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校車18幼童死難之問：能否開行公共教育班車？

云淡水暖


新華社報道“16日9時40分許，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榆林子鎮西街道班門口發生一起交通事故，該鎮幼兒園接送校車被撞，目前已經造成20人死亡，其中18名為幼兒園兒童，還有危重2人，重傷10人，輕傷32人。”

目前事故原因基本查明，該幼兒園的“校車”名不副實，用9座面包車拆掉座位改為“無座”，擠進63個幼兒和老師。在嚴重超載的情況下，校車居然還敢逆向高速行駛，與同樣亡命高速行駛的自卸車相撞，釀成慘劇。

后續報道透露，慶陽市委目前已經將正林縣的兩位主管副縣長和交警隊長停職。但18條生命消失，18朵花兒凋謝已經無可挽回。

“校車事故”在全國絕非首例，絕非個案，前不久北京電視臺播送了一個案例，北京近郊門頭溝區的一個無證民辦幼兒園的“校車”，接孩子下車時疏于管理，將一個3歲幼童活活悶死在“校車”內，而更多的幼童被活活悶死、烤死的案例也屢見報端。但是，已經發生的案例未能改變方方面面的麻木不仁和熟視無睹，終于釀就甘肅正林縣的慘劇。

北京近郊的幼兒園與甘肅小縣城的幼兒園發生同樣的慘劇，必定有其社會共同點。

北京近年來還出現了另外一種怪現象，市區的孩子上幼兒園越來越困難，家長們心急如焚，奔走呼號，結果相關方面一盤點，發現原先已經形成的教育、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大辦托兒所、幼兒園的局面被幼兒教育的市場化改革和事業、企業單位的后勤市場化改革砍掉，幼兒園學位大量減少，僅剩下少量的教育系統公辦幼兒園，成為稀缺資源。溫家寶總理曾經有指示，要求恢復原有的單位、企業辦幼兒園，緩解幼兒入托難問題。

這個問題延伸到幼兒園“校車”的災難事件，媒體和專家們公認這些“校車”的災難都來自民辦幼兒園。再延伸下去，就不得不提起教育的市場化改革，在教育市場化改革中，幼兒教育是首當其沖被邊緣化的，因為幼兒教育的定位模糊，沒有劃在“義務教育”的范圍，由此一來，在專家們的“頂層設計”下，本來就急于把教育交給“市場”的決策者，樂得最先把幼兒教育甩出去。

公辦幼兒教育萎縮，民辦幼兒教育填空，民辦幼兒教育的目標是盈利（連公辦幼兒教育也日益向錢看），不是當“雷鋒”，虧本的生意誰干？在節約成本、爭奪生源欲望的驅動下，一邊承諾提供“校車服務”，一邊盡量降低“校車”、老師、保育員等方面的開支，安全保障與成本打架的時候，自然讓位于成本，9座面包車坐60多人就這樣出現了。

人們憤怒于三公開支的龐大和幼兒園“校車”的窘迫，是自然而然的反應，中國這些年的財政收入據說是“歷史上最高”的，但教育支出卻始終未能達到GDP的4%，是人們憤怒的來由之一，但即便教育支出達到了GDP的4%，恐怕大都還是要保證義務教育，比如貧困山區的孩子上學，連一頓午飯、一間廁所都是奢侈品。即便有“校車”一說，也當先保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而已經交由“市場”處置的幼兒教育恐怕尚難涉及。

在看看在各地的“校車”事故中逝去的孩子們，清一色屬于“弱勢群體”的后代，蓋因為他們的家庭只能負擔得起收費相對“低廉”（相對于這些群體的收入和物價，收費的水平已經接近承受的極限），入院門檻相對低的民辦幼兒園。權勢、財勢已經冷酷地將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各地都有一些林林總總的專門為富豪、賢達家庭開辦的貴族幼兒園，特點一是“雙語”，二是昂貴，三是奢侈，要么是家長的豪華轎車接送，要么是夠標準的、名副其實的舒適校車來往，自然沒有被悶死、60幾人擠入9座面包車的慘劇。

“經濟學泰斗”吳敬璉說得好，市場是一支“看不見的手”，但這只手做的事情是看得見的，市場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是錢，在金錢面前講“人人平等”，事實上是天然的“人人不平等”，窮人的孩子坐得起的“校車”與所謂“上流社會”孩子乘坐的校車不可能平等。

草民以為，由政府為每一所幼兒園、學校馬上配置校車目前恐怕有一定難度，如果可能的話，不如在各地開行一種專門針對小孩上學、上幼兒園的公共汽車，設立專門的接送區和乘務員，家長、老師在接送區交接孩子，乘務員負責孩子在車上的乘坐和安全事宜，孩子的身上佩戴區別接送站的標牌，下車、上車地點可以設在各個學校、幼兒園的門口甚至學校、幼兒園院內。

公共教育班車的購置和運行費用，理所當然地應該由政府承擔，政府還應當規劃幼兒園的開辦地點，便于公共接送班車的開行和停靠。當然，這也面臨一個難題，有的地方（包括富裕的沿海地區）的公共交通實際上已經私有化或者半私有化，有些地方政府已經習慣于借“市場”甩財政包袱，開行公共教育班車需要投入人力、財力，會令他們感到不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