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灄水農夫:已經和正在進行的農業資本主義改造是認識當前三農問題的起點

灄水農夫 · 2017-06-1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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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已經和正在進行的現實,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核心問題,它既是近四十年來三農發展的結果,又成為了觀察和分析現實三農諸問題的起點。

  灄水農夫:已經和正在進行的農業資本主義改造是認識當前三農問題的起點

  今天,中國農業的發展無疑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以農業為核心的三農問題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面對資本下鄉、消滅小農的現實,小農經濟學派提出限制資本、支持小農的主張,認為小農經濟仍有合理性,且能起到中國社會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事關重大,不能不給農民留下最后的退路。而同時,在一些農村,農民自發倡議重新實行集體化,向南街村、華西村等堅持集體化的村莊學習,走共同富裕道路。而現實的情況則是,中央不斷出臺政策,推進確權流轉,以便土地向資本大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集中,開展規模經營。從當前情況看,中央既定方針很明確,而且現實中也已逐步推進,據稱全國農村土地流轉面積已愈三分之一。在大勢所趨下,無論是小農派的警示諫誡,還是集體派的倡議呼號,幾乎沒有起到對國家政策的影響作用。

  無疑,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由于地區環境、發展水平及其它因素的差異,不可能百分之百一模一樣,因此各種各樣的發展模式都可能在現實中提供典型樣本,比如說小農派的觀點,集體派的觀點,主流派(大農或資本派)的觀點似乎都能夠找到對應的現實支撐,那是不是這些觀點各說各有理,誰也不服誰呢?顯然也不是,這就要從復雜現象之中分辨出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什么是現象、什么是本質。只有從全局、從發展的角度,認識中國農業發展的特點,才能真正把握三農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不致于被各種似是百非的觀點沖暈頭腦,迷惑視線。既不要有理想主義的不切實際,又不要有教條主義的刻舟求劍,克服主觀主義傾向,尊重和認清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

  那么,當前爭論激烈,背景復雜的三農問題主要癥節何在?我們從何處入手,才能正確把握三農發展道路的客觀規律?筆者認為,只有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出發,深入三農問題現象的背后,才能揭示其實質。這就是本文要表達的主要觀點,已經和正在進行的農業資本主義改造是認識當前中國三農問題的起點,由此起點,來觀察中國的三農問題,希望能夠起到清目醒腦之效,當然筆者表達的這一觀點,也是通過考察中國三農發展歷史,學習相關研究成果得出的結論。如前不久,嚴海蓉等學者為代表的階級分析派與小農派、主流派的爭鳴,他們就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采取社會學的具體研究方法,通過大量的實例實地調查,揭示了中國小農經濟正在全方面經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造的現實,從而打破了小農經濟因其所謂的特殊性而能永續存在的主觀臆想。下面就是本文展開的討論。

  一、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根源。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后,首先是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廣大農民獲得了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然而,這種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與社會化大生產不相適應,嚴重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為了克服小農經濟的落后性,當時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認識到必須把農民組織起來,經過從生產資料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生產關系革命和由農民個體手工勞動到大規模機器生產的生產技術革命,完成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一條社會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正如毛主席所說,“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必然去占領。”深刻揭示了代表生產力低下水平的小農經濟方式在現代條件下,不可能永續存在,它只會被代表生產力更高水平的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農業生產方式所取代。然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堅決帶領億萬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走資本道路,這就是中國經過土改、合作化運動,直到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形成的一條社會主義三農發展道路。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業生產獲得極大的發展,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就些筆者在此不必贅述,然而由于中國農業發展水平起點低、底子薄,且集體化發展時期也僅僅只有二十余年,除少部分先進地區率先邁進農業現代代門坎外,大多數地區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仍然比較低下或十分低下,這就是為什么改革開發之初在農村實行分田單干,瓦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時,沒有遭到廣大農民激烈抵制反抗的原因所在,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當權者采取了瞞天過海、軟硬兼施的手法,另一方面也證明當時的整個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確實有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一面。

  然而現在的情況已與改革之初發生了巨大變化,小農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歷程,越來越與日益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推動著小農經濟走向瓦解,并且在小農經濟內部自發產生的資本主義因素,也迫使小農經濟的轉型,那么在當前條件下,小農經濟向何方轉型,是走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農業改造道路?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提出了不二選擇,那種認為中國農業既可以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觀點,顯然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只能是主觀臆想。對于道路的選擇,決定權只能在執掌國家政權的執政黨手里,人民群眾的呼聲、專家學者的建言,雖然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影響,但是能不能形成施政方針就很難說了。

  我們說,歸根到底執政黨的政治路線決定了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和實施,而執政黨的階級性又決定了它會選擇怎樣的路線方針,現在已經很明確,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執政黨的性質變生了怎樣的改變,而在既定路線方針指引下,下一步發展方向和目標如何,其實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對于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必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大勢所趨,沒有必要再作任何無意義的幻想。

  因此說中國走上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道路,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農業生產力的低下發展水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揭示的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至于這種由低下生產力發展水平過渡到較高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具體途徑,則是國家政治道路選擇的結果。

  如果說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政治道路選擇屬于內因的話,那么資本主義全球化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則是中國實現資本主義農業改造的外因,雖然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外因的影響。據相關資料揭示,由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已經造成廣大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小農經營的紛紛破產,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新一輪的資本圈地和土地兼并,無組織分散的小農不可能阻擋資本滾滾向前的車輪??梢?,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并非中國特有的現象,而是馬克思早已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揭示的資本主義必將消滅小農。馬克思的預言不僅在北美、歐洲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得以驗證,而且也正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不斷驗證,那種認為可以憑借小農特有的經濟合理性而能保證小農經濟長久不變的觀點也就不功自破了。

  二、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動力。

  既然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在現有歷史條件下必然發生,那么其動力是怎樣形成的。顯然這種動力既有源自農村內部的自發力量,又有源自農村外部的侵入力量,還有來自政府的引導,這三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加速了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

  (一)內部動力。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就分化。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現實正如毛主席的預言,分田單干三十多年來,在國家倡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農村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從當年的“萬元戶”、“專業戶”到今天的“種田大戶”、“家庭農場”都是農村分化的產物,這些從富農經濟發展起來的少數農民,積累了一定資本,占有了大量生產資料,必然要產生擴大再生產的動力,他們的生產顯然已不再是小農性質的滿足個人生活需要,而是實現資本的增殖,獲取最大利潤,這樣就具備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他們要求土地集中經營,走規模化農業的道路,必然與小農生產產生矛盾,成為對小農改造的農村內生資本動力。

  (二)外部動力。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從農村打開閥門后,經過三十多年的狂飆突進,形成了巨量資本,目前除了少量國有大型企業和農村土地之外,資本已經擴張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資本增殖的本性決定,它必然要向一切可能的領域進軍,因此農村土地被視為最大的金礦,最后的紅利,更加之近年來,西方不斷加深的經濟危機嚴重影響中國,使中國經濟發展出現新常態,資本流動性受阻,巨量資本尋求突破,農村無疑會成為他們鎖定的下一個目標,更兼之政府的積極推動,這樣就形成了資本下鄉的大背影,資本到農村后必然會對農業生產關系進行改造,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大量消滅小農的同時,建立資本化的大農業。

  無論是農村內生資本改造力量還是外部界入資本改造力量,其實都是中國三十多年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因此它們在農業資本主義改造中并非各自單獨發揮作用,更多的是彼此交叉,形成合力,聯合起來改造和消滅小農。因此在某些時候、某些地方內生力量和外部力量并沒有非常分顯的分界線。

  (三)政府動力。政府的動力在于貫徹推行執政黨的方針政策,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階級社會里政黨組織具有階級性,必然代表一定階級的利益。中國從農村集體經濟轉型為小農經濟,正如毛主席早就在合作化運動中揭穿黨內右傾機會主義代表人物:“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立場替整個國家和人民打主意。”顯然毛主席這時所說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代表人物就是后來發展成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于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個過渡時期,交織著邁向共產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存在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斗爭此消彼漲的情況,受歷史條件的限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取得領導權后,就必然要推行一套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路線方針,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我們能看到從復辟小農經濟入手,為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打開了大門,這就是政府動力的源頭所在。一方面國家上層建筑的轉型,必然推行一套符合本階級利益的方針政策,促使經濟基礎的重構;另一方面經濟基礎在重構過程中,進一步促進階級形成和階級分化,反過來作用于上層建筑,就是在這樣的互動作用下,完成了由政府主導下從恢復小農經濟到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過渡。

  出于不同的運作邏輯,由傳統小農經濟到社會化大生產的過渡存在兩條路徑,這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發展農業可以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極少數人發財而大多數人貧困和不斷破產。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道路,讓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掌握自己的命運,共同富裕和共同繁榮。”那么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意味著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將農民組織起來,依靠絕大多數普通農民,發展集體經濟,使農民成為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的主體。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意味著由資本主導,并通過資本的人格化身資本家來發展農業生產。是依靠資本還是依靠普通農民發展農業生產是分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試金石。反之,如果政府強力推動消滅不農,扶持資本化身的大農,則完全可以證明資本主義對農業的改造是頂層設計的應有之義。如果說資本的動力更多體現在經濟基礎方面,那么政府的動力則更多體現在上層建筑方面,正是這兩方面動力的聯合作用,持續推進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最終完成。

  三、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過程。

  中國農業資本改造過程既有與西方發達國家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相似之處,又有著中國的特點。在西方發達國家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通過圈地運動,資本直接消滅封建小農,建立資本主義農業生產關系,是由一種私有制進化到另一種私有制。而中國由于經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必然要經歷一種由半公有半私有的過渡,從而實現徹底的資本主義私有化。而這種過渡則是通過農村土地產權不斷變遷在法理層面上實現的。

  (一)土地所有制的變遷。第一階段是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體所有到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半集體半個體所有。有關家庭責任制有沒有改變集體所有性質,是當年實行分田單干爭論的焦點,改革派不僅認為沒有,而且認為是集體經濟的一種責任制形式,可以調動集體和個體兩個方面的積極性,而有的學者則通過細致分析研究,揭示了無論從生產資料所有制、集體經濟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以及分配關系來看,包產到戶與集體經濟有質的區別,那就是由集體經濟倒退回了半集體半個體經濟,與合作化時期的互助組類似。第二階段是集體所有和個體所有不斷此消此漲的階段。具體表現為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承包期15年不變;承包期30年不變等政策的相繼實行,伴隨承包制向永佃制發展,個體所有得到不斷強化的同時,集體所有不斷虛化。第三個階段是農民個體所有到資本所有。為了推進向資本所有方向轉化,首先就要把農民個體所有法理化,也就是實行土地確權,為土地向新型農業經濟主體集中創造條件,顯然政策上強化農民承包權,不過是為經營權的資本所有鋪路。目前大多數農村經歷的正是這一階段。第四階段是農民個體所有退出,資本所有的全面建立。伴隨前一階段的普遍開展,持續推進,這一階段也已啟動,如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所有權抵押貸款和有償退出機制的出臺,鼓勵農民凈身進城,實質上就是實現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最后完成。在這整個過程中,政府文件里、口頭上雖然一直保留著堅持集體所有制的話語,但隨著集體內含的全部抽空和具體政策上資本大農的主導地位,即便再怎么口頭上強調也就無所謂了。事實上判斷土地是集體所有還是私有并非文件所寫、口頭所說的虛名,而是現實狀況,那就是土地能否自由買賣或變相自由買賣,包括土地能否自由流轉、自由抵押貸款等。如果這樣來對照,就知道所謂的土地私有化其實早就變相實現了,現在的目標不過是由農民個體私有向資本私有轉化,其最終結果,不過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過去走過的道路殊途同歸。

  (二)土地權屬的變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農村土地所有制的變遷經歷了由量變、部分質變到完全質變的整個過程,這是隱藏于社會表象背后的深刻內含。要完成這樣深刻的社會歷史變遷,必然要借助于一定理論的推導。那就是所謂的權屬理論。從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到分田單干小農所有,有人創造出了所有權與承包權分離的理論,并闡述了合理性,說是可以同時調動兩個方面的積極性。同理從小農所有到資本所有,有人又創造了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理論,說什么既保證了集體所有權、又穩固了農民承包權,還盤活了資本經營權,一舉三得。然而,按照基本常識,完整的所有權是應該包括生產權、經營權、發包權、分配權等權益在內的,可是兩權、三權分置下,集體還存在這些權益嗎?就連農民的生產權、經營權、分配權都失去了,更何談集體的所有權?最后的落腳點顯而易見中剩下資本的所有權??梢娪梢粰嗟絻蓹喾种迷俚饺龣喾种貌贿^是土地私有化內含的一種表象說辭,由土地私有化伴隨的農業資本主義改造,是三十多年來中國三農道路的主線。

  四、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特征。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判定一個社會的性質只能從生產關系的分析入手,因為生產關系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是各種社會關系中最本質的關系。具體而言,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及其實現形式,是利益之母;二是人們在生產勞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即圍繞生產管理活動而形成的人們在生產中的權力和地位關系;三是產品如何分配,圍繞生產出來的物質利益本身而形成的物質利益分配方式。這三個方面可以簡化為“誰擁有什么”(產權關系)、“誰從事什么”(社會分工)、“誰得到什么”(收入分配),而且三者之間還具有一定的順序,也即產權關系決定社會分工,社會分工又決定了收入分配。之所以認為中國農業已經和正在經歷資本主義改造,就有必要從以上三個方面入手,概括出30多年農業生產關系的變革特征。

  (一)土地所有制變遷: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元化的集體所有→統分結合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半集體半農民個體所有→承包期長久不變的實質農民個體所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資本所有。如前所述,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從一權到兩權分置再到三權分置,表面上農村集體所有和農民個體所有仍然保留,但實質上的權屬最終落實到資本的經營權,因此,農村土地所有權演變不能僅僅根據表象,只能遵循實質的運動規律。

  (二)勞動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變遷:農民集體協作→半集體協作半個體勞動→農民個體勞動(自耕農)→雇傭勞動。人民公社時期農民之間是協作勞動的關系,這種協作勞動關系是由生產資料的公有性質決定的,同時也奠定了集體主義的社會文化基礎。實行分田單干初期,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還保留了集體經濟的框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起到一定作用,農民有集體合作的一面,又有個體單干的一面,類似于合作化時期的互助組,是一種半集體半個體的勞動關系。由這種過渡時期的勞動關系自發演變,更加之政府承包期長久不變的政策鼓勵,農民個體勞動必然不斷強化,而集體協作則走向式微,農民逐漸成為了傳統時期的自耕農。但是這樣的自耕農在市場化、資本化、私有化的大潮下,必然不能持續發展,必然要被更先進的生產關系所代替,既然中國已經從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上退回來,那就只能走資本主義改造小農的道路,于是小農的消滅和資本農業的強勢崛起同樣不可避免,隨著資本主義農業改造的進程,分散單干的小農必然失去小塊土地,從小私有者轉化為半無產者及完全的無產者。在勞動關系上由個體勞動轉化為資本主義體系下的雇傭勞動。

  關于農民的半無產化、無產化,一方面體現在農民半工半耕家計模式,個體農業勞動不足以維持農民家庭的生存發展,必須以農民工方式在城市工廠打工獲得雇傭勞動收入,并且逐漸成為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即便在鄉農民,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傳統的自給自足生活模式不復存在,同樣需要通過市場交換獲得現金收入維持正常生產生活,而且隨著土地流轉,農民失去土地,不再作為農業生產主體,而是加入農業雇工隊伍,為農業資本家打工。因此,從主流和發展方向來看,農民的半無產化、無產化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那種認為小農具有堅韌性、在現實有合理性的說法顯然就只是一種片面而靜止的觀點。

  (三)分配關系的變遷:集體分配(按勞分配)→個體分配(自我分配)→工資分配(按資分配)。人民公社時期,社員按工分分配勞動所得,體現的是按勞分配原則;小農經濟分田單干時期,勞動成果直接占有,是一種自我分配方式;而農民在城市工廠或者農村農場打工則是一種雇傭勞動,出賣的勞動力除獲取一定的工資收入外,創造的剩余價值為各色資本家所得,顯然是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但是不能不認為從農民的個體小農生產到資本大農生產是一種社會進步的方式,那種認為小農經濟優越性的論點顯然脫離了時代發展背景,看不清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綜上所述,從農業生產關系方面的考察,我們已經知道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深層機制,這種機制并非具有所謂的中國特色,而是社會發展的普遍客觀規律,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早就揭示過的真理。

  五、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前景。

  和世界上其他類似國家一樣,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前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農民的半無產化和無產化。隨著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推進,農業生產關系的調整和再造,農村的兩級分化必然擴大和加劇,一方面是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代表的農業資本的人格化身,占有農村大片土地,成為農村實際統治者,另一方面,大量失去土地的小農不得不淪為各色資本的雇傭勞動力,伴隨農業資本的成長壯大,必然是農民的半無產化和無產化,雖然由于中國經歷過社會主義時期,農民經歷無產化的過程顯得更持久而曲折,但即便如此,也改變不了農民無產化的客觀發展趨勢。

  (二)土地的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既是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的前提,又是結果,與整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相伴相生。農村土地的私有化只能是整個中國私有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如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是整個中國資本主義改造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樣。那種認為不去改變整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方向、整個社會私有化進程,而單純地強調農業不能搞私有化,農業不能被資本主導的觀點顯然既無助于改變現實,又是非?;闹嚳尚Φ?。

  (三)資本主導的城市化。按照資本的邏輯,城市化是必然的。資本的活力就表現在其流動性的強弱,而流動性的前提則是發展失衡局面的維持和擴大。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就是這樣一個很好的體現,我們看到由于改革之初整個國家呈現的基本均衡狀況,制約了資本的發展,于是在沿海建設經濟特區,集全國之力打造經濟發展引擎,這樣東西部地區的分化就形成了,資本流動的路徑就暢通了。東部沿海地區利用得天獨厚自然條件加之國家政策的扶持,自然成為國內外資本投資的高地,而中西部地區由于不具備吸納資本的條件,則只能輸出廉價勞動力。中外資本輸入和中西部廉價勞動力供給相結合,使東部沿海地區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猛發展,成功地承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產業轉移,構成了名副其實世界工廠。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主體—依附”發展規律同理,一方面中國與世界接軌,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呈現出依附西方發展的性質;另一方面在中國內部又呈現出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依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農村依附城市發展的趨勢。因此,資本化的同時必然要推動城市化的發展,以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必然導致以城市為中心、農村為外圍,城市吸取農村、農村依附城市的主體結構。這種資本主導的城市化狂潮同樣也非中國特色,拉美、印度等國在中國之先,走的就是這樣一條道路,從而引發了嚴重的城市病及貧民窟問題。

  顯然,經過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完成土地資本化和農民的無產化后,目前這種嚴峻的三農問題就逐漸演化為城市問題,由小農與資產階級對于土地占有的矛盾轉化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于剩余價值占有的矛盾??梢?,農業資本主義改造在推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不是將社會矛盾彌合了,而是將社會矛盾轉移、積淀和激化,今日巴西出現的農民占領運動,就是民眾對資本主義農業改造造成嚴重社會危機后的一種反應。

  六、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蘊含的危機。

  由于中國國情決定,以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后發地位,中國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無論是實行歐美式的大農場規模經營,還是日韓式的小農聯合體,在農業生產關系中構成的結構性矛盾都具有顛覆全局的危險,畢竟農業問題不僅是農業生產的問題,更是農民問題,社會問題。然而,我們看到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農民問題被遮蔽了,社會不公被合理化了,社會危機被加劇了。而站在短視的所謂小農立場,則看不到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性,總是陶醉在小農經濟的美好想象中,既無助于維護社會穩定,又暴露了這種立場本身的虛偽性。那種認為小農經濟可以與世長存,甚至以日韓臺為樣板,希望在中國構建升級版的小農經濟聯合體,以抵御資本市場的強勢擴張,顯然是放大了小農經濟所謂的堅韌性,而無視這些國家和地區同樣面臨著農村的空洞化、農民的老齡化、農業的不可持續性。在這些國家和地區,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同樣使千千萬萬的小農納入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鏈條,而非超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外。因此,無論中國農業選擇何種資本主義改造路徑,三重主要危機恐怕難以避免。

  (一)糧食危機。在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停滯甚至倒退是糧食危機產生的根源。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農民各自被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從事簡單的農業生產不足以維持家庭的正常再生產,于是青壯年紛紛離鄉到城市打工,形成半工半耕家計模式,農業已不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而成為了一種最低基本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農業變成了老人農業、留守農村,田地拋荒、粗放型生產正為普遍現象,農業生產率只能維持在低下水平。更兼之城市化浪潮下,全國各地掀起的圈地運動,使大量耕地被侵占、非糧非農化,耕地數量的減少、質量的降低,加之農業生產率的低下,必然導致糧食供給的問題。正是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中央領導人多次強調,中國人的飯碗里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墒且岣呒Z食生產水平,必然要從根本上改造農業生產關系,這就是為什么頂層設計扶持新型農業經濟主體、消滅小農生產的原因??墒?,中國正在實行的歐美規模經營模式,卻不再具備歐美的國情和基本條件,中國人多地少,且不具備海外殖民的條件,農村釋放的大量人口無法在城市得到安置,即便不考慮農業人口的安置問題,實行了規模經營,中國農業與世界發達國家農業在國際市場展開競爭,也不可能取得優勢地位。歸根結底,發達國家農業生產率之所以處于高位,是其先發優勢和有利的國情決定的,即便在同等條件下的競爭,發達國家也必然占據強勢,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加入WTO后,發達國家糧食大量傾銷中國,中國連年增加糧食進口的原因。在國外廉價糧食沖擊下,中國農業生產利潤率不斷壓縮,不僅小農種田不賺錢,紛紛破產,即便實行規模經營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面臨國際資本的競爭,也很難立于敗之地。也就是說,即便中國農業實行歐美式的資本主義改造,也很難解決已經存在的糧食危機。更不論小農農業或者是日韓臺式的小農聯合體,不可能逆轉農業的弱勢地位,更不可能解決糧食危機,目前日韓臺等國家和地區沒有一個解決本國本地區糧食自給問題就是明證。

  (二)生態危機。農業的資本主義發展,以賺取利潤為先導,必然導致化學化農業和工場化農業的發展趨勢,以犧牲生態環境為前提,施用大量化肥、農藥,實行單一化種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大自然的循環系統不再發揮作用,造成土壤、水源、種植物的污染,人與自然的和諧系統被破壞,嚴重威脅到人類生存和健康。

  (三)社會危機。正如上述,農業問題不單是農業生產的問題,三農問題也不單是局限于三農領域的問題,更是全局性、系統性問題。如我們所知的,中國的改革開放起源于農村,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開啟發展也源自于三農領域,近四十年的發展中國農村發生了歷史性變遷,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實際上是一次“隱性革命”,今天中國三農實際與改革之初不可同日而語,今天中國社會現實也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當年在低水平的發展狀況下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憧憬,那么今天在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條件下,各種隱憂和社會問題紛至沓來,嚴重的地區、城鄉發展失衡,社會的兩極分化,更兼之受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日益迫近,農村何處去,中國何處去,又已到了面臨抉擇的十字路口。顯然凋敝落后的農村與繁榮先進的城市不相協調,原始低下的農業與現代科技不相協調,拋向城鄉邊緣的農民與城市中產的夢想不相協調。一方面是農村的空洞化打開了資本侵入的方便之門,另一方面則是城市病導致民眾的蟻族化、無根化,不論在農村或者城市,分裂和對立日益成為常態。資本主導的發展不僅創造了驚人的財富奇跡,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對立和社會危機,為自己制造了掘墓人。

  早在五十多年前,毛主席批判單干風時就嚴正指出:“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而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邪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這確實是近四十年來中國農村所發生的社會大變遷一個準確的畫像,也是對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必然發生的高瞻遠矚。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改造已經和正在進行的現實,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核心問題,它既是近四十年來三農發展的結果,又成為了觀察和分析現實三農諸問題的起點。

  201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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