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交換的最初對象就是土地，這使得農業成了養育人類生命體的“第一產業”。威廉·配第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農業生產是對氣候環境最具依賴性的產業，因而氣候變化也就成了決定人類從而民族命運的重要因素。

　　國家的成長與人的生長遵循同一自然規律。人類歷史越是久遠，其命運興衰越貼近自然變化，自然氣候對人的歷史影響表現得就越是直接。

　　中華民族的歷史總體說是以農業文明為主體的歷史，而農業是對氣候變化反應最為敏感的生產部門，這一特點決定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國家興衰與氣候的好壞緊密相連。馬克思說：

　　我們在亞洲各國經常可以看到，農業在某一個政府統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個政府統治下又復興起來。收成的好壞在那里決定于政府的好壞，正像在歐洲決定于天氣的好壞一樣。

　　天氣變化從而收成的好壞往往對政府治理的好壞有重大影響。即使一個很有事業心的皇帝或宰相——比如西漢末期的王莽、北宋宰相王安石，若時令不濟，也同樣會被折騰得灰頭土臉。在農業為主體的中世紀，人算往往不如天算。在古人記錄的氣象文獻中，氣候變化往往被賦予某種命運喻義。《月令》是中國古代天文歷法著作，它更是按照一年十二個月的時令，記述政府的祭祀禮儀、職務、法令、禁令，并把它們歸納在五行相生的系統中，顧頡剛說：

　　一部《月令》，雖是說呆極可笑，但它的中心觀念只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個字。他們以為春天是萬物生長的時候，一切的政治和人事都應向了生長方面進展，俾得增加自然界的動作的力量。所以在那時候，向來關閉的地方要打開，刑罰要停用，犯人的桎梏要解除，伐木和打獵要禁止，讓人和物各得欣欣地生長。一到秋天，造物者降下一股肅殺之氣，草木隨著黃落，國家也就可以出兵打仗，行法殺人了。他們立說的宗旨，只是希望“天人合一”。

　　《尚書》里的《洪范》，它把人事的“貌、言、視、聽、思”和天氣的“雨、旸、燠、寒、風”合在一起。

　　這些在今天看來是迷信的觀念，可在古代——盡管不正確——卻是人們真實的認識。古代人與在自然面前已獲相對獨立地位的現代人不同，古代人的行為直接受自然的制約，他們當然要從自然的變化中尋找對他們個人的命運變化甚至國運興衰的解釋。

　　“對自然界的統治的規模，在工業中比農業中大得多，直到今天，農業不但不能控制氣候，還不得不受氣候的控制。”在工業為主體的近現代，人類社會已對氣候環境變化的依賴已大為降低——這與農業時代的人較之采集業繼而畜牧業時代對自然的依賴程度大為降低的道理一樣，但氣候對農業生產變化及其對農產品從而對工業原料的價格變化仍是影響國家穩定的重要因素。

　　“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廣義而言，除糧食生產，還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副業五種產業形式。其中，對氣候最為敏感的是畜牧業。國家，尤其是中世紀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國家的耕地質量即肥沃程度及其總量影響著國家的興衰。農耕土地的質量除了土壤自身條件外，更多取決于氣候適宜的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氣候溫度分布決定了農耕土地的優劣——這大概是古代中國人對天敬畏的認識根源。

　　我國氣候因地理類型復雜而自南向北產生多樣變化。從熱量分布看，氣溫自南向北逐漸降低。自南而北有赤道帶、熱帶、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等類型。其中溫帶和亞熱帶、熱帶的面積占國土面積的72.1%，這樣的長期光熱條件有利于農業發展。從水分狀況看，自東南向西北逐次有雨量充沛的濕潤區、半濕潤區、半干旱區和干旱區。總體是東南有余，西北不足。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上的半濕潤區占15%，濕潤區占32%，僅占全國土地面積近一半。中國西部地區地形影響超過緯度影響且不宜于農耕，適宜于農耕的地區，自東南向西北逐漸減少，而宜于畜牧業土地則逐漸增加。

　　中國土地資源，歷史上各朝各代不同，但大體也就在目前中國人生活其中的版圖及其氣候分布之內。總體比例是草原多，耕地少。草原多集中于西北，耕地多集中于東南。20世紀末，中國土地約為144億畝，牧草地占土地總量的27%，林地占24%，而耕地僅占14%。如果從大興安嶺起經河套、鄂爾多斯高原中部、甘肅鹽池、永登、湟水谷地到青藏高原東南畫線，此線東南是我國農、林、漁諸業最集中，土地墾殖指數較高的區域，與此相應，處于這一區域的社會波動在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歷史中也相對比較穩定。此線西北地區，集中了全國大部分沙漠、戈壁、石山、高寒荒漠、冰川和永久積雪、咸水湖泊、草原，土地墾殖指數低，是中國畜牧業發展比較集中的區域。畜牧業與農耕業不同，它對土地墾殖指數要求不高，只要“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的草場條件就行，與此相應，它對氣候的依賴性就大，其波動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變動都比較大。

　　畜牧業與農耕經濟比較，其優勢是生長條件簡單，對土地墾殖及勞動技術條件要求遠低于農耕，這降低了人的生活成本;其劣勢是剩余產品的供給遠不如農耕業穩定，其貯存條件——作為中華文明象征的土陶容器則是農耕剩余產品最初的貯存器——更是無法與農耕業同日而語。而對于剩余產品沒有強大的貯存能力的民族是不可能擁有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擴大再生產能力。從勞動產品的生產能力到勞動產品的貯存能力，再從貯存能力到勞動產品價值的形成、交換及由此造成的社會分工能力，是民族崛起的幾個重要階段。與其他民族比較，在第一階段農耕民族處于領先階段，它造就并引領了“經濟全球化”的第一次即“農業全球化”浪潮，這是農耕民族在工業革命出現之前領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同樣也是中國塞外游牧地帶——因其剩余產品極為不足——在歷史上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源和撬動中原政權更迭的重要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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