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央連續發出的第十六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一號文件。中央如此重視三農問題，可見三農問題本身的重要性和解決三農問題的艱巨性。從2004年中央發出新世紀第一個涉農一號文件至今，農村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量三農問題得到了解決，新的問題也不斷涌現。新問題是在新時期必然要產生并且需要得到解決的問題。新時期的重要特征是中國進入了高速城市化時期。城市化就意味著大量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城市化首先是農村精英進城，農村人財物進城，農村因此出現了空心化，甚至變得越來越蕭條。2004年中央發布新時期第一個涉農一號文件時正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并在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和各種專門面向農民的收費。2001年中國加入WTO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多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到了現階段，農村幾乎所有青壯年勞動力都進城了，并且越來越多農民全家進城買房，完成了從農村進城并在城市體面安居的歷史性進程。

　　農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具備較好條件的農民家庭全家進城，農村人財物流出農村。農村人口減少，出現空心化和老齡化，變得蕭條，是歷史必然規律。2004年中國城鎮化率只有41.76%，2018年城鎮化率達到60%。十五年時間城鎮化率增加了近20個百分點。十多年時間的快速城鎮化由每年量積累為現在的質變。2004年的“三農”問題與當前的“三農”問題，已經不是同一個“三農”問題。

　　當前“三農”問題最根本的是，在人財物大量流出背景下面如何保持農村基本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從生產秩序來講，大量農民全家進城，他們是農村土地的承包者，但是他們不再種地。而種地農戶僅靠自家承包地無法獲得適度土地經營規模，他們就要求流入土地以擴大經營面積。當農村土地承包者和經營者越來越分離時，采取何種農地政策，國家財政如何支農，就有與之前完全不同的內涵。從生活秩序上講，過去農村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有內生秩序的能力。現在農民發生巨大分化，農民收入多元化了，傳統的村莊內生秩序機制無法維系，農民就盼望地方政府介入到之前社會自治的方面，比如今年一號文件提出“采取約束性強的措施，……對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移風易俗僅靠社會內部力量是不夠的，沒有政府倡導，沒有政策支撐，沒有群眾性基層組織的參與，農民辛辛苦苦進城務工經商的收入就會被浪費性攀比消耗掉。

　　也正是因此，國家有責任和義務不斷依據農村實際調整政策，采取對策，給予“三農”工作大力支持。無論是過去中央提倡的鄉村建設還是現在中央提倡的鄉村振興，都是要解決農村發展中存在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每年有變化，我們也就不能操之過急。

　　中國當前還有六億農村人口，兩億多農民工。農民進城是一個壯闊的歷史性進程。六億農民加兩億多農民工占到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不僅農民需要依托農村和農業來維系自己致富奔小康的夢想，而且大部分進城農民工仍然缺少在城市體面安居的條件，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進城失敗就還要返回農村。農村是進城農民工的最后退路，是他們的基本保障。正是進城失敗的農民有退路，中國才有應對經濟周期的巨大能力。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也是因此，解決“三農”問題絕非一日之功。在具體“三農”工作中，切莫將鄉村振興的戰略與每年具體“三農”工作的策略混淆起來，犯顛覆性政策錯誤。

　　“三農”問題是全局性問題，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必然會出現的問題。解決“三農”問題最忌諱只喊口號，最忌諱急功近利。我們必須要有歷史的耐心來完成歷史性的任務，一個階段做好一個階段的工作。中央連續十六年發布涉農一號文件本身就表明了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耐心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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