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遲到的反思——中國的老師，你該往哪里走？

       在正式展開之前，我想交待一下：本人只是沾了老師的光，并沒有達到人民心中老師的標準，我不是一個有水平的老師，更不是一個算得上高尚的老師，從來都沒有什么獨樹一幟的成就，在教師節的慶祝中，是可以被忽略的一類。

      我大致看了一下近兩天的網上評論，幾乎很難找到比較理性的文章，絕大部分文章都是批評性的，甚至是辱罵性的，我內心很痛，到底是老師錯了，還是學生錯了，抑或是家長錯了？如果大家都認為自己沒有錯，那到底又是誰錯了？

     在我剛剛讀書的近代，是一個很窮的年代，我們不用交學費，也沒有幾本書可發，讀書不是負擔，自然對于老師的責罵也決不會集中在錢的問題上，那個年代，即便是家里有點好吃的東西，我都愿意送老師一份，我從來都沒有感覺到老師對我有什么剝削感，然而，好事并沒有堅持多久，隨著時間地推移，后來大家慢慢都致富了，錢也多起來了，讀書慢慢要由自己掏腰包了，罵聲也就隨著交費的上漲不斷上漲，在這些罵聲中，沒有多少人明白他們所交的錢是流進了老師的口袋還是流進了國家的帳戶，即便你老師只拿了應得的工資，你也同樣會被記入學費的“剝削者”名錄中，“錢”成了老師挨罵的第一要素，我這樣說，可能有很多人還是不服，因為社會上的確是有很多老師拿了學生額外的資費，我不排除這部分的規模也許還比較大，但我可以肯定，這部分人占老師的整體比例是很低的，象我一樣的大量的基層教育工作者是沒有任何機會直接接受學生好處的，哪怕是一筐水果，我都拒絕接受學生的送禮，這不是我比別人高尚，象我這樣的老師還很多很多，他們不應當成為大家口水中的犧牲品！

       當拋開錢的問題，再審視教師隊伍本身的問題的時候，我也有過很多思考，無良老師和無德老師的的確確是大量存在的，這一點是遭受社會批評的第二主因，“教授”被稱為“禽獸”決不是無中生有的事情，現象決定印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火辣辣的，沒有任何群體可以游走于社會公德的標準紅線之外，教師是一個社會道德標準要求更高的行業，你選擇了它，你就必須用更高的條件來約束自己，你選擇了它，你就必須承受更多的民意壓力，因為你面前的群體是學生，這是一群需要用道德教化的群體，是一群需要感受崇高理想的群體。人類社會的進步從某種意義說是師道的功勞，不然怎么有“人類文明的工程師”這一說法呢？我是生活在高校這個區域的從教人員，也許對整個教師隊伍未必全了解，但據我目前的觀察，我認為，教師的整體形象要比網絡批評中的內容更加正面，也許我這樣說很多人都不服，我再退一步講也許更好接受一點，與目前社會整體的道德文明相比，教師并沒有淪落為社會的渣子，她們不應當承受過高的批評壓力，我自己不算高尚，但我可以肯定地講，有許許多多的老師是值得尊敬的，我過去的老師在我的心目中就從來沒有褪色過，他們到現在都是我崇拜的對象，他（她）們的愛讓我終生難忘，他（她）們都無愧于社會，無愧于學生。

       說完與老師直接相關的兩個原因以后，我想老師挨罵還有更多的社會原因，這些原因，我不知道去怪誰，怪政府的話，教育部會下我的崗；怪家長，學生會罵我的娘；怪西方，似乎也沒什么道理，他們并沒有強迫我們接受他們的理念。中國是個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也有幾千年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老師的形象真正大滑坡是近二十幾年的事情，并且滑坡之快令人難以置信，幾乎從我大學畢業以后，我就感受到了社會對于教師的反作用力相當的大，后來隨著自己的不斷成熟，也慢慢找到了一些個中原因，所有這些原因歸根到底又是一個原因——文化的被殖民化。下面我想簡單講幾個例子：

       金錢文化：幾千年來，中國人就不屑于談錢，所謂的“錢乃身外之物”足見中國人內心對錢的躲躲閃閃，不管你是窮人還是富人，中國人都在公共同場合表現出特別的清高，內心怎么想很難一概而論，自從三十多年前，中國主流媒體開始以西洋文化教育國民以后，我們看到的是美國人不怕談錢，站在拳擊臺上打得頭破血流，他們理直氣壯的聲明就是為了錢，任何人與人之間在錢的問題上都是直來直去的。這樣的對比讓中國人在一個時期內比較不適應，但是，有一個關鍵名言解開了中國人對金錢文化沖突上的死結，他只用了一句非常簡單的話：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是一句影響幾代中國人的名言，也是一句打破中西方文化界線的驚世之語，有了這句話壯膽，中國人開始由羞澀到逐步試探，再到大膽嘗試，最后到肆無愷憚，放眼看一下當前的中國，西方社會已經由“錢的奴隸”變成了“錢的圣身”，而中國則由“錢乃身外之物”變成了“錢乃萬能”。本來一對沒有美丑之分的文化差異最后演變成了文化互溶后的“罪惡”，原來還只有那么一點亦真亦假的金錢虛偽，現在則完全變成了毫無道德價值判斷可言的金錢崇拜，西方用一種不成熟的文化實現了對另一種文化的罪惡化改造。這種金錢至上的觀念毫無疑問也侵蝕了教師這個群體，也侵蝕了學生這個群體，有時在老師與學生之間相互傳導，最終誰對誰錯則很難分清。

       個性文化：中國自古就有“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的說法，言下之意是強調合作之力量，新中國成立以后更有一首好歌名曰：《團結就是力量》，這首歌更直白地告訴中國人團結合作的重要性，這都是中國集體文化的經典概括；然而，在西方，由于其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私有化時間的長久性，人與人之間個性化發展相對較強，彼此間干預較少，即便是家庭成員之間亦是這樣，尤其是美國的體育文化模糊了很多中國人的雙眼，近三十年間，“個人主義”成了中國主流媒體宣傳西方人個性張揚的代名詞，實際上并非那么回事，是中國人自己放大了事物的原有屬性。伴隨著“個人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宣傳和中國私有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式個人主義”登臺演出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式個人主義”高速膨脹的年代，而后一發不可收拾，這樣的個人主義破壞了中國一切領域的合作關系和團隊精神，從政治到經濟，從政府到企事業，從文化到體育，無不充斥著個人主義的喧囂。教育事業中的個人主義也是相當盛行的，教師之間講個人主義，學生也講個人主義，學生對于個性張揚的要求甚至超越了對老師的基本尊重的需要，由此產生的師生矛盾由校內漫延到校外，由師生之間演變成家長與老師的矛盾，甚至是惡性沖突，每一次沖突都會在社會留下深深的痛苦，每一次沖突都是整個社會的傷痕，都是一種仇恨。

        競爭文化：毫無疑問，我個人是非常贊賞這種文化的，西方國家將競爭文化演繹得非常成功，也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競爭環境，而這種好的文化到了中國就變味了，為什么呢？中國文化的傳統主導思想是隱而不露，不主張公開競爭宣言，似乎會打破中國慣有的謙恭，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用一種社會主義方式為所有中國人打造了一個完全平等公開透明的競爭環境，中國人經歷了將近三十年無私的競爭歷程，在競爭中實現了中國各個行業的基礎建設和事業創新，打造了共和國的事業基礎，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中國設計了一個模糊的制度怪胎，整個社會處在虛無主義的信仰狀態下，所有的公平環境都被打破，所有競爭的平臺都失去了公平的基礎，在教育活動中，也設置了眾多破壞教育公平的劣性機制，眾多弱勢群體成了這種不公平競爭的犧牲者，他們并沒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虧損來自何處，最后簡單地歸咎于教育行業本身和教師身上，他們大多數人不會認真探究政策的根源在哪里，罵教師也是解恨的渠道之一。

      禮節文化：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按理說在人文禮節方面不存在大的問題，然而，實事求是地講，這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差距巨大，我認為中國近幾十已經將傳統的孝義廉恥忘得一干二凈，將基本的做人禮儀也已置之腦后，中國被形容為處在五千年最缺德的時代，這樣一個五千年最缺德的時代不可能有好的禮節文化，長幼之間、師生之間、上下之間、人人之間的基本禮節幾乎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我行我素，坐公車的一窩瘋狂擠，上車后的搶位置，不給婦孺老殘讓位置還能講出千萬理由，稍有不順便罵罵咧咧如同老虎要吃人，動刀子、揮拳頭成為社會常態，小伙子打婦女，年輕人打老年人也屢見不鮮，我不排除一些非禮儀現象在發達國家也是存在的，但與中國相比則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所以，毫不客氣地批評政治亂象帶來的社會亂象沒有中西方之分，人類在做人的基本道德禮儀方面是有共性的，中國必須回歸中華民族的常規禮儀綱領。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老師本身就是禮儀缺失的犧牲者，即便你做得非常的出色，你也未必能得到新時代叛逆兒的回報，我這樣說絕無否定年輕人之意，他們的心靈也是社會的縮影，責怪他們沒有任何意義。

       信仰文化：從歷史上看，我認為中國人的信仰大致可以分為幾種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人的信仰主要有皇帝、儒學、宗教、迷信。這里我把迷信也列入中國人的信仰當中，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在很多底層中國人當中，他們不懂宗教，迷信就成了信仰。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中國有兩個信仰，分別是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后三十年就只剩下一個信仰——金錢。美國人的信仰自建國以后就是固定的：資本主義、金錢、宗教。這三大信仰伴隨著美國的整個發展過程，非常的穩定，有最廣泛的信眾，這就保持了美國的完整性和強大的意志力，只要到了美國，你就會迷戀于這三大信仰，少數人除外，因為，如果離開這三點，你在美國就不可能活得很好，也不可能成為主流，這三大信仰對美國人來說不僅僅是生存的需要，而且還是美國人凌駕于世界他國人民之上的心理依靠，他們會直白地表達自己的這種信仰，并堅定地向世界推銷這三大信仰。美國的三大信仰，從整體上看并非完全值得推崇，但是，美國人做得非常堅決和穩定，所以，體現在國民信仰上的力量就會在國家意志中得到體現，最后表現出來的是強大的綜合國力。反觀中國人的信仰變遷不能不說令人遺憾，中國人的信仰表現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整體性和穩定性，從來沒有一種信仰有超過80%的人口信眾，今天的中國，甚至沒有一種個傳統信仰的人數超過中國人口的10%，只有“金錢”這個信仰占據了成人人數的99%，然而，這種單一性的金錢崇拜又能產生多少正面作用和多少負面作用呢？如果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處在一種缺失信仰的狀態，你認為兩者之間會有真正的共鳴嗎？不可能。共同信仰是雙方的最好平臺，沒有一個平臺，就無法判斷誰高誰底，誰對誰錯？

       實事求是地講，我現在非常擔憂，只要教師節一年不取消，教師們年年都要面臨社會的共同審判，我不知道當“教師節”演變成“鞭師節”以后，誰將是這個社會的最終勝利者？誰又能校正中國這條駛向遠方的大船？

中南大學孫錫良悲鳴（轉載須署名）2020年9月10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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