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這樣一則營銷號發的微博，很長，大意就是曾經“那個年代”里的國企職工家庭，是中國社會的高位既得利益階層、是社會的“0.05%”。

　　所以那個營銷號的意思就是，我們必須感謝改革開放打碎了國企、打碎了國企職工、打碎了那0.05%的利益壟斷……

　　來，咱一點一點說。

　　1.

　　首先，這貨用以佐論的年代并非毛主席時代，而是1985年，那已是改革開放六、七年之久。

　　那我們就來簡單聊聊80年代的經濟。

　　從1983年開始，國企的味道其實就已經“不同尋常”。

　　至1984年5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確定工業生產資料屬于完成國家計劃后的超產部分和企業自銷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國家定價的20%的幅度內，企業有權自行定價或由供需雙方協商定價。

　　到1985年1月，更是取消了20%的限定，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就作為生產資料價格改革的一項重要改革措施，被肯定并廣泛推廣。

　　兩個月后，國務院又下文廢除對計劃外生產資料價格的控制，“價格雙軌制”徹底成為中國價格改革的基本政策。

　　這，就形成了著名的“官dao”。

　　它造成的經濟與政治后果，我在這里沒法說太多，最直觀的影響就是沖擊了國家對生產資料的生產計劃，即計劃外價格帶來的高利潤使得許多企業力圖減少生產資料的國家計劃調撥部分，以增加超產自銷來獲得高額利潤。

　　從而，出現了大量“計劃外擠計劃內”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國家的計劃，也讓許多國企的領導團體在80年代確實有“0.05%”之態。

　　后到1988年，在趙氏的指引下，全國增發貨幣679.6億，與1987年比多增443億，成為建國以來貨幣發行量最大一年;同時零售物價猛漲，比1987年上升18.5%，成為改開以來物價上升最快的一年。

　　官dao和壓不下來的物價，弄得民不聊生。

　　1988年5月，姚YL去杭州給陳云匯報趙氏的“經濟改革大計”時，陳老痛罵：“物價連續上漲10%，影響很大。如果你們把這計劃公布于眾，你去問問他敢講不敢講！”

　　但陳云的意見被趙氏強行忽略，1988下半年，迅速出現全國性搶購商品和大量提取儲蓄存款的風潮。

　　上囤積而下哄搶，該營銷號針對1985年所述的“0.05%”，我只能說，還真是所言非虛～哼哼。

　　1986年2月，胡氏曾身體力行要求官員在吃穿方面“洋化”，要官員們喝牛奶、吃面包、穿西服以“區隔”于社會屁民，要求在向西方看齊方面，官員要身先士卒。

　　胡氏還曾于1984年親自批示宣傳壟斷了全部管理權的廠長步鑫生，后據人民日報主編穆青回憶，那一時期對步鑫生的宣傳力度僅次于雷鋒和焦裕祿……

　　但是要注意，以上這些都是80年代的故事，無關該營銷號暗戳戳將矛頭直指的整個「計劃經濟時代」——尤其是毛澤東主席領導下的計劃經濟體系。

　　2.

　　今天許多關于計劃經濟時代的貧富分化分化謠言，大多來自于著名反G人士楊奎松在2007年8月發表在南方系刊物《南方周末》上的歪文。

　　楊奎松聲稱在1955年8月政府取消了供給制，統一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干部”的工資待遇，將工資等級進一步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一級560元，最低一級僅18元………

　　這種言論是徹頭徹尾的歷史杜撰。

　　事實上毛時代的干部分為24級，最低級別干部即辦事員為24級，按照1955年8月標準，工資35元，與最高級別工資差16倍(與民國時期文官工資差距類似)。

　　但是在1956年調整后，最高干部工資已經降到是最低干部工資的13倍。

　　在企業里實行的是八級工資制，最低工人工資(1級)為30元出頭，相當于干部群體的最低工資;最高工人工資(8級)工為100元左右，已是相當于副市長一級工資!

　　工人群體中比較多的是二級三級四級，分別大概在38元、45元、55元左右，與全國最高工資差距僅僅為10倍左右。

　　《縱橫》雜志2006年第2期和李強教授《中國應恢復“八級工”制度》等論文，對此均有詳細介紹，我就不復制了。

　　不論是橫向對比當時的社會主義蘇聯與東歐國家、或是資本主義美歐諸國，還是縱向對比今天的中國，「10倍」的差距量級，我稱之為“奇跡”，不過分吧?這在當時所有人口逾千萬的國家中完全是獨樹一幟。

　　但是即便如此，毛主席本人依舊不滿意，因為建國后從黨政內部所冒出的部分“端倪”，確實讓他不安。官僚主義是一方面，小腐小貪又是另一方面。

　　為此，毛主席主動將自己工資從一級降為三級，404.8元的工資水平從1960年一直到1976年離開人世都未有變過。

　　3.

　　在毛主席領導的二十七年里，我們極為被動、但是堅決果斷迎戰得打了七場戰爭：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東南沿海戰爭、中印邊境戰爭、抗美援越、珍寶島、西沙海戰——這在1949年老蔣潰逃時連一克黃金都不給大陸留的背景下，我們還能同時實現工業化、國防核化、人口增長4億，這是無法想象的難度。

　　今天我們頭疼憂慮的“城鄉差距”、“農村被拋棄”的問題，在毛時代恰是最為重視和得以解決的民生領域。

　　在資源較多地投入重工業及基礎設施的情況下，農產品直接投入消費領域確實有限。為保障人人有份，必須對糧油等生存物資憑票供應，否則就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囤積居奇。

　　今天中國的農民我想很多必然是“羨慕”大城市的城里人看似奢華繁鬧(實則光鮮得被剝削)的生活，但是在過往，既沒有聽聞農民艷羨城市的說法，事實上卻又能誕生當上副總理的陳永貴——然而也并沒有多少人因此而認為陳永貴實現了什么“階級躍升”，他不過就是換個地方為人民服務而已。

　　那個年代于農民而言，如果學業好就去讀高中大學，進而就能進本地機關;如果有手藝活兒，就進城當“自由職業者”(補鍋的、磨剪刀的、緊繃子的、理發的、修腳的、做燒餅的、泥瓦工、木工、電工)，且家里還有自留地。

　　如果想報名支援屯墾戍邊，更是可能改變身份;如果愿意服役，那就入黨提干、成為職業軍人或者轉業到企事業單位。

　　如今，農民要成為“市民”，就得放棄土地經營權。很多農民寧可“暫住”，也不愿意“農轉非”，因為他們有多少人能夠在繁華的都市里獲得一份體面的職業、同時買得起地產大佬們打造的售價百萬千萬的商品房呢?

　　總之，真正的計劃經濟時代，國企職工的0.05%與剩下的99.95%，區別的不過是身份，而不是明顯的待遇。

　　4.

　　從商品經濟豐盈的角度，即便在國家面臨著嚴峻的外部戰爭敵對形勢和外貿封鎖，毛主席依然堅持“發展商品經濟”——這恐怕出乎很多不深究歷史的人的固有印象。

　　真實的歷史是，毛主席的二十七年一直在“斗爭”。

　　他在斗爭什么呢?

　　斗爭某些人在1955年提出的“共產主義建設十年規劃綱要”，毛主席明確指出：“現在的題目，我看還是社會主義，不要一扯就是共產主義！”

　　1958年11月在鄭州，毛主席提出：

　　“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到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

　　以上這段話，那些污蔑毛主席“刻板計劃統籌”的人，引用過嗎?

　　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之前，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召開了足足五次會議(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強力糾左，他是在和誰斗爭?今人壓根有研究過嗎?

　　5.

　　改革開放之后，0.05%與99.95%，又是怎樣一番景象呢?

　　這里不得不提一個許久不言的經濟概念：基尼指數。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通常最大為“1”，最小等于“0”。

　　基尼系數越接近0，表明該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反之，數字越大、越接近于1，則表明該國的貧富差距越巨、階層分化越巨。

　　根據聯合國標準，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警戒線”。以黃金分割律，其準確值應為0.382。

　　今天美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52，非常恐怖。

　　美國上層政客擁著背后的資本，億萬級別地砸錢競選，還對外忽悠這是“美式民主”;下層的黑人兄弟則得提防著別在撿垃圾時被喝大酒的白人警察一槍斃命，還得承受“黑命貴運動”中搶了資本家幾雙破鞋就被資本控制的媒體侮辱為“零元購”。

　　軍委直屬新媒體賬號“鈞正平”，今年10月16日時曾發文《超級大國如今淪為超“疾”大國，罪魁禍首到底是誰?》，文中描寫道：

　　“隨著疫情的擴散變化，數以千萬的低收入群體和部分少數族裔正在疾病、貧困和漠視中艱難度日。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所謂的精英和富豪階層卻尤為得意。全美最富裕的50個人身家接近2萬億美元，較2020年初增加了3390億美元。一場疫情，再次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與血腥暴露無遺。”

　　“政客們總是吹噓，他們有完善的公共醫療保險、最優秀的醫護人員和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可悲的是，這樣的醫療體系卻是為精英而設計，高昂的費用往往令普通人望而生畏。在美國，窮人往往要面臨缺乏工作機會、負擔不起房租等悲慘境遇，貧困因素導致他們在醫療待遇上根本無法與富人相爭。正如《紐約時報》評論指出：‘在數百萬人苦苦掙扎的時候，美國的醫療系統變成了社會不平等的發動機，從窮人和工薪階層身上榨取價值，為已經盆滿缽滿的富人貢獻更多財富。’”

　　前車之鑒，后車之師。

　　批判美國、揭露美國背后的財閥統治實質，于我們而言最重要的從來就不是隔岸觀火地戲謔之圖，而應是警醒自我、審視自我，切莫走上大洋彼岸我們所撻伐的那條道路。

　　因而，說回基尼系數，那么中國呢?

　　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改開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國財產基尼系數為就已經達到0.45;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則顯示，2012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74，2013年為0.473，2014年為0.469，2015年為0.462，2016年為0.465。

　　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是《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給出的結論。

　　還是通過國家統計局的數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國基尼系數均值約為0.16。

　　6.

　　今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2020年全球社會性流動報告》，其中給出了“全球社會流動性排名表”。

　　所謂“流動性”，根據表單的一系列參考指標，可理解為社會階層躍升和降級的動態程度。排名越靠后的國家，通常可理解為底層實現階層升級、成為“人上人”的難度越大，同時“人上人”們降落到底層的難度也越大。

　　排行榜顯示，北歐四國流動性最高，包攬了四強，美國排名第27，在發達國家中居于最后。

　　而中國則僅僅排名第45，很不幸地同兩個被休克療法和國資私有化忽悠瘸了的國家為伍——烏克蘭、智利。

　　這個報告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給出了一個關鍵的說明：社會流動性與社會經濟增長無關。

　　即：哪怕全社會的經濟總量是快速增長的，但如果上層階級的財富累積速度明顯高于社會平均財富累積速度，那么社會流動性會下降，整個社會的階級生態會趨于沉寂、固化。

　　說白了，就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根據這個排行的一系列計分因素，中國能夠排到第45都得感謝一項指標：國民健康，中國達到了80.5分(百分制)，居于絕對的世界前列。

　　這不得不感嘆，當今中國的醫療行業，相比于金融、教育、部分能源和部分基建，恰恰是國家兜底程度比較高、私有化程度比較低的領域。

　　以今年抗擊新冠肺炎為例，國家醫保出手12.3億保障患者免費治、全力救、一經出現陽性則全城零元測核酸——這都是公有制醫療體系為全民健康鑄下的保護傘。

　　但是在其他領域，如教育，中國的教育公平性僅得63.3分，這體現了中國當今教育行業嚴重的不公。

　　報告言簡意賅，中國中心城市和偏遠地區的教育質量完全不是一個層次。

　　必須看到，教育是個人和個人背后的家庭實現階級躍升的最普遍渠道，這條道路一旦堵死，也就是說「知識」一旦成為一種父業子承的私有遺產，或是某一固定群體才能消費購買得起的“特權商品”，那么社會的流動性也就無從談起了。

　　以上海華二初中、上海蘭生復旦中學等為典型的貴族學校，日復一日地“勸退”上不起該校的所謂“低質量家庭”，恐怕正是中國教育僅得63.3分的緣由。

　　恩格斯曾在談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狀況時指出：資本打造的所謂“自由競爭”，實際是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

　　列寧導師在1917年揭露資產階級教育的實質時也曾點明：“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只讓資產階級的子女學到知識……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

　　此前我在評述蘇聯解體過程中的教育私有化亂象時，已有解釋資本滲入教育、妄圖取代國家全民教育體系的惡果（后臺回復蘇聯教育獲取全文）。

　　該報告關于教育還有一份數字：學校內的階級劃分。也就是如果該國大學內所容納的階級越豐富，那么說明社會流動性越高。

　　很不幸，也很現實，中國在這一環僅得31.9分……

　　歷史總是真實的，報告并不夸張。

　　1980年時，北京8所高校進行錄取新生家庭調查，20%是農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專業技術人員;到了1990年，北京錄取新生1.7萬人，干部、軍人子女占比已經達到78%，工農占比僅占21%。

　　至于今天就更不必說了，單單一個「學區房制度」，就已然硬生生切開了一道階級劃分的龐然鴻溝，讓下游底層家庭根本連塔尖的一片灰塵都摸不到。

　　7.

　　世界經濟論壇報告還包括了工資部分，中國的“工資公平”得分同樣低得嚇人：32分。

　　根據2012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數(即將數據由低至高排列，小于該數的數據占總體的比例達到時最終落到的數)：

　　10%：3000元

　　20%：5200元

　　50%：20000元

　　80%：41500元

　　90%：50000元

　　簡單點說，如果你2012年左右月收入4000元，你就已經差不多打敗全國90%的人了——是不是很震驚？然而這就是現實。考慮到這是家庭收入，嚴謹到個人的話還得除以2、除以3。

　　比例大致如下：

　　年收入少于10000元：27.60%

　　年收入多于100000元：3.33%

　　這是2012年的報告，數據多為2011年的統計數據，十年前如此，那么今天呢?有人可能會說，“GDP增長好幾倍，這個工資數據也得增長……”

　　話是不假，2011到2015年，我國GDP增長就達1.33倍，但是由于杠桿等一些壟斷企業的虹吸效應，事實的工資民態絕非如此。

　　舉個簡單的例子，2014、2015年左右，中國互聯網界涌入大批“創業者”，扎堆進入O2O行業，西裝革履、抱著PPT瘋狂融資。

　　然而僅2015一年，汽車、社區、旅游、教育等16個領域近300家O2O公司倒閉關門、近1300家P2P平臺消失跑路——這是成千上萬打工仔的噩夢，卻是圈地跑馬者一夜暴富的“黃金期”。

　　階級的固化、社會流動性的喪失，不僅僅是個道義問題，更是個生產層面的問題。

　　如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均達到一定程度時(任你消費主義宣傳如何蠱惑，窮人也沒錢消費了)，定然發生經濟危機。這和封建社會土地兼并達到臨界點、必會爆發農民起義，是一個道理。

　　跋.

　　最后，不妨再聊聊該營銷號置于末尾的一段贊揚今日屁民生活的話：“你可以自由自在地點外賣，改開時代多么的便利先進！你卻還不知好歹！”

　　該言論真是透露出一種不可名狀的對外賣員的“境遇優越感”。

　　看似是在“同情”外賣員都是悲慘可憐，而以此暗示點外賣的人都是高高在上——因而用以佐證觀點：“你都能點外賣了，都那么高高在上了，你還抱怨社會？你真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說盆友，首先你有什么依據去揣測送外賣的小哥都是身世悲慘?其次，你又有什么資格在外賣員面前自視甚高?

　　今日在高檔寫字樓、互聯網大廠里敲鍵盤的PPT紡織工們，真拿自己白領當皇帝了?真拿一杯35元的星巴克當成優雅通行證了?真拿苦逼加班被壓榨當成奮斗先驅先行者了?

　　同時，對這樣的言論我還想問一個問題：運用發達的網絡科技點個外賣就是幸福了？就是證明今天的時代溫暖滿滿了？

　　那么好，今日不論窮人富人，應都能用得起智能手機吧?華強北一個二手iPhone 8已經只需三位數就能買到了，那么兩千年前的秦始皇有沒有智能手機用?我大嬴政別說沒的手機用，他還沒空調吹、沒電視看——那我是不是可以說，2020年的我之于當下的社會，幸福感、優越性、階級高度和階層排行，都要磅礴于公元前247年的秦始皇之于秦朝?

　　畢竟，我有先進的智能手機用!正如今天的屁民們能享受發達的電子商務和移動支付，于是便可沾沾自喜地睥睨俯瞰三皇五帝、自詡身坐社會高位、對所處時代感恩戴德?

　　真是tmd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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