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沒有分析就沒有政策。當前中國農村和農民已經發生巨大分化，不再存在一個抽象而統一的鄉村，因此，中央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必須因地制宜，就需要進行深入分析。總體而言，當前中國仍然處在快速城市化的階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顯然不是要對已經得到較好發展的鄉村和具備較好發展資源條件的鄉村進行錦上添花式的建設，而是要著力為占中國農村和農民大多數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農村地區雪中送碳，顯然不是要為具備進城能力的農民提供更多利益而是要為缺少進城機會與能力的農民提供在農村的生產生活保底。鄉村振興戰略尤其不是及不能是為資本下鄉、城市富人下鄉提供市場通道。

　　關鍵詞：鄉村振興  鄉村建設  城市化  資本下鄉  農民分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振興鄉村戰略”。習總書記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和20字總要求將是未來一個時期中國三農工作的綱要。如何將鄉村振興戰略變成政策，落實在實際工作中，就必須要進行分析。沒有分析就沒有政策，尤其是當前中國地域廣大，不同地區發展十分不平衡，如果沒有對發展戰略的深入分析，我們就可能在制定政策中犯低水平的錯誤，就可能會望文生義，而不能將十九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落到實處。

　　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又講：“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的工作還存在許多不足，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其中第一條就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習總書記提出“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當前中國存在著普遍的分化所形成的不平衡，典型如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顯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著力解決好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當前中國不同農村地區之間還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且農民之間的分化也越來越大了。

一、當前農村與農民的分化

　　當前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之中，按居住人口統計，中國城市化率已接近60%，其中包括2億多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這些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工大多數沒有遷移農村戶籍進城，而是保留了在農村的住房和土地承包權。

　　因為二、三產業本身的規模經營要求和聚集效應特征，中國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也同時就是快速城市化的過程。城市二、三產業快速發展，農村農業卻因為受到土地規模和消費需求的限制而發展較為緩慢。城鄉之間差異也往往越來越大。正是因此，越來越多農民進城從事二、三產業，也有越來越多農民家庭搬遷到城市居住，成為了新的城市人口。

　　城市快速發展和農民大量進城，農村人口減少了，農村變得蕭條甚至凋弊起來。城市與鄉村的分化及發展的不平衡是當前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背景。

　　除城鄉不平衡以外，中國農村和農民也存在顯著分化和這種分化所造成的不平衡，如果我們缺少對農村和農民分化的深入理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結果可能就會加劇農村和農民的分化，拉大這樣一種不平衡。

　　1、農村地區的分化

　　當前中國農村，首先可以區分出以珠三角和長三角為典型的東部沿海城市帶地區的農村，和廣大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農村。因為區位優勢和較早進行的鄉村工業化，在進入21世紀前，東部沿海地區成功地實現了鄉村工業化，并成為沿海城市經濟帶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地區農村二、三產業繁榮，不僅當地農民早已從農業就業進入到二、三產業就業，而且吸引了大批外地農民工來當地就業。繁榮的二、三產業和大量外來人口進入造成之前農業用途的土地非農使用，非農使用的土地產生了遠超過農業用途土地的價值。沿海城市經濟帶的農民因此可以從中受益，典型表現就是宅基地具有了較高的潛產市場價值，農民有了較多財產性收益。

　　相對來講，因為缺少區位優勢和錯失鄉村工業化的機遇，占全國農村和農民90%的一般農業型地區，不再有重新鄉村工業化的可能，農民在農村缺少就業與獲利機會，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農村成為老弱病殘群體的留守地，農業變成以老年人為主的老人農業。

　　在缺少二、三產業發展條件情況下面，中西部農業型地區僅靠傳統農業顯然是無法致富的。改選傳統農業，由種大田作物到種高附加值經濟作物是最近20多年來全國地方政府“逼民致富”的首要選擇。不過，在中國仍有6億多農村人口、2.2億農戶的情況下面，在中國具有巨大的農業生產能力的情況下面，經濟作物高附加值是以其高風險和高投入為代價的，扣除風險與投入因素，在充分市場條件下面，種經濟作物的收入與種大田糧食作物的收入是等值的。任何一種具有超額利潤的經濟作物種植都會吸引大量模仿者，從而會出現供給過剩。

　　也就是說，當前中國沿海城市經濟帶農村繁榮的二、三產業和廣大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收入相當有限的農業形成了鮮明對比。

　　僅僅依靠小規模的農業甚至是以老年人為主的老人農業是很難形成產業興旺的，應對辦法有三：一是鄉村工業化，二是發展新業態，三是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如前已述，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鄉村工業化的機遇已經失去，工業向園區集中成為共識，這條鄉村工業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了。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也存在著當前中國仍然還有6億多農村人口、2.2億農戶的限制。全國20億畝耕地，戶均不足10畝，顯然是不大可能發育出大量規模經營農戶來的。

　　因此，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產業興旺的幾乎唯一出路就是所謂發展新業態，最主要的是發展一二三產業融合的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最近幾年，無論是中央文件還是地方政府實踐都將發展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置于極為重要的地位。

　　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本質上是要賺城市人“鄉愁”的錢，借城市人對田園風光、風土人情的好奇來吸引城市人消費，從而讓農民有就業和獲利機會。不過，一方面借城市人“鄉愁”可以賺錢的機會不可能很多，另一方面，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必須要有區位條件和旅游資源條件，而具有區位條件和旅游資源條件的地方，就是相對具有條件的農村，資本就一定會自動找來投資，當地農民有較一般農業型農村更多的獲利機會。這樣的有靠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機會來發展出新業態的農村占全國農村的比例不會超過5%。

　　也就是說，當前中國農村至少存在三種相當不同的農村，一是沿海城市經濟帶農村地區，以珠三角和長三角為典型，這些地區已經工業化，農村城市化了，這類農村占全國農村總數不超過10%;二是廣大的中西部農業型農村地區，主要從事傳統農業生產，占全國農村70%以上;三是適合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等新生態的具有區位條件或旅游資源的農村地區，占全國農村5%以下。中國絕大多數農村只可能長期處在小農經營的格局中。

　　2、農戶的分化

　　我們再來看一看占全國農村絕大多數的一般農業型地區農戶的分化情況。

　　當前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農村，因為農村缺少二三產業就業機會，人多地少，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土地，使農戶家庭僅靠土地收入難以維持體面生存。農民通過進城務工經商來擴大家庭收入機會。相對于城市，廣大中西部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遠不如城市，只要具備條件，農戶家庭就都愿意進城居住。這個意義上講，農民是沒有鄉愁的，他們只有“城愁”，即能否在城市安居下來的擔憂。

　　因此，當前中西部農村存在著三種有所差異的農戶，一是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好、舉家進城的農戶;二是農戶家庭中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老年人留守務農的農戶;三是全家留村的農戶。其中比例最大的是第二種，即我們所說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耕半工”農戶家庭，要占到中西部農村農戶70%左右。這樣的半工半耕農戶，一旦進城獲得穩定就業與收入，具備了全家進城的條件，農戶家庭就可能全家進城買房安居，他們成為了真正脫離農村的城市人。富人進城，富裕農戶進城，這是當前中西部農村地區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大多數“半工半耕”農戶家庭缺少全家進城的經濟能力，而希望借家庭代際分工來分別獲得務工和務農收入，以實現漸進式進城(王德福、陳文瓊)。

　　還有部分農戶家庭因為不能或不愿進城而全家留村。全家留守，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留村，僅靠種自家承包地的收入是無法獲得最基本的農村體面生活的，因此，他們就要想方設法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獲得各種農村獲利機會。大量農民進城也會留下若干農村獲利機會。這些留守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就可能通過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或捕獲農村獲利機會而有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這些農民就成為我們所講的“中堅農民”，有時正是因為“中堅農民”具有在農村獲利的機會，他們可以不進城務工經商就可以保持農村的體面生活。越多農民進城，就留下越多農村獲利機會以滋養出農村的新“中農”。

　　此外，農村還有部分缺少進城機會的老弱病殘群體。

　　因此，占中國農村最為廣大數量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農村地區存在著四種差異頗大的農戶：一是舉家進城的農村富裕農戶;二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戶;三是留守農村的中農家庭;四是老弱病殘家庭。

　　3、農民個人生命周期的分化

　　當前中國城市化所表現出來的首先不是農民全家進城而是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然后逐步全家進城。

　　從農民個體來講，年輕力壯年富力強時，農民進城務工經商比較容易找到機會，他們進城闖蕩，機會好，他們在城市成功立足，獲得了穩定的就業與收入機會，然后全家進城，完成城市化。

　　從當前情況來看，相當部分進城農民缺少全家進城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因此普遍采取青壯年子女在城市務工與中老年父母留村務農的家庭策略，不斷創造進城安居的條件和尋取進城安居的機會。這構成了當前中國農民漸進城市化道路的選擇。

　　隨著進城務工農民年齡增長，他們越來越難以在城市找到適合的就業與收入機會，又難以在城市體面生活，他們就開始返鄉。返鄉是一個過程，進城農民往往是將務工地點由遠到近，由長時間到短期，逐步回到農村。進城農民不愿意不體面地漂泊在城市，他們要么體面進城，要么體面返鄉，因此，所有缺少穩定城市就業機會的進城農民都傾向留下年老返鄉的退路。

　　在農村，在當前具有較好農業基礎設施且農業普遍機械化的條件下面，老年農民也可以與土地進行有效結合，只要有土地，農民不僅可以從土地上獲得收入，而且正是農業生產讓他們有了意義感，有了存在的自我肯定，有了建立在農業生產基礎上的熟人社會關系，以及有了生活的節拍與生命的節奏。

　　以上討論了農村區域差異、農戶的差異以及農民不同生命周期的差異。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必須要落實到已經分化的農村與農民身上，我們要分析這樣一種戰略究竟應當如何實施才能惠及最大多數的農村和農民。

二、“20字”方針的分析

　　我們來對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進行分析，重點分析“產業興旺”和“農民富裕”。

　　從產業上來看，當前農村產業大概就是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一、二、三產業，其中，自進入21世紀，除極少數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成功實現了鄉村工業化并融入到沿海城市經濟帶以外，因為鄉村工業面源污染和缺少聚集效益，鄉村工業大多關閉，“工業進園區”成為全國地方政府共識，“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鄉村工業成為歷史，鄉村產業中，第二產業就缺少了基礎。

　　當前全國絕大多數農村的主導產業是農業，并且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小規模農業，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年輕人進城務工經商后由留守老年人從事的家庭農業，或老人農業。這樣的老人農業，因為精耕細作，土地產出率很高，又因為規模太小，而農業收入很少。因此，老人農業或小規模的家庭農業很難談得上是產業興旺。這些家庭經營的小農戶倒是十分需要有良好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來為自己提供服務。

　　在中國仍然有2.2億農戶，且中國缺少進城就業機會的中老年農民仍然要依托土地獲得農業就業與農業收入情況下面，農業規模經營缺少條件，甚至適度規模經營也很困難。中央一度推動家庭農場，全國20億畝耕地最多也只能容納2000萬個家庭農場，而中國未來一個很長時期仍然會保留以億計的農戶。當前農村適度規模經營是農民自發土地流轉所形成戶均幾十畝的“中農”農戶，這個“中農”農戶因其在社會結構上的重要性而成為“中堅農民”。

　　如前已述，與大田糧食作物有所不同，農戶可以通過提高投入種植經濟作物來提高農業盈利能力。不過，經濟作物的盈利能力是與其市場風險和更高投入相匹配的。在充分發達的市場條件下，農業平均利潤率是一定要起作用的，一旦經濟作物有超額利潤就一定會有更多農民種經濟作物以至于供過于求。在當前農業產值占GDP比重低于9%的情況下面，仍然有6億多農村人口、2億多農戶來分享農業收益，農民就只可能獲得很低的農業收益。

　　也就是說，僅靠農業，無論是種植大田糧食作物還是種植經濟作物，農民是很難致富的，也就很難有農業的產業興旺。

　　一個讓農村產業興旺的思路是延長農業產業鏈，由農業向加工業延伸，通過進行農產品深加工來提供更多農業就業與獲利機會。現在的問題是，農產品深加工是一種市場獲利行為，有這樣的獲利機會就自然會有資本進入進來捕獲這個機會。農產品加工從來不是待加工農產品來源的問題而是加工農產品的市場銷售問題，資本建立一個更加便于加工也便于銷售的體系，一定要建在靠近城市的地方，并且一定要按市場效率原則運作。從農業延伸出去的農產品加工業就不再是農村的產業而是城市的產業，這樣的產業中，農民只是其原材料的市場供給者。當然也可以成進城成為農產品加工企業的雇工。農產品加工企業的利潤也不是農民的利潤而是資本的利潤，是資本的市場行為。或者說，延長農業價值鏈從而增加農業附加值，這是市場行為，與農民無關甚至與農村無關，而只與資本和市場有關。

　　再進一步增加農村產出達到產業興旺的辦法是進一步推動農村新產業新生態，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一二三產業融合，三產融合的典型是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也如前述，在當前城市中產階級有鄉愁的背景下面，一些具有區位條件和旅游資源的農村可以通過發展休閑農業或鄉村旅游來賺城市人“鄉愁”的錢。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三產融合的市場并不大，全國最多只有5%的鄉村適合三產融合并從中獲得收益，絕大多數農村則缺乏區位條件或旅游資源。而且，過多鄉村發展三產融合的新生態，就必定會造成同質競爭，從而導致分散市場造成三產融合的虧損。

　　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人有鄉愁可以賺錢，以及農村可以為城市提供養老服務的情況下面，特定區位農村或具有旅游資源農村(古村落、環境優美的山村、歷史文化名村)就自然會在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就會有資本愿意進入投資。具有區位優勢或旅游資源的農村是全國農村的極少數，這極少數因其區位或資源，就自然會在市場上處于有利位置，就更可能被資本進入投資建設從而當地農民就更可能獲利。當前中國已經建立了十分健全的市場體系，這個市場體系早已對這樣的獲利機會有所反應，并進行建設。

　　現在的問題是，占全國絕大多數的缺少區位優勢或旅游資源的農村很難有所謂三產融合的新業態發展起來。當前的政策文件以及政策官員的表述，講到農村新業態，主要都是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我們在全國農村調研，發現幾乎全國地方政府都在推動全域旅游，這樣將本來只有十分有限市場、絕對不可能成為6億多農民所在農村主導產業的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變成似乎可以拯救農業的主導產業，不僅很可笑很浪費而且很危險。

　　也就是說，在當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產業興旺顯然不可能是發展鄉村工業，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等新業態也只有十分有限的發展空間，甚至適度規模經營與經濟作物種植也只可能是農業中的小規模現象。這樣來理解鄉村振興戰略中的產業興旺，就顯然不能只從字面進行理解，而必須將產業興旺與中國小農戶經營甚至老人農業聯系起來理解。

　　我們再來看“生活富裕”一句。

　　如前已述，當前中國農民是沒有鄉愁而只有城愁，農民都是愿意進城生活的，只要有進城條件，農民家庭往往會毫不猶豫地進城去了。不過，農民進城具有預期，即城市生活比農村要好，有就業有收入有體面的安居，如果在城市無法立足，他們就可能回到農村，他們還可能采取年輕人進城、老年人留村的家庭策略。

　　正是因此，農村中經濟條件最好收入能力最強的農戶優先進城去了。留在農村的往往是缺少全家進城安居條件的農戶，他們或者缺少進城的能力，或者當前家庭經濟條件只能維持家庭的半城市化狀態，即通過年老父母的農業產業來支撐年輕子女的城市夢。正是年老父母仍然可以從農業上獲得收入，以及農村生活成本低，進城年輕人不僅較少承擔對父母的贍養責任，而且父母有限的農業收入反而用來支撐在城市艱難奮斗的子女。

　　當農民有能力進城就都進城去了，只有那些缺少進城能力甚至進城失敗而返回農村的農民留村，以及主要是老弱病殘留村時，農村的收入與農業就業，更大程度上不是要富裕，而是要保底。對于這部分農民來講，因為缺少進城市能力，缺少在城市的就業與收入，他們就十分依靠農業收入和農村收入。農業收入和農村收入可能并不太高，但對于缺少城市二、三產業就業與收入的農民來講，這個收入就是基本保障，就十分重要。因為農民有土地，農村可以自給自足，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有限的農業收入可以讓仍然留守農村的農民獲得遠較在城市體面的生活。

　　這樣來看，對于農民來講，當前農業收入和農村收入，重要的并非是致富，而在于保底。正是這個意義上講，對于農民來講，農業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是講農業就業和收入為6億多仍然留村的農民提供了基本保障，不重要是說，農業就業與收入很難讓農民致富。農民致富的主戰場在城市，而為農民提供基本保障或進城失敗退路的則是農村。

　　也就是說，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方面當然要讓更多農民生活富裕，同時更要為所有農民提供農業和農村的基本保障。致富是市場的事情，基本保障則是政府的事情。為農民提供保底的農業和農村，作為基本保障領域，一定要防止純市場化的思路，一定不能將市場行為與政府行為混淆起來了。

　　現在的麻煩恰在于存在這樣的混淆可能。

三、鄉村振興要雪中送碳

　　顯然，鄉村振興戰略是要面向占全國農村和農民絕大多數，而不只是要讓很小的一部分鄉村振興。而一旦要面向農村和農民的大多數，在城市化背景下面，農村和農民的大多數首先要解決的仍然是基本保障問題，是雪中送碳的問題。只有解決好了大多數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才能有鄉村振興，農村才能更有力地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

　　當前中國城鄉之間是相互開放的，尤其是城市是向農民開放的，正是因為城市向農民開放，農民可以依據自己個人及家庭狀況采取不同的個人和家庭策略，利用城市的機會來獲取利益。農民在家庭收入足夠、城市有穩定就業機會時，他們完全可以全家進城，成為城市中的一員。正是農民可以自由進城，就使得我們依據城市與農民人口進行的收入統計沒有意義，因為在當前和未來很長一個時期都是中國快速城市化的時期，且正是農村能力比較強、收入比較高的農戶家庭和農民個人才會首先進城，而留守農村的大都是能力比較弱收入、比較低、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戶。收入高的農民進城了，城鄉收入差距自然會拉大。

　　同時，當前中國城鄉之間的開放也并不是完全的開放，尤其是鄉村未完全對城市開放，典型就是農民由農村戶籍變城市戶籍很容易，由城市戶籍變農村戶籍則基本上不可能。城市資本(包括城市市民)不能到農村買農民的宅基地和住房。之所以當前中國城鄉體制中仍然有對城市資本下鄉的限制，是國家擔心城市資本下鄉會奪取農民在農村賴以保底的基本保障，國家不希望城市資本下鄉建了在農村看星星看月亮的度假別墅，卻斷了農民進城失敗的退路。因此，當前城鄉二元體制，是一種允許農民自由進城卻不允許資本自由下鄉的保護農民的保護型城鄉二元體制。有人講，城市富人下鄉就可以帶動農民致富，從而縮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確，城市富人下鄉算作農村居民，農村窮人進城算作城市居民，這樣算下來城鄉收入差距會縮小，但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卻會急劇拉大。而最重要的是讓缺少在城市體面安居能力的農民家庭又失去了農村的安居退路，這會造成嚴重的不公平，且可能造成嚴重的政治社會后果。

　　正是因為城市是向農民開放的，農村中能力強和收入高的農民家庭進城，而又限制城市富人下鄉，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加。不過，我們應當更加辯證地看待，這種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加，我們尤其不應指望通過讓農村貧困群體進城，讓城市富裕群體下鄉的辦法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因為這種辦法是將當前的城鄉二元結構變成更加難以解決的城市內的二元結構。

　　既然農村中能力強收入高的農民家庭進城，而城市化又是未來一個時期的必然，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常合理的。現在的問題是，作為無法進城農戶的留守地和進城失敗農民的退路，以家庭農業為基礎的小農經營不僅為農戶提供了宅基地和住房，讓他們居有其屋，而且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從土地上獲得收入與就業。居有其屋，耕有其田，農民還可以在農業生產基礎上建立熟人社會的村莊聯系。僅靠農業收入，農民不可能很富，不過，他們或他們的子女可以自由進城務工經商，他們在農村有各種自給自足的收入，農村消費比較低，他們在農村就有了穩定的有保障的生活。這種生活相對城市中產階級不及，相對城市貧民窟生活則有余。正是因為不愿落入到城市貧民窟，農民愿意選擇農村這個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的、有根的、有身體安全感和精神歸屬感的、有情有義的相對體面的生活，而不在城市漂泊流浪。

　　中國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幾乎唯一沒有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的國家，原因就是中國失敗的農民有退路。農民有退路，國家就有出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保持了社會政治穩定，正是因為進城失敗農民可以退回農村。只要農民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中國發展中遇到任何困難都有辦法可以想，因為有了土地就有了基本保障。一旦最弱勢的農民失去土地，出現問題就無辦法可想無計策可施。

　　此外，農業還是中國應對老齡化的一個重要辦法。當前農業基礎設施條件比較完善，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國家還在建設更加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十九大報告也提出要實現小農戶與現代化農業發展有機銜接，農村老年人在城市可能就是一個純消費者，而只要與土地結合起來，他們就不僅可以通過土地獲得收入，而且可以獲得勞動的意義。

　　未來二十年將是中國快速城市化的時期，大量農村能力強收入高的農民及家庭進城，農村越來越成為缺少進城能力的弱勢農民群體的基本保障，這個時期，國家支農資源就應當重點向這些保障全國絕大多數一般的、貧弱的農民群體的地區傾向，向這些弱勢的農民群體傾斜，以解決這些農村農民最基本的生產生活保障問題。要特別注意，這些一般地區農村的農民，他們要的是基本保障，是雪中送碳，正是農村有了基本的生產生活保障，進城失敗的農民就不愿漂泊在城市，而會返回農村，農民獲得了可以返鄉的選擇權，國家則獲得了農村這個穩定器與蓄水池。

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注意的方面

　　當前政策部門在理解習總書記所講“鄉村振興戰略”時，大都存在一些誤解，其中最大的誤解是形而上學地理解鄉村振興戰略，簡單地將一些沿海發達地區鄉村或具有特殊區位及旅游資源的鄉村當作鄉村振興的目標。如前已述，沿海發達地區的鄉村工業化是不可復制的，三產融合的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也只可能在極少數農村實踐，全國絕大多數農村都缺少發展農業以外產業的條件，僅靠農村和農業收入，農民也很難富裕。顯然，無論國家有什么好的政策或投入多少資源，都不可能將全國農村都建設成為沿海發達地區或具有三產融合優勢的農村地區。

　　地方政府一種可能策略是錦上添花，即在相對具備更好發展條件的農村給予特殊政策和財政支持，從而讓少數鄉村地區率先振興起來。比如對具有區位優勢或旅游資源的農村給予特殊政策財政支持，打造美麗鄉村，問題是，這些地區本身就有優勢，國家再給予政策和財政支持，就只可能拉大與其他一般農業型農村的差距，而讓其他一般農業型農村地區更加難以復制其經驗。當全國到華西村學習華西村發展經驗已經成為華西村的支柱產業(鄉村旅游業)，全國人民學習了幾十年卻沒有再出現第二個華西村，就證明了華西村根本不可能被復制。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全國很多地方政府投入巨大財政力量打造了若干根本不可復制的新農村，是當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當吸取的教訓。

　　不僅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發展經驗不可能復制到全國廣大的一般農業型農村，而且沿海地區農村做法也可能無法復制到中西部農村。比如，沿海城市帶農村，發達的二、三產業造成了對建設用地的巨大需求，從而使得農村宅基地具有了潛在的市場價值，如果允許農村宅基地買賣，在這些沿海地區農村，一塊宅基地可能要價值數十萬元，從而通過市場化來顯化出農村建設用地的價值。有人認為，中西部地區允許農村建設用地入市，以及允許農民宅基地自由買賣就可以讓農民獲得巨大的財產性收益，甚至可以讓農民帶著財產進城。這種想象完全誤會了沿海地區與一般中西部農村的差異。中西部一般農業型農村，大量農民進城，農村宅基地閑置很多，供過于求，沒有稀缺，這些不可移動的宅基地如何可以通過市場化來顯化出價值?來實現農民的土地財產權?有人指望通過將農民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從而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來形成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將指標用于交易來賣錢從而讓農民增收，這里我們必須要保持常識：農民宅基地復墾為耕地，其直接收益就是這塊土地的農業收益，這個收益極為有限，一年最多幾百元，對農戶家庭收益幾近于幾。通過增減掛鉤來獲得城市建設用地指標賣錢，本質上是一種轉移支付，并沒有無緣無故地產生新的財富。既然是轉移財富，就應當用公共政策手段，而不應當用偽市場手段去折騰農民拆房子。當前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解讀中，就有一種相當普遍的指望讓農民退出宅基地帶著土地財產權進城，或其他變戲法般增加財產性收益的主意，鄭新立甚至說農民宅基地價值100萬億，平均到全國2億農民，每戶宅基地價值就有50萬元，這樣的狂想當然不可能為農業產生出巨額收益，倒是可能讓農民失去宅基地，從而，當農民進城失敗之后他們就不再能退回農村。

五、小結

　　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20字總要求。要將鄉村振興戰略落實下去，就必須對戰略進行分析。沒有分析就沒有政策，就可能犯低水平的錯誤。

　　從我們以上分析來看，當前中國仍然處在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中國農村發展十分不平衡，農民也出現了巨大分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顯然不是要對已經得到較好發展的鄉村和具備較好發展資源條件的鄉村進行錦上添花式的建設，而是要著力為占中國農村和農民大多數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農村地區雪中送碳，顯然不是要為具備進城能力的農民提供更多利益而是要為缺少進城機會與能力的農民提供在農村的生產生活保底。鄉村振興戰略尤其不是及不能是為資本下鄉、城市富人下鄉提供市場通道。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農村是缺少進城能力和進城失敗農民的退路，農村是農民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不能市場化的。

　　(載《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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