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多年，富士康夜班加班費一直是每次4.5元。如果要請一天的事假，不是只扣一天的工錢，而是從每月40個小時的加班費中按一天扣除，這樣被扣得更多。而這些情況向廠里的工會反映，他們不理。”

　　昨天上午，在清華大學舉辦的“富士康工會調研報告發布會”上，富士康深圳龍華廠區一位員工這樣說。

　　另一位員工也告訴大家，聽說過富士康集團工會關愛熱線78585，但反映投訴的問題“很少能得到解決”。會費有沒有扣除也不清楚，因為在工資單上沒有反映，“工會舉辦的活動，也是要工人們支付費用的”。

　　據報道，今年2月，富士康科技集團宣布將在美國公平勞工協會的協助下，培訓中國工人投票選舉自己的代表，建立“真正工會”。

　　富士康稱，新的選舉流程將產生更大比例的基層工會代表，管理層將不再插手工會。

　　“一個工會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工會’，不能任由資方言說，我們需要聽到一線工人的聲音，更應該觀察工會在實際作為中能否真正維護工人的利益。”北京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說。

　　工會只是擺設?

　　潘毅介紹，從今年3月15日開始，“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項目組組織北京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師生，在富士康的深圳、武漢兩地三個園區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調查，調研采用問卷與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共獲得有效問卷685份，其中深圳龍華廠區301份、觀瀾廠區200份、武漢廠區184份，以及大量的一手訪談材料。

　　調研發現，只有44.5%的人知道工會會員有選舉和被選舉為工會干部的權利;64.3%的工人不知道集團工會主席是誰，更有82.5%的工人不知道基層工會小組長是誰。

　　調研報告稱，這些數據表明，工會干部并沒有真正履行作為工人利益代表的職責;而如果工人連誰是工會干部都不清楚，又如何能反映自己的問題和訴求呢?

　　調研發現，僅有24.6%的工人認為自己加入了工會，而且只有16.9%的富士康工人持有工會會員證。這一數據與富士康官方宣稱的86.3%的入會率相去甚遠，富士康工人普遍面臨“被工會”的情況。

　　調研發現，盡管富士康舉行工會選舉的消息在媒體上被炒得沸沸揚揚，但事實上90.2%的富士康員工不知道富士康工會選舉的事情。94.7%的工人在過去從未曾參加過任何形式的工會選舉投票。

　　這兩年，富士康發生多次員工跳樓事件后，曾對外宣稱已經建立了集團工會關愛熱線78585。但調研發現，有投訴經歷的人中，56.1%的人反映投訴的問題“很少能得到解決”或“全部都得不到解決”，且有47.4%的人在投訴問題后曾經遇到“老大”(即上級主管)的“打擊報復”。

　　加班時間長、收入低是富士康員工反映的最普遍的問題，這其中，工會在反映工人意見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呢?

　　該調研發現，48.1%的受訪者底薪為1800元甚至更低，有略過三成的受訪者底薪在2200元以上。受訪者在2013年1月的實際收入平均為2421元。這一工資水平與2010年相比雖然有所提高，但與富士康對外界所宣稱超過85%的員工基本薪資將達到2200元的水平仍有相當差距。

　　“工資實際上是明升暗降。”富士康深圳龍華廠區一名員工說，富士康在對外宣稱提高工人工資后，取消了原有的伙食及住宿補貼和部分津貼，加之周邊物價快速上漲，工人真實收入水平并未有實質性的大幅增長。

　　面對工人提高工資的訴求，工會有何作為呢?只有8%的富士康工人認為工會曾經向廠方提出過加工資的要求。

　　潘毅告訴記者，調研人員曾主動與富士康工會代表接觸，“但他們都拒絕與我們交流”。

　　上述調研報告稱，在面對調休、夜班、工資等生產和待遇問題時，工會都以“屬于生產、人資部門內部事務”為由不予介入。工會更像是附屬于富士康的一個弱勢部門，而非工人的組織。

　　“工會只有代表工人，只有工人參與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工會，這該是毋庸置疑的道理。”潘毅表示，通過對富士康工會系統的專題分析可知，一個沒有基層工人參與的企業基層工會，不管其有多么完備的制度設計或多么通達的信息系統，均與普通工人無關，而這樣的工會也注定只會是資方的附庸，對工人來說則只是一個擺設。

　　邁向真正的工會改革

　　據“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課題組介紹，近期，該課題組在廣東進行了考察，對三家工廠(深圳歐姆電子廠、深圳冠星表帶廠、廣州東海橡塑廠)進行了深入的調研。

　　冠星廠(西鐵城)工人2011年停工，成功進行了集體談判，當時被媒體廣泛報道，并推為一個成功的典型。2012年工廠轉型，部分部門面臨解散，工人嘗試要求工會直選，最后未能成功。

　　東海橡塑廠工會已建立多年，工會主席已任兩屆主席，工人不滿他站在資方立場，未能為工人爭取權益。今年1月，廣東省工會后來派出調查組，協助東海工會提前重選工會委員會，重選工會主席。

　　調研組介紹，冠星廠和東海橡塑廠，在工人爭取工會權利的過程中，甚至在工會的日常運作中，都面對著資方的高度介入，這是工會改革的重大障礙。上級工會沒有足夠的力量，給予基層工會及工會代表保護和支持，基層工會的民主權利落實面對很大的困難。

　　調研發現，強資本、弱勞工的結構性缺憾下，工人的爭取通常會遇到資方的強力打壓。然而，工會定位為勞資關系協調者的角色，最終必然與工人的要求出現矛盾，也讓工人對基層工會及上級工會產生失望情緒。

　　調研組表示，東海工會的重選，并沒有帶來任何不穩定，順利過渡，工人對上級工會的積極回應，有一定的正面影響。

　　潘毅說，富士康工人對工會仍然抱有期待，這些期待和建議歸納起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工會應該積極介入工廠管理問題，向企業積極爭取員工權益，并開拓基層參與工會的途徑。

　　“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項目組調研發現，對于怎樣建設“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的制度構想的問題，54.3%的工人認為“工會干部由工人民主選舉產生”，53.7%的工人認為需要“定期進行工會會員大會”，70.9%的富士康工人認為基層工會負責人和代表應該聽取工人意見并向上反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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