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當了三十年世界工廠的中國，資本的權力化和權力的資本化結合得天衣無縫，中國人已經近乎徹底地被資本主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所主導。在這樣的世道人間，“毀三觀”的事物俯仰皆是，除非足夠極端，已不再能成為巷說百物語。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富士康女工成為兼職性工作者，還夠格成為一道值得大肆宣揚的“新聞”，喂養公眾們的“道德”觀，并借以審視和判斷一個早已墮落的社會嗎?

　　最近關于富士康“兼職”女工的報道，即便是媒體的炒作，也不過是今天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的一角里的生活寫實而已。讓我們感到意外的并不是這樣的事實和報道，而是富士康工會第一次像樣地站出來說一點“人話”，對媒體的報道進行抗議，好像是要捍衛四十萬女工的尊嚴。但是靠一份指責媒體報道不實的抗議書夠了嗎?我們想要問富士康工會的是：

　　對于日夜生活在富士康圍墻里、分秒不停地在流水線上為跨國資本生產最時尚手機的工人們來說，難道情欲比自殺更可怕嗎?

　　在工人自殺的高峰期，何故沒有看到你們發聲抗議?

　　對于工人的工傷、工資工時、勞動和生活條件等等問題，你們的聲音在哪里?

　　富士康的擴張

　　如要真正捍衛新生代工人的尊嚴，我們必須先把工人們失去尊嚴的根源揪出來，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對全球資本主義競爭、中國發展模式和工人階級的討論。同樣，我們要究根探底，也不能不從微觀層面聚焦于富士康這家擁有一百四十萬員工的全球電子代工廠。富士康的發展歷程，訴說著跨國資本在中國的迅速擴張，以及資本主導時代的來臨對百萬中國工人命運的影響。

　　富士康的名字來源于英文單詞“Fox-conn”，意思是以狐貍一般的速度迅速地連接、組裝電子產品。自1974年在臺灣創立，特別是1988年在深圳建廠以來，富士康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代工廠。僅在中國，富士康就擁有31個生產基地，日夜不停地為蘋果、三星、惠普、戴爾、微軟、索尼、松下、東芝、索愛、佳能、思科等世界頂級電子品牌制造產品。自2010年起，富士康的總收入已占全球電子制造產業總收入的50%以上。

　　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證明了中國在世界崛起，也證明了出口導向模式的創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情況下。它也驗證了全球資本主義正以超乎我們想象的速度進行著資本擴張，一些亞洲資本和國內制造商利用廉價的農村勞動力進行密集型加工制造，賺取巨額利潤，并迅速成長為全球跨國品牌的分包商或次級分包商。

　　這樣一種資本擴張的過程，主要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的。盡管在某些方面仍受到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的約束，但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國家屬性發生了本質的改變，站在了私有化和商業化的企業運作邏輯一邊。這一轉變與跨國資本在海外遷移其生產基地的策略不謀而合：國家主動引入資本(尤其是外資);在沿海地區采取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地方政府爭相為資本積累創造條件。

　　在中國鼓勵外資的政策中，富士康取得巨大優勢，并且在區域性的競爭中也占盡好處。在中國大陸，富士康的生產基地橫跨了四個策略性地理區域：

　　1、珠三角：深圳、東莞、佛山、中山;

　　2、長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寧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

　　3、環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島、天津、太原、煙臺、營口、沈陽;

　　4、西部：重慶、成都、鄭州、武漢、晉城、南寧、北寧、北江。

　　為了能爭取到富士康到當地投資，各地方政府爭相通過其行政體系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礎設施、人才和勞動力等資源。充滿活力的年輕一代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國家當做祭品獻給資本的——在全球資本的權力安排框架下，他們的命運是被確定了的，這里沒有給他們留下有尊嚴地生活的空間。

　　富士康雇傭的百萬工人群體中，改革開放后出生的80后農村孩子占到了90%。這個新生代打工階級，構成了當代中國資本累積的沃土。

　　進入富士康，他們上的第一課就是，“成長，你的名字就叫痛苦。”這是郭臺銘的語錄。

　　工人階級的性別化

　　富士康的百萬工人是新生代工人階級形成的縮影。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同時也催生了一個由二億多農民工組成的新工人階級。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期望和行為方式上有著自己的特點，對工作意義也有著獨到的認識。在生活方式上，新生代工人更傾向于個人主義，更習慣于城市的消費文化，承擔著更輕的經濟負擔，對個體和自由有著更多的追求，工作變換更為頻繁，更多會采取自發集體行動等等。

　　雖然新生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是他們卻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差距，以及更深刻的社會排斥。新生代工人期待自己能轉變為能在城市安居的工人，然而橫亙在他們面前的卻是有著巨大反差的社會現實。生活在“宿舍勞動體制”之下，他們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要么是單身漢，徘徊于城市邊緣;要么兩地分居、家庭隔裂、兒童留守。在物質和精神層面遭遇到巨大的排斥以及隨之而來的反差使工人感到空虛、沮喪、痛苦和怨恨，而這些情緒則進一步帶來工人自我意識的出現并促成他們共同的階級地位的形成。

　　作為“Made in China”形象下的世界大工廠，富士康的用工方式采取了與西方資本主義早期，即工人階級形成時期的主流方式截然相反的形式，特別是在性別化用工的問題上。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在西方資本主義早期，資本家為了擴大對個別勞動力的榨取，以期在投入同樣可變資本之下來實現更多的勞動，于是他們漸次地用“用未熟練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代替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或兒童代替成年的。這一來，他得以同一的資本價值，購買較多的勞動力。”

　　即是說，資本積累的過程建立在勞動力過剩的基礎上，資本家為了更大限度地使用廉價勞動力而開始使用女工、童工等不熟練工人。而在中國的情境之下，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全然相悖的過程。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工廠大量使用易馴服的且靈巧的女工，形成了我們第一代的中國女工。后來，資本為了完成迅速擴張，修建了超大型工廠，如富士康在深圳龍華廠區的工人數量曾一度達到四十萬人。在這樣一種趨勢之下，中國工廠開始面臨勞動力短缺的狀態。雖說跨國資本對溫順、勤勞、廉價的年輕女工有著極度的渴求，但不得不吸收越來越多的男工走上工廠的流水線。

　　《深圳市2012年第四季度職業供求狀況分析報告》顯示，當季度深圳市對男性用工需求為21.32萬人次，占總需求的35.26%;女性用工需求為25.02萬人次，占總需求的41.36%。但實際男性求職約為19.52萬人次，占總比重的54.03%;女性求職約為16.61萬人次，占總比重的45.96%。相較而言，男性用工缺口只有1.8萬人，而女性用工缺口則高達到8.41萬人次(見圖表一)。

　　數據來源：深圳市2012年第四季度職業供求狀況分析報告

　　這一狀況使得富士康員工的性別失調問題極為明顯。根據富士康《2012年企業社會與環境責任年度報告》的數據顯示，2012年，富士康女工的比例為35.3%;男工的比例則為64.7%(見圖表二)。這不是說富士康更愿意招收男工，實則是因為僅僅招收女工已經難以滿足資本急速擴張所帶來的巨大勞動力需求。

　　數據來源：富士康《2012年企業社會與環境責任年度報告》

　　而與此同時，基于跨國資本最大限度榨取勞動力價值的掠奪性本質，富士康的用工年齡越來越年輕化，其中16-22歲的工人數占到40.8%，23-32歲的占到52.5%，33歲及以上的則僅為6.7%(見圖表三)。

　　數據來源：富士康《2012年企業社會與環境責任年度報告》

　　富士康“給的那點工資”

　　男工越來越多涌進工廠、女工比重相對減少的狀況，將現今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剩男”問題帶入到工廠之中。從2010年在富士康廠區調研起，讓我們忐忑不安的不單是工人被逼迫走上自殺之不歸路，也包括一群精神生活極度空虛的底層男工向我們訴說的“沒有錢，工資低，找不到女朋友，娶不到老婆”的故事。這一刻，新生代富士康工人遭遇了中國社會的性別危機。

　　今天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已經出現嚴重偏差，在2012年就達到了117.70，甚至有部分地區高達130。當男權主義遇上“性化”了的商品社會，很多女孩就連出世的機會也沒有了。結果就是，不會有足夠的女工留給資本剝削，也不會有足夠的老婆給底層的男工迎娶。這個現象將越來越嚴重。

　　《財經天下》周刊的記者看到的只是富士康工業區與性市場相關的各行各業，以及部分女工走上當兼職賣淫的“自愿”選擇——為了滿足“過剩”男工生理需求而出現了性市場本就不足為奇。他們沒有看到的是，在工廠園區里、在流水線上存在的大量女工被性騷擾的事件。在第一代女工那里，“給玩了，懷了孕”的事情不鮮見，有這樣遭遇的女工被踢出工廠，肚子一天一天地漲起來，沒有面目回家見父母，結果鬧出自殺的事情來。

　　如今，社會更加“解放”了，在“我的身體我決定”的意識影響下，女工們已經不再把這樣的事看得多么嚴重，“有了，就打掉嘛，醫院就在旁邊，幾分鐘的功夫，幾百塊錢的事兒”，這種意識是很普遍的。婦科診所就成為最大的得益者。一進富士康工業區，滿眼都是診所的打胎廣告;街上巷尾，隨手拿到的都是無痛人流的傳單。

　　整個社會進一步商品化、低俗化、色情化——女性被呈現為只是性的載體，其他一切的社會屬性都被抹殺了。在這種客觀條件下，一些女工選擇了當性工作者，這是“理性”選擇，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真正需要細究的是，為何這一龐大的單身年輕男女群體只能通過這種為“性”服務的方式來滿足自身需求呢?原因很簡單，這些年輕工人的打工收入根本無法支持其在城市過上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以2013年1月份深圳富士康廠區為例，當月工人的平均工資為2120元，而平均支出約為1647元，月均余額僅為473元。再加上廠區周邊物價飛漲，工人以購買力計算的實際收入水平不斷降低。于是，打工生活注定是一種永遠的飄泊、無根狀態。

　　當他們走出冰冷的生產世界，掉進一個時尚消費、凸顯自我的世道人間之時，糾纏他們的是不能回避的生理欲望和空虛的精神生活，頻繁更換性伴侶甚至從事色情業成了對這種尊嚴缺失的生活的填充。而情與欲，這一切注定是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消費性的。

　　尊嚴何價?如果不重視結構性因素，而只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污名化工人，或者反過來，像富士康工會那樣以為工人去污名化的方式來爭取道德高地，都是對工人尊嚴又一次的踐踏。如果跨國資本不支付工人應得的生活工資，國家不創造使工人可以留在城市中成家立業的條件，工會不代表工人去爭取生活工資和在城市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那么，各式各樣的富士康背景就還將繼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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