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年剛過，中央就連續做出了兩個重要決策。

　　一是，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一場轟轟烈烈的掃黑除惡斗爭，迅即在全國展開。

　　二是，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公布，題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

　　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文件，其實是有內在的邏輯聯系的，這體現了中央決策的系統性。

　　掃黑除惡，農村無疑是重中之重。為什么呢?這是由于最近三十年來，黨的領導逐漸退出農村基層，以至于形成了權力真空造成的。

　　農村掃黑除惡，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非掃黑除惡無以振興鄉村，不振興鄉村則掃黑除惡必然落空。

　　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十九大通過的新黨章重新寫入了毛主席的教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原則必須在掃黑除惡和振興鄉村的工作得到全面落實。

　　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近代以來，農村基層權力結構的演變過程。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經歷了風云激蕩的百年史，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農村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皇權不下縣，朝廷委派的官員只到縣一級，縣以下主要是鄉紳自治，也就是由告老還鄉的官員、考上秀才或舉人的讀書人等依托宗法制度進行鄉村治理。

　　鄉紳自治應該說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也絕不像目前一些新右派知識分子所描繪的那樣溫情脈脈，如田園牧歌一般美好。

　　許多鄉紳同時也是大地主，動輒田連阡陌，他們在農村是壓迫性、剝削性的力量，到了近代，鄉紳更蛻變成欺壓農民的地主惡霸、土豪劣紳。

　　正如毛澤東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所總結的那樣，土豪劣紳在農村通過神權、政權、族權、夫權等四大權力，殘酷壓榨剝削農民，是農村凋敝和農民苦難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遲遲無法啟動的主要障礙。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封建主義，主要就是指向這個階層。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原有的鄉紳/地主階層被徹底粉碎了，治理農村的權力轉移到了農村黨員和黨的積極分子手里。

　　這些人大多是翻身農民，在抗日戰爭時許多人都有當游擊隊員或民兵的經歷，跟著共產黨出生入死，解放戰爭時他們積極參與土改、組織支前，推著小車、抬著擔架跟隨大軍南下。新中國成立后，他們自然而然的成了黨在農村的主要依靠對象，我們可以形象的把他們稱為“老支書一代”。

　　“老支書一代”的特點是政治覺悟高，跟黨一條心，經驗豐富，執行力強，在農民當中享有崇高威望。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主要通過他們實施。

　　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民承擔了國家工業化的大部分成本，當時的一化三改造、統購統銷、合作化運動等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農民為把新中國建設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

　　所有這一切，沒有老支書們在基層農村發揮組織領導作用，沒有他們帶領農民為改變農村面貌戰天斗地，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組織結構再次發生了巨大變化，老支書一代由于政治和年齡的原因，也逐漸凋零，但碩果僅存的一些老支書，和一些繼承了老支書光榮傳統的新支書，仍然在新的形勢下帶出了全國矚目的明星村。

　　如吳仁寶之于華西村、王宏斌之于南街村、老堅決霍金河之于周家莊村等等，他們的成功經驗為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拓展了思路，保留了希望。

　　八十年代以來，為了應對農村人民公社被取消以后，農村再次小農化、碎片化的新形勢，在農村領導機制方面主要進行了兩種探索：

　　一是“能人（富人）治村”，即鼓勵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回鄉擔任村支書或村主任；

　　二是“海選”村民委員會主任。

　　這兩種做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都暴露出了不小的問題。

　　不客氣的說，這兩種做法都帶有甩包袱的性質，都削弱甚至放棄了黨對農村基層的領導。而農村基層的黑惡勢力，正是在這種削弱與放棄留下的真空中，如惡性腫瘤一般野蠻生長起來的。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在一定意義上說，“能人（富人）治村”是鄉紳自治的一種回歸。從善良的角度來看，“能人(富人)治村”的出發點是希望“能人(富人)”能夠利用自己的財富、能力、社會關系等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

　　但這一設想的盲區在于，“能人(富人)”也會利用自己掌握的管理權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實踐中，“能人(富人)”回到村里后，并不帶領大家一起致富，而是利用村支書、村主任的位置獲取更多的資源為自己的企業謀利益，只“帶富”了本家族或者與自己企業有利益關系的一些村民，大部分普通村民的利益反而受到了損害，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狀態。

　　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在于，由于農村基層黨組織形同虛設，“能人(富人)”由于既無傳統做依托，又無宗法制度的支持與制約，并且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批“富起來”的人多是社會邊緣化人群，所以他們很容易利用黑惡勢力來做自己的打手，甚至自己蛻變為黑惡勢力，變成新一代的土豪劣紳。

　　能人（富人）治村的一個理論和邏輯悖論是：先富起來的人是著重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先私后公，而“村官”的要求首先卻是要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先公后私。這其中的矛盾如何協調？交叉點在哪里？所有關于能人（富人）治村的敘述都不能完美的回答這個問題。

　　“海選”村民委員會主任是農村治理的一大突破，激發了農民的民主意識，其積極意義不容低估。

　　但必須指出的是，由于金錢、宗族兩大因素的介入，許多地方的海選沒有被納入民主化、法制化的軌道，所謂的民主選舉幾乎成了賄選政治、宗族政治、黑社會政治的代名詞。

　　在一些富裕的地區，由于巨大利益的存在，村主任的職位炙手可熱，選舉簡直成了群雄逐鹿的戰場。為了拉選票而請村民吃飯、給村民錢、給村民禮物，甚至動用黑社會武力威脅，成了一般慣用的手法，有的候選人在選舉中落敗后，在村子里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不得不遠走他鄉去打工。

　　掃黑除惡之后，如何避免農村再次出現權力真空，為黑惡勢力的卷土重來預留空間，使振興鄉村戰略無法落實，值得認真思考。

　　筆者認為，除了加強黨對基層農村的領導，別無他途。

　　在目前農村基層的黨組織已經瓦解或基本瓦解的背景下，可以考慮選派優秀的機關干部，經過培訓后，到村擔任第一書記，作為一個過渡性的解決辦法。

　　事實上，選派優秀機關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這些年已經在做了，但著眼點更多是放在帶領農民致富上，而沒有從重建黨對基層農村領導的戰略高度認識這個問題。

　　第一書記到村之后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任期結束后將權力移交給誰?都沒有得到認真思考與討論。

　　在筆者看來，選派優秀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實際上也是向黨的優良傳統回歸。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尤其是解放戰爭時期，向情況復雜、各項工作比較落后的農村地區派駐工作隊，是黨的農村工作的成功經驗。

　　工作隊到了農村之后，依靠廣大貧苦農民和靠攏黨的積極分子，組織民兵、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發展生產、動員人力物力支援前線，很快就使農村的面貌煥然一新。當時的一些文藝作品如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都生動真實的反映了這段歷史。

　　到村任第一書記的機關干部雖然還不能說就是工作隊，但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比如都負有改變農村面貌、振興鄉村的使命，都得到了上級黨和政府的支持，都有更加廣闊的視野等，因此，有許多經驗也可以借鑒。

　　不過，擔任第一書記的機關干部雖然擁有種種優勢，但要做好工作也并不容易，如何才能迅速的打開局面，實現預期目標呢？

　　筆者認為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到村任第一書記的機關干部要端正思想和態度，抱著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思想到農村工作，絕不能有鍍金思想，候鳥心態，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贏得農民的支持和信任;

　　其次，在農村開展工作要堅持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我們黨戰勝一切困難的基本法寶。對于群眾路線的實踐過程，最簡單明了的概括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群眾的學生，后做群眾的先生”。

　　如何做“做群眾的學生”?

　　第一書記至少要把握兩個方面：一是要明了群眾的真實需求，具體到村莊，就是農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解決的困難又是什么?二是要把握當農村社會的真實情況，對本村本地的狀況要進行客觀分析，這需要做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

　　可以說，進行調查研究是第一書記踐行群眾路線的一個重要部分。每個第一書記到村工作一段時間后，都應該向上級提交有分量的調查報告，這也應該成為上級考核他們工作的重要指標。

　　對于“到群眾中去”和“做群眾的先生”，則是指第一書記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制定振興鄉村的政策后，要下力氣向農民群眾宣傳、解釋，如果農民有不理解的地方，要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做思想工作，把政策轉化為農民的自覺行動，而不僅僅是第一書記案頭的裝飾物。

　　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和培養基層農村的健康力量，吸收他們入黨，并且清洗那些已經黑化的腐敗分子，整頓基層黨組織，應該第一書記的一項重要工作。

　　到村任第一書記的機關干部一定要認識到，自己工作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使農民的主體性通過黨的領導充分實現。因此，絕不能滿足于拉一兩個項目，修一兩條道路。

　　若干年之后，當第一書記離任，衡量其工作成敗的標準，主要看是不是留下了一個堅強有力、有威信的黨支部？看農民的積極性是不是被調動起來？看黑惡勢力是不是被打下去？歪風邪氣是不是被壓制？等等。

　　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最終還是要靠內生于鄉村的、堅決跟黨走的健康力量來領導，而不可能永遠靠下派第一書記來領導。這一點必須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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