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兩種類型的貧困：缺少勞動力的貧困與集中連片型貧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反貧困事業取得了重大進展，最顯著的成就是農村貧困人口穩步減少，貧困發生率逐步下降。“2008年以來，我們兩次大幅度提高農村貧困標準。目前，按老標準衡量的貧困現象已基本消除” [1]。中國社科院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在京發布的《中國扶貧開發報告2016》(扶貧藍皮書)指出，中國減貧對全球貢獻卓越，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人減少到2015年的5575萬人，減少了71464萬人[2]。

　　當前中國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邊窮地區和缺少勞動力的家庭。中國反貧困戰略也經歷了一個由區域到農戶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主要扶貧對象是國家或省確定的貧困縣;2001年開始將扶持的重點轉向15萬個貧困村;2011年國家又確定了14個連片特困地區，包括六盤山區、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大興安嶺南麓山區、燕山—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等區域的連片特困地區和已明確實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川藏區、新疆南疆三地州等。可以看出，中國農村扶貧長期以貧困地區的區域開發為主要手段。[3]

　　當前中國農村貧困主要集中在老少邊窮地區，尤其是集中在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國家“十三五扶貧攻堅計劃”中提出的14個連片特困地區“大多分布在生存條件惡劣、缺水少土、基礎設施薄弱、自然災害多發、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的大石山區、邊境地區、少數民族聚居區和水庫移民區，貧困程度深、自我發展能力弱，是實現我國千年扶貧目標、小康目標中最難啃的硬骨頭”。[4]在連片貧困地區，不僅貧困發生率高，而且貧困人口與非貧困人口收入差距小，識別難度大。集中連片貧困地區貧困往往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不考慮貧困地區的文化，簡單地進行幫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簡單地說，當前全國反貧困的主要戰場是在集中連片貧困區，這些地區自然條件惡劣，存在著比較顯著的貧困文化。此外，全國幾乎所有農村都有普遍的零星貧困發生，這些零星貧困發生的主因是天災人禍造成農民家庭缺少基本勞動力，從而無法從市場上獲得緩解貧困的勞動收入。

　　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成為中國扶貧工作的主旋律。2013年11月，習近平在湘西州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思想，抓住了新形勢下做好扶貧工作的核心。他明確指出:“精準扶貧，就是要對扶貧對象實行精細化管理，對扶貧資源實行精確化配置，對扶貧對象實行精準化扶持，確保扶貧資源真正用在扶貧對象身上、真正用在貧困地區。”在總結各地實踐和探索的基礎上，習近平要求做到“六個精準”、實施“五個一批”工程。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他指出：“在扶貧攻堅工作中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堅持中國制度的優勢，注重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等六個精準，堅持分類施策，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

　　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就需要理解農村貧困產生的原因，尤其是要理解農民獲取收入完成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方式。

　　當前中國農村，農民家庭獲得收入主要有兩塊，一塊是務農收入，一塊是務工收入，且絕大多數農民家庭都已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5]：家庭中年齡比較大的中老年父母留村務農，年富力強的年輕子女進城務工。一個農民家庭可以同時獲得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這樣就可以大幅度增加農民家庭收入，緩解農民家庭貧困狀況。即使農村農業生產條件比較惡劣，農業收入不足以解決貧困問題，農民家庭只要有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他們就可以從城市獲得已經形成的全國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工資收入，從而可以緩解(實際上一般是徹底改變)農戶家庭貧困狀況。因此，從家庭層面來看，造成農村貧困的原因就有兩個:一是家庭中缺少勞動力，不僅缺少進城務工經商獲得務工收入的青壯年勞動力，而且缺少有能力從事農業生產獲得農業收入的勞動力。這是非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發生貧困的主因;二是不愿意進城務工經商，而農業收入又較少的農戶，這是集中連片貧困地區發生貧困的主因。不愿意進城務工經商，既有交通不便、受教育水平不高等客觀原因，又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某些個體不能接受城市工廠長時間的約束，而寧愿在家鄉農村游手好閑。相對于較高收入，他們更愿意選擇較多休閑。這種文化本身沒有對錯，問題是，在這種文化沒有改變的情況下面，任何扶貧都是無效的。連片貧困地區惡劣的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使農戶很難獲得足夠農業收入，由此陷入普遍的貧困。

　　對于缺少勞動力的農戶家庭，反貧困幾乎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來兜底。對于集中連片地區的貧困，最重要的辦法一是建設基礎設施，二是改變文化條件。或者說，在當前農戶家庭可以同時從家庭農業與城市務工中獲得收入機會的情況下面，只要農戶家庭有強壯勞動力，且他們有從通過勞動來獲得收入的意愿，這樣的農戶家庭收入就一定要高于國家最低貧困線的標準，就不存在貧困問題。

　　二、反貧困與城市獲利的制度機會

　　正常情況下決定農戶家庭收入低于貧困線的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家庭缺少強壯勞動力，第二種情況就是沒有獲得城市務工機會，而之所以沒有獲得城市務工機會，要么是城市務工機會難找，要么是不愿意獲得這樣的務工機會。

　　當前中國處于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市為進城農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第二、三產業就業機會，并且形成了幾乎是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只要身體健康，進城農民基本都可以獲得遠高于從事農業生產收入的工資性收入。需要指出的是，進城農民在城市所獲收入可能不足以支撐其家庭在城市的體面生活，卻足以解決他們在農村的基本生活問題，并且可以輕松地將家庭收入提高到農村貧困線以上。

　　改革開放以來，限制農民進城的各種政策被陸續取消，無論是體制還是機制方面，進城農民基本上已經獲得了與城市居民相差不大的在城市就業與生活的保障，基于農民身份歧視的就業限制如果說還沒有完全清除的話，也已經十分有限了，并且仍然在進一步清除之中。資本這個天生的平等派在雇傭勞動方面不會關心被雇傭者的身份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民。當前城市務工收入水平，一對中青年夫妻一年三五萬元收入是不難的。一個農民家庭，即使留在農村的父母沒有任何農業收入，中青年夫妻再加上年老父母和年幼子女，一家六口人，按3萬元收入計算，每人年均收入有5000元，遠高于國家規定的2300元/年的最低貧困線。即使是一個6口之家，只有一個中青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一年只有2萬元純收入，這個農戶家庭人均年收入也超過3300元/年，更何況不可能沒有任何農業收入，年老父母在農村生活的支出消費水平一般也較低。

　　僅僅靠最低水平的城市務工收入，一個農戶家庭6口人進城，他們不可能在城市體面生活。如果這個農戶家庭仍然立足村莊，年老父母多少還可以從事農業生產，獲得農業收入。一般而言，農民家庭在村莊生活，住自家房子，有自給自足的庭院經濟，農村消費水平又比較低，則只要有一個家庭勞動力進城獲得最低水平的務工收入，這個農民家庭就可以擺脫在農村的貧困狀態，就可以獲得家庭基本的發展能力。

　　因此，在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面，農村反貧困的根本辦法就是讓有勞動力的農戶家庭獲得正常的進城務工機會。恰好中國快速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為幾乎所有進城農民工提供了就業機會。

　　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相對完善的市場體系(包括勞動力市場)、不排斥農民進城的城鄉體制機制，為幾乎所有愿意進城的農村中青年人提供了城市就業與收入機會，正是城市就業與收入機會的普遍化，使農民家庭除在農業收入以外還可以獲得城市務工收入，從而極大地緩解了農村的貧困。正是城市就業機會的出現，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進城，“人多地少”勞動力過剩的農村內部也發生了利益重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反貧困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就業機會的大量出現。

　　從農戶家庭來講，他們是否會響應及有沒有能力響應城市就業機會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能力方面，一是意愿方面。從能力方面來看，尤其是少數老少邊窮地區，農村青壯年仍然缺少接受基本教育，甚至不乏文盲，這樣就會限制他們在城市獲得就業的機會。因為不識字，他們對進城務工就有顧慮。從意愿方面看，有一些地區農民不愿意進城務工，忍受不了工廠勞動的約束。他們認為，雖然城市務工收入高，在農村種田，農閑時間長，都是熟人，相互信任，時間自由。因此寧愿在農村收入低一點也不愿進城去過受約束的日子。也就是說，雖然進城的機會是敞開的，在城市務工可以獲得遠比農村務農更高的收入，有一些人卻不愿進城務工去，而更珍惜農村自由的生活。雖然高收入是好的，農村游手好閑的日子也是讓人留念的，值得珍惜的。“若為自由故，收入可以拋。”因此，他們即使進城務工，也可能只是在城市從事比較短時間的勞動，有了一定收入就回到村莊繼續過“逍遙”的日子。

　　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農村土地有限、資源有限，只有當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了，才能留下相對較多的土地給仍然離不開農村的那些人獲利。從農民家庭來講，中青年進城，土地由仍然留守農村的中老年父母耕種，這個農民家庭就在保留原有農業收入的基礎上新增了進城務工經商的收入。從農村來講，越來越多農民家庭進城，土地流轉給仍然留守農村種田的農戶，這些流入土地的農戶就可以擴大經營規模，甚至形成適度規模經營。

　　三、反貧困戰略的三個層次

　　如上所述，農村扶貧的根本不是在農村搞產業發展，搞定點幫扶，甚至不是要通過政府力量將農戶進行易地搬遷扶貧，而是要在允許農民保持農村生活的基礎上，獲得從城市務工經商的獲利機會。

　　從農民生產生活的農村來講，即使都在農村生活，都只是從農業中獲得收入，不同地區農村因為人地關系狀況、自然生態條件差異，也會有很大的獲取收入的差異，以及生活質量的差異。一般農業地區，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灌溉條件較好，機械化水平也比較高，農戶家庭比較容易從農業中獲取收入，從而保證相對較高的生活質量。連片貧困地區尤其是高寒山區，自然條件惡劣，交通很不便利，勞動強度大而農業收入少。自然條件特別惡劣的地區，緩解貧困的辦法是幫助農民易地重建搬遷扶貧。這個過程不可急于求成，而應讓農戶有選擇權，有內部需求與意愿。一般貧困地區則應當通過建設基礎設施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來為農戶提供基本的發展能力。基本公共服務中最為重要的有兩項，一是九年義務教育，二是基本醫療服務。

　　因此，從宏觀上講，當前中國農村反貧困戰略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幫助那些生活在完全不適合人類居住高寒山區的自然條件惡劣的村莊與農戶易地搬遷扶貧。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地廣人稀，涉及到區域面積可能比較大，人口卻不一定多。第二個層次是為自然條件相對較差、人地關系相對緊張的農村地區提供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相對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醫療服務。第三個層次，也是最為根本的層次，在當前城市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為農民提供進城務工經商所需要的各種權利保障，為清除限制農民在城市務工經商獲得就業與收入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文中屢次提到的“清除各種限制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的體制機制障礙”，重點不是“讓農民全家進城安居”。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能否在城市體面安居的根本原因是他們的收入水平而非身份限制。在農民收入有限的情況下面，鼓勵農民不可逆地進城可能反而讓進城農民很難在城市生活得好[6]。相反倒是，當前中國城鄉體制基本清除了限制農民進城的各種障礙，卻仍然限制城市資本下鄉，其中原因是，農民是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限制城市資本下鄉，一方面以保護農民在農村的獲利機會，另一方面是進城農民在進城失敗后還可以返回農村。如同上文已經述及，農民家庭中只要有一個中青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這個農戶家庭在農村生活就可以擺脫貧困。正是這個農戶家庭中的老年父母甚至年幼子女在農村生活，農村生活成本低，而且可能還有家庭農業收入和庭院經濟收入，這個家庭有了城市務工收入，這個農戶家庭就可以擺脫貧困。如果這個農戶家庭失去農村依托，全家進城了，僅靠一、兩個勞動力務工來過日子，這個進城農戶家庭的生活即使不陷入貧困，也一定會在經濟上相當緊張。

　　四、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的甄別

　　有勞力的家庭反貧困，根本辦法就是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保護農民進城失敗仍然可以返回農村的體制，建立限制資本下鄉讓農民仍然可以從農業和農村中獲利的體制。

　　現在還有一部分農村，貧困是因為家庭缺少合格的勞動力。一旦家庭中沒有合適勞動力，這樣的農民家庭就很難從市場上獲取勞動收入，家庭就會陷入貧困之中。家庭缺少合格勞動力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缺少進城務工勞動力，一種是甚至連農業生產勞動力也缺乏。

　　缺少進城務工勞動力家庭，比如中年夫婦，父母年事已高，不再能從事農業生產，子女尚未成年，仍在上學讀書，為了照顧父母就只能留村務農。因為農村人多地少，獲利機會有限，僅僅靠農業收入不能解決致富問題，溫飽問題倒一般可以解決。這樣的農戶家庭，等到尚未成年子女長大成人并可以進城務工經商獲得收入，家庭經濟條件就可以好轉。這樣的缺少進城務工勞動力但仍然有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力的家庭，家庭經濟條件不能算好，但可以解決溫飽問題，還不能算農村貧困家庭。若留守中年夫婦能從其他進城農戶那里流入土地擴大種植規模，或從事其他農村副業獲利，就可以有更高收入了。

　　缺少基本勞動力甚至連農業勞動力也缺少的農戶家庭一般比較少，但并非不存在。比如因為天災人禍造成青壯年喪失勞動力的情況，再比如身體或智力殘疾。還有就是一個家庭由祖孫兩輩構成，祖父祖母太老了而孫子孫女又太小。這些沒有勞動力的農民家庭就屬于農村絕對貧困戶，他們的貧困很容易識別，因此幾乎都已經納入到各種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體系，實行了政策兜底。總體來講，這樣的絕對貧困家庭不是很多，容易識別，實施政策兜底沒有什么異議。

　　缺少勞動力農戶家庭一般都是村莊收入最低的農戶，因此，若按農戶收入高低進行排序，這樣的農戶家庭一般要排到村莊最后。當前一些老少邊窮地區上報貧困發生率達到20%，則這20%基本上就是缺少進城務工勞動力家庭，其中最多只有1%-3%為沒有勞動力的絕對貧困家庭。其余大部分為相對缺少外出務工勞動力的相對貧困家庭。

　　現在的問題是，相對貧困很難識別，其中原因是大量農民收入是現金收入和實物收入，很難精確統計。絕對貧困家庭很容易通過“社區瞄準”進行識別，相對貧困戶與非貧困戶之間的界限很模糊，“社區瞄準”又會受到各種人際關系宗族勢力等等因素的影響，而精確的農戶收入統計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這種情況下面，國家若給貧困戶以各種好處，甚至各種特權，就容易引發矛盾。

　　貧困戶是依據家庭年收入來計算的，但在當前農村，農民收入多為實物和現金，即使工資收入也往往是在城市務工所獲得，很難統計，這就使得貧困戶的識別上很難精準，尤其是無法準確統計農戶每年實際收入的多少。一般來講，地方政府都有一個本地貧困戶數量的預估數，或指導性計劃，地方政府將指導計劃分解到村，村社就只可能通過“社區瞄準”，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來評出貧困戶，基本辦法是倒推排名，這樣的倒推就會造成貧困戶與貧困邊緣戶之間的模糊地帶，甚至可能出現評為貧困戶的農戶經濟收入和家庭條件比沒有評為貧困戶農戶更好的情況。真正比較容易確定貧困戶的是沒有勞動力的絕對貧困戶，這樣的農戶數量一般在農戶總數的1%，最多3%，且幾乎都已經納入農村低保，農村低保戶自然而然是貧困戶，低保政策比扶貧政策對農戶的救助力度更大。超過絕對貧困的農戶，或家庭有勞動力的農戶，收入雖然也有差異，卻一般沒有本質差異。地方政府分解到村貧困戶指標一般要遠遠高于3%的比例，在一些老少邊窮地區的貧困指標超過20%，這樣就會有一個很龐大的收入難以統計、貧困無法甄別、貧困戶與邊緣貧困戶邊界模糊的地帶，在這個地帶確定貧困戶，因為貧困戶可以享受到各種政策好處乃至各種現金補助，就會出現農戶爭當貧困戶，村級治理受困于選誰當貧困戶都會引起異議甚至上訪的嚴重問題。在當前國家大力度扶貧、扶貧資源大量向貧困戶傾斜情況下，尤其引起各種矛盾與問題。

　　村莊評貧困戶時，除了收入標準，還有支出標準，比如家庭有人生病因此要支付醫療費用。而且按國家政策，對參加合作醫療的貧困戶要提高醫療報銷比例，甚至參加合作醫療的費用也由地方政府代交。因此，農戶家庭有人生病就成為入選貧困戶的一大條件。再比如家庭中有沒有子女讀高中和大學。子女讀高中大學都要交很高的學費，而且讀高中大學的子女不能參加工作賺錢，這樣有子女讀高中大學的家庭就有很強的被評為貧困戶的理由。因此，貴州省威寧縣識別貧困戶“四看法”的經驗，即“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7]，全國各地都有類似總結。

　　問題還在于，被納入到貧困戶的農戶只是通過“社區瞄準”被評出來的，評出來的理由既有收入標準又有支出標準，除極少數絕對貧困戶以外，村莊貧困戶與邊緣貧困戶甚至與一般農戶的差異不是很大，比如雖然可能有農戶家中有病人，這個家庭卻可能收入很高，家境很好。一個農戶家庭有子女讀高中大學，雖然現在收入少一點，卻是人力資本投資，將來會有很高的收入回報。現在的問題是，因為上級扶貧力度很大，并且往往將各種扶貧政策捆綁使用，就使得被評為貧困戶的家庭可以享受到很多方面的政策照顧，甚至因此成為特權農戶，而未被納入到貧困戶的農戶卻什么好處也得不到，因此造成了爭當貧困戶、低保戶的情況，以及因為貧困戶、低保戶指標分配造成的村莊治理中的各種困境[8]。

　　五、反貧困政策的教訓及誤區

　　農村反貧困的根本仍然是讓農村勞動力平等地獲得進城務工經商的機會，從而增加工資性收入，打破過去的貧困狀況。農村和農業機會有限，過去農村扶貧，將大量扶貧資金用于產業扶貧，問題是，產業扶貧幾乎是不可能的，產業只能扶富而難以扶貧。尤其是在貧困山區，開發難度大，獲利機會少，與其鼓勵貧困農戶在缺少獲利機會的貧困山區搞開發發展產業，不如鼓勵貧困農戶家庭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城市經濟機會多，獲利空間大。農民在農村創業，最成功的年收入也不過相當于進城務工的工資收入，而大部創業是會失敗的，這就是為什么產業扶貧中給農戶的資金投入幾乎都是有去無回、血本無歸的原因。

　　相對來講，通過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尤其是道路和灌溉體系，為無法進城務工的農戶家庭提供相對較好的進行農業生產條件，以及讓農戶有更加便利的與外部聯系的途徑，比為單家獨戶農戶提供扶貧支持要重要得多。而包括義務教育和基本醫療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既是提高農戶家庭人口素質的前提，又是將來提高農戶家庭收入的基礎。當前農村扶貧，強調精準幫扶到戶，甚至規定“兩個70%”政策，即“財政扶貧基金中70%要用于產業開發，產業開發項目資金具體使用中70%要直接到戶”，比如，2016年4月6日延安市老區扶貧開發局、延安市財政局聯合下發的文件“關于做好2016年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項目計劃的通知”明確要求：“切塊到縣的中省財政專項扶貧資金70%以上用于扶持建檔立卡貧困村、貧困戶發展產業”，“本次中省下達的切塊財政扶貧資金中70%以上的資金要用于產業開發”[9]。這樣就將寶貴的扶貧資源浪費掉了，而沒有用在提高農民自我發展能力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

　　關于反貧困，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若干討論。

　　首先，“精準扶貧”的概念。作為一個政治詞匯，“精準扶貧”無疑是對的，具有巨大的號召力，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其中卻可能有著值得注意的內在張力。精準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概念，是以現代統計為前提的，是以嚴格數字化管理作為基礎的。扶貧對象的農村卻仍然有著龐大的自給自足經濟、實物經濟和現金經濟，農戶收入統計就幾乎是不可能的。農民在休閑與就業之間的換算也與一個理性人有差異。有人就是愿意選擇更多休閑而非更高收入，這在很多少數民族地區甚至還是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的情境中，扶貧甚至會異化為“養懶漢”。

　　也就是說，當前的中國農村社會仍然是一個傳統社會，尤其是需要扶貧的老少邊窮地區更是集自然經濟和傳統生活于一體的傳統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進行精準扶貧和精準治理是很困難的，因為精準治理的基本前提不存在。

　　其次，扶貧的主要途徑。當前，扶貧和解決貧困的根本辦法還是要靠制度、靠市場，而不能靠地方政府的運動式治理。當前一個階段，扶貧成為自上而下對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績考核，地方政府投入極大財政資源和調動極大行政資源，試圖通過運動在短期內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現在的問題是，貧困本來就是一個不斷發生的過程，中國過去幾十年在緩解貧困上取得巨大成就，主要靠的不是政府扶貧工作，而是制度建設的成果，包括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甚至可以說，地方政府扶貧，絕大多數都只是教訓而非成績，貧困人口的減少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為農民提供了大量城市就業機會，同時又為進城失敗農民保留了返鄉退路。這個意義上講，當前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運動式扶貧”最多只有治標的意義，大量資源投入進去扶貧了，效果卻極為有限。農村貧困問題的解決，最終辦法仍然是也只能是制度建設和市場建設，通過制度和市場建設，讓農民通過響應市場機會來自主地獲取勞動收入，從而有主體性地緩解貧困。國家進行制度建設，農民響應制度和市場機會提高自己收入水平。若他們中的少數人缺少基本的響應市場機會的能力(比如沒有勞動力)或響應失敗，國家再通過諸如低保制度來兜底，從而逐步地緩解農村貧困問題。

　　農村扶貧也必須要強調農村貧困戶的主體性，不然就會變成“運動式扶貧”所造成的“養懶漢”問題。

　　第三，扶貧不能搞成特權化，不能變成排斥性的。貧困不是一種權利，不能因為貧困就理所當然獲得各種特權。當前農村扶貧中，對貧困戶有著各種照顧，一旦評為貧困戶，就似乎具有了各種當然特權，其中原因是，當前扶貧將各種政策捆綁在一起。這是完全錯誤的。當前農村扶貧中有一種傾向，就是將各種國家資源堆積到一些貧困戶上，不是解決貧困戶的補差問題，而是要讓他們致富奔小康的，這種致富奔小康又不是靠貧困戶自身的能力和積極性，而是由地方政府選擇性支持所致。這樣就會對其他非貧困戶造成排斥，一般農民就成為了扶貧政策的反對者。

　　第四，大量扶貧資源主要應當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建設上，而不應當用于支持具體貧困戶發展產業上。農村貧困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概念，當農戶家庭周期中，消費人口較少而勞動人口較多時，這個農戶家庭比較富裕。當農戶家庭消費人口較多而勞動人口較少時，這個農戶家庭就會比較貧困。農戶家庭缺少強壯勞動力，這個農戶家庭就可能陷入絕對貧困。通過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來兜底絕對貧困戶，通過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提供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就可以為農戶家庭勞動力提供從農業和進城務工中獲取收入的能力，從而讓他們響應市場機會，自己增加自己的收入，緩解自己的貧困，奔自己的小康生活。

　　第五，農村扶貧要懂辯證法。貧困是不斷地動態性地產生出來的，因為種種偶然性，不同農戶家庭的經濟狀況也是不斷變化的，有些貧困是暫時的，很快就自動脫離了貧困，而新的貧困又在不斷產生中。決定貧困狀況的必然因素來自于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城市就業機會、以及農業產出水平等等宏觀的結構性因素，正是超越農戶個體的結構包括制度與市場因素決定了農村總體貧困程度。國家通過諸如低保制度等兜底一部分陷入貧困的農戶，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生態條件過于惡劣地區的貧困戶，假以時日，中國就一定可以在反貧困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總體來講，當前農村扶貧中存在著要求過急過快、過于強調精細、扶貧方案過于具體的弊病，在扶貧過程中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也出現了普遍的形式主義。扶貧所產生的實效少，引發的問題多。在“運動式扶貧”中，包括貧困戶在內的農戶主體性喪失了，地方政府包辦代替不僅僅是浪費了極多資源，而且可能增加農村社會內部的矛盾，造成農村治理能力的弱化，導致國家在農村基層威望的下降。

　　[1]馬建堂：《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齊心協力打贏脫貧決勝攻堅戰》，《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

　　[2]“中國貧困人口37年減7.1億人”，《深圳特區報》2016年12月28日

　　[3]汪三貴、郭子豪：《論中國精準扶貧》，《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

　　[4]杜志雄、詹琳：《實施精準扶貧新戰略的難題和解題之道》，《中國發展觀察》2015年第8期。

　　[5]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是筆者提出的一個概念，詳細討論可以參看賀雪峰“關于‘中國式小農經濟’的若干認識”，《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6]深入討論可以參看拙著《城市化的中國道路》，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

　　[7]杜志雄、詹琳：《實施精準扶貧新戰略的難題和解題之道》，《中國發展觀察》2015年第8期。

　　[8]雷望紅：“論精準扶貧政策的不精準執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9]參見中國延安網：http://www.yanan.gov.cn/info/egovinfo/info/Infor__con/735371566/2016-00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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