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于《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作者：賀雪峰，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摘要】老齡化問題并非是年齡問題而是制度問題。當前中國應對農村老齡化有兩個優勢：一是農村集體土地制度，二是村莊熟人社會。依托農村集體土地制度，讓農村老年人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形成老人農業，同時借助村莊熟人社會的條件建立老年人互助養老，國家給予必要的補助，就可能有效應對農村老齡化問題。文章嘗試提出建立一個基于老人農業和村莊熟人社會基礎上的互助養老設想。

　　【關鍵詞】農村老齡化;互助養老;老人農業;失能人員

　　中國目前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卻已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中國老齡化水平為17.3%，據人口學家預計，到2053年中國超過60歲的老齡人口將達到峰值的4.87億，相應老年齡化水平將升至34.9%，超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約2個百分點，超過世界平均水平13個百分點，跨入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國家行列。在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進城，農村老齡化就更加嚴重了。未富先老的中國如何應對農村老齡化就不只是策略性的，而且是關涉到一個相當長時期中國發展戰略的大問題。本文嘗試提出建立基于老人農業和村莊熟人社會基礎上的養老互助設想，以引起討論。

　　一、當前中國農民家庭的一般模式

　　中國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所有農戶都有宅基地，都按人均分有承包土地。人民公社時期以及分田到戶以后相當長一個時期，農民主要收入來自于土地產出。中國人多地少，分田到戶以后，農戶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很快便將之前隱性的過剩農村勞動力顯化出來，越來越多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經商。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城市化加速，城市就業機會迅速增加。目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都已進城務工經商，留守農村的主要是老年人和兒童。

　　對于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農戶家庭來講，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大大增加了農戶家庭收入，留守農村的老年父母一般仍然繼續耕種自家承包地，獲取農業收入。因為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農戶家庭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來實現收入最大化。當前中國一般農業型地區大約有70%的農戶家庭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

　　一般來講，超過一定年齡的老年人在城市難以獲得就業機會，比如大多數工廠不再愿意接受超過50歲的工人，工地勞動也拒絕老年人，因為很容易出現意外。即使長期在城市務工的青壯年，一旦年齡偏大就越來越難找到穩定工作，越來越開始做臟、累、苦活，也越來越難以在城市生存。進城農民工超過50歲就開始返鄉，這個返鄉過程可能要持續十年，可能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農忙時在家務農、農閑時外出務工的狀態。

　　農村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婦女大都會有一個時期幫子女帶孩子。家庭條件比較好的子女在城市買房后，中國父母通常有幫子女帶孩子的義務，一直帶到孫子上小學為止，時間大約在50歲到60歲之間。孫子大了，上小學了，父母一般都不愿繼續與子女生活在一起，主要原因是在城市狹窄空間共同生活容易鬧矛盾。在老年人缺少固定收入來源且往往在城市的生活子女收入有限的情況下，老年父母與子女之間共同生活的心理成本極高，他們普遍會感到不自由，“象坐牢一樣”，因此希望回到農村過自由自在的生活。回到農村，有住房，有承包地，有庭院，還有老年朋友，這樣的日就比與子女一起住在城市局促空間要舒服愉快得多。

　　二、老人農業與熟人社會生活

　　原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張紅宇在重慶舉行的“中國農村經濟論壇”上說，中國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平均年齡在50歲以上，這個說法不一定準確，因為農業勞動力這個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我們在農村調研，只要身體健康，農村老年人到了75歲甚至80歲仍然參加農業勞動。應當講，當前農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要高于50歲的統計，且未來農業勞動力平均年齡肯定還會提高。

　　農業勞動與體制內的正規就業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不存在退休的說法。正規企事業單位，男性60歲女性55歲就退休，農民則一般只要能動就都會勞動，耕種自家承包地，經營庭院經濟，喂豬養雞，撈魚摸蝦。一般來講，當前中國農村人均耕地都很少，農業又有很強的季節性，在當前農業機械化已經普及且有完善社會化服務的條件下面，農業生產中的重體力勞動已經很少了，農業生產主要是田間管理，每年農忙時間最多不超過三個月。按農民自己的說法，在農業機械化條件下，年齡大也搞得了農業。而且，從春種到秋收，春天種下的是希望，秋天收獲的是果實，農業生產的節氣構成了農民生活的節奏，也構成了生活的意義。

　　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所有農戶都有宅基地和承包地，所有農民都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農民家庭中的年輕人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一旦進城農民年齡大了，他們無法或不愿在城市安居，他們也隨時可以返回農村從事農業生產。農村農業收入比較低，同時，農村生活支出也很少，自給自足經濟使農民可以獲得較為豐富的副食，又有自家住房。

　　農村另外一個重要特性就是數百年來形成的村莊熟人社會。農民一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個村莊，村莊中不是親就是鄰，相互之間熟悉，有社會的支持與互助，也有相互之間的禮尚往來。熟人社會產生出價值與意義來。這與在城市漂泊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這不僅意味著身體的安全而且有心理的歸屬，有通過人與人之間交往、欣賞所產生出來的意義感。

　　村莊還是中國農民的宗教與歸宿，落葉歸根和入土為安都是以村莊為基礎的。因此，回村莊，不僅身體、心理上有安全感，而且靈魂也有了歸宿。

　　從農業來看，只要具備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老年人種田都是精耕細作，農業單產一定是很高的，尤其是糧食單產一定是很高的。因此，老人農業可以保障糧食安全。從老年人角度來看，在農業機械化條件下面，每年農忙二、三個月，其他時間都是農閑，農閑時間可以搞家庭副業，也可以休閑娛樂，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很多，且村莊有很多同齡伙伴。勞動不重，溫飽有余，閑暇很多，自由自在，還有同齡朋友，可以種花養草，這樣的日子就是老年人的神仙日子。

　　也就是說，老年人與土地結合起來，不僅可以保障糧食安全，而且可以為老年人提供較高品質的生活，甚至有老年人說美好生活從返鄉種田開始，他們上無老下無小，人生任務已經完成，僅僅參加有限的農業生產，絕大多數時間都是自由自在的，甚至是想吐痰就吐痰，要抽煙就抽煙，溫飽沒有問題，不用看任何人的臉色。沒有負擔一身輕。

　　與土地結合起來的日子都是好日子。當然，前提是身體健康，具有勞動能力，至少要有生活自理能力。

　　三、失能老年人的養老

　　與身體健康具有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在農村的安逸日子形成鮮明對照，農村失能老年人在農村的日子可能就相當凄慘了。我們在農村調研總可以看到失能老人無奈的生活，媒體上也常見農村留守失能老年人悲慘處境的報道。

　　農村失能老年人處境不好與當前家庭養老功能的減弱有關，家庭養老功能的減弱又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農民流動造成的家庭分離，二是代際贍養義務的弱化。很多農村老年人生活在農村，而子女生活在城市。只要老年人生活能夠自理，他們的生活質量都可以很高，一旦生活難以自理，子女又不在身邊，老年人的日子往往就很難過。在農村，子女對老年父母贍養義務也在弱化。傳統時期農村也有“久病床前無孝子”的說法，在流動背景下，子女對父母照料義務更加弱化。通常情況下，老年人夫妻相互照料的情況占絕大多數。若有一方去世，另外一方失能，就只能由子女來照料。在外工作的子女留家照料失能父母，這種照料的質量一般都比較差。

　　失能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子女照料時，他們自己也會有很大的思想壓力，認為自己拖累了子女，很容易出現老年人自殺的人間悲劇。農村老年人很害怕失能，有很多農村老年人說，希望自己干干凈凈死，不拖累家人，最好是在還很健康(當然年齡要有點大的情況下)時突然去世，而不是生慢性病，以致生活不能自理，拖累自己又拖累家人，活就好好活，死就快快死。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缺少家庭照料是當前農村老齡化問題中最嚴重的問題，相反，醫療和經濟問題倒在其次。農村合作醫療一般可以為老年人提供有保障的基本醫療，老年人一般也有一定存款，子女也愿意支付父母贍養費，國家還有一定的基本養老保障。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又缺少家庭成員周到細心的照料，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就大幅度下降，很多失能老年人死于營養不良，也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時無法按時吃飯。還有老年人去世多日而無人知。失能老年人處境或結局之凄慘就成為村莊熟人社會眾所周知的事情，人間倫理慘劇就成為村莊上空最大的陰霾。

　　四、兩種類型的農村老年人

　　綜上所述，在農民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每個農戶(從而每個老年人)都有住房、耕地、庭院，以及農民生活在村莊這個生于斯長于斯的熟人社會的情況下，農村老年人(無論是城市返鄉還是一直務農的)就有兩種相當不同的類型：一種類型是低齡、有勞動能力的老年人，這種老年人往往上無老(父母已去世)、下無小(子女已成家)，家庭無負擔，家庭農業收入、副業收入和庭院經濟收入遠超過了消費支出，他們還為自己養老存錢，為子女提供農產品，甚至有現金支持在城市艱難過日子的子女。這種類型的老年人，身體健康、家庭無負擔，農業收入遠高于家庭支出，農閑時間很多，同齡朋友也很多。與土地結合起來的低齡老年人，生活最穩定、安逸、愜意、自由自在。他們辛苦了大半輩子，甚至在城市漂泊流浪了大半輩子，終于回到農村來安享屬于自己的生活了。

　　另外一種就是高齡、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他們不僅喪失了勞動能力，而且生活不能自理，吃飯穿衣也變得困難，這種類型的老年人如果缺少家人細心照料，其狀況的凄慘可以預料。雖然多數失能老年人都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照料(包括老年夫妻一方的照料)，也有相當部分失能老年人并未得到足夠照料，生活質量很差，與之前有勞動能力的狀況天差地別。因為無法得到足夠照料，失能老年人生活質量差，往往不長時間就會病情加重去世。

　　也就是說，當老年人可以在村莊中與土地結合起來時，可能有兩個天差地別的生活狀態：一是安逸自由的低齡老年生活，具有勞動能力，身體健康，收大于支;二是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齡老年生活，溫飽難以解決，心里十分煎熬。

　　一般來講，到了55歲左右，農民就開始進入老年模式，越來越從城市回歸農村，越來越從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中解放出來，開始過與土地結合起來的以老人農業為基礎的老年生活。55 歲在農村還不能算老年而是壯年，一般都還要承擔對子女的責任，比如帶孫子。他們還要盡可能擴大土地耕種面積以獲取更多收入。從55歲一直到70歲，農村老年人一般都仍然具有很強的農業生產能力，不同之處在于，年齡越大，種自家承包地以外的耕地越少，外出務工越少，以及經營副業越少。

　　到了70歲乃至75歲、80歲，農村老年人從事農業生產就越來越力不從心，甚至生活都難以自理了。若夫妻都健在，即使有一方生活不能自理，另一方還可以照料，若夫妻中只有一人且生活不能自理，就只能指望子女。大多數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都會得到子女最低限度的照料，極少數失能老年人得不到子女的照料。無論能否得到子女照料，失能老年人無法與土地結合起來，生活質量都比較差。這些在村莊生活的失能老年人的狀況給仍然有勞動能力且生活質量很高的低齡老年人以不祥預期。

　　從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年人到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年人，中間有一個過渡，即勞動能力越來越差以致于終于不再種地了，但生活自理沒有問題。這個階段的生活質量介于低齡老年人高質量生活與高齡老年人低質量生活之間。

　　這樣我們可以大致估算一下，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的中國農村老年人的狀態：

　　第一種：55歲至70歲，有勞動能力，生活質量較高，每天都是好日子。

　　第二種：70歲至80歲，缺少勞動能力，生活能夠自理，生活質量一般。

　　第三種：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年人，生活質量比較低甚至很低。

　　當然，年齡與勞動能力、生活自理能力不能劃等號。有的老年人年齡很大仍然具有勞動能力，還有老年人卻因為患病而過早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有農戶家庭中，即使有老年人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卻可以通過夫妻另外一方的照料，或子女照料，獲得不低的生活質量。

　　從老年人個人生活來看，若以55歲返鄉開始與土地結合起來的老年生活，通常可以有大約20年較高質量的生活;三五年勞動能力較低，可以自理的中等質量的生活;可能有三五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料的生活。當然，這其中也有不確定性，最大的不確定性是在喪失生活自理能力之前突然去世。另外兩種可能性是，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后因缺少照料而很快去世，和雖然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卻有家人細心照料而繼續生活很多年。

　　從村莊來看，一般農業型村莊，55歲以上老年人有250人，則這250人中至少有80%，即200人是具有勞動能力且生活質量很高的低齡老年人，有30~40人屬于勞動能力不足，自理能力沒問題的老年人，還有15~20人為喪失生活能力的高齡老年人。這15~20名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大多數都得到了老伴或子女照料，生活質量還過得去。極少數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得不到足夠照料而生活凄慘。這極少數高齡老年人的凄慘處境成為籠罩在村莊上空及籠罩在所有老年人心頭的倫理與未來的烏云。

　　五、互助養老的構想

　　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非親即鄰;村莊同時又是一個倫理共同體，是村民獲得意義感的場所。村莊還是農民共同生產與生活的場所，是人情往來的單位。任何一個喪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的悲慘處境都會在村莊引發輿論事件，引發心理反應。

　　在當前中國城市化背景下面，在村莊生活的主要是老年人，如上所述，村莊老年人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年人;一是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年人。低齡老年人占到全部老年人群體的80%，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年人占全村老年人比例低于10%。

　　我們又知道，在當前農業早已普及機械化的情況下，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年人種自家承包地，每年農忙時間最多也就兩三個月，有大量農閑時間，他們可能利用農閑時間到附近務工，或經營副業。

　　傳統時期乃至進入21世紀之前的所有時期，總體來講，村莊都是封閉的。進入21世紀后，中國城市化加速，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城，農村出現了普遍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而且出現了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年齡大了仍然要返回家鄉種田的情況。以農民家庭長期分離為特征的狀態，使得傳統時期以家庭為基礎的養老難以維系。因此，在當前時期，推動農村互助養老就有了強烈需求，也有可能性。

　　具體來講，在一個有250名老年人的農村，如果有200名身體健康、具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年人，有15~20名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年人，則完全可能以村莊為單位，將低齡老年人組織起來為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照料，提供照料服務的低齡老年人可以獲得一定的服務補貼，同時所提供服務時間以“道德券”形式存入“時間銀行”，待需要時可以將“道德券”從“時間銀行”中提取出來獲得相應照料。被照料高齡老年人子女承擔一定服務費用。國家給互助養老一定的資金補貼。從而就可能在村莊形成多數低齡老年人照料少數高齡老年人，高齡老年人生活質量大幅度提高，而低齡老年人通過提供照料服務獲得一定經濟補償和未來可用“時間銀行”的雙贏結果。

　　村莊社會互助養老關鍵在以下幾點：第一，照料什么。對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人，首先是保證吃飯，一日三餐得有飯吃;其次是保證洗漱、衛生;三是精神照料。當然還可能需要醫療或其他更深度照料，比如大小便失禁的情況。重病、重殘的照料要依靠村莊養老互助不很現實。所以老年互助一般是輕度照料，主要包括送餐、清潔衛生洗漱、精神陪伴。

　　第二，在哪里照料。照料地點可以在高齡老年人家中，也可以集中在村莊人口聚居點作日間照料甚至全天侯照料。若有國家財政補貼或全額投資建設的村莊高齡老年人照料中心，老年人自己組織養老互助，國家給予補貼，是最好的。照料中心建設在村莊人口聚居點，若與村辦幼兒園、村衛生室、村部以及村莊百貨店、網購配送站建在一起，就更加便利。

　　第三，組織形式。老年人互助由老年人自愿組織，國家財政和鄉村組織給予支持。只有采取自愿組織的老年人互助形式，才能最大限度調動農民自身的參與積極性，才能保證老年人互助的質量，也才能化解老年人互助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和降低老年人互助的成本。國家和鄉村組織支持老年人互助的形式有三種：一是財政補貼，二是具體指導，三是信用背書。

　　第四，老年人互助經費的來源。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受到照料老年人家庭承擔，這部分費用不高，占到全部費用1/2左右。按現行標準，一個月1 000元左右可以獲得適當互助照料，合計收費24萬元。二是財政補貼，大致占到整個互助照料經費的一半，即每個進入照料中心老年人500元/月。按一個行政村有250名老年人，有20名常年住照料中心老年人計算，一年大約需要12萬元。三是接受社會捐贈，尤其是本村鄉賢的捐贈，預計每年獲得捐贈12萬元。三部分累計有48萬元。

　　第五，老年人互助經費的使用。老年人互助經費的使用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日常經費，其中主要是伙食、必要的日常開支，按每位老年人一個月1 000元開支，一年需要24萬元;二是部分工作人員的照料補貼，比如有4 位相對固定的低齡老年人負責照料中心日常工作，按每人每月2 000元付酬，一年需要支付10萬元工資;三是為義務參加老年互助的低齡老年人記分以外，支付少許補貼，比如500~1 000元/月;四是其他開支。

　　第六，老年人互助中的“時間銀行”，凡村莊低齡老年人都可以義務加入到護理、照料高齡老年人的行列，每日照料護理工作記分形成“道德券”，累計起來成為年老失能后可以免費享受照料的“道德券”積分，這種“道德券”積分存入時間銀行，由鄉村組織進行信用背書。時間銀行的“道德券”積分不能兌換為現金，也不允許交易，只能用作未來照料時的免費憑證。老年人互助中，低齡老齡人參加照料，每月可以獲得少許補貼。

　　第七，村莊所有超過55歲農民都可以參加老年人互助社，互助社實行自治，由老年人自己組織，選舉產生社長、副社長，自主進行管理，民主決策。鄉村組織對老年互助社進行指導，國家對有效運轉的互助社進行補貼。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因為低齡老年人很多，他們既有全職在互助照料中心工作的積極性，又有義務提供照料的積極性。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因為信息全透明，互助照料中就不會有為界定權責所進行的復雜制度設計，就可以做到低成本和低風險，在互助照料中就不會出現其他正規養老機構常有的道德風險。

　　以20名高齡失能老年人需要照料為例，我們來計算一下老年互助社的收支與“道德券”。按以上三項收入有48萬元。現金支出中日常經費24萬元，工資支出10萬元，則結余為14萬元。這14萬元只要用于支付參加老年互助社義務勞動的少許補貼和其他雜項開支。假定照料20 名高齡失能老年人，每天需要5個低齡老年人參加義務照料，一年下來就需要1 825人。按全村有200名健康低齡老年人來計算，每一年每個低齡老年人平均需要提供9天。就是說，只要每個低齡老年人每年參加9天照料高齡老年人的義務勞動，就可以為互助社提供充沛的照料者。低齡老年人的義務勞動還會獲得“道德券”和適當補貼。在閑暇時間很多的情況下，健康的低齡老年人提供義務勞動，應該是很輕松的事情。

　　村莊中建立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受到照料，在村莊熟人社會的日子就過得還好。而低齡老年人有勞動能力，與土地結合起來，也幾乎在不用國家財政支持的養老保障中過自己的日子，還過得很好。這樣一來，在村莊中農村老齡化問題就化解于無形。

　　順便說一句，老齡化問題其實不是年齡問題而是制度問題。當前中國實行男性60歲女性55歲退休制度，所有正規就業退休以后就可以拿到退休金。一個社會中，拿退休金人口的比例越大，這個社會中拿工資人口的比例就會相對較少，勞動人口減少而消費人口增加，整個社會的活力就會下降。尤其是中國這樣未富先老的國家，隨著老齡社會提前到來，勞動人口減少就往往很難為退休老年人提供可以體面生活的退休金。

　　實際上，當前中國有兩個方面因素使中國可以避免老齡問題，即雖然老齡化了卻不是問題。第一，隨著中國飲食衛生條件和醫療條件的改善，中國人口中超過60歲人口占比越來越大，同時，超過60歲人口中身體仍然健康者也越來越多，這些身體健康的60歲以上人口仍然可以是勞動力。

　　第二，中國農村家家戶戶都有承包地，有住房，有村莊熟人社會的歸屬。超過60歲在城市再找到就業機會相對較為困難，且城市生活成本也較高，他們回到農村，與土地結合起來卻可以繼續作為勞動者，就不需要拿高額退休金即可以保障相對體面的生活。甚至勞動本身具有意義感，有樂趣與成就感。

　　反過來講，正是農村這條退路，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中國有了應對老齡化的最佳武器。

　　六、正式養老機構的困境

　　相較于基于村莊熟人社會的互助養老，正規養老機構具有高成本和高風險的弊病。

　　高風險就是正規養老機構必須要防范照料老年人時出現的各種意外，從而必須要建立各種設施，形成各種制度，以規避風險。在養老機構與老年人以及老年人家屬之間就會有復雜的博弈。

　　高成本是因為正規養老機構必須要具備資質條件，要有正式的護理員和管理機構。同時，要防范風險就一定要有更多保險資金的投入。

　　正規養老機構一般都是建立在非熟人社會中的，非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不能僅靠習慣、人情與信任，而要靠制度。完全靠收費營運的高風險和高成本商業養老機構，農村失能老人完全不可能進入。

　　政府建立的農村福利院主要是照料農村“五保”老人。從我們調研來，五保老人很少愿意進入到脫離村莊的福利院生活，原因是福利院沒有自由，沒有真正基于關心所提供的服務。甚至當五保老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福利院的照料水平很低，虐待也很普遍，原因之一是福利院只有較少護理人員，以及脫離了村莊熟人社會。福利院較少護理人員，國家為每位五保老人提供的保障經費有限，不可能通過正式渠道來雇請較多護理人員。

　　村莊熟人社會互助養老的好處是，有農村低齡老年人義務參加護理照料，以及村莊熟人社會中的信息對稱，而使村莊養老成本低，效果好。

　　除了商業性的養老(基本上只能對應高收入群體)，政府舉辦的福利院養老(基本上對應農村五保群體)、干休所(基本上對應軍隊干部)以外，中國主要靠家庭養老。當前城市化背景下面，農民家庭客觀上存在著普遍的家庭分離，家庭養老就面臨著巨大挑戰。雖然仍然會有相當部分農村老年人要依靠家庭養老，同時也會有越來越多農村老年人難以獲得有保障的家庭養老了。因此，在中國農村建立互助養老制度就可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政府、社會、企業辦養老，成本十分高昂。一是按市場價雇請護理人員，成本太高;二是養老過程中出現傷亡意外的風險太大。武漢市新洲區一村集體辦了一個失能老年人照料中心，有一次因為老人抽煙引發火災，雖然及時發現，沒有造成傷亡，但村支書受此事件驚嚇，也不再敢辦失能老年人照料中心了。

　　高成本與高風險決定了農村養老不能靠政府、社會和市場，也不能僅靠農民家庭，因為子女可能已經進城去了。農民養老的辦法是讓農民互助，政府對農民互助與自治的老年人照料中心進行補助，這種補助不同于一般的民辦公助，而是對互助的補助，對村莊低齡老年人照料高齡老年人的補助，對低齡老年人義務照料高齡老年人所有時間銀行“道德券”積分的信用背書。

　　七、老年人協會

　　與互助養老同等重要并可以相互支持的一個農村老年人組織是老年人協會。

　　如前已述，當前農業機械化已經普及情況下面，農村老年人種田，精耕細作，都可以種得好，且每年農忙時間很少，有大量農閑時間。農閑時間如何過得有質量、有文化、有意義，就成為決定農村老年人幸福指數高低的基本方面。決定農閑時間是否有質量的最基本方面是老年人能否組織起來，有集體的文化活動、社會活動，有倡導，有互助，有相互的關心。

　　從文化上和社會上將老年人組織起來，一個辦法就是建老年人協會，由老年人協會來組織農村老年人“老有所樂”，并在此基礎上“老有所為”，并且可以與養老互助的“老有所養”形成相互支撐。

　　當前農村組織老年人協會有兩個極好的條件：一個就是農村老年人有大量閑暇時間，他們都很盼望閑暇時間有質量的文化生活;二是農村有很多有閑的“負擔不重的人”，這些“負擔不重的人”因為子女在外工作有成績，或自己當過村干部，或見過大世面，而有很強的為村莊老年人提供服務的意愿與能力，將這兩個條件結合起來，只需要一個很小的外在推動。

　　2012年以來，筆者在湖北洪湖市和沙洋縣四個村倡辦的老年人協會，為每個村每年僅提供5 000元至1萬元老年人協會活動經費，并為每個村老年人協會提供(建設)了一個140 m2 的老年活動中心，結果，四個村老年人協會就一直運轉良好，每一屆老年人協會會長、副會長和常務理事都是無報酬的，村莊卻有很多“負擔不重的人”愿意來競爭會長、副會長，他們最大的收獲就是老有所為，為老年人服務，受到老年人尊重和村民敬重。有了外力的推動，希望提高閑暇生活質量的“老有所樂”的老年人與希望通過為老年人提供服務而“老有所為”的“負擔不重”的老年人積極參與，老年協會延續下來十多年，成為四個村老年人的組織，老年人從老年人協會組織的活動中提高了生活質量。有老年人總結成立老年人協會之后的三個改變：時間過得快了，心情舒暢身體變好了，上吊自殺的老年人少了。四個村老年人協會主要做了這樣幾件事情：第一，除農忙以外，老年人活動中心每天都開門，日常活動主要是打牌、看電視戲曲、聊天，去老年人活動中心具體做什么是其次，關鍵是村莊老年人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隨時去隨時都很熱鬧的去處;第二，主持重陽節、春節慶典;第三，為高齡老年人祝壽慶生，為去世老年人開追悼會;第四，維護老年人的基本權益，看望重病老年人;第五，評選五好家庭，五好老人和五好兒媳;第六，組織各種文體活動，尤其是主持諸如廣場舞、腰鼓隊等等活動。可以說，只用極少投入與推動，四個村老年人協會就十分有效運轉起來，成為村莊中最為有活力的組織。

　　老年人協會主要是希望“老有所有”的老年精英將有“老有所樂”需求的老年人組織起來，提高閑暇生活，增加村莊社會資本。在老年人協會基礎上，再建立基于村莊熟人社會的養老互助社，就可以為農村失去生活自理活力的高齡老年人提供照料，讓這些高齡老年人“老有所養”。如此一來，中國農村就可以以很低成本讓所有農村老年人有一個較為幸福的老年生活。

　　八、結束語

　　未富先老的國情決定了中國應對老齡化問題不能照搬照抄所謂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而必須深入分析中國國情，找到適合中國實際的辦法。

　　中國農村老齡化是中國老齡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農村最大國情就是，中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且中國是原住民社會，農民都有世代生活于其中的村莊熟人社會。土地集體所有制決定了所有中國農戶家庭都有宅基地、住房，都有屬于自己的承包地。村莊熟人社會決定了農民回到村莊生活是有意義的，落葉歸根，身體上、心理上和靈魂上都有安全感。超過55歲，大城市很難再有就業獲利機會，國家又很難提供進城農民在城市體面生活的養老保障，到了一定年齡農民就退回村莊，與土地結合起來，他們就可以從土地上獲得收入，獲得就業，獲得與農時相一致的生活節奏，獲得意義感，獲得建立在農業生產基礎上的熟人社會的社會關系。他們大多數時候都在農村生活得很安逸，有大量閑時間，可以通過老年人協會組織起來“老有所樂”，唯一讓人擔憂的是喪失生活自理能力以后的日子不好過。不過，如果國家愿意通過倡辦農村養老互助合作社，由村莊低齡老年人義務照料高齡老年人，就可以大大緩解失能老年人的困境，為所有人的“老有所養”提供保障。如此一來，中國就可能找到完全不同于基于正式制度應對農村老齡化的中國特色互助養老制度，從而為中國緩解老齡化壓力、增加經濟發展活力、最終建成發達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提供條件。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圖片均來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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