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一書是我進入學術研究以來最初撰寫論文的匯編。1993年進入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跟隨張厚安老師讀碩士研究生，專業是政治學理論。1996年碩士畢業回到家鄉荊門工作，開始比較系統地做農村調查，學寫學術論文，到2002年竟然已經發表了數十篇論文，擇代表性論文編輯成為此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1993年到2002年正是中國三農問題最為嚴重的時期。1990年張厚安教授主持成立“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基層政權研究中心”，不久改為“農村問題研究中心”，2000年評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并改名“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2011年改為現在的“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張厚安教授希望通過民主和自治制度的輸入來改造中國農村。張老師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其中一個原因是經歷過文革，希望中國農村和中國社會盡早走向民主法治、繁榮富強的新時代。張老師實際上在我入學的1993年就已退休，接棒張老師主持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是徐勇老師。在我讀研究生時期，經過張厚安、徐勇、項繼權等位老師多年經營，華中師范大學農村研究就已在全國小有影響了。

　　我讀研究生時期并不關心三農問題。我希望解決更加一般也更加重大的人類向何處去至少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因此將主要時間用在圖書館讀書上面，主要讀了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各種著作，也少許涉獵社會學著作。本來以為自己與三農研究無緣的，卻陰差陽錯回到家鄉工作，并因此有機會進入到農村田野，開啟了自己的三農研究之旅。

　　這應該算是比較偶然地進入三農研究的，卻有兩個關鍵基因：一是取消農業稅前嚴峻的三農形勢。只要到農村就可以感受到三農問題的焦灼狀態。“農民什么都不缺，只缺陳勝吳廣”之類的近乎黑話可以窺見形勢嚴峻之一斑。只要到了農村甚至不到農村，都可以強烈感受到這種焦灼。一旦進入三農研究，也就很快地進入進去了。二是華中師范大學張厚安、徐勇和項繼權老師的引導。他們是目標，是燈塔，他們指引了我后來的調查和研究。

　　二、

　　我研究生學的是政治學。受到政治學一般預設的影響，包括張厚安、徐勇教授在內的幾乎所有政治學人都認為，只要能在中國傳統鄉村注入民主基因，實行村民自治，民主就不僅能解決三農問題，而且可以由村到鄉鎮再到市縣，一級一級向上延伸，實現國家的民主化。彭真在推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時表示：“有了村民委員會，農民群眾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實行直接民主，要辦什么，不辦什么，先辦什么，后辦什么，都由群眾依法決定，這是最廣泛的民主實踐。他們把一個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步會管一個鄉的事情，把一個鄉的事情管好了，逐步就會管一個縣的事情，逐步鍛煉，提高議政能力”。彭真的這段話被廣為引用，村民自治被當成中國民主的起點。1998年國家正式頒行已經試行十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吉林梨樹縣率先推行“海選”。村民自治制度已經制定，落實情況自然引起關注。1998年及以后幾年我就以觀察村委會選舉為中心開始了持續多年的農村調查研究。

　　到實踐中觀察村民自治與之前的文本理解和價值想象差距太大。尤其中國農村地域廣大，不同農村地區對自上而下的法律政策制度具有完全不同的接應方式，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在不同地區農村也就有著完全不同的實踐機制。我也就試圖找出決定這種不同的主要影響要素，比如農村精英、社區歷史(社區記憶)、經濟分化、村莊關聯程度、人情面子等等，以此理解制度實踐的區域差異。我意識到要理解制度實踐就必須首先理解鄉村社會本身，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與鄉村社會本身合謀“制造”了我們調研見到的實踐，離開對鄉村社會本身的理解就無法理解制度實踐。從制度實踐社會基礎的角度討論鄉村治理，就會獲得與僅僅討論制度完全不同的認識。收入本書的論文大概就集中在討論制度實踐的社會基礎上，這也是本書取名《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的原因。

　　對鄉村治理社會基礎的討論也有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剛開始所見社會都是比較結構的因素，比如社區記憶與村莊精英，經濟分化與歷史文化，以及人情面子，等等。很快就進一步討論到農民家庭結構、代際關系、行為模式與價值觀。農民如何定義人生任務，如何定義成功人生，如何定義個人價值等等問題尤其值需要討論。在當前中國正處在歷史性巨變以及中國存在顯著區域差異背景下面，不理解農民如何定義個人價值，我們對鄉村社會的理解就會落空。因此，由村民自治—鄉村治理—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鄉村治理的價值基礎，就構成了我個人主要的學術研究進路。關于鄉村治理價值基礎研究的幾篇不一定成熟的論文收錄在《什么農村，什么問題》(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中。值得欣慰的是，關于農民價值的研究，我指導的幾個博士生都有進一步深入研究，代表性的如楊華著《隱藏的世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桂華著《禮與生命價值》(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王德福著《做人之道——熟人社會的自我實現》(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三、

　　由研究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到研究價值基礎，我的研究開始走出鄉村治理，而將鄉村社會作為研究的重點。從學科上看，2004年底調入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創辦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中心，真正開始了帶領學生呼嘯走向田野的新階段。這可以從后來我及我所指導學生撰寫論文和著作看得出來。

　　作為對本書的重要補充，我們后來的研究中有兩個方面與本書構成接續。一是關于區域差異的研究，一是關于國家與農民關系的研究。

　　關于區域差異的研究，包括從村莊社會結構角度將中國農村劃分為三個部分：南方農村、中部農村和北方農村。南方農村往往聚族而居，村莊具有很強宗族意識和集體行動能力，是團結型村莊;北方農村以華北農村為典型，村莊存在著以五服血緣關系為限的眾多小親族集團，眾多小親族競爭成為村莊常態，是分裂型村莊;中部農村以長江流域為代表，村莊內缺乏超出家庭的血緣聯合體，村民關系原子化程度很高，是分散型村莊。不同村莊結構決定了村莊在應對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制度時會有完全不同的方式。這方面的研究集中收錄在《南北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一書中。

　　區域差異的第二個研究是關于東中西部農村的區域差異研究，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起點與狀況差異，造成當前中國農村東中部的巨大差異。此方面研究仍然進行中。

　　關于國家與農民關系的研究，取消農業稅之前，國家與農民關系的中心是“收糧派款、刮宮引產”。其中最容易出現的問題是形成鄉村利益共同體，基層治理內卷化，基層干部黑惡化。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制度的一個初衷也是為了提高農民話語權，讓他們自下而上選舉出當家人來平衡鄉村利益共同體。遺憾的是，正是推行村民自治的上個世紀末，農民負擔越減越重，三農問題最為嚴重。這就說明，僅靠村民自治并不能形成農民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平衡。

　　最終解決三農危機的是新世紀開始以后的農村稅費改革，并且國家在2006年徹底取消了農業稅和其他專門向農民收取的負擔。國家轉而實行以城帶鄉、以工輔農的政策，越來越多國家資源轉移到農村，中國國家與農民關系出現了之前未曾預料到的大逆轉。問題是，國家資源下鄉以后并未因此真正解決國家與農民關系問題。相反，國家與農民關系的問題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至今，應當建立何種國家與農民關系，國家仍在探索，我們也在研究中。

　　四、

　　從1998年開始發表學術論文到現在已經過去21年，這20多年里，我一直堅持在農村調查第一線，用腳做學問。2002年我和徐勇教授等人提出村治研究三大共識：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堅持下來也有近20年了。我始終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回應時代問題。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我和我所在研究團隊將繼續呼嘯走向田野，致力于建設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

　　是為再版自序。

　　2019年8月16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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