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老崔從重慶來到浙江上虞經濟技術開發區務工。至今，老崔在開發區務工已有15個年頭。他2008年被當地聘為和諧促進員，他的妻子和兒子現在也在開發區務工。2013年，為兒子娶媳婦，他花50萬元在開發區買了一套102平方米的商品房。老崔的二弟一家也在開發區務工，不過，他二弟是在老家買的商品房。

　　老崔認為他二弟不會算計，因為在老家買商品房只能鎖在那里，自己全家還要在浙江務工，務工就得租房子，租房子要花錢而且面積小不方便。自己買房子住，夏天有空調，天天可以洗熱水澡，日子過得舒服。即使將來老了要回去，也可以將房子賣掉。何況現在務工是繳了社會養老保險的，退休后就會有退休金，將來也未必會回到農村。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珍惜好生活的每一天，在務工的地方買了房子，就有了家的感覺，就可以過日子，就有了生活本身。務工就不再只是手段，而變成了自己的生活，在務工的地方就有了落地生根的心態與準備。

　　而在家鄉買房子的二弟，雖然全家都在開發區務工，且可能還要務工很多年，但他們務工的目的僅是賺錢，是要為將來回家落葉歸根做準備。這樣一來，就有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進城務工的心態與行為模式。

　　過去的外出務工模式　　

　　第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往往是年輕人進城務工，年老父母留守農村務農，丈夫外出務工，妻子留守務農。分田到戶以后，農村人均承包地不多，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村出現了越來越普遍且嚴重的勞動力剩余，一個農民家庭可能會有三四個適齡勞動力，而農業生產只需一兩個勞動力，且只是季節性需要勞動力。恰好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城市化加速需要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在城市獲取收入，留守老年父母和婦女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家庭并沒有減少農業收入。

　　家庭中有人進城務工，務工收入就凈增長了家庭收入，而在農村的家庭支出相對比較少。越來越多人外出務工，提高了村莊中村民的收入，從而提高了村莊消費水平與人際交往成本，比如人情彩禮水平的提高，促使更多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以掙更多錢回到農村生活。

　　隨著時間的延續，外出務工從只用很短時間在外務工掙錢、在家蓋一棟房子就體面回家，到越來越多地走出去，由青年向中年、由男同胞到女同胞、由個人到夫妻甚至將子女也帶出去，進城務工由臨時性的短期安排變成了長期打算。

　　盡管如此，這時候的外出務工，生活目標與歸屬都在村莊，自己生命價值的參照群體也在村莊。無論在外打工時間有多久，生活的終點與意義都還放在村莊。每年春節回到村莊，既是自己生活的年度周期，又是生活的意義所在。無論在外受到多少委屈與辛勞，回到家鄉與親友鄉鄰的相聚，都為外出務工找到了意義。每年春節返鄉，也是依據自己家庭情況決定是否進行家庭策略調整的決策時期——家庭中誰外出打工、到哪里打工、打什么工，以及家庭農業發展策略如何，是在村莊中建房還是到城里買房，等等。

　　在這樣的家庭策略中，即使在外務工時間長、收入多，這些外出務工者最終都想著要落葉歸根，他們在城市獲取收入，卻在村莊獲得意義，他們之所以愿意在城市忍受委屈與辛苦，是因為未來有農村的生活。打工是手段，村莊生活才是目的，才是終極價值，才是魂牽夢繞的地方。

　　第二代農民工希望在城市安居　　

　　當農民家庭不只是丈夫外出務工，而是夫妻拖家帶口進城務工時，農民工家庭在城市務工就有了更多城市生活的內容，就可能更多地脫離對農村經濟的依賴。

　　父母仍在家務農，他們春節回來看望父母，或只是寄錢給父母。拖家帶口到城市生活，子女在城市借讀，越來越熟悉城市生活，與城市自然地融為一體。夫妻開始在城市建立除了務工以外的社會關系，以及有了更多落地生根的傾向。

　　在城市務工時間越長，在城市越是建立起厚重關系，也越有落地生根的能力，甚至開始策劃在城市買房或就在自己家鄉縣城買了房，他們最終可能融入到城市中，而忘記了農村。當然，他們在城市的生活還不穩定，還有可能進城失敗，他們因此一般愿意保留農村退路。一旦出現進城失敗的萬一，他們就可能選擇回到農村，這個時候的農村只是他們的最后退路。農村已不再是他們的目的，也不是他們的終極價值所在，他們沒有鄉愁而只有“城愁”，他們期待能真正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并為此而努力。

　　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通過務工獲取收入來實現村莊中的家庭生活。務工是手段，村莊體面的生活才是目的。而第二代農民工外出務工，越來越變成拖家帶口在城市務工，他們因此有了更多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他們想融入城市并不是希望在城市漂泊而是能在城市體面安居，他們知道在城市體面安居不易，所以大都愿意保留農村退路，一旦他們進城失敗就可以退回農村過比城市漂泊要體面和安全的日子。也就是說，對于第二代農民工來講，農村很多時候變成了手段，融入城市才是夢想。

　　各地的外出務工者們　　

　　云貴川的農民工進城務工，更愿意在城市享受生活，外出務工能不能賺錢也許不是最重要的。能見世面、好玩、有錢、可以趕時髦、可以吃好喝好，這個也很重要。云貴川農村的社會連帶較弱，進城務工的農民可以相對自由地享受他們在城市的生活，而不必也不會過于節儉，以在年底帶現金回到家鄉村莊。他們甚至可能春節不回家，而更多留在城市過春節。

　　相對來講，魯豫皖農村往往存在著相當激烈的競爭關系，外出務工賺錢回家蓋房子或到縣城買房子，是外出務工者的第一要務。在外務工沒能賺到錢回家蓋房子，就會在村莊中抬不起頭來，甚至兒子娶不到媳婦。因此，進城務工的魯豫皖農民工就會想方設法多加班賺錢，就會十分節儉，就愿意干臟活苦活累活。他們最終就也賺到了錢且回家蓋了房子，或者到縣城買了房子。

　　云貴川外出務工農民工與家鄉的聯系可能更弱，從而更可以脫離家鄉，問題是他們務工收入基本上都消耗掉了，積蓄很少，所以他們不僅在家鄉的村莊蓋不起好房子，更無力到縣城買房子進城。相反，雖然魯豫皖外出務工農民工與家鄉聯系緊密，他們卻因為攢錢在縣城買了房子，而有能力脫離自己的村莊。

　　當然，以上地域的差別只是一個大概的情況，不可一概而論。

　　農民工進城務工是目的還是手段?農民將如何融入城市?這個問題不可籠統回答，而必須依據時間與空間條件來加以具體分析。無論何種情況，在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不可能為所有進城農民工提供在城市體面生活的就業與收入條件，因此，保留農民工的農村退路就是保留農民的基本人權，也就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安全閥。相對保守的農村政策是中國農民之福，也是中國現代化之福。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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