模、多年的全國人大代表，拿過的榮譽不計其數。“選不上，我就回家繼續干我的。”牛這樣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與南方周末記者的兩次通話中，她一說起自己的工作——１１萬畝荒沙、１００多只羊，總是同樣的話：“我現在太忙了。”但盡管很忙，她還是一路從靖邊選到榆林，到西安，直到北京，當選了四級黨代表。
　　一天，她被告知當上了縣黨代表；在西安開婦代會時，又增加了榆林市黨代表資格——市黨代會，她終于到了現場，惟一一張棄權票來自自己；到了西安，她一看選票，自己名字赫然在列，還是想都沒想，沒投自己的票，結果７票棄權，２票反對，她被高票通過。
　　黨代表的候選人推薦提名采取“三上三下”的辦法——由支部提名，再到基層黨委、縣級黨委、市級黨委，反復上下征求意見，最后形成候選人初步名單，提交給選舉單位。
　　“三上三下”的過程，張曉霞也只是隱隱約約地知道。她是北京奶牛中心種公牛站的技術總監。“上面下來好幾次，找我的同事談話，但是這些我沒有參與。考察我，我不應該參與對吧？”
　　當列入初選人選后，這回市委組織部找了她本人。十多個同事被市委組織部約談，“一個一個進去”，等到她最后一個進去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點多，“領導們連飯都沒顧上吃”。
　　像牛玉琴和張曉霞這樣的一線黨代表，據中組部公布的數稱，占到了代表總數的２８．４％。而從十四大以來的三屆黨代會，這一比例分別為２２％、２４．１％、２４．３％。
　　官民比例是近幾屆黨代會關注的焦點，這樣的情況在人大選舉中同樣存在——比如大多數部長和地方黨政一把手，同時具有全國人大代表身份。
　　中央對此作了硬性規定——除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維持不變外，其他選舉單位中生產和工作一線代表的比例，一般比十六大時相應提高５個百分點。
　　他們首先要在提名階段得到保證。在推薦提名以及考察之后，選舉的第三個步驟，即選舉單位黨委（工委）常委會確定初步人選名單——票數不會是惟一的指標，他們還有一個重要職責，是保證候選人結構的優化。
　　一線黨員代表和“雙新組織”（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代表的增多，正得益于此。中央要求代表“不僅要具有先進性，而且要同時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重慶市給了“雙新組織”兩個名額，由重慶市律師協會會長孫發榮和一個民營企業家獲得。
　　確定預備人選后，最終的決定權是黨代會的投票。十七大代表選舉的差額為１５％，比十六大多了５個百分點。競爭的結果，孫發榮高票當選，而另一人則落選。
　　也有代表在順利當選后又被淘汰。本報記者發現，６月１日當選十七大黨代表的原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并沒有出現在２２１７人大名單中。中石化６月２２日發布公告，陳同海因嚴重違紀辭去董事和董事長職務。

選誰不選誰
　　在安徽省的黨代會，紅花山集團董事長俞乃平在最后環節被“差額掉”。通知下達時，俞乃平感到很“遺憾”。
　　從公司支部推薦，以及長時間的“三上三下”，他并不抱有希望。但組織部下來考察，他內心燃起了希望。他和奇瑞老總尹同耀，是惟一進入正式候選名單的蕪湖企業家。
　　“一旦當上黨代表，就能見到市委書記、省委書記，就能反映自己的意見和要求。作為縣人大代表，頂多就是和縣領導和工商聯反映。”他認為，民營企業需要與國有企業平等的機會，包括貸款、立項等等。“重視和支持是不一樣的，我們需要切切實實的支持。”
　　但奇瑞老總尹同耀順利當選，俞乃平卻沒被選上。他將此歸結為“知名度還不夠，缺少宣傳”。而且，“黨代表的選舉是自己爭取不了的”。
　　張曉霞清楚地記得，組織談話時問的兩個問題。“一個是黨代表的責任是什么。另一個是怎么參加好黨代會。我說，履行職責，認真把大家的心聲反映到中央去。”
　　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認為，黨代表不只是個榮譽。“黨代表首先要有責任感，其次，要有能力，不能只是感謝黨感謝組織，必須知道普通黨員的心聲，并且能夠將其反映上去。”
　　“我不識字，開會不會記筆記，只能記腦子里，上北京開會要講話的，我說不了什么，”牛玉琴解釋自己為何不選自己，“但是，我會實話實說。”
　　牛玉琴同時也是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同樣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五年一次的全國黨代會，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活動。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惟一的執政黨，“黨的意志”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最后上升為“國家意志”，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以黨內民主促進人民民主”。
　　“如果社會民主發展了，而黨內民主滯后，那黨就落后了，就會很被動。”王長江認為，黨內民主搞不好，可能導致決策失誤。而民主的決策過程，需要“充分的討論”和“不同意見的表達”。

代表做什么
　　“黨代會應該成為真正的決策機構。”王長江說。自１９８８年起試點的黨代會常任制，在他看來是一個抓手。
    “目前改革已經進入深層次階段，到底是往前推進，還是放緩，甚至后退，怎么辦？這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全國分成３８個代表團——除了３１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團外，還包括中直機關代表團、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團、中央企業系統代表團、中央金融系統代表團、解放軍代表團、武警部隊代表團和臺灣省籍黨員代表團。
　　經過資格審查的黨代表們，將在金秋季節走進人民大會堂。他們手中的權力包括：聽取中央委員會和中紀委報告，選舉包括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內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討論黨內重大問題，以及修改黨章等。
　　按照慣例，具體的選舉辦法將在會議期間公布，再由大會主席團通過。是否擴大差額比例，甚至將在中央委員以上級別的選舉中實行差額選舉，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１９８７年十三大修改黨章，規定“黨內選舉必須實行差額選舉”。在十三大，代表的２０％，中央委員５％，候補中央委員的１２％實行差額選舉，而省一級，則實現了常委差額選舉。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因接連落選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常委，而流下眼淚。
　　十四大之后，中央委員選舉引入預選——由各個代表團先進行預選，選出正式候選人，再進行等額選舉。
　　同樣受關注的是，十七大是否在黨章中寫入中共的創新理論。歷次全國黨代會均會修改黨章，十五大寫入“鄧小平理論”，十六大寫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參照十四大以來的慣例，十七大可能在國慶節后舉行，會期大約７天。議程一般在大會前一天，預備會議后公布。
　　國外媒體普遍認為，胡錦濤發表的“６·２５講話”，已經為十七大定好基調。自十五大以后，每次黨代會前，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講話，總會令外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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