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動力的衰弱與正規就業的困境

----市場經濟的深層危機與構建和諧社會的艱巨任務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2006年12月3日

    內容提要：種種跡象顯示，我國80年代拉開序幕的市場化改革，由于市場環境的惡化，不公平和不平等競爭的流行，企業稅負較重，灰色收入巨大，壟斷企業吞噬市場利潤，中小企業、個體戶經營困難，失業增加，導致市場化改革動力日趨衰竭。在政府與市場這兩駕馬車當中，政府變得日益強大，市場利潤日益被權力侵蝕，并且，腐敗造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財富漏斗，在經歷了26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之后，盡管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大批社會財富不知流向何方，以致導致我國目前仍然被嚴重的內需不足所困擾，就業難和創業難等民生問題仍然困擾著社會。日益抬高的工商稅收和金融服務門檻將一大批勞動群體拒之在正規就業范圍之外。

    在這場權力主導型的經濟發展中，由于權力的尋租與政商腐敗，中國企業面臨著全面的信用危機，道德和信用的喪失正在動搖整個社會信任的基礎。這對中央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形成了尖銳的沖突。因此，我國改革階段性的轉變已經到來，中國必須既要建立市場，又要培育市場和擴大市場；既要對市場嚴格管理，又要賦予市場應有的權利；既重經濟體制改革，又重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要尊重和完善勞動群體的政治權利。如果不促進社會的政治進步，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政府效率，遏制腐敗權力，中國的改革有可能進入一個大眾失望階段。中國的發展僅有經濟發展而缺乏權利的發展是不夠的，僅有經濟體制的改革而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改革便會走樣。

   關鍵詞：非正規就業群體龐大，市場動力衰弱，創業和就業門檻提高，權力侵蝕利潤，國民經濟的財富漏斗，勞動權利缺失，改革深層危機。

一、 尋租導致的灰色收入數額巨大，

權力嚴重參與市場，政府開支日益膨脹，

如何判斷當前的改革形勢和真實存在的社會問題？我們可以通過下面幾個方面來分析判斷。

我國市場環境的惡化有種種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莫過于稅負沉重、尋租嚴重和政府開支龐大。從1978年到2003年，我國財政支出總額增加了22倍，而行政管理費支出增加了88倍多，我國公務和行政性開支占全國總支出的比例是美國的3倍，西歐的6倍，日本的19倍（見《改革內參》2006年第30期5頁）。

中國目前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干部官員群體，由于干部終身制的政治體制和重疊煩瑣的官僚體制，目前我國政府機構人員龐大臃腫，官多為患！一個省往往有四五十個省級干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干部，一個縣有幾十個縣級干部，用前中央組織部長張全景的話說，這種狀態可以說古今中外都沒有過。再加上龐大的離退休的老干部群體，所需要的財政經費開支十分巨大。整個國民經濟產出在很大程度上要被用來養官。特別是在一些不發達地區，整個市場經濟活動實際上就是圍繞著“養官”運轉。

鑒于政府開支龐大，導致政府不能不制定較高的稅負，過多地從市場索取養官資源。政府不僅通過稅收吸收社會資源，還通過尋租聚集社會資源。如果說通過偷稅漏稅來對付過重的稅負，還能使企業保留一點利潤，但市場無論如何也難以逃脫制度的尋租。

在經濟轉型期，我國必然存在著價格的雙軌制。正是價格的雙軌制，產生了權力尋租的豐厚土壤。早在90年代，經濟學者胡和立等人就計算出，1988年的價差、匯差、利差以及其他租金高達4569億元，占當年GNP（11738億元）的40%。最近，國家信息中心高輝清等人又計算出，2004年，我國全社會的尋租的租金為4.6萬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9%，相當于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1.5倍，相當于當年國家工資收入的2.3倍（《權衡》雜志2006年第11期26頁）。

這部分租金包括：商品差價帶來的租金、利率差、外貿許可證帶來的租金、地價差、農民工勞動力價格差、社保欠帳、壟斷行業的壟斷租金、國有資產流失、國有企業應交而未交的稅金、教育租金等。由此可見，稅收之外的尋租拿走的本來應該歸市場的利潤幾乎比稅收拿走得還要多。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嚴重依賴于政府，因此，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的權力一直深深地卷入在市場之中。由于政治改革滯后，政府的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又由于改革過程中階段性的價格雙軌制，這種狀況給權力尋租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改革20多年來，每年有將近1/3的GNP被尋租拿走，1/3的GNP被稅收拿走，曲指算一下，企業和勞動者還能剩下多少？誰還愿意在市場上流汗拼命？這就是今天市場動力衰弱、市場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

現在很多人通過國際間的比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質疑：發展的成果哪里去了？譬如，日本和韓國等國，經濟高速增長期還不到25年，每年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沒有中國高，但這些國家很快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日本在50年代至80年代這一時期，工資增幅每年超過美國70%，工資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便追上了美國。而我國的發展，對于大多數工人農民來說，經濟發展的成果象是一個黑洞。為什么改革近30年了，大多數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狀況沒有多大變化，許多的人甚至生活在貧困線上。這么高的經濟增長，所創造出的國民財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

通過一樁樁的腐敗大案，也許能給我們一線啟示：10月11日晚，中紀委、檢察院、公安部對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的住宅查抄長達10小時。在大廳吊燈罩內抄到兩本護照，在油畫框內抄到兩本外國入境簽證，在睡床夢思床墊底層有85萬美元現鈔，都是百元面額，一百張一包用塑膠封好，在夾層書柜里有五百多本境外色情書刊。更令人驚訝的是，邱曉華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用假名開的九個銀行賬戶中，僅各種外匯就高達1700萬美元等值，總共加起來，折合人民幣約1.4億元。這些贓款稍微平均分攤一點，也不至于出現今天社會這種貧富分化狀況。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一個巨大的財富漏斗，我國的經濟發展與日本和韓國大不一樣，其最大的不同是：日韓沒有一條向國外輸出財富的渠道，而中國，由于腐敗等各種原因，一邊發展，國民財富一邊向國外流失，這就是中國國內難以富裕起來的真正原因。改革近30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成果有多少流向了海外？至少也是天文數字。所以，腐敗和缺乏政治體制改革支撐的單腿經濟改革，使中國出現與其他國家發展迥然不同的現象。

對此我們不能不深思：中國是在走著一條拉美道路，還是中國式的獨特道路？

二、企業腐敗同樣猖獗，官商勾結下的企業危機正在浮現，

市場環境的惡化還表現在企業方面。由于稅負過重和權力尋租，我國的市場和企業部門每時每刻都在與政府進行著艱巨的較量，這種較量有時是欺騙，有時是合謀。所謂欺騙，就是盡量少交稅，瞞報利潤。其核心都是誰來控制市場財富。我們把這種行為稱做企業腐敗。

請看公開報道的事實，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統計，2005年在1371家上市公司中，有776家試圖虛報利潤，虛報總額達人民幣388億元。另外有590家上市公司曾試圖虛報資產，虛報資產總額達1094億元，虛報的目的可能是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時，可用資產抵押。上市公司是中國最正規的一批企業，但在這樣一批公眾企業中，也是假帳盛行。至于其他企業，作假行為更是普遍。

以房地產業為例，今年11月份財政部發布的第12號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公告顯示：所檢查的39戶房地產開發企業，會計報表反映的平均銷售利潤率僅為12.22%，而實際利潤率高達26.79%，隱瞞利潤超過一半，利潤不實33億元。如果按此比例來估計，房地產行業一年大約要少交2000多億稅收。全國各行各業瞞報的稅收估計也要五六千億元。

但有的時候是企業家與政府官員合謀進行貪污腐敗。這種合謀是將未進入市場的資源和企業利潤在官員與企業間進行分贓。以最近大量暴露出來的落馬企業家的案例來看，許多企業都是通過與政府部門串通，占有社會的公共資源。

譬如，最近暴露出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和福禧集團張榮坤案，便是一樁官商勾結的最典型的案例，政府社保部門竟然挪用數十億資金由私人企業來運用。在庭審原科龍集團董事長顧雛軍時，這位曾風云一時的企業家在法庭上進行了將近3個小時的“演講“，為自己喊冤叫屈。喊冤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當初他辦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門的特許，他之所以犯法違規是因為有政府部門官員的允許。

張榮坤案和顧雛軍案僅僅是我國企業與政府關系的一斑，如果細細追究，便可以看出官商聯手進行尋租合謀的內幕的大的輪廓。因此，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一個什么基礎上是一目了然的，正是這種體制導致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出現了巨大的尋租，在一個不規范的經濟體制下和在一個不廉潔的政府管理下，無論是官員和企業家都難免清白。最近不斷暴露出的案例都在說明中國企業這種脆弱的狀況。歐典木地板公司說謊欺騙顧客長達6年便是又一例證。這里面反映了這樣幾個問題，一是企業家的道德品質太差，二是政府管理部門監管太松，或者是收受了賄賂。

我國是一個正在轉軌過程中的國家，制度不不健全是肯定的，但如果長時間建立不起使企業家自律的一個市場環境和一個受制約的政府，便會使使市場處在一個無序的狀態。當前種種暴露出的企業作弊案都反映出企業家腐敗行為的猖獗。如果說前幾年外逃了一個賴昌星，最近上海暴露出來的張榮坤在官商勾結方面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創業和就業環境的惡化以及就業傾向的轉變

市場創業環境的惡化還在于我國市場的相對飽和，進入90年代末，我國經濟開始走入生產過剩時期，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進入市場創業的企業已經發展壯大起來，并逐漸擴大和穩固了自己的市場地盤，有些市場甚至被一些大企業完全壟斷。隨著行業和產業的成熟，市場的瓜分已經結束，留給市場的創業空間越來越小，大企業壟斷和競爭的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很多經濟領域出現了領主經濟現象，資源和特權擁有者不用付出多少勞動，只靠收租就可以獲得滾滾財源。

另外，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政府一直在以各種優惠政策在制造市場上的不公平競爭。一些地方政府不遺余力地扶植當地一些優秀企業，使這些企業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公平競爭基礎之上。特別是對外商的待遇優惠，到今天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內資的發展。兩稅合一到現在還未能提上人大的桌面，外資與內資企業的待遇至今不能平等，這些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會的公平競爭。

在這些年的國際評比中，我國的經濟自由度在世界上一直排在第100位之后，政府設置的種種不平等障礙，不僅抬高了社會的創業成本，也降低了市場的擴張和對勞動力的需求，更難以培育出企業家的公平公正精神。這種局面造成了今天市場創業機會的減少和就業的困難，由此也嚴重地影響了當前我國青年人的就業觀。

如果說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大學生和機關干部對市場還充滿了憧憬，很多干部和學者下海經商辦公司，那么到了21世紀的10年代，這種對市場的渴望和向往已經變得蕩然無存。今天，已經很難看到機關干部轉行干企業，而青年人選擇就業的第一目標就是國家公務員。2007年的公務員招考中，最熱鬧的中央機關和中央直屬機構的職位，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7個文秘科員職位至今已有5300個人通過了報名審查，其他國家機關部門也普遍地出現了幾千個人搶一個職位的現象。國家廣電總局的某個熱門職位的報考人數供求比例竟然達到1：3000。

另有報導說，武漢大學法學院300多名碩士畢業生去年差不多全部報考了公務員，最后被錄取的只有五六個人，這幾位“成功人士”成為年級里的被人艷羨的傳奇人物。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一，社會思想風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當年的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變成了到最有權勢和利益的地方去，升官發財成了青年一代的新價值觀。二，當今的政府部門已經成了中國社會資源最豐富的地方和收入豐厚而穩定、社會福利高的地方。就業價值觀的轉變最有說服力地反映了我國改革的價值取向和風向標。

據最新的報道，11月19日上午，在鄭州市中原國際博覽中心舉行的現場招聘會，不到早上7點就被從各地趕來的大學生包圍了，當大門一被打開，人群就象潮水一樣向中心涌去，兩扇大玻璃門也被擠倒，大學生們踩著碎玻璃洶涌而進，博覽中心的一部電梯扶手在眾人的擠壓下也向外傾倒了。這幾年里，類似這樣火爆的場面在一個個城市里輪番上演。在如此激烈的競爭壓力下，大學生的月薪被越壓越低，不少人連600元的底薪都愿意接受，甚至還出現了不要工資先行試用的現象。

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資源應當聚集于創造財富的市場和企業，政府是為之服務的部門，然而，今天的中國，仍然延續著官大于商、權大于錢的政治文化傳統。沉重的稅收和權力過多地干預，使市場苦不堪言。市場創造的財富大都用來供養一個龐大的政府和特權官員，這種狀況使市場已經變成一個苦差事，青年人再也沒有人愿意進市場創業，吃苦冒風險，大學生們紛紛涌向旱澇保收的政府部門。

市場環境的惡化還在于市場的飽和與勞動力的過剩，經過20多年的市場發育與培育，我國的市場已趨于成熟，十幾年間國企改革，四五千萬的國企冗員被推上市場，再加上每年新增加的近2000萬勞動力，已經使就業市場人滿為患。如果在這個時候不加大創業活動，就業機會的缺少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惡化的市場環境和市場資源的短缺又使投資者和創業者缺乏熱情。

就業是最具趨利避害特點的經濟活動，就業傾向最能反映我國改革的本質特征，“公務員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市場經濟環境的惡化，反映出我國市場化改革的倒退和停頓。目前，在市場上投資創業和自謀生路的風險越來越大，競爭加劇，收入微薄，許多早年下海者想方設法重新上岸，迫使年輕的一代涌向公務員行列。

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80年代和90年代的放權讓利，曾經一度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趨于平衡，在對權與錢的追求上，社會風尚一度棄權趨錢，大批體制內精英下海，政府部門似乎已經變成無油水的單位，但由于90年代之后的演變，政府和權力再度建立起它牢不可破的權威。

四、失業人數日益龐大，就業形勢日益惡化

目前我國的勞動力供應已經達到了歷史的高峰，每年新增就業人口約1800多萬人，但新增工作崗位的數量不增反減，前些年還可以達到1000萬左右，但近幾年卻在下降，估計在800萬左右。這與猛增的就業群體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并導致我國的失業率和自由職業者的人數不斷上升。由于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從工業部門擠出的大量職工涌入服務業，使服務業從業人員大增，行業利潤率下降，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我國社會底層經營者的生存狀況有惡化趨勢。這種現象值得引起我國中央政府以及各相關部門高度關注。

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就業增長彈性系數明顯下降。1980-1995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10.3%，同期就業增長率為6.18%，就業彈性系數平均為0.6，1995-2005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1%，同期就業增長率為2.55%，就業彈性系數下降為0.28！

1992年底，我國就業人員總數為66152萬，2004年底我國就業人員總數居然也是66152萬，這是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12年間，我國從業人員總數居然沒有增加。這一數字說明，要么一部分從業人員統計在內，要么一部分原先的從業人員被過早地納入退休的范圍之內。

具體來看，1995年底，我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11483.8萬，2004年底增加到15419萬，10年里增加了3935.2萬，增長34.3%。而1995年底，我國鄉及鄉以上工業從業人員14735.5萬，2004年底12209.6萬，減少了2525.9萬，減幅17.1%。將第三產業增加的3935萬人減去第二產業減少的2526萬人，十幾年間兩個產業凈增的從業人員僅有1409萬人。而2004年我國的GDP是1992年的309%，按可比價格計算，12年間我國的GDP增加了2.1倍，然而，工業和服務業從業人員只增加了5.38%。

與此同時，從1992年到2006 年，我國總人口約增加了12%，即約增加了1.4億人口，新增勞動力大約1億多人。在就業人員總數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這1億多新增勞動力只有進入失業和靈活就業的自由職業者隊伍之中。在正規就業之外，涌現出大量的非正規就業者和失業者，這是近年來我國社會和勞動力市場最值得注意的新現象。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勞動就業增長的幅度遠遠比不上GDP增長的速度，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很少拉動就業增長；二是自由職業者的數量和占勞動力結構的比例大大增加。就目前來看，我國非正規就業和失業、待業人口至少在1.5億左右。如此龐大的數目已經攆上和正在超過正規就業的大約1.5億人。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角度判斷我國的非正規就業者的數量有多大。目前我國總人口13億，勞動人口7.5億，其中有3億多留在農村，約有4億多在城鎮和沿海工業地帶。據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2004年全國各種行業企業法人單位人數15963萬人，約1.6億人。假如2006年我國企業法人單位的人數為1.7億，那么城鎮中至少有2.3億人屬于靈活就業、臨時就業和失業者。假如這2.3億人中有5000萬是長期失業者，那么，非正規的臨時就業者人數就在1.7億人左右。這就是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新情況----大量非正規就業人口的出現。這些人由于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和社會保障，生活狀況處于極其脆弱和緊張的狀態。

因此，今后四五年間，我國面臨著前所未有就業壓力和社保壓力！由于高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就業增長與勞動力增長的程度完全不相符，導致下層失業群體、勞動群體的生活步履為艱，失業、待業群體日漸龐大，低收入群體日漸龐大。這一現象除了與收入分配有關，與財政稅收密不可分，更與國家工商局部門對中小企業的煩瑣管理模式有關。如果工商和稅務部門不改變對這一群體的管理和稅收方法，如果不減輕這一群體的稅收負擔，如果國家不將國民財富向下層分攤，龐大的下層群體其生活窘境是不言而喻的。

五、工商稅收金融服務等部門將1億人排斥在正規就業之外，

手續越完備，管理越嚴格煩瑣，小企業的生存成本越高

市場經濟國家都會有一定數量的非正規就業勞動者，但我國如此龐大的非正規就業人口決不正?！，F在的約2億非正規就業群體，如果采取合理政策，估計可以使1億人納入正規就業，但是什么原因導致這1億多人被排斥在企業法人單位之外，以失業者、自由職業者、臨時就業者的個體面目出現呢？說到底，是當前我國苛刻的工商稅收門檻，不合理的管理政策，過高的金融服務業門檻，導致我國大批的勞動就業群體難以進入合法的企業部門，導致我國的中小企業難以大量地產生和發展。

如果說在六七年前，辦個小公司還可以在任何一個銀行里開戶，但今天，要在中國銀行開個帳戶需要注冊資金起碼100萬元，工商、華夏等銀行至少要50萬元。這種金融服務已經把大批的微型小公司拒之門外。象招商銀行，即使開戶門檻較低，但帳面上每天必須保持5萬元以上的資金，否則每月要收取50元的管理費。

還有公司用房問題，前幾年工商局曾經允許從事知識經濟的咨詢公司利用自己家的住房注冊公司，但近來又不允許了。不管什么樣的企業，統統都要到外面租房辦公。光是一個注冊地點，又屏蔽掉一大批進入正規就業的人群。現在很多正規企業，都允許員工在家辦公，而注冊公司卻不允許利用自己家的房屋，這是什么為淵驅魚的就業政策？！

目前，我國新增勞動力人口不斷增加，而正規就業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已經陷入飽和。從國有部門看，1992年到2004年，我國國有單位職工人數從10889萬人減少到6710萬人，12年間減少了62%，只有國家機關、政黨機關的公務員人數在這一期間不斷增加，從949萬增加到1124萬，增長了18%。總起來看，國有單位吸納就業的功能正在萎縮。要想容納大量的新增就業人員，只有靠新興的民營企業。

然而在今天，民間創業日益艱難。制定政策的官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制訂政策的出發點，制定出的工商稅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間經濟部門的誕生和發展。請看當今的社會，大學畢業生削尖了腦袋拼命往政府部門里面鉆，沒有人愿意走市場！再也沒有人從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下海，90年代下海的人紛紛上岸。這種現象說明了什么？只能說明這場改革惡化了市場中人的環境，只是加強和固化了政府部門和壟斷部門的利益。

李煒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中國的稅收目前實行的是抑制創業、投資和經營的稅收制度，是不利于擴大就業的稅收制度，必須毫不遲疑地予以改變?！蔽彝耆膺@種觀點，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對于微型企業和個體經營者來說是典型的"絞殺政策"。這種絞殺制度，導致大批勞動群體遠離法人單位和"稅收經濟"。

作為小型企業的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我們深有感觸，沉重的稅負和不厭其煩的工商稅收管理，使這一就業群體煩不勝煩，難以招架。下面讓我們來看看當前工商稅收部門的管理狀況。

最近，國家稅務局又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兩稅合一換證手續，簡直又是一場勞民傷財，浪費的財力物力不計其數。前幾年，國家稅務局在發票的形式上剛進行了一場改變，最近又在變更形式，這些做法對于大企業來說，有能力應付，而對于那些微型企業而言，簡直是時間和工本費的浪費。

這種做法的實質是：國家稅務部門將防賊防騙的安全成本最終轉移到小企業頭上。不管企業的大小，經營額的高低，都要裝備機器以用來打印發票，或使用印刷成本高昂的小額票面發票。

并且，對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稅收范圍不斷擴大，且不說傳統的營業稅、所得稅、教育附加稅、城建稅、印花稅、個人工資所得稅、車船稅，連小企業用自家的房屋辦公都要交稅，光這一項的稅種就有2個：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最近又加上了一個殘疾人保障金，不管有無收入都要交納。辦一個小企業簡直象被四處拔毛。

還有工商和稅務管理部門的繁文縟節，這兩個部門對小企業的管理還恐怕抵消不了他們的稅收成本和管理成本，有些管理完全是勞民傷財。就我們中心這個小公司創辦幾年來的經歷來說，注冊一個幾個人的小公司，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財務會計一套手續都要購置，稅收等一套手續都要一應俱全，不管有無收入，都要與各個相關的部門打交道。這種情況怎能不導致中小企業和個體戶數量大減？！

據國家統計局普查數據，1999年時，我國個體工商戶為3160萬戶，2004年時，下降為2350萬戶，減少了77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128萬戶。1998年時，我國企業法人為262.8萬家，2004年為325萬家，關閉與新增相抵，6年間只增加了62.2萬家。僅2005年一年，法人企業即凈破產關閉了30萬家。假如一個企業平均安排10個勞動力就業，一個個體戶平均安排兩個勞動力就業，這就減少了2000多萬個就業機會。

另據2004年經濟普查數據，估計從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身上收取的各種收費和罰款，規模大約在3000億元左右。如果按照兩萬元容納一個勞動力就業來計算，至少有15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小企業和個體戶、自由職業者步履維艱，而中小企業，如果不設法避稅和逃稅，會有將近85%的企業被迫破產倒閉。

這就是近年來我國失業群體和非正規就業群體日益龐大、下層人民生活日益窘困的原因。而以重稅哺養的政府部門和壟斷部門其日子卻大為好過，許多政府部門經費多得無處花，政府的奢侈日益嚴重。在煩瑣的行政管理和沉重的稅費擠壓之下，中小企業和個體、自由職業者正在日益凋敝，這與政府希望的目標：經濟繁榮和擴大就業形成了尖銳的矛盾。

六、容納非正規就業人口的服務業部門的利潤極其微薄

由于前些年的國企改革，工業部門將幾千萬的從業人員擠進服務業，使服務業從業人員更加過剩，勞動供給更加充足，這導致了服務業某些部門的工資收入和企業利潤十分微薄，競爭卻相當激烈。

以2004年的經濟普查數據為例，這一年，我國第二產業每19.6元的資產可產出1元的利潤，資產年回報率是5.1%；而第三產業要67.96元的資產才換到一元利潤（主要是將金融部門統計在內），資產年回報率是1.5%。在主營業務/利潤總額比方面，第二產業是每發生17.84元主營業務可得稅前利潤1元，經營效益率是5.6%，而第三產業要每經營20.44元主營業務才獲稅前利潤1元，經營效益率是4.9%。在企業資產/主營業務收入比方面，第二產業是每1.1元資產能產生一元的主營業務，資產利用率是90.9%；第三產業是每3.33元資產才產生一元的主營業務，資產利用率是30%，資產利用率相差2.03倍。

以上三個經濟指標衡量顯示，第三產業發展狀況整體不如第二產業。而第三產業中，容納非正規就業人員最多的零售業、餐飲業、住宿業等，利潤更加微薄。譬如，零售業從業人數占第三產業的13.4%，但其 利潤只占這第三產業的2.8%，而批發業以占三產17%的人員創造了21.2%的利潤。

2004年零售業個體戶的營業總收入2.7萬億，是“企業單位”主營業務收入1.87萬億的1.5倍，個體從業人員2792萬，是"企業單位"從業人員609萬的4.6倍。全國6395萬個體從業人員中，44%是從事零售業的。
在餐飲業，2004年整個行業利潤只有29億元，主營業務盈利率只有3%，相當于33.2元營業額才有1元利潤，致使餐飲業的資產回報率只有1.7%，人均創造利潤才1292元。而2004年，住宿業企業法人單位的資產回報率為零、主營業務盈利率為零、利潤總額是負的1.4億，人均利潤是負的68元。

當然，以上數字僅僅是根據報表統計得來的，與實際情況肯定有一定出入，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可以看出餐飲業、住宿業和零售業等行業是處在社會平均利潤之下的行業，與電信業、企業管理服務業、房地產業等處在社會平均利潤上方的行業無法同日而語。但這些行業又都是最容易容納社會非正規就業者的行業。因此，改善這些行業的經營狀況，對于我國社會的就業與底層社會群體生活，關系重大，

因此，我們從理論上產生了這種想法：我國能否誕生出一塊“無稅經濟”或“低稅經濟”，以改善社會底群體的生存狀況？能否使一個數量眾多、收入微薄的勞動群體，生活在一個寬松的經營環境之下。這既是對底層經營者的一種照顧，又是對創業者的一種鼓勵。只有采取這樣的政策，才能導致我國的小企業的生存發展，才能為我國的就業和創業開辟出一個新天地。

七、政策建議：將稅收重點轉向消費而不是生產經營！

抑制創業生產和鼓勵奢侈消費的稅收模式必須改革！

簡化小企業的管理程序，實行低稅或無稅經營，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當前我國工商和稅務部門的一些問題。工商部門的高門檻，屏蔽了大批社會人員進入以法人單位形式出現的勞動組織，而稅務部門繁瑣的管理和高額的稅負，抑制了中小企業的創業積極性和吸納就業的能力。

這與我國現行稅收制度有著密切關系：只重生產領域里的稅收，忽視消費領域的稅收，高收入者和高消費者可以一擲千金，購買上千萬元的高級轎車，購買上億元的高級別墅豪宅，收藏幾千萬元的文物古玩，稅負甚輕，甚至沒有任何奢侈消費稅。而生產經營者辛辛苦苦，每行每動都要上稅。這種只在生產環節收稅、不在消費領域收稅的做法，是當前導致中小企業難以生存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宏觀上講，我國的稅收重點必須從生產流通領域轉向消費領域。目前這種稅收體系是一種懲罰生產者和創業者的制度。譬如，中小企業目前都要交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兩個稅，但卻沒有對豪宅的財產稅。北京北郊有一個叫“壹千棟”的豪華別墅園，每座洋樓面積大的價值上千萬元，小的四五百萬元，如果對這種奢侈消費稍微收一下稅，也比從千萬個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身上刮毛要多得多。

目前我國的稅收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懲罰了生產者和創業者，鼓勵了奢侈消費者和浪費者。因此，我們向國家稅務局大聲疾呼：免除壓在小企業身上苛捐雜稅！去向富人收稅，不要向窮人收稅！如果將小企業和工商個體戶的稅收負擔減少一半，也就是大約1500億元，這將極大地增強我國底層經濟的活躍度，減少就業壓力，改善勞動群體的生活狀況，緩解當前社會的貧富矛盾。

如何簡化中小企業和個體經商戶的管理？工商管理局和國家稅務局要通過認真研究，拿出一套新的方案來。譬如，能否實行小企業登記式管理，能否將諸多的小企業進行統一帳戶管理和開具發票？能否使微型企業的經濟活動免稅化和低稅負？能否將非發票非稅收經濟活動規范化？如何使小公司經濟活動非稅收化？

這些都需要國家稅務局和工商管理局在新形式下重新進行研究。

八、重新審視改革方向：僅有經濟的發展而沒有權利的發展是不夠的！

綜觀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樣一個輪廓：中國的市場經濟仰仗于政府的推進，但政府的腐敗又無時不刻地不影響著市場的行為，挫傷著市場的積極性，最后打造出來的是一個畸形的市場和負擔沉重的市場。而市場力量的突圍，主要表現在欺騙、作假帳和與權力合謀方面，由此導致了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當一個國家存在著過多的黑色收入，這部分國民財富就要通過種種洗錢手段向國外轉移。這種模式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使中國出現了這樣的景象：一方面是熱氣騰騰的高速經濟增長，一方面是資源不斷的外流。這在很大程度上減慢了人民富裕的進程，使我國的經濟增長內容與結果感受不符。

因此，轉變中國改革重點的時代已經到來，政府不僅要想辦法降低市場進入的門檻，降低中小企業、個體自由職業者的稅負，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還要在建立市場的同時賦予和完善市場應有的權利，特別是尊重和完善勞動群體的政治權利。如果不引入導致社會進步的政治改革，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政府開支和腐敗權力，中國改革到最后很可能是一場大眾的失望。

結論：中國改革----沒有權利的發展僅有經濟的發展是不夠的。當中國這些年里沉浸在漸進改革的躊躇滿志之際，諸多問題已經悄悄暴露。到今天，已經越發明顯了。

英文摘要：

The Dwindling of Momentum for China’s Markets & the Dilemma

in Regular Employment

----Deeper Crises in the Nation’s Market Economy & the Tall Task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By Mr. Zhong Dajun, Director of the Beijing Dajun Center

For Economic Watch & Studies

November 16, 2006

Abstract

Various symptoms indicate that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market ambience, rampant injustices and inequalities in competition, heavy taxation, huge grey incomes, monopolistic businesses engulfing profits, medium and small businesses in difficulties and increases in unemployment, market reforms under way since the 1980s have led to the aggravating decline in the momentum for reform. In the d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former is gaining increasing power and market profits are being squeezed. Moreover, corruption has created a huge funnel through which tremendous wealth from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lling. For the past 26 years, although the economy grew at a high speed, resulting in tremendous economic achievements, huge amounts of wealth from the society ended up in unknown places. As a result, the country is now besieged by serious shortages in domestic demand, and by bottlenecks in employment and new business startups. Growing business taxation and the rising financial service threshold has excluded many in the labor force from regular employment arenas.

Throughout this power-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rent-seeking and corruption on the part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Chinese businesses are faced with crises in credibility on all sides, and the deprivation of morality and credibility is shak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entire edifice of trust in the society. And this has run into head-on collision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goal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refore, China is at the juncture of an epoch-making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has she to build the markets, but she also has to nurture and expand them; not only have markets to be placed under tight supervision, but they also need to be endowed with due rights. Emphasis has to be placed not just on reforms of the economic regime, but also on the political one, and on respect for and consummation of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laboring masses. Without pushing forward political progress in the society, without effectively promoting government efficiency and bringing corruption under checks, China’s reforms may indeed enter a period disappointing to all. China’s development would fall short if it focu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e and was found lacking in rights for the people. The reforms would be distorted if they were skewed towards that of the economic regime and away from that of the political regime.

文章名：shuisjy, shicdo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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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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