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于人類社會發展劇烈變動的歷史時期,國際國內都面臨著復雜的矛盾和危機。以金融壟斷資本為主的國際資本對我們的打壓,使我們過去多年來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向型經濟面臨全面轉型,必須向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大循環為輔的雙循環格局轉變。這是我們回避不了的歷史任務。
一、實施國內大循環為主戰略是大勢所趨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在面臨歷史性轉變和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如果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就必須完成以下四個方面的戰略性轉變:(1)由私有化向公有制為主體的回歸。這是所有制結構即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是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回歸。(2)由市場決定一切向強化國家計劃調控的回歸。這既是個國家的宏觀管理體制問題,同時也是資本要與黨和國家爭奪領導權的政治問題。(3)由國家經濟主權缺失向收回完整的國家經濟主權的回歸。這既是國家的獨立主權問題,也是社會主義回歸的先決條件。(4)由國際大循環向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大循環為輔的發展戰略的回歸。要區別正常的對外貿易與資本自由輸入控制我國金融和產業經濟主權的問題,必須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這四個方面的戰略性轉變是一個缺一不可的整體,必須相互協調地全面推進。
那么,為什么必須調整國際大循環向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大循環為輔的戰略格局?這是國內外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結果。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認為我國經濟總量的增長,已經威脅到美國的霸權地位,這使得他們寢食難安,于是從多面對我進行打壓。另一方面,美國的金融霸權導致自身經濟的去工業化和金融化、虛擬化,其寄生性和腐朽性也在不斷侵蝕自身的信用和霸權地位。這樣的發展趨勢必然導致美帝國主義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對我國經濟發展進行強力打壓和破壞,甚至強行與我國經濟脫鉤,阻斷我國產業升級的發展勢頭。
從國內形勢看,過分地依賴國際大循環,已經造成我國部分產業經濟和貨幣金融領域主權的缺失,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依賴性加大。要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擺脫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勢力的控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的社會主義方向,加快產業結構升級,保證實現全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偉大目標,就必須盡快轉變高度依賴美國和西方金融壟斷資本的局面,由國際大循環的發展戰略,回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大循環為輔的發展戰略上來。
二、分散的小農經濟
不足以支撐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
在囯內,帶動經濟發展的原有的動力源己近枯竭。例如靠房地產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以大批廉價農民工進城打工為主的生產方式、以資本粗放擴張為主要的發展模式,都已成為強弩之末,已經難以為繼了。而過分強調城市化進程又使農村名種生產要素大量流失,農業長期處于小、散、低的小農經濟狀態,使國內大循環沒有穩定的基礎和旺盛的消費帶動。
從戰略層面看,未來能夠帶動我國經濟在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長期建康發展的動力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由國有經濟引領帶動我國工業化的向高端制造業發展的產業升級,另一個是在重建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基礎之上的鄉村振興。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披露的數據,我國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極低收入人口還有5.6億人,月收入1000至2000元的低收入人口3.1億人,兩者相加達到8.7億人。而這些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村人口。從根本上說,國內經濟大循環必須建立在這些人口的收入增長和消費水平提高,即富裕起來的基礎之上。只有八億多億農民的增產增收,才能活躍我國的消費市場,消化已經過剩的產能,使我國經濟轉入內循環為主的健康發展軌道。
那么,現在的農村經營體制和產業化水平能夠滿足這個要求嗎?顯然是不行的。這是因為,由于我們長期偏離了微觀層面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弱化甚至放棄了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的功能,使我國農村經濟陷入小、散、低的小農經濟格局,成為制約我國農業經濟和農村現代化的痼疾。
所謂小,是指家庭土地經營規模小,分割細碎,就是從專業農戶的角度看,都形不成規模效益,導致農業生產的副業化和土地權益的基本保障化。
所謂散,是指承包經營農戶向完全獨立的市場主體轉化,獨立面對市場風險。這等于拆分了原來的產業體系,把原來的產前、產后的各環節都拆散并各自市場主體化了,使小農戶在流通、加工等環節也要面對商業資本的盤剝,造成產業鏈條的無組織化和被社會資本撐控,農戶各自為戰,形不成產業規模和全產業鏈的組織化,沒有仼何競爭力。
所謂低,是指農村、農業產業結構低端和生產方式落后。由于農村生產要素長期被城市吸納轉移,農村村莊大面積空殼化,人口老齡化,本土性產業發展萎縮,加之普遍存在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和體制,使農民不但失去城市工業的引領和反哺,反而受到城市資本的剝奪。
三、構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體制
是國內大循環的制度保障
我們要發展什么樣的農村集體經濟呢?是以社區集體經濟為基礎、產業化組織體系為主干,并與城鎮國有經濟融合發展的新型集體經濟。2021年春季,我在貴州畢節地調研時,曾經提出應該探索和總結農民的兩種組織化和建立縣、鄉、村的城鄉大三級體制問題。所謂農民的兩種組織化,一種是重建以鄉村社區為載體和邊界的社區集體經濟組織。他們叫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這一組織形式存在的法律基礎是憲法規定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社區集體是集體所有制的組織載體。另一種是建立按產業化發展需要整合起來的產業化組織體系,這是一種產業的組織化。這一產業化組織體系應包括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鄉鎮層次的產業聯合組織(如聯合社、總公司之類)和縣、市的地方國有涉農組織,包括地方國有的農業產業龍頭企業(集團)。只有通過多種組織形式的體系化整合和聯合,才能形成現代產業化大農業的整體優勢。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縣、鄉、村的城鄉大三級體制,通過發揮縣、市的政府統籌功能,實現縣城經濟城鄉融合發展的一體化新局面,徹底解決農業的小、散、低和城鄉二元結構和體制分割的經濟和社會痼疾。
這種新型的集體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鞏固,在政治上一定要高度依賴黨的正確領導和政府的統籌調控功能,絕不能不負責任地推給所謂的“鄉賢”們來主導,也不能完全靠市場機制來決定一切。只有把黨的領導、政府調控和市場機制結合起來,才能在新體制的基礎上形成合力。
四、依托集體經濟體制
開展農村三大改造是國內大循環的物質經濟基礎
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表現為三大改造:一是對分散的小農經濟進行全面產業化升級改造,實現產業化的規模效益;二是進行大規模基本建設和綜合性國土整治改造,盤活土地資源,完善配套設施,修復生態環境;三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城鄉一體化”思路,對傳統農村社區進行改造,全面提升生產、生活和生態環境水平。
1.只有集體經濟才能發展現代產業化大農業
就整體而言,產業化是現代化大農業的根本標志和方向。一些地區的城郊型農業、都市型農業、觀光休閑農業等等,都是農業產業結構在局部地區的特殊形態,不可能取代產業化大農業的基礎性地位。而產業化大農業的基本特征,就種植業而言,一是要有規模化的大生產基地,形成產業規模;二是要有向包括加工業延伸的完整的產業鏈條,形成產業優勢;三是要有依托主導產業向相關產業的拓展,使產業結構高端化。因此,農業的產業化發展是由小農經濟向現代化大農業轉變的必然趨勢。很顯然,我們實行家庭分散經營以后,由于過分強調“分”的功能而弱化甚至放棄了“統”的功能,不但在生產領域小農化了,更重要的是把產業化鏈條打散了,因而農業產業化的這幾個特征都被破壞了。不論是“戶自為戰”的家庭經營,還是“村自為戰”的合作社,都不能形成整體上的產業優勢。沒有鄉鎮層次乃至縣、市層面的產業聯合組織,現代農業的產業化組織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過去雖然有人曾提出過“公司十農戶”的產業化模式,但那是一種社會資本掌控農戶的發展方式,在多年的實踐中己經證明是難以成為具有代表性普遍模式。原因在于我國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制約著土地兼并進程,使資本下鄉改造農業困難重重,難以構建產業化大農業成熟的經營體制和機制。
2.只有在集體經濟體制下才能開展大規模農村國土整治和基本建設
這種大規模的國土整治和基本建設不同于歷史上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而是包括各種生產生活類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修復、山水林田綜合整治和傳統農村社區改造升級的綜合性工程。此類目標可以為幾大體系:一是為農業產業化配套服務的生產型基本建設體系。二是為城鎮化和農村社區改造配套的道路、水、電、氣、暖等基礎設施和教、科、文、衛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體系。三是對傳統農材社區進行城鎮化集并改造的新型社區建設體系。四是圍繞生態環境和生態修復展開的生態環境建設體系,包括耕地、山場、河湖、林地、濕地等空間的全面整治。通過這些基本建設全面提升廣大農村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水平,全面實現鄉村振興,使其成為國內大循環穩固的經濟基礎。
3.對我國傳統農村社區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是一個回避不了的歷史性任務,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課題
我們不能再延續讓農民大批涌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而是應該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實現本土性的農村城鎮化改造,實現城鄉的均衡發展。
建立均衡和諧的城鄉關系的一個大前提是社會生產力在城鄉之間的合理布局,而不是把所有的產業項目都往大中城市布局。因此,要圍繞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需要,把相關產業項目在縣及縣以下的鄉鎮地區合理布局。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村的城鎮化轉型有堅實的產業經濟基礎。
建立均衡和諧的城鄉關系的另一個大前提是必須有農村集體經濟的體制支撐和組織載體。這種體制支撐和組織載體既不是資本主導的公司加農戶,也不是各類真真假假的專業合作社之類,而是以村級集體和鄉鎮聯合為基礎的城鄉融合、集體與國有聯手的城鄉大三級體制。
這種依托集體經濟體制才能進行的大規模本土性城鎮化和村莊改造,要把各類二三產業園區建設與城鎮化社區建設,各類農業科技和服務型園區與新農村社區建設進行一體化整合,避免發展中重新出現園區與社區分兩張皮,形成新的二元分割體制。如目前普遍存在的產業園區土地被征后就成了獨立王國,與當地農村發展就失去了關聯。只有在新型集體經濟體制下和城鄉融合發展中逐步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為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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