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曾經，農民、農業、農村相互嵌入，今天農民、農業、農村彼此脫嵌和離散。農民離農，資本下鄉，農地非農。資本開始由外及內，由內及外地改造著農民、農業和農村。90年代農民稅賦問題日益沉重，“三農”問題成為重中之重。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后，舊三農問題消退，新“三農”問題凸顯：即農民分化，農業資本化、全球化，農村生態環境惡化。

　　本文是嚴海蓉老師2018年11月在上海大學的講座文字稿。她從農政視角，對舊“三農”從表述到概念上進行了解構。同時海蓉老師提出新“三農”問題，并結合案例與數據，融合國際與國內視野，循循展現中國乃至世界的農業處境，展望“食物主權”。

　　作 者|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老師

　　轉載編輯|阿大

　　后臺編輯|六韜

　　嚴海蓉：非常感謝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王曉明、高明兩位老師的邀請。我是學文化人類學出身的，最開始做博士論文研究的時候，是從人的主體性問題、意識形態、文化問題來切入的，但是越到后面，我越感覺到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我記得跟王曉明老師是在亞際文化研究的一個會上認識的。我思考過，農村的問題怎么進入到文化研究的視野里面，進入到亞際文化研究的視野里面，但是馬上就發現了知識上的空缺，比如，周邊的亞洲國家，他們的農業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們經歷的綠色革命到底是什么樣的過程，后果又是什么，今天他們面臨什么問題——我們發現我們對這些基本的知識都是欠缺的，而這些知識應該是亞際鄉村文化研究的預備工作。所以我們也是剛剛才起步，從讀書會，從相互交流才開始認識一點點。

　　我今天要談的不是就某一個研究問題進行專題性的報告，而是提供三個不同的視角，或者說，三個不同的概念，講一講三個不同的概念各給我們呈現了什么，所以有點像是漫談。

　　中國農業的困境

　　我還是從一個案例說起吧。2008年的時候我在贊比亞調研，當時和一群在非洲經營農場的中國人聊天，他們已經在贊比亞生活了一段時間，經營著 “在非洲的中國農場”。他們聊天的話題是，在贊比亞經營農場有多不容易，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贊比亞的雇工總是偷農場的農作物，防不勝防。而白人農場主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其中一位中國人提到，他與一名希臘農場主聊天，那名農場主已經想透了，沒有辦法斬草除根的話，就當作做慈善吧，這樣每年也不要為這種情況煩惱，就把每年收成中被偷掉的10%-15%，當作捐贈。

　　幾年后，我看到哄搶或偷農作物的事情也在中國出現了。下列通告是我2015年在黑龍江調研時拍的。這個村子是我的一個調研點，它的土地基本上被一家公司全部承包了。簽了五年的土地流轉合同，流轉后都種玉米。玉米品種叫做“德美亞”，做飼料用的。通告基本內容如下：

　　新興集團增生村、學福村合作社(它名義叫合作社，但其實是一個公司)護秋保收，看青苗，護玉米，已承包給禾田市保安公司看護。本公司將派專人晝夜巡邏，如有偷玉米者，抓后不論多少，5000元打底罰款。然后就說了很多諸如情節嚴重者交公安局，發現牛、羊、馬等吃玉米，抓住以后怎樣怎樣;今年農戶不可以進地撿糧，撿糧任務已分配給其他人，等等;抓后按偷盜糧食處理，等等。

　　調研中，我了解到了偷盜、哄搶玉米的情況。第一年出現哄搶，新興集團請了鎮上所有干部去監管，把兩個村的村干部也調動了，還是止不住。因為玉米很高，人鉆進玉米地后不太容易被發現;東北的地又很廣，一大片地不太好看護。2014年的時候政府連警車都出動了。2015年看地的任務專門承包給保安公司。

　　2008年在贊比亞聽說偷盜作物的時候，我也沒想到類似的情況會很快發生在中國。80年代90年代中國的村莊，誰家的雞丟了，婦女能在村里罵一天。2008年贊比亞的中國農場主聊到此事，溯源到贊比亞的國民性，去贊比亞文化里找原因，也認為贊比亞人素質很低。

　　看到中國農村也有類似情況后，我不禁思考，中國農村在發生什么?為什么會出現和贊比亞類似的情況?兩國類似的是資本下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進入農業。

　　我調研的東北村莊，周邊的農民基本上不是外出打工就是成為農業工人。如果不成為農業工人，想自己種地的話，在資本下鄉的情況下基本上沒有空間，會被排擠出來。關于農民哄搶的情況，我們要關注生產關系變遷，才能找到解釋。東北當地老百姓也說，他們以前從來不會去偷的，哪里會這樣去偷，因為他們自己可以種養，所以偷作物這個事情對他們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事物。

　　下面的數據，讓我們看到中國農村分化的趨勢：

　　表1：中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十分位統計值

　　(1999年、2000年、2011年)

　　大家請看表1，這是一個國家統計數據，只到2011年，不過已經可以讓我們看出總體趨勢。把農村人群分成十份，即在最低收入的和最高收入的之間劃成十組，在20年的時間范圍里，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農民間的貧富差距在拉大，富有組別的收入增長率更高，貧窮組別的增長率較低。我在香港上課也會給學生看香港居民收入的一個表格，跟這個很類似，趨勢是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內地的組別都有增長，但是在香港有一半人口收入是負增長，而另外一半人的收入有增長。

　　表1的數據告訴我們，農村在分化。過去常說的“中國小農”、“中國農民”，是否還能涵蓋貧富差距如此之大的群體?

　　圖1：主要農產品的商品率(1991-2012)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再請看圖1，這是我們自制的一個關于商品率的圖表。在當下中國，我們講“中國農民”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跟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概念肯定不一樣，這個大家早就明白了，跟1949年之前中國傳統農民的概念也不一樣。

　　雖然大部分中國農業生產者的生產規模比不上歐美的農場主，但是“小農”這一概念也不適宜用來泛指今天我國的農業生產者，因為(1)它已經不符合中國農民分化的事實，今天“小農”只適合指稱部分的、相當邊緣化的生產者。(2)時過境遷，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今天幾乎消失了，今天的農業生產者大多是商品生產者，受制于市場。圖1顯示了如今的農產品商品率有多高!

　　可以看到棉花、蔬菜、蘋果等的商品化率是相當高的。再看一下主糧的生產，2003年以前一半左右的主糧是自用，自己吃、養牲口等。可是從2003年開始，主糧的商品率一直在上升，如果我把這個表格做到2018年的話，它一定還是上升的，說明今天中國農業是高度商品化的。

　　這意味著今天的農民不再自給自足。農民也身處在一個商品化的社會里，服裝、日用品和食品，都需要靠購買才能維持日常生計。

　　剛才的圖表顯示了農村的分化問題，同學們可能會想到，這個分化是不是主要由于打工引起的?我自己也有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分化中最主要的動力來自于外部?如果在農村種田分化不大，那么用農民或者小農來統稱也是合理的吧?

　　圖2：農村收入分解的基尼系數

　　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制作了圖2，是一個基尼系數圖。基尼系數在0到1之間，系數越高分化越大，系數越低就是越平等。總收入中，由農民務工工資所引發的基尼系數從1991年開始逐漸上升，最高的時期是在1997年左右。

　　務工收入對應的紫色線，剛開始的時候，90年代外出務工所引發的農村收入基尼系數非常高，因為當時有人出去打工，也有不少人在家務農，所以當時務工引發的收入不平等就很高。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打工收入所引發的收入不平等其實在走低，但也仍在高位，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一個原因是越來越多的人出去打工了，這也在拉低打工收入造成的收入差異;另一個原因是務工人員也發生分化，有些人成為包工頭、煤窯場主等，有些人純粹打工。

　　但是在農業，我關心的這個部分，它的不平等問題到底有多大?圖2數據顯示確實是在走高。也就是說留在家里面做農業的這部分人之間分化也比較厲害。

　　表 2：養殖業農業利潤 | 資料來源：《農產品供應鏈案例研究》2008年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表2是2008年前后養殖業的農業利潤分配情況。這個調查的案例是喻聞在河北做的調查，喻聞分析了養殖戶可以從每一頭牛收益的占比：出售一頭牛的總收益是2597元，養殖戶獲得16%，中間商做屠宰可以拿15%左右，收益最大的一方其實是在零售環節，沃爾瑪零售就拿58%，政府稅收也有一部分。

　　這個圖是一個靜態圖，沒有包括兩點，第一點就是農民養牛的時候如果牛病了、死了，這個損失完全是農民在承擔，所以你看不到，那么農民的收入還要再打折扣;第二點，農民的收入還會打折扣，為什么?農民養牛他要花一年的時間，他掙400多塊錢，他沒有把時間的軸線加進去。如果把時間的軸線加進去就是，他一年一頭牛才掙到400多一點，沃爾瑪賣一頭牛的牛肉一個星期都不到，這個周轉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很多農戶，在整個產業鏈里面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不僅是養殖是這樣的，種植的也是這樣的。我在廣東做調研，發現農民到了收獲佛手的時候，會遇到銷售的困難。如果是糧食作物，國家每年會確定目標價格，起到一定的價格穩定作用。但是非糧食作物，價格完全市場化，所以農民面對市場的時候，心里面真的是七上八下。他天天要打電話，甚至一天要打幾個電話，他要知道行情是什么，今天該不該采摘，該不該去出售，是今天好還是明天好，他心里完全沒有數。他會著急上火，吃不好睡不好，農業變成一個賭博的行業，因為你不太清楚該怎么做。

　　90年代以來我調研的東北地區以大豆為主，新世紀以來因為中國進口的大豆占領中國市場(我一會兒還會講到這個問題)，東北大豆只能萎縮，農民放棄種大豆，改種玉米，后來玉米又掉價了，因為庫存很高。我去調研的時候，農民就特別的愁，不知道該種什么好。這種賭博該賭哪一項呢?

　　以上是對資本下鄉背景下農民處境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到農民是面臨著多種困境的。

　　農政視角與新“三農”問題

　　對于“三農”這個詞大家是很熟悉的。在世紀之交，李昌平將“三農”問題具體地歸納總結為“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

　　“三農”問題作為一個政策提法，包含了一個整體性的空間，整體性的農民，整體性的行業。這三個方面打包后，確實對政府很有警醒的作用。

　　這個提法在90年代末是有道理的。李昌平等學者集中分析過這些問題，都是真問題，但是農村分化的問題是不是真問題?進入新世紀后，這個問題更加凸顯，凸顯的還有農業的工業化(也是化學化)問題。今天我們農業生產基本上是靠化肥農藥，這些都是化工產品，今天農業是高度依賴能源型產品、化工產品的，所以把農業的工業化問題，叫規模化、單一化、化學化也可以。

　　80-90年代，主要矛盾是農村去組織化和政府退出的問題。農村開始分散化、原子化，帶來了整體的、生產力的問題。還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公社解體，國家不斷地退出農村，帶來的農業推廣體系的“線斷、網破”的去組織化和市場導向，由此帶來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

　　90年代的改革還帶來農民稅費負擔問題。因為財政分稅制之后，而要求地方財政來承擔各種開支，造成了地方政府對農民征收各種苛捐雜稅的問題，這在90年代達到了高峰，農民負擔問題成為當時的主要矛盾。而我前面講農村分化問題，這些雖然在當時也存在，但是可以說是次要矛盾，沒有成為凸顯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三農”在當時提出是有道理的。

　　但是“三農”問題的提出，也帶來一些副作用，它的副作用是什么?“三農”是建立在一個假設基礎上的，假設中國農民是一個整體，而且有些三農學者，比較相信小農的頑強的生命力和堅韌性等等，認為小農的效率要高于規模化農業。

　　在一定條件下，這樣的效率優勢可能存在。然而，在農村分化日漸凸顯的時候，仍然以小農來涵蓋整個中國農業生產者，就有理論和現實的問題了。實際上，中央政策是鼓勵分化的，從80年代開始，中央一號文件已經在靜悄悄地推“去農民化”。

　　中國80年代其實已經出現了規模化經營的農場主，雖然不多，但當時的媒體有一些宣傳報道。80年代開始，中央也允許農業雇工。鄧立群回應說中央當時對這個事是“只做不說”，所以可以說，中央自80年代開始便自下而上的推農民分化，宣傳“萬元戶”，推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農民分化。

　　然后從90年代開始又至上而下再推農業資本化，這次是通過推龍頭企業。各個地方都有龍頭企業，龍頭企業是有證書的，政府還給予了一些優惠政策。從2013年開始，中央更是把農業經營主體鎖定在專業大戶、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家庭農場不同于我們一般意義上的字面理解，小農戶不是家庭農場，家庭農場一定要是上規模的，成為家庭農場之后就有政策上的一些優惠。所以2013年以后政府雙管齊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兩手推農業資本化。

　　如果說2006年以前，政府和農民的稅負關系是主要矛盾的話，2006年農業稅免除以后，農民分化的問題、農業資本化的問題就變成了主要矛盾，是今天凸顯的問題。今天的問題就是農戶經營是不是在被資本化的農業擠壓?小農戶被新型經營主體擠壓之后，或者被新的經營主體覆蓋，從屬于新型經營主體，比如“公司+農戶”的方式，比如成為農業雇工，或者放棄農業，外出務工。我之前也舉了養牛的例子，在“公司+農戶”形式下，公司對農戶形成了擠壓，這是一種所謂的“覆蓋”。今天號稱有百萬專業合作社。我支持農民合作，但是今天市場化、專業化的合作社有很多問題。估計80%-90%注冊的合作社都是由專業大戶領頭，他們對小農戶的帶動，也是一種覆蓋農戶。【注：關于合作社的問題，我另外有文章討論：嚴海蓉、陳航英：農村合作社運動與第三條道路：爭論與反思，《開放時代》，2015年第2期。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4186】

　　我前面講了一種擠出，就是公司直接下去包地。還有一種叫“反彈琵琶”的擠出，是什么樣呢?在湖南、黑龍江等等，用訂單農業的形式，農民不用耕種，公司幫你種，從播種、收割、打藥，到收獲，一條龍服務。“反彈琵琶”把農民從生產者變成被服務的對象，變成一個購買服務的人。這也是一種把農民擠出農業的一種方式。

　　如果說原來中國農村、農民、農業是相互嵌入的關系，這種嵌入關系是三農政策框架的基礎，那么新世紀以來這三者開始脫嵌和離散了。農民的不斷流出農村，農村和農民不再互嵌;同時，資本下鄉，龍頭企業、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大戶等成為新型經營主體，農村不再是同質化的農民空間。幾十年的不斷分化，農民也不再是一個整體。農業越來越從屬于資本，有時資本直接參與生產，有時候則通過形形色色的“覆蓋”的方式使農民進入它的鏈條。農業和農村也不再吻合，今天中國的農業和糧食，不僅與中國農村相關，也與全球化的生產和市場相關。所以我們如果還要講“三農”問題的話，就需要要談新的“三農”問題。新三農問題是：農民分化;農業的資本化、全球化;農村的生態環境惡化。

　　上面解釋了農民分化和農業資本化的問題。現在談談生態環境的惡化問題。大家可能知道，農業今天可能是中國第一大“面源污染源”，我們生態環境面臨的主要問題除了工業污染外，還有化學農業所帶來的污染。雖然有些人認為小農戶生產相對來說比較生態，但是情況有些復雜。

　　在非洲有些國家，因為農戶買不起化肥，自給自足的比例也比較高，所以農業化學化的程度相對比較低。可是中國農業商品率那么高，為市場而生產，也高度依賴市場，農民對產量的追求是必然的，農藥化肥使用往往過量。中國的農資使用比例超過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就有分析數據稱中國單位面積化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農藥使用量是發達國家的2.5倍，由此帶了生態環境惡化問題。

　　上面我已經用“農政”的視角，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重新敘述我認為當下的“三農”問題是什么了。講新“三農”，就要面對農民的分化問題、農業資本化問題，以及農村環境惡化，以及其背后的農業的高度商品化、化學化問題。

　　我們可以回憶上世紀30-40年代，那時有一個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論戰涉及到三派：一派是鄉建派，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二是中國經濟派，這一派比較邊緣，在此不多說了;還有就是由陳翰笙、薛暮橋等領導的中國農村派。當時中國農村派用的就是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和方法來分析中國農村，得出的結論就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我們今天應該重新采用這樣的視角和方法。

　　食物主權

　　前面講的主要是“三農”和“農政”的概念。“農政”這個詞稍微有點怪怪的，但這里代指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農村的變遷。下面我想引出“食物主權”的話題。

　　圖 3：1995年以來中國大豆進口量

　　資料來源：改變飼界

　　圖3是我們中國糧食進口量的圖表。近幾年(2016-2018)，中國進口的大豆在9000萬噸上下，毫無疑問是全世界進口大豆最多的國家，全世界市場上交易的大豆有三分之二進入了中國。大家同時也記住，中國是大豆的故鄉，在90年代之前，中國出口大豆，那么突然的大反轉是怎么回事?關于大豆進口和價格變化，這里面截取了一些年份，大家再看一下價格的變化(圖4)。

　　圖 4：中國大豆進口量與價格變化 (2006-2014)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中國老百姓常說說“中國買什么，什么貴;中國賣什么，什么便宜”，大家看看在大豆上是不是這樣的情況?隨著中國購買量的不斷上升，可以看到價格(藍色的點)卻不斷地往上走，在進口量與價格的變化關系，老百姓總結得很對。攀升的價格誰來承擔?是我們消費者在承擔。進口的大豆幾乎都是轉基因大豆，轉基因大豆比我們國產大豆出油率高一些。9000萬噸大豆進了中國做什么用?主要榨油用。大豆大約20%是油脂，80%是蛋白，榨油之后的豆粕做飼料。如果大豆漲價，飼料就會漲價，我們吃的豬肉、雞肉也會連鎖漲價。所以誰在買單這樣就很清楚了。

　　圖5:1990年以來我國大米進出口情況

　　資料來源：改變飼界

　　然后看一下1990年以來我們中國大米的進出口情況(圖5)，紅色的是進口量，從2010年開始突然飆升。中國大米的進口有合法的，有非法的。合法就是拿到進口許可;非法就是走私，基本上都是來自中國周邊國家。

　　圖6：我國小麥進口量

　　資料來源：改變飼界

　　圖7：中國玉米進口量

　　資料來源：改變飼界

　　90年代中國進口糧食結構單一，小麥是主要的進口主糧，在1993年出臺糧食代理制后，小麥進口量迅速下降。90年代是山東危機比較嚴重的時候，小麥的進口最近幾年，特別是進入到2007年之后也是攀升的(圖6)。2009年前后，玉米進口量有一個飛躍(圖9)。總結一下，2017年中國大豆進口9553萬噸，2017年稻米進口同比增加13%，小麥進口同比增加27%，然后高粱進口世界第一，大麥進口世界第二，油菜籽進口世界第一。我們一直在強調糧食安全，但是不容忽視眼前的現實，政府也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糧食進口第一大國。

　　改革開放初期，30個省市有21個省市可以安全地做糧食輸出。也就是說他們糧食有多余的，可以調出。根據華南師范大學胡靖老師的研究，當下能夠輸出糧食的還有十個省份，廣東、浙江嚴重缺糧;四川是魚米之鄉，但是到今天也沒有余糧;山東、河北、河南、蘇北、皖北、內蒙已經面臨嚴重的水資源約束和土地沙化。原因在哪里?這個原因完全跟我們的發展模式相關。大家聽說過土地財政，用耕地換增長。全國學廣東，廣東學香港。這個現象從廣東珠三角開始，把本來的良田變成硬化的工業區，是最早的以耕地換增長的粗放型發展的方式。如果不反思不調整，中國的糧食安全前景值得擔憂。

　　下面我將引入一個新的概念，“食物主權”。那么食物主權是什么?之前政府白皮書用過 “糧食主權”這一概念。這個與食物主權有交集，也有不同。現在僅僅提“糧食主權”不足以面對我們當下的現實，因為我們飯碗里裝的不僅是主糧，還有各種食物，人們消費和國家進口不再單一，所以我們今天講糧食主權不夠，必須講食物主權。

　　除此之外，“食物主權”與“糧食主權”還有一些概念上的不同。曾經有位朋友對這個概念不理解，他認為主權只有國家才能有，怎么能講糧食主權、食物主權呢?我來解釋一下這個詞是怎么來的。

　　1980年墨西哥政府首先提出了food sovereignty(應該是西語，后來才被翻譯成英文)。從墨西哥開始，到中美洲農民運動，到現在遍布拉美的農民運動都開始提food sovereignty這個詞。為什么會提出這個概念呢?他們是新自由主義最早的的受害者，被美國當做“后院”，跨國企業進入他們國家相對來說比較早，進入他們農業體系會比較早，首先在他們那邊引發了農民的抗爭。農民發現原本天經地義的事情現在突然變得不可能了。

　　比如傳統農耕中，農民是能夠留種的，但是現在市場上種子農民不能留種，留種就侵犯了公司的知識產權。所以種子資源作為一個公共資源，原本是人類共享的公共資源，農民突然發現，原本農民擁有的種子使用權消失了，公共資源私有化了，種子的產權現在在公司手里。資本的進入也引發了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農民面臨一個被“去知識化”、“去技能化”的問題。今天的農民說不清楚土地里應該用什么化肥、用什么除草劑，這些都是農資銷售員、技術專家告訴他們的。信息從外部輸入給農民，由公司提供。農民所有的傳統技能和知識，還有自主性都被排擠出去了，這就是農民“去技能化”事實。農民原有的農耕知識被“化學農業”消除了。資本主義生產，不僅導致工人的“去技能化”，也同樣導致農民的“去技能化”。

　　拉美農民可能最先遭遇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最先提出了food sovereignty。聯合和團結農民抗爭的組織，中文翻譯為“農民之路”，英文是the peasant way。他們希望農民的生產方式、農民的自主性，得到尊重和保護。今天“農民之路”已經是全球的農民組織聯盟了，他們聯合的團體分布亞非拉和歐美。

　　在有些國家，政府把“食物主權”作為公共政策。2008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銀行牽頭發布了《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全球報告)》，國際數百名專家參與編寫。報告里就講到，原來我們的概念是糧食安全，國際上流行的糧食安全概念是，只要市場能夠讓糧食供銷平衡，也就是說需求能夠得到滿足，那就是糧食安全，這個定義不關心糧食從國內還是國外市場來。當然我們中國關于“糧食安全”的認識有點不一樣，因為中國有革命傳統、經歷過冷戰的封鎖，所以中國一直以來用自給率來衡量糧食安全，自給率就是衡量我們中國生產的糧食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本國的需求。中國對“自給率”的重視與國際流行的“糧食安全”的定義有所不同，這個概念還隱含著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頭這樣的含義。

　　《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全球報告)》提出，從全球范圍來看，已經在發生范式轉變。糧食安全主要關注市場供銷問題。食物主權，則涉及到一個國家、區域對自身糧食體系和政策和控制。所以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地區都聯署認可這個報告。

　　“食物主權”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它包括了幾個層次。首先是人民、國家、地區的自決權。這意味著多個主體的復合和互動。國家主權已經深入人心，不用多說。人民主體對于我們來說并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因為20世紀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傳播和實踐了“人民”的主體性(“人民戰爭”，“人民萬歲”，“為人民服務”)。至于地區，國家內部食物體系的區域性在中國也有源遠流長的傳統，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人民、國家、地區有權自行決定自己的食物生產體系和政策。然而，資本全球化的現實，卻挑戰了這一想當然。比如美國逼迫我國臺灣大量進口美國牛肉，臺灣的豬農上街抗議，因為牛肉進口太多，必然影響到豬肉。雖然這些抗議表達了強烈的民意，但是臺灣還是進口了牛肉。這說明什么問題?今天中國進口多少玉米，進口多少牛肉，這些也會受制于各種因素的權衡、利益的較量。今天在國際上買什么、不買什么，不完全是自己說了算，百姓的需求不一定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自決權變成了一個問題。

　　食物主權同時強調生產者的自主權問題。八十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全球盛行，資本的權力不斷地在侵入、侵犯農民的自主權。此處生產者自主權的概念指的是，生產者必須公平地擁有管理和掌控生產資料的權利。生產資料包括什么呢?土地當然是基本的生產資料，但是除了土地之外，今天農業生產資料包括種子、農資、水利設施等。

　　消費者的人權，也是食物主權框架里面的一種權利。消費者的人權包括免受饑餓、獲得適合他們的文化、有利于健康的食物等基本的權利。有人問，大家現在都出現肥胖問題了，哪里還有糧食不足的問題呢?答：肥胖問題恰恰是問題。消費者人權強調的是獲得健康的，符合自己文化習慣的食物的權利。

　　食物主權還包括，大自然的生態多樣性權利，以及反抗跨國公司的權利。這些由拉美的農民組織發起，全球推廣的一個框架，符合我們的情況嗎?我們需要嗎?

　　我認為我們是非常需要的。近幾十年來，中國居民食物結構已經發生變化，所謂的“主食越來越不‘主’、副食越來越不‘副’”。原來以主食為主的“糧食安全”的概念就有一定的局限性。糧食安全依然重要，但已經不夠，需要更新的框架。

　　另外，食品安全問題是民生問題中排名前五的棘手問題。很多“食品安全”問題，與種養業的生產條件和生產方式有緊密的關系，并不局限于傳統意義的“食品安全”。食物主權這個框架可以粘合“糧食安全”、“食品安全”，也可以彌補這些傳統概念的不足，有助于我們在生產關系的框架中提出問題、分析問題。

　　在食物主權的視野下，我們提倡什么、反對什么呢?

　　反對資本，尤其是外國資本集團，對中國農業資源的控制，反對把土地、水、種子、畜種等自然要素等全面商品化、資本化;支持提倡農業資源的公共性。

　　反對資本主導食物生產和流通領域;提倡食物生產和流通體系應具有公共性、基礎性和社會性。

　　提倡農戶自愿組織、土地集體共有、按勞分配為原則的農民合作組織。

　　反對破壞健康和生態可持續性的科學技術。

　　提倡科學技術要因地制宜，與民間傳統的創新實踐相結合;倡導保障物種安全和生態可持續性，倡導生態農業。

　　反對大量進口轉基因食物和對國外市場的依賴。

　　提倡反思消費主義，提倡發展健康、節儉、豐富的地方飲食文化，提倡國家有計劃地取消轉基因食物的進口。

　　反對歧視婦女和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的價值觀。

　　提倡在土地權益和生產過程中落實性別平等和其他一切群體的社會平等。

　　食物主權提倡農業資源的公共性。今天，這恰恰是很大的問題。農民在不斷地流失他們作為生產者最基本的條件和權利，農業資源流向公司。流通領域的資本化也對農民產生不斷的擠壓。所以不僅是農業生產資源，而且流通領域的基礎設施，都應該具有公共性、基礎性。

　　怎么看到技術的社會性、政治性?今天婦女是否有平等的土地權益?大家可以在食物主權網站上找到對這些問題的討論。

　　如果說農政視角關注的是生產關系的問題、農民的分化問題，關注的是生產資料誰擁有、生產成果誰受益等最基本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那么食物主權還提醒我們關于生產模式的問題。

　　生產模式有什么問題?今天我們是以一種工業化的方式來對待農業，單一種植、規模化，高度依靠外部輸入的要素，如化肥農藥和其它石油產品(也被稱為化學農業)。中央在提生態文明建設，我覺得這個提法很有意義。大家都知道氣候變暖的問題，氣候變暖導致極端氣候和極端氣候的頻繁發生。氣候變暖主要是由溫室氣體大量排放所導致的，而工業化農業就產生了大量的溫室氣體。

　　工業化農業高度依賴化肥、農藥，這些都離不開石油資源。大型機械的生產和使用，大規模集中飼養等也造成了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2013年，聯合國糧農及農業組織(FAO)發表報告稱，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已經占到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10%-15%，然后通過毀林造田的模式又增加了20%。

　　從農業生產、到食品加工，也就是農業及其延伸的食物體系，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排放就占到總量的50%。這樣生產出來的產品，我們還在大量浪費。但是如果我們改變現在農業生產模式，用一種生態的方式進行生產，我們就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減少30%的溫室氣體排放【編者注：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原文為“而生態農業系統可以抵消掉80%的因農業導致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不生產工業化肥，每年可為世界節省1%的石油能源，不施化肥還能降低30%的農業排放。”】。

　　所以，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導致氣候變暖，根本的問題是全球碳循環的紊亂，放在地底下的碳被挖出來，通過一系列的生產和消耗、消費，釋放到空中去，收不回來了。碳循環的紊亂是全球變暖的根本問題。

　　除此外，還有氮循環的紊亂問題。大豆等植物本身有固氮功能，但是現在化肥廠的生產是人工固氮。化肥工業的最初發展跟美國軍工業有非常大的關系，比如美國二戰之后，大量的軍工產品銷售不出去，工廠就轉而生產化肥。

　　但是人為的固氮作用的后果，就是讓我們的食物生產、食物鏈脫離了生物學的邏輯，就是不再依靠生態資源和植物本身的能力，轉而擁抱工業邏輯。也可以說，工業化農業使得農業脫離了本地化的要素，轉而越來越依靠外部要素的輸入，這是工業化的邏輯。現在全世界可用氮元素有一半是人造的。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氮流動增加了一倍，農業化肥的使用是氮流動很大的因素。農業不能吸收的氮肥，最終進入到水域，導致水生植物的瘋長，以至于耗光水中所有的氧氣，使得水中其它生物無法存活，最終成為“死亡水域”。根據Fred Pearce在Yale Environemnt 360上的報道(2018年2月6日)，目前全球海洋有400多“死亡水域”，2017年最大的一片在墨西哥海灣，達到8800平方英里(22792平方公里，約3.6個上海市)。所以這是氮循環紊亂的后果之一。

　　這里我想引用一段我與范達娜·席瓦(Vandana Shiva)的訪談內容，她是一個印度的女權主義生態學家。在訪談里，她指出了“現代農業”的一些問題。當然此處，現代農業只是一個簡稱，指的是市場化、資本化的、工業化的農業模式。她是這樣說的：

　　為大眾所熟知的化學農業，也就是在第三世界所推廣的農業革命，即綠色革命、轉基因農業，在計算它的成就的時候，采取的秘訣就是簡化法和成本的外部化。

　　第一個簡化是生物簡化，也就是把復雜的互動的生態系統簡化成為作物，而農田里的草、昆蟲等生物都被屏蔽在外，甚至全部殺死。他們把復雜的、互動的生態系統簡化為作物，把作物簡化為單一作物、單一種植，然后把單一的作物簡化為僅僅能夠作為商品出售的部分。以前的傳統農業并不是這樣的，20世紀以來農業開始產生了這種情況。

　　其后果就是，農業在所謂高產的同時，整個生態系統卻在沉淪，生態的多功能在沉淪，每畝的營養產出在下降。同時，高產的成本都外部化了，比如說造成的水污染需要花費450億美元才能清除。治理本身就需要很多的費用，這個治理不是當初造成污染的人在治理，那么是誰在治理?是政府在治理，政府的錢財是老百姓貢獻的，是整個社會在承擔這個后果。這是一個生物的生物性的簡化。

　　第二個是經濟上的簡化，就是讓生產效率等同于單位面積糧食或經濟作物的產出，而生態系統的其他種種產出都沒有算進去。

　　這里面就涉及到對農業的一個認識，農業多功能性，農業不僅產出作物，它還產出生態多樣性、良好的空氣、農耕文化，還可以產出社區，它有多種多樣的產出。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蜜蜂在大量死亡。美國報道了很多，我們中國沒有怎么報道。但是2010年左右，中國養蜂人和蜜蜂專家也開了一個大會，中國臺灣的同行也參加了，大家談到蜜蜂在大量死亡，蝴蝶也在死亡。那么連帶的問題是什么?依靠它們授粉的植物將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問題，生態鏈將會斷裂。所以農業在被施以暴力的簡化之后，帶來的問題非常多。

　　我們中國土壤有機質在下降。世界上一共有三大塊黑土地，中國就有一塊，在黑龍江。但是我在那邊調研，那邊農業專家都在說我們這個土壤有機質在下降，面臨嚴重透支。

　　如果沒有有機質，土壤就難以長出作物。東北老百姓是這么描述的，我們這個土地有“毒癮”了，“毒”就是指農藥化肥。現在政府也講，我們中國農業要減“肥”，就是減化肥。美國也有類似的土壤問題，美國的農業相對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算是很年輕了，可是土壤被侵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比表土生成的速度要快十倍。

　　由此帶來農業的可持續性問題。從前，我們以為農業當然是可持續的，春種秋收，年復一年。可是如果按現在的模式走下去，農業還可持續嗎?我們現在把農業當作采掘業了，采掘業是什么?采完了就沒有了，有機質沒有了，表土的生成趕不上侵蝕的速度，農業會走向不可持續。生態多樣性的喪失也是近50年來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樣的農業生產模式帶來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食品安全問題、營養問題。美國學者跟蹤美國農業部的數據，發現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從1950年到1999年，43種園藝作物的營養成分全都在下滑。所以今天你吃到一個蘋果跟20年前、50年前的蘋果在營養價值上是不等價的。英國也有類似的營養數據。

　　總結

　　在此，總結一下我剛剛所講的(新)三農問題、農政視角和食物主權這三個概念。

　　“三農”問題的提出在上世紀90年代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現實情況發生了很多變化。原來的假設，即農村、農業、農民三個就是正好是相互重疊，彼此互嵌，在今天已經時過境遷。

　　今天中國進入到一個進口常態化的狀態。所以不能僅限于中國，我們必須用全球化的框架看待中國農業問題，追問中國農業問題。那么從農民的角度上來說，農民在分化，農業的新型主體變成了農企、大戶、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小農貌似人數很多，但是趨向弱勢、邊緣;生態環境的惡化的問題、村莊在消失的問題。上述這些新問題，都突破了原來的“三農”框架，所以我們今天需要新的視角和表述。

　　我認為是我們需要政治經濟學(簡稱農政)的視角，來分析和表達上述的新問題。當有人告訴你某項措施有利于小農，雖然聽起來很好，但我們要追問“有利于小農”到底是什么意思?小農到底指的是什么樣的農民?

　　除了農政視角，我認為還需要一個食物主權的視角，也就是我們整個生產模式應發生一個變化。我們看到了新“三農”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容易表現為孤立的問題，在城市是食品安全問題，在農村是農民失地問題，還有生態環境的問題。這些問題相互間其實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如何把這些問題進行打包，然后針對性地提出一個愿景?

　　我認為“食物主權”這個概念有助于把新“三農”的問題進行統合打包。當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概念也可以提出來。但是在大家提出來之前，我們可以暫時用“食物主權”這個概念，它告訴我們這些城市消費者面臨的食品安全問題和農村的分化，和我們現在生產模式(農業的單一化、規模化、化學化、工業化)都是相關的。

　　我們可以通過食物主權這樣的框架來幫助我們表述問題的相關性，幫助我們去提出整體性的愿景和訴求，聯結城鄉，聯結生產和消費：我們要食物主權。食物主權對生產者來說有哪些權利?對于消費者來說，又有哪些內涵?我們需要的是什么?

　　那我就講到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見、批評都可以提出來。

　　交流環節

　　問題一

　　嚴老師，您好，我之前一直看您的文章。我想問一個具體的問題，你剛才說我們大量地買大豆，我們好像比較能理解類似臺灣這類地方(會進口大豆)，而中國大陸幅員遼闊，當時我們決定要大量地買大豆的時候，有一些什么樣的具體考慮?

　　嚴海蓉：我們其實一直也在追問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的話，這個跟中國全球化有關。到目前為止，中國加入世貿的具體條款并沒有公開。首先我們當然看到一旦加入WTO，農業關稅就接著往下降，而大豆的關稅稅率則是低得厲害。所以我們不太清楚，到底在談的時候，為了中國的一些工業品可以進入到美國市場，我們在農業上做了多少讓步。但是我們能看到的是，隨著大量大豆的進口，中國整個消費方式在改變，也就是說自從大豆進口以來，中國人的消費肉、蛋、奶在急劇上升，而且是超標地上升。

　　大概在1990年代后期，人均來說的話，中國肉蛋奶的消費已經趕上了日本，我不是講每個人，因為中國當然有消費不起的窮人。如今整體上我們是消費過度的。可是今天，大豆進口還在不斷攀升，從原來我們聽到進口達到6000萬噸的時候，都已經覺得不可能再升了，結果還在往上升，現在都進口9000多萬噸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狀況?這個問題我個人恐怕無法回答。

　　問題二

　　能不能說一下食物主權運動，在中國在做什么?和其他國家情況有什么不同?比如目的、策略上有什么差別?

　　另外，我了解到農業上有一個學派叫food regime，食物體制?因為我個人覺得他們的分析是很有趣的，他們將食物、農業，還有供銷鏈、消費的超市化、歷史變遷這些放在一起來分析。他們是否也覺得食物主權是新的食物體系的一個反抗運動?

　　嚴海蓉：我覺得food regime作為知識領域的研究，它的貢獻非常大。它有一個歷史的長視角，不僅就現當代問題談現當代問題，它會從歷史分析入手，看到我們世界性的食物體系從19世紀的時候開始形成，形成的原因跟英國當時的霸權有非常大的關系，通過這種視角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層層的關系。

　　再比如說我們中國傳統以來都是講畝產多少，可是我們一旦跟美國進行比較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說美國一個農民能夠養活多少人，話語轉變的背后是效率觀發生了一個變化。我們本來是畝產效率觀突然變成了勞產效率觀，這樣一比的話，我們中國突然覺得自己好落后，畝產我們可以很自豪，因為中國今天水稻、小麥畝產跟世界先進水平基本是齊平的。可是一旦換到一個農民養活幾個人這個問題上，我們突然就覺得自己特別不行，覺得美國模式特別光輝燦爛。

　　但如果你學習了food regime，你就會明白那個效率觀是怎么來的。特別是在像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新的農業地區被開發的時候，因為土地資源比較“廣袤”，這里用的是打引號的“廣袤”——因為是搶來的。同時，人力資源比較稀少，所以他用稀少的要素作為分母。中國土地資源稀少，我們用土地資源作為分母。他勞力資源比較稀少，所以他用勞力來作為分母。所以什么是效率，用什么做分母，這個其實不是一個所謂天然的、普世的。當我學習food regime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有這樣的一個轉換，為什么好像很多人振振有詞，分析中國農業落后，中國農業效率不行時似乎很科學的樣子。我現在就明白是這么回事，它是這么轉來的。

　　那么今天我們怎么來看效率觀?我們今天可以講生態效率觀、能源效率觀，也就是說化學農業其實是大量消耗能源的。你投入了十份能源，最后產出來的可能是兩份到三份。但是你用生態農業，那就不一樣了，生態農業特別節能。用能源效率觀，生態農業的效率突然就顯示出來。所以我們在表述方面，用什么樣的概念能凸顯什么問題，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food regime食物體制這幾個概念我覺得非常有用，但食物體制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大致在歐美的演化框架里去展開的。中國的因素沒有太多被考慮進去。如果說原來沒有被考慮進去是有道理的，那么今天因為全球化的問題，中國現在又是糧食的進口大國，這個因素就變得很重要，但是放進去以后怎么來思考，我覺得還是有待去研究的一個工作。

　　問題三

　　嚴老師您好!我之前看過一個臺灣學者關于臺灣農業的文章，他大概講的是臺灣最早的農業斗爭是由農業生產者為了自己的權利去進行的。后來化肥的使用導致農產品出現危機，城市的消費者為了食品安全也就加入這個抗爭當中。我覺得他比較樂觀，當食物安全出現危機的時候，城市的消費者和農村生產者，他們會一起進行抗爭。他這種講法在大陸這邊有沒有可能?有沒有可以供大陸借鑒的地方?

　　根據我的一些粗淺了解，大陸這邊也提有機食品，但是它好像跟美國類似，有機農產品以一種價格化的方式呈現出來，然后消費者沒有形成集體抗爭，只說我可以自由選擇價格。再就是這種提法里凝結著一個農村景觀的概念：將有機農業呈現為一種對鄉村生活的想象，就是消費者個人來選擇這種小農的生活方式。但他其實背后沒有一個對農業危機的整體看法。我感覺在大陸城市生活的消費者和農村的生產者之間的隔膜還是很大的，或者說消費者容易被媒體誤導，您怎么看?

　　嚴海蓉：這個問題挺好的。據我了解，在臺灣，跟你說的相關的這個組織叫“主婦聯盟”，他們從環保開始，然后發展為共購，現在他們發展為一個遍及臺灣的，還有著自己共購店的一個組織。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運動，而且是超越市場經濟的。因為它和農民發生的關系不是一個市場的關系，或者不僅是市場的關系，比如說如果農民因為臺風歉收，消費者會幫助他們一起分擔成本，不僅僅是農民在承擔成本。

　　所以在這里已經超出了一般市場經濟的關系，這種對市場關系的改造，哪怕只是微小的努力，都是非常好的，這樣的模式在大陸也有一些。上海不知道有沒有，北京我知道，有一個跟食物主權有點關系的組織叫北京食安聯盟。他們也是通過自己的購買力來扶助一個合作社，或者扶助一個村莊，力量非常小，但是我覺得這些努力都是超越了一般市場關系的努力。

　　你提的另一個問題也非常重要。今天一般的中產對于生態農產品的關注還僅僅停留在個人消費層面，沒有深入到生產關系的層面，沒有看到生產的問題。而且現在有些下鄉了的資本也開始做資本化的有機農業，這種有機農業跟用合作社的方式來生產生態農產品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講生態農業時其實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資本路線，它復制了所有單一工業化農業的特征，只是用某些所謂的生態的，比如用生態的肥料，不用化肥，用其他產品替代了其中的一些生產要素，但是整個的生產關系、生產方式是一樣的。那么它關注的是什么?還是范達娜·席瓦講的那個東西，關注的是最后的產品，能夠銷售的產品那部分，而中產的消費者他關注的是什么?也是產品那部分。他們對整個生產過程生態多樣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什么、人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完全不關注。只要產品檢驗合格，有個證書就行了。這是生態農業的一條路線。

　　那么另外一條路線就是現在中國也有一些人在提倡、實踐的，就是在生產的過程當中，我們關注人與人的關系、關注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那么我們要求的不只是最后的可以出售的商品，我們要整個生態農業的過程。可以稱這條路線為社區化的農業，不管叫什么名字，這是另外一條底層的生態路線。

　　現在網絡上有很多對農村進行呈現的文字，其中有很多是對農村進行景觀化的呈現。那些對農村景觀化的呈現，是不去深入思考、呈現其中的本質問題的。

　　問題四

　　我一直以來都在想一個問題，資本下鄉也好，技術和農民結合也好，似乎并不完全像現在這樣嚴峻。就我自己的經驗來看的話，好像大家對資本下鄉，技術和農業的改變，似乎還是愿意接受的，覺得這樣挺好的。農民好像感覺還沒有被壓迫、剝削到這么嚴重的程度。

　　山西蒲韓有這樣一個合作社，發展生態農業，是農民自己發展起來的。但好像很多合作社都是從外面來一個領導，重新組織農民。農民自身一方面是好像也沒有被壓迫到要形成自己的主體性改變現存狀況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又聽到很多農民自殺的消息，農民壓力大到失去生命，又似乎只有自殺一條方式，已經被逼得自殺了也沒有產生出自己的主體性來。似乎只是外部知識分子或批判者的一系列解釋在維系著他們，讓問題得以成立，我不知道我這樣的理解有沒有什么問題?

　　嚴海蓉：我覺得中國的問題稍微有點特殊性，因為中國是世界工廠，農村空心化問題相對來說速度更快一些。非洲、東亞，日本、韓國、臺灣也都面臨農村空心化的問題，但中國是速度最快的。所以今天你講中國農村沒有來自內部的變革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是空心化的結果。大家似乎感覺到去城市就可以找份工，就有機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整個的經濟發展還處于上升期，雖然這個上升的速度現在已經比原來緩了很多。那以后會怎么樣，現在還不太好說，到目前為止大致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會看到因為農村空心化的速度非常快，農村留下的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中年人都很難見到。那么內部產生變革的要求來自于哪里?它來自于家庭，就是通過家庭的方式來解決，用出去打工掙點錢回來養家這樣的方式來解決。但是這一切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在于在農民出去之后可以打到工，但是這個條件在消失。

　　我感覺就是在黑龍江那邊，我剛才說的那個村就是這樣的情況。這個公司下去包地，政府幫著一起去游說農民把土地交出來給公司，怎么說呢?就是幫你算一下，你要是把土地交出去之后，你可以得到兩份收入，一份是土地的租金收入，還有一份你自己打工的收入。那不是挺好的嗎?加法做得好啊。但是問題在于農民出去要能找得到工。后來農民開始鬧事，他們后悔了，后悔的就是他出去之后發現找活不容易，找到打工的機會不容易，當地就叫做“活”，是農民的活路。

　　他們說以前是人挑活，你愛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現在是活挑人，就是你想做什么不一定做得到，別人來挑你，對你年齡等各方面的要求比較多，所以就有一部分人出去之后發現找不到工作又返回來，返回來之后土地又沒有了，他們就想把土地給要回來，可是又簽了五年合同，幸好只簽了五年。

　　但是在目前這個階段難以在農村內部提出這個要求，原因就在于人不斷在往外走。我剛才講的這公司，下鄉之后帶來的不僅是生產方式的轉變，它還帶來整個社區的轉變。比如說原來農村社區，有一些農資店、百貨店，現在公司下去之后，公司不會到小店里買農資，公司一定是巨量的采購。現在周邊農民不種地了，百貨店維持不下去，農民生活也隨之不方便了，連鎖反應是大家都得進入城鎮去生活。

　　城市里找不到活干的人留在農村就會覺得自己是在干耗著，原來的農村社區生活中的那些東西都沒有了，他們眼睜睜看著社區解體。所以當資本下鄉之后，它帶來了社會的、文化的一切影響，社區再生產的能力沒有了，文化再生產的能力也沒有了。

　　我們大概2014年的時候就轉基因問題做過問卷調查，其實發現中國農民知道轉基因的人真不多。知道轉基因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那就更少了，他聽說過但是不清楚轉基因和雜交到底有什么不一樣，轉基因安不安全也不清楚。然后我說了一些東西之后，農民趕快說，你趕快弄個片子到我們那個村里跟他們說，給大家都放一場電影，讓大家能夠通過這個來了解一下。我們調研時只要跟農民一說這些事情，他馬上就希望能夠多知道一些，反而是我們現在整個信息傳播的渠道對農村是封閉的。大家不去說不去關注。農民頂多看看電視，可電視上不講這些。

　　還有一點，農村內部是否主動產生變更的要求，農村空心化本身是否導致農村內部對變革的要求，這些都需要一定的條件。如果說今天我們還不太看得到，或者說還不普遍的話，那現在這個城鄉關系是不會永遠不變的，它的問題會滾動到農村去的，所以可能還是要以一種變化的眼光來看這些會好一些。

　　問題五

　　我最近在網上看到你們在蒲韓辦一個關于生態農業的會議，好像有人在介紹生態農業和教育孩子們的事，那么什么是這樣的社區農業呢?社區農業有怎樣的文化教育內容?你們的會議讓我覺得好像關心生態農業的人其實非常多。一方面你說要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了解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要讓更多人走這個社區生態農業的路線，不走資本主義的“生態”路線，對社會公眾肯定要進行一些教育宣傳的。所以我想問，我們如何提高這種教育，而且，農村和城市都有需要，我覺得任務非常大，怎么做?

　　嚴海蓉：對，方法是，加入我們!是的，你的感覺和我們是一樣的，任務非常艱巨。可能大家平時有的時候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其實剛才我提到的那些數據，是我以前收集的，這些數據都是到2014年、2015年左右。然后為今天的講座，我把中國糧食進口的數據又收集了一下，更新到2018年，我還是嚇一跳，有危機感。

　　農村問題，生態問題，農民的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它都是存在的。因為我們生活在城市，容易看到城市里看到的問題。鄉村是大后方，我們往往不太容易關注到這些。但是城市和農村的問題是割不斷的。城市經濟一旦出問題，這些人到哪里去?如果說以前他們還可以勉強回去，到了今天的新生代，他們能回去嗎?很難。為什么難?因為現在進入農業的門檻非常高。

　　原來做農業有一點地，有體力，就可以了。你現在可以嗎?首先如果家里沒有地的話，你要租塊土地，然后你的種子從哪來?這些都變成問題，所以今天進入農業的門檻比原來高很多，那他們怎么回得去?另外一個回不去的是什么?農村社區在解體，你怎么回去呢?你原來在農村的社會關系，大家都是熟人，現在呢?新生代的大部分時間在城市，他要回去的話，整個社會關系必須要重造。

　　所以城市一旦經濟出現問題，那你能不能回農村去?城鄉問題相互之間是不斷滾動的。所以我們不能說中國農村問題已經沒有了，我們現在主要是城市的問題，不是這樣的，城鄉關系它一定是相互關聯的。我們這邊做文化研究也是一樣的，我們關注鄉村的文化，也有關注從鄉村里出來的人進入城市的，同時也要關注他們家里面發生了什么情況，他為什么到城市來，到城市來以后他的去向在哪里?他會留在城市嗎?留在家里的又是怎樣的情況?還是要將城市和鄉村兩個方面相互關聯起來看的，所以我覺得確實任務很巨大，不僅是人的問題，還有生產的問題。

　　我們食物主權其實很小，它是一個公益網絡。我們做的事情，一方面，每天都有微信文章的推送。我們最近推了一個給大家揭示農村淘寶的文章(雙十一再刷銷量記錄，卻撐不起我的農村淘寶創業夢)，從一個年輕人創業的角度來說，他到底遭遇了什么，農村淘寶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農村做一個淘寶店的店主要經歷什么?不是那么簡單的回去以后就可以創業的事。

　　我們有兩個公眾號，也有網站，這是我們公眾宣傳的一部分，這部分大家都可以介入，一起來學習，一起來探索。我們做的事情還有一部分就是暑期調研，我們進入農村做一些調研，我們最近兩年調研的關注點在新集體經濟上，包括合作社和其他一些好的案例，希望總結出來對于實踐能夠有幫助。再就是我們每年有一次年會，年會就是希望學生、學者和具體在農村做實踐的實踐者、生產者，大家能夠聚在一起分享交流，大概主要做的是這些。做的還很不夠，所以大家當中有興趣的都可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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