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漢 430074)。

　　中國農村地域遼闊，不同區域農村差異巨大?？傮w來講，從村莊結構上看，當前中國村莊可依據經濟發展水平與歷史文化差異進行兩個維度的類型劃分。歷史文化的維度是指在數千年歷史中形成的村莊文化與結構的差異，這樣一種文化與結構的差異既與歷史偶然性有關，又與經濟地理等因素有關。這一差異最典型的表現是南中北的差異，其中，南方地區村莊多為團結型村莊;北方農村多為分裂型村莊;而以長江流域和東北地區為代表的中部農村多為原子化村莊，我們稱為分散型結構的村莊。南中北地區村莊社會結構的差異主要與村莊內是否存在超出農戶家庭的強有力認同與行動單位有關。中部分散型結構村莊缺少超出農戶家庭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南方團結型村莊，農民聚族而聚，宗族與村莊往往同構，宗族認同與宗族組織在維系村莊秩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以華北為典型的北方分裂型村莊，村莊內存在著若干競爭型的小親族，小親族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決定了村莊基本的治理與秩序。

　　經濟發展水平也對村莊社會結構有著巨大影響。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村莊，就是經濟社會結構的視角，與前面討論的歷史文化視角的社會結構有很大差異。歷史文化視角的村莊社會結構，主要表現為南中北的差異，這種差異與區域開發歷史和經濟地理狀況有密切聯系。經濟發展視角的村莊社會結構主要表現在東中西的差異。本文重點從經濟發展的視角討論村莊社會結構的東中西差異。

一、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兩種理想類型

　　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科目中有一個重要的劃分，就是東、中、西部的劃分。東部一般指沿海發達地區;西部一般指西南、西北地區;其他為中部地區。總體來講，東部地區城市密集，經濟發達，是中國經濟的重心所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是中國農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從經濟發展水平上看，東部沿海地區遠較中西部地區發達;從人口數量上看，東部地區人口較中西部密集;從地域廣闊程度上看，西部地域極其遼闊。近代以來，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是中國最為富庶的地區。改革開放也首先從沿海開始。

　　東部沿海地區發達的經濟、便利的交通、改革開放的先機等因素使得這些地區形成了區域性的經濟快速增長。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便利的交通也為東部沿海地區農村帶來了更多工業化的機會。以蘇南鄉鎮企業、浙江個私民營企業、珠三角“三來一補”為典型的東部沿海農村快速工業化，農村經濟快速增長，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沿海地區出現了城鄉一體的城市帶，村莊被納入到城市帶中發展。與東部沿海地區不同，雖然在改革開放以后，中西部地區農村經濟也有比較大的發展，但到了1990年代，中西部絕大多數鄉村工業都消失了，農民收入越來越依靠進城或到沿海地區務工經商。此時，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包括兩類：一是農業收入;二是外出務工經商收入。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或到沿海務工經商，農村人財物流出農村流入城市，農村出現的空心化問題越來越普遍。

　　基于此，可以形成一個關于農村地區的二元論述框架，即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和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農村，分別簡稱為東部農村和中西部農村。雖然經濟地理位置是劃分東部農村和中西部農村的重要依據，但并不是唯一依據。東部農村可以包括中西部高度工業化的發展區域;中西部農村同樣也可以包括東部沿海工業化不足、以一般農業為主導的區域。這個意義上講，本文所討論的東部農村和中西部農村是兩個相對而言的理想類型。

二、東部地區的村莊結構

　　（一）東部地區的工業化發展

　　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因其工業化的路徑差異，大致有三種不同的類型，一是以蘇南為代表的由村社集體興辦工業的模式;二是以浙江為代表的個體私營企業興辦工業的模式;三是以珠三角為代表的“三來一補”工業化模式。三種模式都帶來了農村快速的工業化，農業收入和就業占比越來越低，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在很短時間就完成了由農業向工商業的就業轉變。需要說明的是，蘇南集體性質的村辦企業在1990年代進行了企業改制，僅有極少數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保留下來，絕大多數集體性質村辦工業改制為民營企業。

　　東部地區農村的工業化與東部地區城市的快速發展聯為一體，互為因果，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城市經濟帶，已經工業化的農村融入到由區域性大中城市帶動的區域經濟中。東部地區農村工商業的發展不僅帶來了大量就業機會，而且形成了一個辦廠經商致富的企業家階層。經濟發展帶來土地升值，不僅集體土地上所建廠房可以出租收取租金，而且農民住房也越來越具有財產性功能。概言之，東部地區農村因為工業化而產生了三個重要的結果，一是非農就業機會大量出現，不僅本地農民大量進入非農就業，而且有大量中西部地區農民來東部地區尋找就業機會;二是農村形成了一個富裕的工商業主群體;三是集體性質村社土地大幅度增值，土地成為重要的資源。

　　以土地增值收益為典型的集體利益如何分配?村民自治如何實現?基層秩序如何保持?這些都會影響到村莊社會結構，同時，這些基層治理的問題又受到村莊社會結構的影響與制約。村莊社會結構成為了基層治理的社會基礎。村莊社會結構又尤其受到村莊社會分層的影響。

　　（二）工業化背景下的社會分層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村的社會分層比較簡單，主要原因是經濟未分化，所有人都是公社社員，都出工掙工分。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干部雖然有政治身份，承擔管理職責，但他們與一般社員經濟收入差異不大，他們同樣不脫產掙工分。分田到戶之初，所有家庭都按人平均獲得了承包地，因此也都有相差不多的農業收入。隨著快速的鄉村工業化，東部地區農村開始形成一個工商企業家群體，這個群體人數不多，收入很高，能量極大;大多數農民則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逐步脫離農業，成為了依靠務工獲得收入的群體。

　　以經濟收入和社會位置來對東部地區村莊中的農民進行劃分，大致可以劃分出六個層次的群體：第一層，工商企業家群體;第二層，企業中層，技術骨干;第三層，個體工商戶，副業，規模種養業;第四層，普通務工群體;第五層，進行農業生產的老人群體;第六層，貧弱、邊緣群體。此外還有村干部群體，村干部群體大致介于第一層和第二層之間。因為不同地區經濟發展路徑的差異，村干部的位置結構略有差異。

　　東部地區農村的工業化發展產生了一定規模的鄉村企業，形成了工商企業家群體。企業的經營活動雖然對接全國市場，但企業的經營場所在村莊內，生產行為發生在村莊內。工商企業家群體要與地方政府部門以及村干部打交道，要辦理營業執照，要納稅，要環評，要信貸以及需要土地和廠房。他們與村莊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他們的生產生活行為對村莊社會結構具有重要影響，具有極強的社會能量和動員能力。因為經濟發展路徑的差異，東部沿海地區有三種不同的村莊企業，一是個體私營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以浙江為典型，這些民營企業規模不大，數量眾多，其主要生產場所和企業家的生活世界都在村莊;二是由村社集體企業轉制而來的民營企業，以蘇南為典型，這些民營企業規模巨大，相當部分已經搬至城鎮，其主要生產場所和企業家的生活場所已經脫離村莊;三是以“三來一補”為主要特征的外來資本，村莊主要提供廠房招租，企業家不是本村人，村干部在對接企業資本方面起到主導作用，典型如珠三角農村。

　　鄉村工業發展帶來了大量中層管理崗位和專業技術崗位。這些崗位收入比較高，工作也相對體面，一部分村民進入到這些中層管理和專業技術崗位，獲得較高收入和相對體面職位，成為村莊中上層。因為依托于企業，這一層次村民具有一定依附性，要受到企業家的支配。

　　第三層的個體工商戶、副業從業者、規模種養業主，收入可能與第二層相差不多，但遠較第二層自由自主。第四層是主要靠務工來獲得收入的村民群體。因為已經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本地勞動力也要與外來農民工一起競爭工作崗位，工資收入不可能太高。第五層是仍然從事自家承包地種植的老年人群體。這個群體往往不是一個獨立的層次，因為他們的子女一般都有其他就業與收入來源。第六層是村莊貧弱、邊緣群體，主要是家庭勞動力嚴重不足，尤其是家庭成員有重病、殘疾導致收入不足、經濟困難的家庭，這樣的家庭數量比較小。

　　（三）社會分層態勢下的村莊結構

　　在東部地區，工業化浪潮下，鄉村企業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大量外來人口流入尋求工作機會，土地價值攀升。因為土地屬于村社集體所有，村莊不僅是集體土地的所有者，而且是最基層的行政單元。以村干部為主體的農民集體享有管理支配土地的權力。此時，村干部位置的含金量就非常高，誰來當村干部就變得十分顯眼且重要。在村干部人選的激烈競爭下，以浙江為代表的東部農村逐漸形成了企業家群體替代傳統型村干部的趨勢，呈現出“富人治村”的局面。在蘇南農村，集體性質的村辦工業負責人往往就是村干部，1990年代企業改制，這些村辦企業負責人的村干部同時也成為了改制后的企業所有者。珠三角地區，村干部掌握著集體土地的所有權和分配權，在招商引資的背景下面，個人有機會通過參與工程項目致富。簡單地說，東部地區村干部基本上都已經企業家化了，或富人化了。無論是企業家當村干部，還是村干部變成企業家，在東部地區農村，企業家與村干部身份出現了明顯的合二為一，甚至出現了“富人治村不可逆”的情況。企業家競爭村干部職位最基本的途徑是通過村委會選舉，富人之間的競爭壟斷了富人成為村干部的機會，一般農戶既缺少競爭村干部的實力，又缺少競爭村干部的愿望。

　　企業家之所以要當村干部，主要目的并不只是要掌握集體資源的分配權，而是更希望通過當村干部來建立更加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從而有助于企業發展。對于企業家來講，村干部身份是很重要的信用資源，也是與政府部門建立聯系的最佳通道。企業家因此更愿意在競選村干部時投入資源，甚至賄選。富人之間的賄選，誰出錢多誰就更可能選上。激烈競選會將村莊各種關系動員起來，全村村民都參與到村莊選舉中來。以選舉為契機，村莊不同群體之間形成聯動。

　　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富裕的企業家階層通過求異來獲得更高聲望。尤其是全村村民參與的人情上，企業家群體可能辦豪華婚娶，支出高額人情。規模巨大、規格很高的紅白事會帶來巨大的聲望上的優勢。富裕的企業家也有經濟實力舉辦這些儀式。但同在熟人社會參與人情往來的一般農戶，不僅舉辦紅白事的儀式規格難以達到企業家的檔次，而且人情支出也會因數額太大而感到吃力。家庭經濟收入比較多的農戶通過模仿“求同”來保持作為村莊一員的基本體面感。村莊貧弱農戶越來越沒有保持“求同”的能力，逐步退出村莊人情往來，從而變得越來越邊緣。

　　由此，東部地區村莊逐步形成四大社會階層，一是人數比較少、能量極大的富裕的企業家階層，主職村干部往往出自這一階層。這一階層是村莊主導階層。二是中間階層，包括前述二、三兩層。村莊經濟越發展，就有越多的企業中層管理崗位和專業技術崗位，就有更多村莊獲利的個體工商業機會、副業收入機會，從而就有一個更大的中間階層。這個規模比較大的中間階層與中西部農村往往只有很小規模的“中堅農民”構成了鮮明對照。這個中間階層有能力跟上富裕企業家階層的消費，在村莊治理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三是中下階層，主要是缺少較高收入機會、以進入勞動力市場來獲取務工收入的農戶家庭，這個群體人數比較多，一般要占到全村一半左右的農戶，其收入相對有限，而支出壓力很大。他們努力跟上越來越高的由村莊企業家創造、中上層跟從的消費潮流，但明顯越來越力不從心。在村莊治理中，這個群體顯得被動。四是村莊中的貧弱群體，這部分農戶的人數很少，且往往會隨著家庭生命周期的變化而變化，也會有中層農戶因為天災人禍而落入到貧弱群體中。他們很難有能力參加村莊中的消費競賽，他們甚至退出村莊人情往來。

　　東部地區的村莊，經濟發展帶來經濟分化，帶來社會分層。社會分層進一步發展為社會排斥機制，村莊貧弱群體被排除到結構以外。從村莊社會結構的角度看，東部地區的村莊形成了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結構，這是一種高度分化的結構。村莊熟人社會背景下，富裕企業家階層在村莊的主導地位及其競爭機制，使這樣一種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仍然變得緊張。

三、中西部地區的村莊結構

　　（一）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剩余

　　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的村莊，我們簡稱為中西部村莊。這些村莊的主要特點是，村莊缺少工業以及其他非農業收入，農民主要收入來源有兩類，一是農業，二是外出務工經商。這樣的村莊要占到當前全國村莊總數的70%左右。相當部分地處沿海的村莊因為缺少二、三產業機會，也可以看作是中西部村莊。

　　分田到戶以后，中國農村普遍形成了“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營格局，農戶家庭經營面積比較小，分田到戶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釋放出大量剩余勞動力。沿海鄉村工業的發展最終引發全國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在1980年代末，鄉鎮企業產值占到全國總產值的1/3左右，中西部地區農村的農民也有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務工經商機會。1990年代開始，中西部鄉鎮企業發展狀況不佳，甚至紛紛破產，農民開始跨地區流動，到大中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務工經商，從而形成了當前中西部農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

　　（二）中西部地區的社會分層

　　因為缺乏鄉村工業，當前中西部農村幾乎沒有企業家階層。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其中部分農民通過承包工程、經營生意而有較高收入，成為村莊中的富人。不過，因為中西部村莊基礎設施普遍不好，有能力進城的高收入農戶大都全家進城，在城市生活，脫離了村莊。先富起來的農民在城市獲得收入，又在城市生活，他們在發財致富以后就脫離了村莊，很少參與到村莊生產生活中來。這個意義上講，在村莊以外發財致富的村民群眾與村莊本身的關系不大，不能算作村莊內的階層。

　　由此來看，當前中西部村莊中普遍存在的階層大致有以下四個：

　　第一層，外出務工群體。這個群體是有能力進城務工經商的青壯年勞動力，他們的父母、子女往往留守農村，且父母仍然耕種自家承包地，從而形成了典型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在當前已經形成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條件下，務工收入的多少與家庭外出務工勞動力人數成正比。有的家庭有較多勞動力，且可以離開家鄉到務工收入最高地區務工，這個家庭的收入就最高;若家庭外出務工勞動力比較少，且因為要照顧家庭，無法遠離家鄉外出務工，他們的收入就比較低。

　　“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庭，因為有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收入，有老年父母留村務農收入，同時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就使得這樣的農民家庭每年經濟上都可以做到收大于支、經濟有節余。這是當前中西部農村最典型的農戶家庭收入模式。

　　第二層，中堅農民階層。一般來講，僅靠種自家承包地，中西部農民家庭很難維持體面生活。尤其是當絕大部分農戶家庭可以獲得務工經商收入時，對比之下，僅僅耕種自家承包地的農戶家庭，其收入就會處于村莊貧困水平，甚至無力參與村莊人情往來。有一些農戶，父母太老或子女太小，或不愿意外出務工經商，他們要留在村莊且保持體面的生活，就必須有其他農村收入來源。這些收入來源包括，通過流入其他農戶耕地擴大耕種規模，從事養殖業，購買農機提供農機服務，開小作坊，跑運輸，開商店，種經濟作物，當農村經紀人等，從而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水平的收入。這樣一個主要收入來自農村、社會關系全在農村、未離開村莊、保持了家庭生活完整的年富力強農民家庭就是我們所講“中堅農民”家庭。這樣的“中堅農民”家庭在中西部農普遍存在，比例不大，約占農戶總數的10%左右。

　　“中堅農民”家庭的產生緣自農村仍然存在的各種獲利機會。城市提供的務工經商機會吸引了大部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這些進城務工經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將一些本來的農村獲利機會讓出來了，從而使留村青壯年勞動力可能獲得這些機會，成為“中堅農民”。相對來講，資源越是豐裕的地區越是容易產生“中堅農民”，比如，人均耕地越多，留守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就越有機會擴大自己的耕種規模，以及越有機會通過農機服務來獲得農業服務收入。相對來講，資本下鄉會極大地擠占“中堅農民”的獲利機會。

　　第三層，貧弱農戶。除以上“半工半耕戶”和“中堅農戶”以外，中西部農村還有部分貧弱農戶，這些農戶既無外出務工收入，又缺少除自家承包地以外的其他農村收入來源，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種自家承包地，雖然收入可以解決溫飽問題，卻很難有積蓄，也難以維持村莊人情往來，成為村莊貧弱農戶。

　　貧弱農戶之所以貧弱，主要是家庭缺少有能力外出務工經商的青壯年勞動力，或家庭中有父母臥床、子女殘疾需要留守照料，從而無法獲得務工經商收入，同時又缺少在村莊獲利的能力。這樣的貧弱農戶占比不大，且一般都可能隨著年幼子女長大成人而改變貧弱格局。

　　（三）去分化機制之下的村莊結構

　　中西部農村比較特殊的一個群體是村干部。一般來講，村干部是不脫產干部，拿誤工補貼。因為真正工作的任務不大，誤工補貼也不高，要遠遠低于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經商的收入。因為當村干部，就不可能外出務工經商。這樣，村干部家庭收入中就可能缺少外出務工收入，而只有種自家承包地的農業收入，這個不多的農業收入加上村干部誤工補貼，其收入水平就遠低于“半工半耕戶”和“中堅農民”，極有可能落入到貧弱農戶的層次。但村干部都是農村社會精英，若只有家庭農業收入和不多的村干部報酬，這個村干部是當不下去的，結果就只有兩種，一是村干部想方設法在不離村的情況下獲取其他農村收入，從而“中堅農民”化;二是辭職進城務工去，由有能力在村莊獲得收入的“中堅農民”來擔任村干部。中西部農村村干部“中堅農民”化是必然趨勢。

　　當前全國中西農村，農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半工半耕”戶，二是“中堅農民”，三是貧弱農戶，其中有一些“半工半耕”戶在城市務工經商運氣特別好，具備了在城市安居的條件，甚至成了大老板，他們就離村全家進城安居去了，這樣一個主要依靠城市務工經商機會成長起來的富裕農戶很快就脫離村莊，成為了城市一員，他們的收入機會和生活狀況都與村莊無關，因此不再計入村莊內的分層。村莊貧弱農戶也很可能因為家庭周期的原因，隨著子女長大成人可以外出務工經商，從而改變家庭收入狀況。

　　也就是說，當前中國廣大的中西部農村，村莊內存在著一個去分化的機制，農戶之間的分層不明顯，某種意義上，村莊中還沒有產生出分層出來。中西部農村村莊缺少分層可能導致的一個結果是農戶之間的平面競爭。比如辦紅白事、建房子、買小車等方面的競爭。這種競爭不只涉及到面子，而可能有更實質的內容，其中之一是年輕子女婚嫁問題。在當前普遍存在青年男女性別失衡的情況下面，適齡男青年要娶上媳婦，就要有相對優勢的條件，比如出得起彩禮、建得起或買得起房子。男多女少，婚姻市場上女方要價越來越高，一般農戶就只可能借代際剝削將壓力向家庭中老年人轉嫁。因此，農村老年人喪失勞動能力后就可能成為家庭“拖累”，從而可能受到不公平對待。年輕人成家后也可能繼續剝削父母。在相對貧困的山區和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貧困家庭，婚齡男性錯失婚期成為光棍。因為缺少對未來的預期，這樣的光棍家庭可能放棄人生努力，今日有酒今日醉，在外面打工一個月，回家吃一年，時間不長，便在智力和體力上都變得遲鈍起來，這樣就成為了農村最無希望的貧弱群體。

　　與東部村莊不同，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不僅青壯年勞動力普遍進城務工經商，而且村莊高收入群體在具備進城安居能力后大都全家進城，由此出現了農村人財物的流失，村莊缺少可供分配的資源。在村莊缺少資源且村莊缺少需要以村干部身份來獲得辦廠經商資本企業家群體的情況下面，村莊選舉就缺少參與者，激烈的賄選也就不大可能發生。

四、村莊社會結構的東中西差異

　　筆者過去的研究中，通過對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的考察，將中國農村依南中北進行了區域劃分，分別是南方團結型的宗族村莊，北方分裂型的小親族村莊，中部分散型的原子化村莊。這個劃分是依據歷史文化因素落實到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上進行的，對于理解中國南中北三大區域村莊社會結構，認識村莊結構的南北差異，理解農民行為以及鄉村治理，都具有重要意義。

　　以下我們試圖在前面討論的基礎上，對因為經濟因素帶來的村莊社會結構差異進行討論。經濟因素首先表現在村莊內農戶職業及收入上面。一般來講，村莊社會分層不是按個人而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因此，我們以農戶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對東部和中西部農村農戶社會分層及其之上的社會結構進行討論。　　

　　表1中，我們將東部和中西部農村的農戶均按收入分為五個層級，但在不同地區，這五個層次人員構成及其占比差異很大。

　　（一）上層結構的差異

　　東部地區的上層是由企業家群體構成，且這些企業家的生產與生活大都仍然依托村莊，是村莊生活的參與者，是村莊政治的積極分子，是村莊象征性符號的主導者。理解東部地區村莊社會結構的關鍵就是理解村莊富裕的企業家階層。企業家階層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決定了村莊政治的基本格局。比較而言，中西部農村，村莊中即使有農民致富，他們也往往是在村莊之外辦廠經商承包工程致富。一旦有能力進城了，他們大多會搬到城市安居，而不會在村莊生活。也就是說，中西部村莊中的富人，無論是收入來源還是生活場所都缺少與村莊的聯系，富人基本上不參與村莊政治，缺少與村莊的聯系，是村莊中的外人。因此，中西部地區的富人基本上不在村莊社會結構之內，不構成村莊社會結構的一個部分。

　　東部地區中層包括兩個群體，一是企業中層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崗位，某種意義上也包括村莊雇請的工作人員和一般村干部;二是個體工商戶，規模種養戶。這兩個群體的收入相差不多，差異有兩點：第一，企業中層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崗位都受制于村莊企業家，因為正是富裕的企業家雇請了這些人員。某種意義上，一般村干部也是由主職村干部所決定聘用的，而主職村干部大多是由村莊富裕的企業家擔任。個體工商戶和規模種養戶則相對自主。且發達的東部地區，因為經濟發達，村莊有著眾多各式各樣的獲利機會，而在村莊中形成了一個數量比較大的個體工商戶群體。第二，前一個群體是被雇傭，后一個群體是自雇。

　　（二）中層結構的差異

　　中西部農村中，因為富人進城了，不參與到村莊社會結構的型構，村莊中層就對村莊社會結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從收入來看，中西部農村有兩個群體的收入相差不多，就是“中堅農民”與“半工半耕戶”，“中堅農戶”人數不多，但因為留守農村，且保持了家庭生活的完整，而具有極為重要的功能。正是中堅農民為中西部農村提供了村干部的主要來源。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中堅農民是中西部農村治理的主導者。不過，中堅農民也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規模太小，實力與“半工半耕”戶相差較小;二是“中堅農民”不穩定。實際上，“半工半耕”戶與“中堅農民”之間很容易形成轉換。進城務工經商青壯年勞動力若在村莊找到獲利機會，他們就返鄉成為了“中堅農民”，而“中堅農民”破產了，他們就可能進城務工經商，從而轉化為“半工半耕”戶。因為村莊獲利機會有限，不可能容納太多“中堅農民”，在“中堅農民”和“半工半耕”戶之間雖然會有轉化，“中堅農民”卻始終只占較小比重。“半工半耕”戶是以年輕子女進城和年老父母留守為代價的，雖然“半工半耕”戶的家庭收入可能超過“中堅農民”，卻因為年富力強家庭成員的進城，而無力在村莊發揮主導作用，尤其是無力在村級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

　　無論如何，東部地區中層的平均收入要遠高于中西部農村的中層。但在村莊治理方面，東部地區的主導階層是富裕的企業家階層，中部地區則是“中堅農民”。

　　（三）中下層結構的差異

　　再來看中下層。東部地區中下層主要指除務工收入以外缺少其他收入來源的農戶，這樣的農戶數量不是太大，因為村莊中有著較多其他獲利機會;但這個群體的規模也不能算太小，在東部地區村莊，依靠務工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中下層占比在30%—70%之間。之所以將這個群體列為中下層，一是這個群體的收入水平普遍比上層和中層要低，二是這個群體要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此外，這個群體還會在村莊熟人社會中感受到強烈的由富人主導的儀式性人情競爭的壓力，高額人情競爭等象征性儀式費用與相對有限收入形式巨大落差，他們感受到了越來越強烈的被結構甩開的壓力，他們必須努力工作、精打細算，以保持在村莊結構中的位置。

　　中西部農村中下層主要是缺少外出務工收入且缺少種自家承包地以外農村收入的農戶，這樣的農戶缺少強壯勞動力外出務工經商，又缺少村莊其他收入機會，僅僅種自家責任田，在附近打點臨工，收入僅夠維持溫飽，甚至缺少參加一般村莊人情往來的能力。在中西部農村，這樣的農戶數量不多，因為絕大多數農民家庭都有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而將承包地留給中老年父母耕種。只有那些家庭缺少青壯年勞動力、或因為父母臥床不起、照顧孫子女而無法外出的農戶，才會在一個有限的時期落入到這樣的下層處境。隨著子女的成長或臥床父母離世，這個家庭很快就可以通過進城務工進入到村莊的中層。

　　（四）下層結構的差異

　　最后是村莊下層的貧弱農戶，無論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都存在著一個人數有限的下層群體，這個群體的主要特點是家庭缺少勞動力，家庭成員有重病殘疾人員，因此需要依靠低保來救助。村莊貧弱農戶數量都很少，但構成往往比較復雜，且可能在各種力量的作用下面成為村莊治理中的難題。比如，對于東部地區來講，貧弱農戶被排斥在村莊社會生活層面以外，從而不再顧忌村莊基本規范而成為上訪者。

　　簡言之，東部地區村莊已經高層分化，村莊治理等各個方面的狀況均與這個分化的結構有關。中西部村莊則存在去分化的機制，經濟社會結構缺少分化，是低度的分化，中西部村莊治理狀況也與村莊經濟社會結構的低度分化密切相關。

　　五、村莊治理的社會基礎和村莊的未來

　　我們再來比較東部村莊與中西部村莊，其中大部分內容已在前面討論過，在前面討論的基礎上，我們列表如下(見表2)：　　

　　其中，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有兩個：一是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問題;二是東部村莊是中西部村莊的未來嗎?

　　（一）村莊治理的基礎

　　東部村莊高度分化的村莊社會結構，使占據村莊主導地位的富裕企業家階層成為村莊治理的主導力量，富裕企業家之間的競爭與結盟決定了鄉村治理的基本面貌。東部地區村莊富裕的企業家之所以要當村干部，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村莊密集的資源，二是村干部的象征性地位，三是村干部職位可以為企業發展帶來的各種便利。村莊富人通過競爭象征資源，以舉辦高檔婚禮等等儀式和送高額人情積累社會資本，將一般村民排斥出村莊權力的競爭。富人之間的競爭又會在村莊中形成對各種現代的傳統的關系的充分利用，甚至形成派系。派系競爭不是表現在不同的社會分層之間即不是表現在上層與中層或中層與下層的競爭，而是上層富裕的企業家分成兩派相互競爭，從而將全體村民卷入到村莊政治中來。如果上層有了合謀，村莊政治就不再存在競爭。總體來講，東部村莊富人治村不可逆，一般村民失去了村莊政治的效能感。

　　中西部村莊分化程度不高，村莊也缺少資源，村干部職位越來越與村莊“中堅農民”密切聯系起來。要么村干部“中堅農民”化，要么由“中堅農民”來當村干部。村級治理的主要目標也是基礎性的維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在當前越來越多國家轉移支付的背景下，中西部村莊治理的一個重點也是難點是保證國家資源的順利落地。相對來講，東部地區的村莊治理正變成發展的目標，比如美麗鄉村建設。村干部如何動員全體村民參與到改善他們自己生活環境的事業上來，成為當前東部村莊干部的一個挑戰。

　　（二）村莊的未來

　　很多人以為，未來中西部農村的社會結構會向當前東部地區演變，東部地區的村莊結構和鄉村治理為中西部農村提供了預演。這是完全錯誤的。當前東部地區的狀況得益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開放之初鄉村工業的快速發展使東部農村工業化了，其中之一就是村莊形成了大量的經營性建設用地;二是東部農村已經融入到沿海城市經濟帶中。所以，東部地區農村成為了人口流入地區，村莊已經具備與城市相差甚少的基礎設施和生產生活條件。

　　而中西部農村因為失去了工業化的先機，農民不斷流出農村進入城市，農村逐步變得蕭條，最終，大多數中西部村莊會消失。只是中國數億農民進城一定是一個漫長且反復的過程，在農民尚未能完全在城市安居，進城農民可能失敗而返鄉，及仍然有大量農民留村的情況下，中西部農村治理就必須以保持基本秩序為目標。在中西部大多數農村消失的過程中，總是農村精英首先進城，而進城失敗農民返鄉，村莊因此不斷地產生一個去分化的機制，村莊治理因此就需要有更多國家資源的支持。

　　【賀雪峰：《論中國村莊結構的東部與中西部差異》，《學術月刊》2017年第6期。為適應微信風格，刪除了注釋，請見諒。閱讀帶注釋的原文，請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關注本刊微信公眾號，請點擊上方藍色的“學術月刊”，或掃描文末的二維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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