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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建洲:談談農民如何走集體化道路實現共同致富問題

余建洲 · 2021-09-16 ·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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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南街村,走毛主席開創并極力的推行集體化道路,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豐堡壘作用,充分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帶領農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讓農民共同致富、實現鄉村振興的可靠途徑。

  

  小崗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全村糧食產量翻了一倍,然后就在原點徘徊。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時間里,肚子雖然吃飽了,可是腰包卻仍然是癟的。時任小崗村黨委書記沈浩帶人到南街村參觀學習以后,小崗人表示:要學習南街村,努力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

  小崗人的狀況,展示了農村大包干以后的真情實景。他們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學習南街村,走毛主席開創并極力的推行集體化道路,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豐堡壘作用,充分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帶領農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讓農民共同致富、實現鄉村振興的可靠途徑。

  一

  只有客觀公正地面對歷史,才能正確地開創未來。我們不可以將小崗大包干和前三十年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對立起來,更不能用小崗大包干包的成績去否定前三十年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

  一些人總是用負面的內容,去評價前三十年的農業。如:

  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陳文勝,在 “必須從黨史的高度看小崗村的歷史地位”一文中說:“實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崗村迎來大豐收,整個生產隊糧食總產量達13.3萬斤,相當于1955年至1970年產量的總和。”

  當時淮河流域主要種植麥類、玉米、高粱、山芋和豆類等旱作物。這幾種作物的生長特點是耐旱耐貧脊,只要不是特別干旱,就是一點肥不下,田間管理再粗放,將各種主雜糧平均,畝單產平均應該不會低于80斤。根據有關資料,1978年小崗不叫村,叫生產隊,那時全隊實有耕地312畝。如按常規平均畝單產最低80斤計算,小崗村那時的年平均總產至少應該在25000斤左右。

  然而,根據文中內容,小崗村1955年至1970年總共15年中,每年總產平均僅為8887斤,每畝單產僅約28、5斤。形成小崗村的這個產量數據,除非是在這十五年中,毀滅性的自然災害影響了8——10年,造成顆粒無收,另外的5——7年中,還要有一半以上的年份還因自然災害嚴重減產。事實上,即使是在史實上公認的1960——1962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期間,在淮河流域也沒有出現可以讓農業全年顆粒無收的年份,這個數據的真實性存在很大的疑問。

  在該文中,他還列舉出這樣的對比數據:“到1978年,全國居民的糧食和食油消費量比1949年分別低18斤和0.2斤”。

  這個對比情況在說明,打倒四人幫后的第二年,在全國工農業生產都已進入正軌的形勢下,農業生產出來的糧油人均數竟然還低于解放前1949年!從歷史看,1949年全國長江以北解放戰爭還處于掃尾階段,新生人民政權沒有全部建立,各項工作并沒進入正軌。長江以南國共雙方還正打得十分激烈,絕大部份地區還沒有建立人民政權;國民黨政權體系在土崩瓦解中,政府職能十分混亂。他的這個用于對比的1049年的全國人均糧油數字是從哪里找來的?為了證明小崗人大包干的成就,難道還能用打倒四人幫以后的第二年的農業生產,不如解放前的事例去證明嗎?打倒四人幫以前呢?不是應該更不如了嗎?

  實際上,持這種看法的人,無視了在那個年代,占全國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工人、學生、商業職員、國家公職管理人員、解放軍戰士、還有城市居民,吃糧從哪里來?還有大量的像小崗人這樣,農業沒搞好的地方的農村人口,吃的返銷糧從哪里來?如果全國農村都像小崗那樣,那個時期我們國家會是一種什么樣可怕的凄慘局面!

  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那個時期,全國大部份地方的農村,并不像小崗那樣收不到糧食,不少地方生產搞得還是比較好,糧食能自給有余,他們除去自己有飯吃,還供養了全國大量非農業人口。

  以江蘇為例,建國初期,蘇北地區水利設施缺失,水旱災害頻發。并且淮北和沿海地區大部份地方鹽堿濃度大,三天無雨便鹽堿淅出結晶白花花一片,若遇超過十天無雨,莊稼根本無法正常立苗生長,嚴重的造成絕收。

  繼淮河治理取得成效之后,江蘇舉全省之力,于六0年動工興建江都水利樞紐,以及相關使用配套工程,歷時十年,到六十年代未基本建成。

  隨著工程陸續投入使用,工程效益逐漸顯現出來。里下河地區,沿海地區和蘇北地區,做到旱能灌澇能排,徹底消除了旱澇災害,實現旱澇保收。鹽堿地區有了充足的淡水溶解沖涮,徹底根治了鹽堿禍害,包括那些寸草不生的特重鹽堿荒地,都改造成了麥稻兩熟高產良田,鹽堿地區的糧食畝產,從沒治理前平均二百左右,一下子提高到一千多斤。

  1966年、1967年蘇北地區連續兩年干旱,淮河長期斷流,洪澤湖見底,江都水利樞紐工程連續開機414天,抽引江水37.7億立方米北送,使淮河以北和沿海地區,各地灌溉區的糧食產量超過歷史最高水平。1978年,江蘇春旱接夏旱,夏旱又接秋早,旱情為百年罕見,降雨量只有常年的40%,江都水利樞紐工程抽引江水達110億立方米,使蘇北地區大旱之年大幅度增產,僅揚州地區就比上一年增產20億斤。

  1970年秋,蘇北地區連續降雨40天,里下河地區地勢低洼,澇水入海排速慢,水利樞紐開機49天,抽排澇水9億立方米入江,使里下河地區免除澇災,當年糧食產量比1969年增長14%。

  提到人民公社,一些人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這并不符合實際情況。完成江都水利樞紐主體、以及惠及到的數千萬畝農田配套的溝河渠等的巨大工程,除去我們的苦干精神以外,人民公社體現出了巨大的作用和能量,貢獻絕對功不可沒。那時沒有機械,完成這樣巨大宏偉的工程全靠征用大量人力。如果是分散的個體農戶,其調集的難度可想而知。人民公社對勞動力實行統一管理和調動使用,可以快速地調集大量的人力。在財物投入上,都由生產隊自己安排勞力去完成,所有費用由生產隊承擔。一些大的工程,持別是跨地區的特大型工程,人力調集以后就要解決吃燒住用問題,糧、財、物就是一筆厐大的開支,那時國家拿不出錢,除去極個別國家定的重點項目,國家給予很少部份補助以外,都是人民公社將土方任務分配到各個生產隊,無償地讓生產隊去完成。大量糧草錢物,基至連鍬锨、筺頭、扁擔之類的簡單工具都要生產隊支付;并且所出的人工都由生產隊計發工分,讓生產隊納入本隊分配,用生產隊的糧草財物來支付水利工程的人力工資,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如果現在將那么多的工程任務,讓如今的與生產隊同層級的村民小組去完成,恐怕是很難辦到的事情,即便是將這么巨大的水利工程的費用都要由國家或者當地政府支付,也是很不容易的,而這些,卻被人民公社做到了。

  人民公社時期建成的水利工程,不但那時發揮作用,還會長久受益。如果不是那時建成的水利工程,大包干后的個體農戶,也不可能安穩地種好地,取得好的收成。

  現在農村成年人不扒河抬土出體少,每天吃一斤糧足夠。那時農活多又重消耗大吃糧多,河工上的壯勞力每天要吃糧二斤多,這也是那時糧食不夠吃吃不飽的原因之一。

  進入七十年代以后,江蘇全省除去西、北部少量丘陵山區水利設施不足,產量比較低以外,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田都是旱澇保收的高產良田,在全省農村大部份地方,每個農民不但自己吃飽,而且還能再養活兩個人以上。江蘇和東北、冀魯豫。兩湖一川、兩廣齊名,是保證全國人民有飯吃的巨大糧倉。

  一些人僅憑小崗這種落后地區的變化,以偏概全,推論出全國農村都是得益于小崗人開創農業大包干,才帶動了全國農業大發展,才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這種著法并

  二

  任何排斥甚至否定前三十年,毛主席領導我們黨,在農村開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和經驗的行為,都會將毛主席領導的前三十年,和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以后的時期相互對立起來。一方面必然會加劇擁毛人士的不滿情緒,將怒火發到鄧的身上;另一方面卻在鼓動非毛人士的非毛行為,從而會加深擁鄧非毛和擁毛非鄧的兩種相互對立的民意分裂。任其發展下去,如果說西方反華反共人士妄圖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話,這種分裂會給他們提供一個重要的著力點。原蘇聯的解體源自于蘇聯共產黨的內部分裂,我們應該從中吸取教訓。西方勢力在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挑起的戰亂,給這些國家的人民造成的災難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真要發生這些事情,將會造成的后果我們的黨承擔不起,我們的國家承坦不起,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承擔不起。

  排斥甚至否定前三十年,還會對當前的農村改革在思想認識上產生相互排斥、甚至是相至否定,向兩個極端分化,在思想認識上產生混亂。

  一方面,一些人認為土地分戶承包,就是破壞、放棄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在搞分田單干,想回到解放前那種小農經濟時代,認為任何宣傳農業大包干成就的做法,都是對毛主席確立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背叛。

  另一方面,一些人習慣于用大包干前的貧窮落后,這種貶低前三十的辦法,來映證小崗大包干的必要性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們認為小崗人的大包干,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現在小崗人走的集體化道路,是和大寨、南街村等這些老式的集體完全不同的,應該是一種新興的嶄新模式。他們將大寨、南街村等這些連小崗人都去學的集體化先進典型,視為會破壞大包干改革成就的憂患,任何宣揚前三十年和大寨、南街村等農業集體化經驗和成就的說法,都會對小崗大包干的歷史作用造成傷害,甚至是在企圖否定,都不允許出現,用這種僵化過時的路線斗爭思維,坐在封閉的小圈子里去捍衛大包干成就。

  在當前深化農村經營體制改革的偉大運動中,這兩種看法都是在后果上將兩個時期割裂開來,不利于承前啟后,發揮有益經驗的長處,克除缺點和錯誤,確立正確的政策措施,推動新時期的農村改革,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嚴重地干擾了今天的農業由一家一戶單打獨斗,向集體化規模生產轉型,是當前必須糾正的兩個認識誤區。

  文革前和改革開放后的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具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在兩個不同時期,在農村搞的同一個性質、走的同一條道路的社會主義。

  建國前后搞的土地改革,讓農民人人有地種,杜絕了土地因買賣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但是由于大多數農民勞力耕牛農具缺泛,土地耕種困難。通過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運動,不但解決了農民種地難,還將自古以來延襲下來的土地私有制,成功地轉變為國家所有。實現土地國有化,也為改革開放后的農民土地承包,和國家的道路、工業、城市建設用土地征用,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試想,如果土地私有化分散到個體手里,有誰愿意將自己的土地無償地送給別人承包?國家建設用地能順利地征用嗎?但是,人民公社的集體化管理,也存在著大鍋飯之類的弊端,在人的思想參差不齊的情況下,不利于調動全體農民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業的發展。在小崗這樣的落后地區,這種狀況特別明顯。

  改革開放后,將土地采用大包干的辦法,絕不是在搞土地私有化。而是在沒有改變土地國有性質的基礎上,承包給農民個人種植。這項措施的優點,是去掉了士地產出的財物,由集體對個人進行按勞分配這一環節,讓土地的產品直接變成農民的勞動所得,有效地克除了一些落后地區存在的大鍋飯、管理者多吃多占等弊端,是最直接、最徹底的按勞分配。土地分戶承包以后,分散封閉和范圍狹小,注重個人不顧他人利益,不顧長遠發展,滿足于自給自足吃飽就行等,不利于發展現代化農業的小農經濟思想缺點,日益明顯地呈現出來。同時,隨著農村青壯勞動力已大規模向工業轉移,農業勞動力日漸老化不足,以及農付產品的市場化運作程度也在逐漸提升,一家一戶自產自銷的小農經濟模式,已適應不了今天發展現代化農業的形勢。

  有人認為鄧小平支持搞包產到戶和改革開放,是和毛主席對著干。其實這并不符合事實。上世紀七十年未前,農村的確有一大批群眾因為對集體化喪失信心、甚至是抵觸的情況,這些地方農業生產很差收不到糧食,群眾挨餓受窮,也必須要推行包產到戶,去調動這里農民的積極性,種好田多產糧食。包產到戶推行以后,這些地方的確變化很大。

  從歷史上看,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博古左傾路線盛行毛主席被排斥時,鄧小平就堅定地站在毛主席一邊。改革開放初期,黨內有人想否定毛主席的偉人形象和歷史地位,鄧小平就毫不猶豫地予以制止,當有西方記者問是否取下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象時,他就堅定地向全世界宣布,毛主席的象要永遠地掛下去!剛推行改革開放時,他就指出:堅持改革開放一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就沒有方向”。“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搞改革開放、引進外資、發展民營經濟,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鄧小平理論的兩個不可分割、不可缺一的部份。對于鄧小平理論,我們絕不可以只執行前半部份,只顧引進外資、發展民營經濟,任由資本主義經濟無限制地發展,而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停留在口頭上,或者干脆丟在一邊,這樣做會造成嚴重損害鄧小平形象的惡劣后果!如今的農村改革,一定要按完整的鄧小平理論辦事,在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業經濟的同時,一定要以在農村消除兩極分化、讓農民達到共同富裕為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將毛主席在農村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鄧小平推行農業大包干和今天的農村深入改革,有機地聯系起來。

  毛主席和鄧小平,他們的政治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都是為了讓我們的國家早日富強起來,都是為了讓我們的人民盡快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他們既是偉人,也是凡人,既有偉大的貢獻,也有缺點和失誤;我們的人民應該理解他們。中國共產黨一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維護好全黨的團結,只有大力發揚成績,勇于糾正錯誤,才能克服所有困難,戰勝一切敵人,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無論是文革前三十年,改革開年放后四十年,都是我們黨在農村開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是毛主席,鄧小平,習近平等黨的領袖,不斷地根據所處時期的農村情況,釆用符合當時實情的政策措施,去探索和實踐,不斷糾正錯誤,彌補不足和失誤,前鋪墊基礎,后發展提高,不斷地向前推進,使黨的農村政策措施越來越貼近實情,越來越順應民意,越來越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過程,具有互成因果緊密相連的整體性。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在黨內和廣大人民群眾中,因對兩個時期的看法不同所產生矛盾和對立,將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起來,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搞好新時期的農業深化改革,帶領全體農民共同致富。

  思想認識統一以后,就可以用正確的態度,去回顧歷史,面對現在,走向未來。無論是前三十的農村集體化道路,還是小崗模式的大包干,這兩種形式的成就毋容置疑,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存在的問題。前三十年的集體化道路,是在艱難探索中進行的,它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甚至是失敗的教訓,應該是今天農村深化改革的寶貴財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以農業大包干為主體模式的農業改革,在全國農村推行了三十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肯定的,但是,我們也不可以為了維護它的聲譽,就用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態度,來掩蓋推行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和存在的問題。從有利于推動鄉村振興的目標出發,客觀公正地評估總結這兩種形式取得的成功之處和經驗教訓,對于解決目前農村農業存在的問題,搞好今后農業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三

  農村改革的目的,應該是解決農民共同致富問題。

  我們現在一些人,主張將農民的承包土地收回,像美國那樣發展大型家庭農場,用百分之幾的人種地產糧去供養全國人口,讓大部份農民轉為城鎮居民,去務工或者經商。這種做法忽略了農民的生存出路,特別是那些外出務工農民目前的生存狀況和以后的生存出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說:“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習近平的這段講話內容,是我們黨在農村應該認真完成的任務。

  要完成好習近平總書記給我們制定的任務,就必須搞清楚我們在農村工作的服務對象,應該是那些大多數擁有土地、依靠土地生存的這類農民。這部份人現在是處于什么狀況呢?

  當年小崗分田單干的發起人之一的嚴宏俊老人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手腳,邁不開步子啊!”嚴宏俊老人的話不多,卻句句實在,說出了大包干經過長期運行后出現的問題。

  根據他的說法,目前農村狀況可以歸納為:一是大包干只能吃飽,不能致富。二是目前我國的農業人口,分為仍留在農村種田的人和外出務工經商的人兩部份。從事農業生產的靑壯年勞動力十分少見,都是留守農村的五十歲以上的老人。隨著這群人日漸衰老喪失勞動能力,農業生產難以為繼的現象日漸緊迫地顯現出來。三。是私企老板講究的是多賺錢,他只給少量的錢來買斷經營權,農民生存失去了依靠土地發展的活力,更無致富空間。嚴宏俊老人講的正是當前農村和農民的真實狀況。

  歷史上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形成今天農村老人多子女少,許多老人很難能得到子女有效的資助。他們不是在編的退休人員,只有到七十歲以后才可以領取國家的養老補貼,僅靠國家少量的補貼是無法維持生計的。所以有的到了七十、甚至是八十歲以后,還要去勞動自食其力。這群人是當今農村生存艱難的困難群體。

  那些主張像美國那樣發展大型家庭農場的人,無視了我國的國情。美國僅三億多人口,都出現了大量的失業人群、露宿街關無家可歸者、需要領取救濟金度日的貧困家庭,成為國家沉重的負擔。中國是地少人多的農業大國,全國近十四億人口中,城鎮人口不計,僅農業人口應在八億以上,超過美國全國人口近二倍。將八億以上人口推進城鎮,將會給城鎮帶來巨大的就業壓力。特別是如遇經濟突變下滑風險,誰去保障這個龐大群體的生活甚至生存?何況還有會面臨同樣問題的大量城鎮人口!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指導下,我們花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用了多年時間在農村搞脫貧,才讓農村數量眾多的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如果像美國那樣發展大型家庭農場,難免會在今后在城鎮又出現數量龐大的貧困人口,讓我們今后助貧脫困的工作由農村再轉移到城里去,給今后的社會、給我們的后代留下巨大的負擔隱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總數近三分之二,農村穩則國家穩,農民富則全民富,一旦農民的生存出了問題,則國家將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研究制定農村改革措施,必須將農民的生存發展問題放在首位,永遠保證農民有業可就,生活有保障,并且實現共同致富。這應該是我們農村工作必須堅守的原則和底線,我們當前的農村改革,都必須圍繞這個原則和底線進行。

  四

  近年來在年輕人中出現了崇拜毛澤東熱。為什么年輕人會有這種態度?這些出身于農民的年輕人,有的大學畢業進城工作,就是沒有高學歷的也都大多外出務工,他們面臨住房、醫療、結婚生子、扶育子女等問題,收入低生存壓力大,同時留在農村的父母逐漸衰老,除去要面臨養老問題外,更嚴重的是留在農村屬于他們的土地無法種植。即使是有較好工作收入的人,也會考慮留有生存后路,認為農村的土地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最后保證屏障。目前正在年青人中出現的崇拜毛澤東熱,就是毛主席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集體化思想吸引的結果。年輕人的這種思想動向,就是當前農村的基礎民意。年青人就是未來,我們切不可忽視。

  將農民分散承包的土地集中起來,實行集體化生產經營,有兩種辦法可供選擇,一是讓少數大戶承包種植,或者引進私人資本買斷經營權。二是像大包干前那樣搞集體化種植。

  讓少數大戶承包種植,或者引進私人資本買斷經營權,這種辦法的確可以將農業發展起來,但也存在一些蔽端。

  首先,土地承包后的初始投入高,并且效益低,成本回收慢周期長,承包人會將承包期固定很長的時間不變,讓大量農民無地可種,而轉入其它行業。農民在別的行業發生困難經營不下去后,不利于再回來利用土地發展經濟,維持生計。

  其次,私人資本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一方面,為了減少成本,增加利潤,承包人會采用掠奪性手段去種植和經營,不利于農業的長遠發展。另一方面,推行這種辦法勢必形成土地生出的利潤,首先要滿足承包大戶或投資人的收益,讓少數人發大財,大量農民得到的承包費少,僅能維持溫飽,產生兩極分化,極易出現類似于美國那種模式導致的結局。

  第三,國家已經實行以工補農,并且還在加大在這方面的投入。投入的資金有很大一部份都是按土地面積計發,如種糧補貼之類,會直接裝進承包人口袋;國家投入的化肥、農藥、農業機械、道路、糧食烘曬設施等,用于生產發展的惠農資金和物資,也會通過節約成本,而轉化為承包人的利潤,讓國家對農業的投入不是惠及農民,而是惠及那些承包的有錢人。

  第四,無論是招投標,還是中標后的經營階段,一些唯利是圖的私營業主,會不擇于段進行運作,想方設法謀取利益,在利益分配上容易官資勾結,不但損害農民利益,還會增加了又一個腐敗滋生點。

  總的來看,讓少數大戶承包種植,或者引進私人資本買斷經營權,這種辦法利少蔽多。

  像大包干前那樣搞集體化種植,私人承包種植的蔽端都可以避免掉。然而,也有人擔心這樣搞,會再出現出工不出力之類的大鍋飯現象。其實,出現這種情況的概率極低,即使會有,其影響程度也不會大,因為造成出現這種情況的基礎條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

  生產力水平,是決定生產關系狀況的基本因素,超過或者低于生產力水平建構的生產關系,都會影響生產的發展。

  五八年一哄而起的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人民公社,就是這種狀況的例證。那時關鍵在于,農村電氣化、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是空白,所有田間作業,以及維繞農業的勞動,都要靠人力去完成,生產效率低,產出滿足不了消費。同時用工多體力消耗大,加上受制于人的思想水平,出現了消極怠工,出工不出力等現象,給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而八十年代初在全國全部推行大包干,這種不顧實際情況,跟風造勢,一哄而起,全部推行的做法,也不符合當時的實際狀況。那時像小崗這種集體生產沒搞好,群眾貧窮缺吃少穿的地方的確應該搞包產到戶。但是那些經過二十多年調整磨合,集體化經營管理和農業生產搞得比較好的地方,是沒必要分田大包干的,完全可以繼續搞集體化。這些地方如果繼續搞集體化, 估計會發展得更好。我的這點看法,很可能會引起那些護崗人士的反對,我勸他們放棄偏激的路線斗爭思維,將出發點放在兩個時期都是為了同一個社會主義目標,從有利于總結經驗,面向末來的角度出發來看待這個問題。

  現在生產力的情況,與過去完全不同,電氣化、機械化、自動化水平,已經提高到幾乎能滿足所有農業生產項目需要的程度,農田水利建設,以及農業生產中的耕、耙、播、施肥、鋤草、防治病蟲害、收、運、曬、儲等所有費力的農業勞動,都可以用機械去完成,只有一些零的輔助性勞動,需要用人工去完成。像工業一樣,如今的農業生產,已經實現工廠化生產,甚至可以說,比工業生產還省人省力效率高。

  現在的農業生產已經完全現代化,管理者或經營者不會像那時的生產隊長那樣,為大量的人工勞動操勞,只需要掌握好農時季節和田間農情,選擇好作業項目、方式和要求條件,不需要去檢查督大量的勞動人群的勞動效率和質量,僅需坐在辦公室里,或站在田頭,用電話指揮,就可以完成田間和相關的農業勞動。過去的那種出工不出力的大鍋飯,已失去了滋生的環境條件。例如:有一百畝地要鋤草,過去生產隊要安排六七十個勞動力,至少用一天時間才能將這一百畝地鋤掉,生產隊長還要勞心費神地去檢查質量,督促進度。現在用機械或無人機噴撒鋤草劑,只需安排兩人輔助一下,用不了一個小時就可以完成。如果五八年剛成立人民公社時,能有如今的生產力水平,就絕對不會失敗得那樣慘!

  除去將農民的生存發展問題放在首位以外,我們還應該站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至制約、相互影響的高度,來思考制定今天農業改革的措施。如果將思維仍停留在改革初期就形成的,用對那個時期的生產力水平,所產生的那種過時的固定不變的印象模式,去來思考制定今天農業改革的措施,不僅遠遠地落后于今天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還違背了鄧小平當初推行包產到戶的初衷。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和有關負責同志談話中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鄧小平1990年3月3日的一次談話中又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鄧小平理論中關于農村改革的完整的理論體系。按照這個理論體系辦,我們就能確保農村發展,向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方向邁進。決不可以只去推行前部份,一個勁地將農業向私有化推進,而放棄了后部份,“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個鄧小平推行農業大包干的目的。從現在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看,完全具備了鄧小平所規劃的農業發展第二個飛躍的條件,完全可以由低水平的包產到戶的集體化,向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種高水平的集體化發展。

  讓少數大戶承包種植,以及引進私人資本買斷經營權;或者像大包干前那樣搞集體化種植。這兩種辦法都有利于搞規模化種植發展大農業,但是也各有蔽端。必須以維護農民利益為目的,吸取歷史經驗,揚長避短,驅蔽取利。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作出選擇。

  筆者認為,在工業發展好,農民的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工業的地方,適宜實行讓少數人承包種植。在沒有工業,農民的收入來完全依靠農業的地方,就應該排除私人資本去瓜分農民少得可憐的農業利潤,像大包干前那樣搞集體化種植,將土地產生的利潤全部歸農民。

  由村領導牽頭成立農業股份合作社,搞集體化種植,從便于管理的范圍來看,一個村少則幾百人口,幾百畝地,多則二三千人口,幾千畝地,以村為單位最為方便。將農民手中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根據地形、水利條件等自然因素進行規模化整合和農田治理,形成便于現代農業的生產運作條件;

  參加合作社的農民,以土地入股參加利潤分配。合作社根據規模設置若干領導和管理人員,負責生產、財務、物資供應等項日常工作。入社農民可以在家參加合作社勞動,也可以外出打工。合作社的勞務用工應以安排在家農民為主,不足再招雇外工。所有人力用工,都盡量采用計件承包制,所支付的工資納入生產成本。

  五

  黨組織領辦農業集體經濟,帶領農民共同致富,南街村是最成功的典型范例。這個只有三千多人口,一千多畝土地面積的小村莊,在他們的好領班,黨支部書記(現任該村黨委書記)王宏斌的領導下,在農業大包干前集體經濟就發展得很好。全國推行農業大包干后,仍然堅持走毛主席開創的集體化道路,如今這個村全體干部和農民群眾一樣,全部同樣報酬,每月領取二百五十元生活補貼;享用免費餐飲服務,免費享受住房、醫療、教育,免費提供家庭用俱和設備,免費供給水、電、氣、衣服等日常生活物資,過上了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

  南街村的集體經濟搞得這樣好,全體村民能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完全是依靠他們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有一個廉潔奉公,一心為民的好帶頭人。

  大包干前小崗村為什么集體經濟搞不好,村民忍饑挨餓貧困受窮?大包干后為什么會形成一年越過溫飽線,二十多年沒進富裕門?關鍵是他們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沒有一個好帶頭人。

  南街村和小崗的經驗都告訴我們,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戰斗保壘作用,充分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是帶領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實現共同致富、鄉村振興的唯一正確措施。選出好的帶頭人,組織起堅強有力的領導班子,就可以為農業發展打下有利的基礎。

  黨的章程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黨員要在“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帶頭參加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動群眾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艱苦奮斗,在生產、工作、學習和社會生活中起先鋒模范作用。”“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帶領農民共同致富,是新的歷史時期,賦予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

  黨組織領辦集體化合作社,農民不會失去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這個根基,可以將農村打造成既能吸納、又能擇放勞動力的巨大的海綿體。這樣一來,無論世界經濟風云如何變幻,國內經濟發展遇到何種風險,農民都可以離開土地變成工人,回家種地又變成農民,永遠不會失業,吿別貧困實現小康,將毛主席和鄧小平開創的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發展成為符合農村特點的成熟穩定的具有美好前景的嶄新模式。

  如何發揮黨組織的作用,和集體化農業經營管理的方式方法,已多有文論述,在此不再提及。

  六

  在村集體的管理和今后農業的發展上,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一)重視和解決農民工問題。外出打工的人。(那些具有好的高校文憑和專業技術,進入白領階層的人除外。)年齡從十幾歲到五十左右。他們學歷低劣技長欠缺,無論是公企私企,都很難進入在編范圍,就業無保障,為了追尋好的工作環境,工作單位更換頻繁;對這些農民工,用工單位擇人而用,干得滿意就留,干得不滿意就走人,臨時性大流動性大。他們絕大部份工資低,上有扶老責任,下有培育子女任務,除去吃穿住用,所剩不多,很少留有積蓄。勞保、醫療等福利保障措施全無。他們在城里買不起房,遇病災等特發情況無力應對。并且隨著時間流逝年齡增長,他們也會順序漸進地變為像現在的農村的老人那樣,成為以后生存艱難的需要救助的困難群體。

  農民工是今天國家經濟建設的主要力量,他們為國家的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決不可以像牛一樣地驅用他們去干活,只顧利用他們的價值,不顧他們的生存狀況,讓他們拿著與貢獻極不相襯的低收入,毫無勞保、醫療、退休等福利保障,到了七八十歲還要去自食其力,這樣做有違于我們中華民族的良心!

  農民工流動性大,工作時間和地點難固定,給用人單位、企業去顧及他們的福利造成困難,也給一些單位和企業故意推托責任提供借口和理由。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提出如下建議:

  (1}在人民大眾的所有消廢物資中,糧食不可缺少,也價格最便宜,一方面糧價不高農民種田利潤少,另一方面糧價提高又會影響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水平,用提高糧價,增加農民收入的辦法不可取。針對這一情況,國家可以增設適量的糧食消費稅。

  向企業單位征收糧食消費稅有兩個法理依據:一是企業使用的人都要消費農民生產的糧食,給企業創造的利潤中就含有種田農民的貢獻,從他們的利潤中征收適當的部份,用來補給農民是有理可說。二是國家早有規定企業應該給工人提交退休保險金,實際上只是屬于企業在編人員才提交,大量的農民工被作為臨時工對待沒有提交,通過以農民生產的糧食,征收糧食消費稅來反哺農民也有依據。

  糧食消費稅的收入由國家統一安排使用,專款專用,專門用于農民的退休養老。

  (2)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貧困地區,達到共同富裕,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民營企業家依靠鄧小平理論,利用國家提供的優惠條件,使用大量的農民工發展生產,賺取利潤先富起來,現在就應該落實鄧小平帶后富,實現共同的理論,用善良的心態,去關心農民工的利益,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和各項福利待遇。

  國家應該注重民營企家的教育培訓工作,用習近平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用鄧小平“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就沒有方向”;“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等的理論,武裝民營企業家的頭腦,讓他們樹立起辦企業除了為了國家發展,自己賺錢,還有擔負起帶動全體人民共同致富的責任。

  建議國家對民企業發給普通工人的工資制定可行的合理的標準。如效益好的企業,普通工人的工資平均水平,應該不低于該企業中層管理人員(高低層不計)工資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效益差的企業,企業主的凈利潤不得超過企業全體員工總工資額的百分之二十。

  我們國家在宣傳經濟建設成就時,往往都是列舉出GDP增長多少,貿易出口多少,就業多少,很少見有普通工人的工資增長多少,一些政府部門甚至還贊成利用壓低工人工資的辦法,來降低成本,提高產品打入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一些地方為了引進外資,只顧給予資方優惠條件,從不提及給工人的工資待遇。而這,卻正是一些只顧利潤的資方,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壓低工人工資,多賺錢的手段。這種壓低農民工工資增加利潤的做法,是很不合理的。宣傳部門應該將普通工人的工資增長多少,作為經濟成就來宣傳。對普通工人的工資福利做得好的予以宣傳表揚,對做得差的予以通報批評。

  (二)一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潤,違反勞動法的規定,肆意延長工作時間,降低甚至取消勞動安全防護措施和勞動者的福利待遇。工會是維護工人利益和權力的組織,但是現今企業所屬的工會組織成員,都是企業擁有者任用的,讓他們站在工人的一方,去和企業主爭執維護工人的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長期以來,農民工是游離于勞動法保護之外、任人宰割的弱勢群體。

  維護好農民工的權益,是我們必需解決的問題。針對外出打工的農民,現在仍歸屬戶籍地管理的特點,農村的鄉鎮、村二級組織,應該相應地成立二級農民工工會組織,縣以上政府,可以將農民工工會作為工會組織的一個分支。利用如今電訊網胳便捷條件,對本地外出的農民工,建檔立卡,以村為單位建好網胳聯系群,進行遠程搖控管理,遠離家鄉的農民可以隨時向村農民工工會反映情況,如遇問題,可以及時將情況反映給村農民工工會,由村農民工工會向當地上級工會和政府部門反映,采取必要的措施維護本地農民工的權益。

  (三)現代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涉及到農業產業經營管理,各種農業技術,農業機械,電氣,自動控制等諸多門類,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用大量的人材。國家應加大這些人材培養的力度。針對農村工作需用大量的多才多術人材的特點,一方面擴大農業院校建設和招生;另一方面也不要僅注重在某一門類的高、深、精、尖上培養,要側重于適用性強的懂農技、懂農業機械、懂電氣、懂自動化、懂農用化學的復合形人材的培養。

  (四)目前利用生物資源發展工業的水平已經相當發達了,但是農村還有大量可供利用的生物資源沒有利用,如作物秸桿,人畜糞便,廚余垃圾等。這些資源可以轉化成優質有機肥料,或者化工、能源產品,卻大部份都被焚燒、掩埋、甚至丟棄,不但白白浪費掉,還污染環境。這些資源在農村年復一年生長繁殖,取之不盡,用之不絕。國家應該設立專門科研機構,研究這些生物資源的回收利用問題。可以預言,這些資源開發利用并不復雜,簡便易行,是發展鄉村工業一個很好的產業項目。

  以上的粗知淺見,歡迎有興趣者參加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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