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十八大的結束，關于是否“放開二胎”的話題就再次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其中一部分支持二胎政策的放開，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繼續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充足的人口紅利，也同時能夠解決繁重的社會養老問題;與此同時，另外一部分則認為不能放開二胎生育，如果放開的話，中國人口一定會在短時間內出現大幅度的增長，到時候人口對資源的消耗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將會更加突出。從國家層面去考慮的話，人口政策與中國勞動力供給、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解決以及人口性別比等問題的解決是有內在關聯的，從家庭的角度講則人口政策與家庭的發展計劃，家庭內子女可以獲得的發展資源等都有緊密的聯系。所以，從國家的角度討論二胎政策開放與否，跟從家庭角度討論二胎政策開放與否是不同的。但是很多關于能否放開“二胎”的討論中，我們并不知道誰是生育政策變動的真正需求者。一些分析和報道，更是從城市人的角度來指責農村人口的高生育率和低獨生子女率，這顯示出其并沒有對中國農村生育與人口問題最新發展進行足夠了解。從城市的角度講，城市生活的巨大壓力讓多數家庭根本沒有能力再去生育并撫養和教育其長大，因而二胎政策即使開放對在中等城市以上居住的人群生育情況也不會有大的影響。那么從農村的角度看，二胎政策開放是否就會帶來大量新生人口呢?我們不能根據自己對二胎開放政策的簡單理解，就斷定農村的生育數量將會在新政策下大量增加。

　　一、生育面臨的經濟壓力越來越大，農民都不愿意多生了

　　筆者所在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一直從事駐村調查活動，每人每年累積駐村調查時間超過100天。筆者在過去的4年多時間里，到過我國的十多個省份進入駐村調查，農村人口與生育問題也一直是我們關注的焦點。通過對主管計劃生育工作的農村干部的訪談，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省份的計劃生育工作很容易完成，很多地方農村的獨生子女生育率是很高的。當然，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還是存在區域差異的。我們的調查發現，除了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山東等省份的部分地區受宗族結構和祖先崇拜等社會結構和文化因素影響外，全國大部分的農村地區的生育率都有非常顯著的下降。2012年的8月份，筆者到四川成都農村進行了近一個月的調查，發現該村85%以上的家庭都選擇生育獨生子女，而且該村及其所在鄉鎮在近3年出現了人口負增長。據當地主管計劃生育的鄉鎮干部講，他們當地出現的這種情況并不罕見的個案，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的不少地方都存在這樣的生育情況。從人口負增長的角度講，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更快，因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不足而導致的老年人生活不便的問題會更加突出。但是調查中間，村干部和村民的一致反映是，現在多生育一個孩子就要多花費50萬元的成本，這主要是教育、生活和婚嫁開支。在村民們看來，是否多生育變成了一本經濟賬，而不是人口賬，更不是傳統文化的需要。在河南周口農村調查的時候，我們還聽到農民這樣的說法，“生個兒子哭一場?”。這樣的說法，同樣是在人們生活過程市場化和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人們經濟理性日益主導其生育行為和生育偏好的一種表現。

　　1、生育孩子是自己的事情，跟祖先和宗族的關系越來越遠了

　　以前，農民生孩子和多生育都是要延續祖先血脈的，都是在宗族的競爭中出現的。農民認為，只有自己生育了男孩，才算是對得起祖先。但是現在這種觀念是越來越淡了。傳統時期認為的，多生育子女就會更多服氣的想法也沒有了。而隨著，現代文化與科學理念的沖擊，在農村，傳統的生育觀念和文化所能帶來的影響日漸衰弱。隨之而來的是，農民日益感受到養育孩子的巨大壓力，與以前時候相比，現在養育一個孩子的花費更高，以前小孩子不怎么花錢，現在小孩一天都要5-10左右的零花錢。在市場經濟不斷深入農村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支付更多的錢，離開了錢，農村的生活也會比較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能夠明顯地感受到，在當代多生育一個子女對自己意味著多大的負擔。也正是如此，正如上面成都農村居民對多生育一個孩子成本的計算一樣，人們都會在自己家庭的經濟能力范圍內選擇生育一個孩子。

　　2、現在的生育行為是長期變化的結果

　　農民居民的傳統生育行為從建國以來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傳統的生育行為變得更加少見。這種轉變并不是一時出現的，而是一個長期過程的結果。它體現的是，人們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被現代性外來文化與市場思維的改變，這種改變是從中國開眼看世界，或者說是從西方人來中國開始的。因此，現在不愿意生育二胎的農民，即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在將來會變得更加寬裕，但他們仍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生育選擇和實踐。

　　中國社會中的社會現象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與中國本身的快速發展與轉型進程是不可分離的。如果沒有對經驗事實的足夠把握，我們就不可能形成正確的判斷;或是當我們的認識還停留在過去的經驗水平之上，我們對社會發展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就可能視而不見。在計劃生育政策是否調整的問題上，我們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在傳統生育文化逐漸淡化和祖先崇拜不斷減弱的情況下，加上類似平墳運動對人們社會記憶與民間信仰記憶的瓦解，在生育方面的傳宗接代和香火綿延的觀念已經微弱了。替代這些觀念的則是，人們對經濟成就和消費能力的追求，現代社會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消費社會和經濟社會。正是因為農民本身在深刻地體會著當代社會中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巨大的經濟壓力，他們才改變了自己的生育行為。

　　二、二胎生育政策放開并不會明顯改變人們現有的生育行為

　　為什么說，二胎生育放開不會明顯改變人們的生育行為呢?1985年，山西翼城縣獲準成為中國首個“人口特區”。在試點初期，該縣總人口為26萬，約占山西總人口1%;在2000年時，該縣的總人口是30萬多一個點。在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人口的自我增長實現了試點前制定的把該縣總人口控制在30萬人左右的目標。同時，該縣占山西省人口總數的比例也從1985年的1%降低到2000年的0.93%。2000年以來，該縣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接近為零，多年依舊都是很低的生育水平。這可以印證，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可以在沒有計劃生育的情況下實現低水平的發展。因此，現有的生育政策的改變也不一定就會引發人們生育數量的變化。

　　1、二胎生育政策對偏好生多個孩子的地方和個體沒有大的影響

　　我們并不否認，在一定的范圍內，一定的程度上，開放二胎生育會導致一定程度的人口增長，但是這并不足以改變中國整體層面的生育現狀。對于堅持多胎生育的一些區域來講，地區范圍內的亞文化對其生育行為有明顯的影響。比如在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廣東西部等地方，因為這里存在的宗族結構，人們很難在短的時間內停止多胎生育。而對于其他一些個體層面的多胎生育行為，政策改變與否對于生育行為也不會有大的改變。也就是說，現有的已經存在長久多胎生育的地方，在當前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管控政策下，依然繼續著多胎生育。因此，放開二胎生育后，他們仍然會生育跟當前狀況類似的子女數量。而存在于個體層面的多胎生育行為，也不會因為政策的改變而消失。因此，二胎政策的放開并不會對現有的具有多胎生育行為的區域和個人帶來大的生育改變。對于有多胎生育行為的個人而言，二胎政策的放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多子女生育行為帶來的遭受罰款的數額;二胎生育的放開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地方干部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和壓力。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其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而對于傳統生育觀念和實踐相對穩固的地方來說，計劃生育政策的多年實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其生育觀念和行為。我們的調查發現，即使是在有宗族結構、祖先崇拜和偏好男孩的農村區域，其近10年來的生育情況也有大量的變化。獨生子女、雙女戶等也在這類地區日益增多，人們的生育行為更多地開始考慮經濟因素，而非文化與社會因素。

　　2、二胎生育政策對沒有多胎生育的地區和個人也沒有明顯影響

　　以上是對有多胎生育習慣和傳統地區和個體的討論。那么對于原本有過二胎或是多胎生育，后來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不愿意多胎生育的地方，放開二胎生育，是否就一定會帶來生育數量的大增長呢?我認為，政策變更并沒有那么大的效應。放開“二胎”并不會出現一些人擔憂的農民的高生育率，因為他們所處的經濟環境并沒有改變。在面臨很大經濟壓力的情況下，農民的多胎生育會使整個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變得更差。因此，即使二胎政策放開，大多數人仍是只會選擇跟當前階段一樣的生育行為。而其他選擇更多生育的農民也是少數，多數農民的經濟條件并不足以負擔更多子女的撫養成本。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和農村的市場化對降低農民生育水平的貢獻也是不應被忽視的。正是農村自給自足生活的打破和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使得農民開始按照經濟思維來決定自己的生育行動。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實施了近30多年，在這個過程中，農民改變了自己的生活觀念，也認識到了優生優育的重要性。

　　農村生育者現有的生育行為都是跟自己的生存環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其生存環境發生大的改變，其生育行為才會發生大的變化。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人們在傳統生育文化、計劃生育政策、經濟理性思維和現代生育知識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種新的生育觀念。而這些觀念是具有合理性和慣性的，在人們的經濟環境并沒有發生重大改善之前，二胎生育政策的放開并不會改變人們現有生育模式和行為。

　　三、富有者與一般人無法平等享受二胎放開的政策

　　1、一般人受經濟條件的制約而不會在政策放開后增加生育數量

　　如果，大家都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歷史過程有了解的話，大家都會知道，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是最為嚴格的，所謂的拆房、牽豬牛、流產等比較惡性的超生處置手段都是在那個時候出現的。從那個時候往后，中國計劃生育的執行力度是下降的，也就是說計劃生育政策是有所放松的。但是人口增長率在政策執行放松的情況下，并沒有出大增長，反而是下降。1999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8.77‰，而到2005年為5.89‰，而近幾年，這個數值變得更小。類似的，一些人所稱的二胎生育政策的放開很可能在城市引起更加的問題，也都是不夠嚴謹的說法。一些支持放開二胎生育的研究者認為，城市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城市人口養老壓力的快速增加，需要我們通過開放二胎生育以改變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狀況。但是現實是，城市生活者要對新的生育政策進行回應，會更加困難。城市生活意味著更高的成本和開支，而多數中產階級的城市生活者是不敢生育二胎的，教育、住房、醫療等方面的巨大潛在成本將會是抑制其生育意愿的有效手段。他們希望能夠在少生育的情況下，給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教育等條件，而多生育不僅改變現有狀態下，一個子女的生活環境與發展空間，同時將會讓整個家庭背負沉重的生活壓力。我們可以說，現有的城市生活者要比農村居民更加現實，因為他們處在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更多方面的壓力之中。即使，我們的政策對城市的二胎生育保持允許，城市居民仍然不會覺得他們有能力并有意愿進行二胎生育。也就是說，對于大多數城市的中等收入群體來說，政策放開并不會改變其生育行為，因為生育行為是嵌套在城市生活的各種壓力和空間當中的。

　　2、二胎政策放開后富有者多胎生育將會更加多見

　　筆者在多個地方的農村調查發現，違反現有計劃生育政策而出現多胎生育的家庭中，富有者家庭占據70%以上。因此，二胎政策放開將使得村莊內富有者的生育數量發生變化，因為超生面臨的政策障礙沒有了。沒有經濟層面的壓力再加上生育政策的寬松，經濟條件允許的人是會選擇二胎生育的。在政策未能改變的情況下，一些富有者就存在多胎生育的現象，而若是政策開放二胎生育的話，富有者的多胎生育行為就會有了更多的便利。當生育政策的放寬只是引發了富有者多胎生育的出現，那政策的改變一定會引來人們的批評。這樣的話，在一般經濟條件的家庭看來，計劃生育政策的改革就更多地為富有家庭的生育提供方便了。

　　四、政策應追求實現公平與正義

　　如果以上分析可以成立的話，我們會發現：放開二胎的話，政策實施后的效應也只是在一小部分社會群體得以體現。而對多數人來講，生育政策的改變并不會使其生育數量發生變化，而這一點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可能都是相同的。當然，當這個政策的結果只是對富有者有利的話，該政策的公平性與正義性就面臨考驗了。當人們質疑計劃生育政策改變是為富有者生育開路的話，那么政策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就受到挑戰了;而其背后也可能會隱藏社會發展的不和諧因素。

　　我們的政策制定者不僅要考慮，一個政策是否能夠實施或者是實施的時間是否合適，同時還要考慮到，這同樣的政策實施后對不同經濟層次的人們將會帶來何種不同的社會結果。當政策遭受金錢邏輯而發生改變時，政策的實施對于富有者更加有利的話，那么政策的執行和實施就會缺乏堅實的群眾基礎。針對不同區域的生育情況，我們可以采用不同的生育政策;對于不同經濟層次的群體，政策實施也應該使其能夠受益。政策應該在更廣大社會群體的范圍內實現公平和正義的社會效益。

　　即使是在當前的計劃生育政策下，因為不少地方將計劃生育的控制工作轉變成了收取社會撫養費。在計劃生育變成收取社會撫養費的情況下，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是無法負擔社會撫養費的家庭，而不遵守計劃生育的則是家庭經濟狀況較富有的人。像在河南和山東等地，超生一胎將會被收取6萬元左右的社會撫養費，當經濟貧困者無法繳納社會撫養費因而不能生育二胎，而富有者因為能夠繳納社會撫養費而可以進行多胎生育，那么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居民看來就是很不公平的。只有這種公平是不因經濟差異而一致的時候，這樣的政策才能夠真正實現公平和正義。

　　生育政策上的公平與正義，不僅涉及我們的政策是否對計劃生育當事人是否公平和正義，其還意味著，公共政策應該是整個社會范圍內樹立起公平與正義的標桿，要倡導一種公平和正義的社會風貌。去年發生在陜西安康的孕婦引產事件，引發了人們對計劃生育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巨大不滿，計劃生育工作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若當事人的家庭狀況要是較好的話，當地的計生部門也就不會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了。當出現同樣的超生和違規生育事件，而受到處罰的只是無背景、無關系和家庭經濟較差的家庭，那么我們公共政策的良心會在哪里呢?我們公共部門工作人員的社會道義又會在哪里呢?平等對待與一視同仁，不光是計劃生育工作需要堅持的一個原則，同時也是我們弘揚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基本手段。

　　(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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