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農民家庭中，年老父母一般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也不再從事其他生產性勞動，不過，珠三角農戶家庭都有一筆不算很低的租金和分紅收入保底，年輕人雖然收入不高，也有一定收入，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與一般農業型地區差異很大的“半租半工”結構。

　　一

　　總體來講，珠三角“三來一補”工業化模式占主導地位，外資租用農民集體土地辦廠，村社集體通過出租土地和廠房來獲得租金收入。當地農民則通過建比較大面積的住宅出租，一方面獲得租金，一方面為外來農民工提供住處。我們調研的佛山市平東村，全村5063口人，1.73km2，有村干部估計，全村租金收入大約為3.2億，其中行政村一級(經濟聯社)為0.7億，自然村一級(經濟合作社)為1億，農戶出租房屋租金為1.5億。當然，農民租金收入是相當不均衡，有的農戶比較多，有的相對比較少。經濟合作社租金收入也苦樂不均。經濟聯社的租金則是按股份分紅。若算大數，平東村一年3.2億元租金，無論是直接變成村民收入，還是作為社會保障和福利間接變成村民收入，抑或作為環境建設，或者留作積累，最終受益人都是村民。這樣算來，平均每個平東村民每年有大約6萬元租金利益，一家五口人就是30萬元。

　　平東村民租金收益雖然不均衡，卻是戶戶都有，且村社集體的股金分紅、醫療保障及各種福利使所有平東村民都有一個不低的最低收入。在平東村，有經濟條件相對較差的農戶，卻沒有很窮很貧困的農戶。

　　同時，平東村也很少有特別富裕的農戶。全村年收入超過一百萬元的農民可能只有幾戶，且往往是靠臨街房租收入。平東村也曾有幾十戶辦了小型五金加工廠，卻很少有真正賺到錢的。最近十年平東村打造全國玉器加工市場，來平東辦玉器廠的絕大多數都是外地人，平東村民有十幾戶進行玉器加工，收益不大，風險不小。真正成為老板并發了財的平東村民很少很少，村民似乎并不記得有哪一戶真正靠辦廠經商發了財的。

　　按村民的估計，家庭年收入超過50萬元的農戶大概占到全村1200戶的10%，絕大多數靠房租收入。平東村很多農戶都有兩塊宅基地，建了兩棟住房，村民在自建住房上加層，六、七層很常見，每層100m2，七層就是700m2，以20元/m2·月來計算，一年17萬元，二棟就有30多萬元。臨街的更貴。

　　全村租金收入在10萬元左右的農戶最多，大概要占到全村一半以上。如果加上集體分紅收入和其他各種務工經商收入，這一半多農戶的年收入超過20萬元不難。

　　收入最少農戶，租金加上集體分紅，再加上勞動收入，一年很難低于10萬元。

　　也就是說，平東村農戶收入是一個橢圓形結構，中間大，兩頭小，且最低收入不低，最高收入不高。因為有租金收入保底，平東村民不愿意在普工市場上與外地農民工競爭。對于年輕人來講，一方面工資收入多少無所謂，一方面年輕人又不能整天無所事事。人生未來的道路還很漫長，天天不做事，就會游手好閑，閑則出事。而且，平東村農戶租金收入還沒有高到可以未來無憂的程度，因此，年輕人找一個收入不高、體力不重、相對輕閑自由的白領工作是最好的。家庭條件差一點的農戶，中年村民比較在意收入多少，就可能與外地農民工同臺做普工。年齡大的人當然就退休在家，最多幫助帶孫子。很少有平東農民去冒險做生意賺大錢，也很少有人愿意象外地農民工那樣雙休加班以拿加班工資的。

　　村社集體提供了一些工資不高體力不重的崗位，比如社區服務中心有35個文員崗位，村治安隊有80個治安員崗位，這些都是村中年輕人愿意就業的崗位。此外，站柜臺、當工廠低層管理員、技術員、會計都是平東村民工作最多的崗位。

　　“三來一補”外資租地發展，珠三角本地人很少有機會從工廠獲得生產和銷售利益。相對來講，長三角在1980年前后的工業化是本地人辦廠本地人運銷，所以產生出一批本地的企業家。平東村乃至整個珠三角，很少土生土長的企業家出來。村社集體在與外資談判出租土地時有一定尋租空間，結果，珠三角村社干部借機成為了富人。

　　珠三角“三來一補”的工業化模式，資本是外來的，勞動力也是外來的，珠三角村社集體租地建廠房，獲得租金收入，農民建房出租獲得租金收入。珠三角農村因此很少產生企業家，甚至當地農戶很少進工廠打工，而多靠為外地農民工提供服務來獲得收入。缺少企業家也就缺少富人。村莊中可能最富的恰恰是掌握著村社集體土地資源大權的村社干部，他們在與外資打交道過程中尋租。尋租越多的村社干部越是有能力保住自己的職位。

　　從全國一般農業型地區情況來看，村莊幾乎70%以上農戶都存在著“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老年父母留村務農，年輕子女外出務工，農戶家庭收入相差不是很大，即使收入有差異，往往也只與家庭周期有關。珠三角農民家庭中，年老父母一般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也不再從事其他生產性勞動，不過，珠三角農戶家庭都有一筆不算很低的租金和分紅收入保底，年輕人雖然收入不高，也有一定收入，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與一般農業型地區差異很大的“半租半工”結構。

　　二

　　即使每年租金收入有20萬元，農戶家庭也不完全是沒有憂慮的。對于年齡比較大的老年父母來講，他們的收入很高了，日子好過。我問一個64歲身體很好的村民，現在還做不做什么掙錢的事情，他的回答是，我都工作一輩子了，現在還掙什么錢?顯然，他認為自己就是應當抓緊時間享受生活，在日常的休閑以外，還會到外面旅游旅游。可以說，有10萬元租金收入的農戶家庭，老年人退休后就可以享受到比較逍遙悠閑的生活了。

　　這些有集體分紅且往往有出租房屋所獲租金收入的老年人，對于農戶家庭來講，就真的是“家有一老是一寶”，平東村，退休夫妻一年僅集體分紅收入就有六、七萬元，比當地勞動力市場上一般普工收入要高得多了。也高過大部分當地年輕人所從事一般工作的收入。當然，老年人主要收入是股份分紅，股份是可以繼承的，但既然是將股份量化到個人的，老年人就有安排自己股份的權利。村社集體的股份量化到人及股份分紅收入強化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珠三角農村，很少有年輕人敢于挑戰父母的權威，不是因為文化的原因，而且因為他們掌握有財產。

　　相對于老年人，中年村民的狀況遠沒有老年人逍遙，也沒有年輕人焦慮，因為中年人一般都已經有了較為穩定的就業，雖然有相當部分中年村民的就業是在普工勞動市場上與外地農民工競爭，而且收入不高，但他們已經適應了收入不高也不算體面的就業。一般來講，中年農民不愿意去冒險創業，因為創業失敗的風險太高。本來有一定租金收入，日子還是過得去的，若去辦廠經商，很可能失敗，一旦失敗，就連現在一般的日子也不好過了。當然，大部分中年村民是不進工廠當普工的，而可能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甚至當保安。中年人不能象老年人那樣逍遙，因為他們的人生還比較長。

　　相對于逍遙的老年人和平靜的中年人，珠三角半租半工的家計模式下面，最為焦慮的是年輕人。年輕人焦慮的倒不是要去創業，去經商辦廠，因為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年輕人冒風險辦廠經商就顯得不夠理性。可以說，在半租半工的情況下，因為有租金收入，珠三角農民具有強烈的風險厭惡。

　　半租半工條件下的年輕人一般缺少通過冒險辦廠經商直面激烈市場競爭來獲得高收入的勇氣與熱情。通常的情況下，珠三角農村年輕人的理想是通過高考，考一個二、三流大學，獲得大學文憑，然后回到本地當一個文員，收入不高但比較輕閑，關鍵是白領顯得體面。在大學擴招的背景下面，只要上了高中，考大學不是難事。還有一部分年輕人考不上大學，就想方設法找一份輕松一點的工作做做。對于年輕人來講，收入高不高不是關鍵，關鍵是勞動不能重，看起來要體面，最好是坐辦公室當白領文員。實在不行就學一門技術。在平東村，年輕人理想的工作是進銀行當白領，社區服務中心招聘的辦事員也大都是本村考取大學畢業后回來的年輕人。村治安隊的80多人也都是本村年輕人，并且年輕人以能進治安隊為榮。

　　之所以年輕人都愿意找一份收入不高、勞動不重、輕松體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因為僅靠租金收入不足以維持體面生活，更重要的則是，年輕人剛走上社會，不工作，天天窩在家中，必然會在精神上出現問題。年輕人參加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賺錢，而是要接觸社會，以及為將來人生向上升尋找機會。

　　問題恰是，年輕人尋找一份體面輕松的白領工作并不容易，他們因此倍感焦慮。一旦有了這樣的工作，他們就會顯得慵懶，缺少激情，這樣一種慵懶而缺少激情的狀態又使得他們很難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無論是什么樣的市場競爭)獲得成功，他們因此就更加依賴于既有體制(村社集體)的保護，和更加依賴土地租金收入的保障。

　　在半租半工家計模式下面，年輕人希望有一個相對體面安逸的工作，這個體面的工作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確定。若找不到這樣的體面工作，年輕人就要么到普工市場上與外地農民工競爭，要么在家待業，若如此，年輕人就會變得自卑而且自我封閉。

　　在村莊社會結構上，珠三角的半工半租形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分層，即村莊缺少真正辦廠經商致富的企業家階層，相對來講，村莊有一些掌握土地資源的村社干部通過土地尋租而富裕起來的人，或一些精明的農村精英通過運作土地與房產而致富的群體。因為有了村社集體的租金收入保底，村莊就沒有了貧困群體，同時，村民無論老年人還是年輕人，即使就業有差異，經濟收入卻很少有差異(辦公室文員的收入并不比普工工資高)，所以村莊經濟分層相對較弱，要遠遠弱于浙江個私工業發展所產生的劇烈分層的社會結構。正是因為缺少村莊內經濟分層，珠三角農村較少通過人情來建構社會關系的行動，村民之間較少社會排斥，這種社會排斥指向的是外地人。不過總體來講，珠三角地區可以說是全國沿海地區最不排外的發達地區了。

　　在上海農村調研發現，上海農民想方設法接力進城當市民，因為市民有更高的社會保障與福利條件。珠三角因為有著村社土地租金分配的收益，農民都不愿進城當市民而愿意當有租金收入的農民。

　　三

　　珠三角農村，村社集體所有的土地顯然是一個關鍵。土地是集體所有的，通過出租土地，珠三角村社集體都有比較多的集體租金收入。集體租金收入不僅可以為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農戶分紅，而且可以為農戶提供基本保障，為村莊提供基本公共品，為村社集體的有效運轉提供資源支持。農戶與村社集體之間有著相對緊密的關系，一方面農戶有事可以向村社集體尋求幫助，一方面村社集體也有能力為農戶提供幫助。

　　相對于珠三角農村，地處長三角的浙江大多數農村卻沒有高額土地租金收入，倒是村莊中可能仍然有不少土長土長的企業家，他們在本村辦廠，雇工經營，本村一些村民在這些有一定規模企業中從事中層管理工作、技術工作或當文員，從而在村莊形成了庇護與被庇護的關系。村莊中的本土企業家因為與地方政府有著全方位的聯系，比如稅收、環保、違建、信貸，村莊本土企業家因此有著當村干部以打通與政府關系的積極性。村莊企業家有著強大的動員能力，他們相互競爭而成為了村干部。浙江農村由富人到村干部的路線與珠三角由村干部到富人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線。只是浙江村莊中，村集體資源有限，無法為所有農戶提供保護，村莊中不同農戶之間就容易出現通過爭奪象征資源而產生的激烈競爭。相反，珠三角重要的是農戶與村社集體的關系，農戶與農戶之間的關系并不重要，且農戶之間的經濟分化不大。因此，珠三角農戶之間攀比或對象征符號的爭奪并不激烈。

　　中西部一般農業地區，農戶之間缺少經濟分化，絕大多數農戶都有年老父母留村從事農業生產，因此，農戶生產生活基礎設施需求比較強烈。只是中西部農業型地區，村莊缺少基本的資源，村干部很難為農戶提供他們急需的生產生活基礎設施，村莊與農戶之間的關系因此變得松散。

　　2016年4月13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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