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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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何干強　發布時間： 2009-04-05 　來源：光明日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立國的最基本的經濟綱領。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遵循了我國的經濟發展規律

　　所有制的狀態是由一定歷史階段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國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對中國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客觀規律的遵循。建立在機器生產基礎上的近代生產力和以電子信息技術為標志的現代生產力,都提出了社會化生產的要求;盡管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被動地適應這種要求,但是公有制則是社會化生產方式本身的必然要求,我國的所有制以公有制為主體就體現了這種要求。同時,由多層次生產力的狀況決定,我國的公有制經濟還不可能覆蓋全社會,還必須同時發展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利用外資經濟。

　　有人認為,中國過去長期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因此,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我們認為這是很大的認識誤區。這種觀點忽視了如下事實:即使相對于近代的機器生產力,公有制比起私有制也更能適應;而且,決定一國所有制的因素,必須從本國多方面具體因素的綜合作用出發,才能作出利國利民的正確選擇。

　　我國選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由國際經濟環境和國情等歷史條件決定的。近現代經濟史表明,外國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早已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形成經濟霸權主義的限制。因而,當代一般的發展中國家,想走歐美式的資本主義道路,已經失去了外部的優越條件。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真正獨立自主謀發展,靠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是無法擺脫外國壟斷資本主義和經濟霸權主義控制的,私有制經濟不可能形成堅強的整體性的民族經濟合力。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保證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真正獨立自主地發展起來。因為,唯有建立并鞏固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才能使整個中華民族形成抵擋外國壟斷資本主義和經濟霸權主義欺負和壓制的根本條件,這就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基本道理。新中國建立以來近60年的實踐已經表明,正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制度保證了新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增強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就意味著中國絕不能搞私有化

　　私有化是指主要生產資料逐漸歸私人所有的過程,其中包括把各種公有制經濟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為私營經濟。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竭力鼓吹私有化(或叫非國有化)的理論根據,一是認為必須發展市場經濟,不搞私有化就不能使市場經濟真正發展起來;二是認為私有制經濟符合人的利己本性;三是認為公有制經濟沒有效率。這種理論根據是不具備說服力的。其中,第一條理由缺乏根據。市場經濟是一種資源配置或經濟運行的方式,它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生產社會性的間接性決定的,而不是由私有制決定的,也不是只能同私有制結合在一起,說發展市場經濟就要搞私有化是站不住腳的。第二條理由憑借的是唯心史觀。在唯物史觀看來,市場經濟中的人有利己與利他兩重性,哪種屬性占主導取決于所有制結構。德國歷史學派早在19世紀批評亞當·斯密的經濟人理論時便指出,公有制經濟中不是自私占主導。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鼓吹的經濟人理論,不過是私有制經濟基礎的經濟意識形態。第三條理由不符合事實。可以說,公有制適應社會化生產方式,不僅是由于它有助于國家從共同利益出發進行及時有效的宏觀和微觀調節,更好地發揮市場的長處,同時可以克服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和滯后性的缺陷;而且也因為在公有制基礎上可以產生人們的共同經濟理想和勞動凝聚力,從而調動起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和遵守集體理性的自覺性,最終實現比私有制更高的宏觀和微觀效率。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公有制的平均經濟效率明顯高于資本主義經濟。即使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從1949年到1978年,包括“大躍進”和“文革”階段的失誤導致的效率下降在內,國有工業企業的總產值年均增長率也達到13.7%。在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出現過60%以上虧損的情況,這種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發生的暫時現象,并不能說明公有制的效率一定就低于私有制,須知私有制低效和破產乃是市場經濟司空見慣的現象。有人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統計,在我國,成活十年以上的私營企業只占24.8%,6-10年的占42.3%,5年以下的占32.9%。還要看到,國有企業一旦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解脫出來,就能逐漸發揮其提高生產率的優越性。2002-2007年,全國國有企業銷售收入從8.53萬億元增長到18萬億元,年均增長16.1%;實現利潤從3786億元增長到16200億元,年均增長33.7%;上繳稅金從6794億元增長到15700億元,年均增長18.2%。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從7.13萬億元增長到14.79萬億元,年均增長15.71%;銷售收入從3.36萬億元增加到9.84萬億元,年均增長23.97%;實現利潤從2405.5億元增加到9968.5億元,年均增長32.89%;上繳稅金從2914.8億元增加到8303.2億元,年均增長23.29%。目前有16戶中央企業進入世界500強,比2002年增加10戶。

　　私有化必然導致公有制失去主體地位。一旦私有經濟比重在國民經濟中超過必要的限度,在私有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下必然引起財富和收入的貧富分化、失業率增長等一連串不良經濟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被聯合國認定的49個最不發達的國家都沒有通過私有化富強起來,有的反而更加貧窮,這已為世人敲響了警鐘。

　　中國必須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而絕不能搞私有化。江澤民同志曾說:“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這一點,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頁)這也是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關鍵所在。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對“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的積極揚棄

　　強調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并不意味著只能搞單一的、“純而又純”的公有制。馬克思曾指出,“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于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894頁至第895頁)因此決不能認為非此即彼,照搬書本中對某種所有制的定義來裁剪現實。

　　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堅定不移地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是我國國力越來越強的根基。實踐證明,從公有制的概念出發,排斥商品流通關系,按公有制“越大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主觀設想來管理公有制經濟會帶來很大弊端。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公有制的積極揚棄,也就是堅決拋棄高度集中、政企不分的管理方式,實現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高效結合。與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相比,它能更好地發揮公有制在自我調節生產關系、實現國家調節的目標、取得較高的社會總效率、促進主人翁意識和微觀效率提高。

　　如果說,在任何時代對于現實的所有制都不應當理解為純而又純,那么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就更不應當把它理解為“純而又純”。這是因為:如果用“純而又純”的思想方法去認識公有制,那么,在國民經濟的總體結構上,就會忽視由現實生產力決定而必然存在的一定程度的非公有制經濟,仍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會忽視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如果用“純而又純”的思想方法去認識公有制的企業形式,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企業層面,將極大地束縛公有制的手腳。因為市場經濟的競爭、集中機制和信用制度,必然產生不同所有制資本之間的控制和反控制,發生資本之間的并購、交融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所謂“混合經濟形式”,正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作用的必然結果。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需要利用市場經濟的多種機制和多種企業組織形式,才能真正鞏固自己的主體地位和發揮主導作用,增強控制力和活力。

　　當然,揚棄“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形式,不等于不存在“純而又純”的公有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有制,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公有資本價值的所有權屬“公”不屬“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就是要力求公有資本中在混合形態的股份制企業掌握控股權。那種用“混合經濟”來混淆公私所有制經濟的性質區別,或者把股份制這種企業組織形式當作公有制或私有制企業本身的說法,都是不科學的。

要正確處理兩個“毫不動搖”的辯證關系

　　黨的十七大重申了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經濟實踐中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是服務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這就是說,后一個“毫不動搖”是以前一個“毫不動搖”為前提的;如果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動搖了,后一個“毫不動搖”就失去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賦予的規定性。當然,前一個“毫不動搖”也不可能孤軍獨進,必須借助于后一個“毫不動搖”。

　　一方面,應當充分認識兩個“毫不動搖”之間的依賴性。要認識公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需要同時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這既能夠充分調動社會潛在經濟資源,也是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發展自身的需要。也要認識到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生存和發展不能不依賴于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因為,面對外國資本的競爭,非公有制經濟必須借助于國有經濟的強大,才能作為民族經濟的組成部分得以生存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需要國有經濟提供支撐;非公有制經濟需要從公有制經濟吸取營養,克服自身的弊病;非公有制經濟需要公有制經濟發揮主體、主導作用,才能有穩定發展的外部環境;從歷史發展的長期趨勢看,私營經濟發展的最終轉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

　　另一方面,也絕不能忽視兩個“毫不動搖”之間的不同:經濟資源和市場占有上有競爭,尤其是專業技術人才的競爭;國有、集體經濟同中外私有經濟并存,為一些人假公濟私、以權謀私和貪

　　污腐敗等提供了便利;在股份制合資企業,可能出現中外私人資本排斥和瓦解公有資本等。之所以存在這些矛盾,是因為兩種生產關系的性質存在某種對立性,只有正視和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才能促進兩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總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看不到公有制經濟同非公有制經濟兩者統一的方面,或者回避兩者對立的方面,都會給公有制經濟帶來不利或損失,都會阻礙整個經濟的發展。必須明白,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限度內的中外私營經濟,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其存在有利于公有制經濟的一面,但是如果盲目地搞私有化,就勢必動搖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使非公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組成部分的性質發生蛻變。

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保證

　　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經濟的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的矛盾,與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或無秩序狀態的矛盾。這個基本矛盾通過以下環節導致經濟危機的產生:其一,微觀基礎方面,私有制及其企業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級管理層為追求個人巨額收入極大化而追求利潤極大化,日益采用風險較大的金融工具;其二,經濟結構方面,私有制結合市場經濟容易形成生產相對過剩、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比例失衡;其三,經濟調節方面,私有制壟斷集團和金融寡頭容易反對國家監管和調控,而資產階級國家又為私有制經濟基礎服務,導致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雙失靈;其四,分配消費方面,私有制結合市場經濟容易形成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的貧富分化,導致生產的無限擴大與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強調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機制與發達資本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相比,其優勢在于它以公有制為基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避免經濟危機的根本保證。

　　只有微觀經濟層面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宏觀調控才能取得根本成效。原因在于:第一,它可以消除個人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從而可以有效地把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之間的矛盾控制在非對抗性的范圍內,這是消除經濟危機的基本條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盡管有宏觀調控,但由于其私有制的經濟基礎沒有改變,兩極分化和對立始終存在,這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市場供求矛盾,所以經濟危機不可避免。第二,它是企業層面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自覺服從國家規劃和計劃指導,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科學發展的基本保證。這正是我們提振信心,共克時艱的底氣所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比較研究中心、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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